公民权的艰难生长
张旭东
西人在需要的时候，总是强调对我偌大中华了解不够，中国人变化不在其预想中。可是他们却扎扎实实把汉学研究做得极其精致，还表现得如此谦虚。他们视野开阔，胆大心细，常在国人难以顾及的地方入手，开拓出一篇新领域，譬如这本《在中国城市中争取公民权》。
视野开阔加上规范严谨的研究方法，让西方学人即使通过一个小孔也能窥见中国的“大问题”，“公民权”就充当了这个窥视的孔道。通过深入浅出的论述，让人有柳暗花明豁然开朗之感。
公民权是个模糊的概念，其内涵在不同国家意义有别，但多数和外来者相联系——既有空间意义的，又有心理意义的。而厌恶外来者是全世界的普遍现象，即如书中引言“部分是因为他们漂泊不定的地位，让他们看起来更容易犯罪，干出越轨行为，最根本的是因为他们是外来人，滞留在那里，就已经破坏了游戏规则。”中国城市中的农民工就是这样的外来者，城市人担心他们侵夺工作机会，摊薄福利，还有种莫名的恐惧和忧虑。。
外来的农民工，本来不是制度内的事情。上世纪50年代起国家通过了大大小小的法律法规，在经济上举全国之力发展重工业的情况下，事实上建立了以农村补贴城市、城乡双轨的制度高墙。农民、农家子弟向城市的流动，以及不同城市间人员流动都在国家计划和掌控之中，几乎没有例外。偶尔存在的例外情况，也没有纳入制度的考虑范围。
这个城乡分隔，限制人员流动的制度，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已经根基深固。制度更衍生出城市人的诸多特权和福利，一方面表明当时重工业为主，城市公共产品的欠缺；另一方面也是计划思维深入社会细节的必然。但这阻碍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变革步伐，占人口多数的农民工和流动者长期以来都是“二等公民”、“三等公民”……甚至根本没有公民权保障。
制度有自我发展的逻辑，其在受到足够的冲击之前，都以维护既得利益、追求稳定秩序为要务。所以即使在上世纪90年代、及至新世纪，都屡见诸如孙志刚事件、深圳外地农民工无从管理的例子。
然而，面对市场化大潮，愈演愈烈的人员流动现状，旧有制度对此已经无能为力，城市的能力也以增强。制度开始松动，但是制度附着的利益方却先人一步，在用新方法腐蚀旧制度。我们看到的，就是旧制度妥协出来的怪胎：公民权的实现要么不完全，要么仍遥遥无期，但是一头栽入市场，无从翻身。
你们流动者不是争取公民权吗？可以提供，不过要拿利益来交换。寻租的空间一旦打开，制度就成了怪胎。公民权再次以利益标准重组，重新划分等级，底层人还是底层人，活在无权利的真空。而且，修正过的制度终究还是以秩序为重，纵容寻租，又形成一批城市人之外的利益团体。利用市场原则，除了重新分层，公民的公民权根本无从谈起。
书中叙述到上世纪90年代，而从那时起到如今，形势并没有根本变化，公民权也还是没有保障，只是多了各种管制机构。但是，管制只是计划思维的延续，难以解决问题，只能循环往复滋生无穷的新问题，比如户口问题、拆迁问题……权利，公民权应该自由地生长，譬如“浙江村”的自治，商会的兴起……政府应该抱着服务的态度，建立适应的制度，发展城市基础设施，满足公民的需求，而非一味钳制、片面追求秩序。何况，城市已非计划时代的城市，时代不同了，不是围起来几道高墙就能控制一切，国民流动更是理应拥有的自然权利。要不然，十年后，二十年后……我们还是只能空洞地谈论着“公民权”。
西人在需要的时候，总是强调对我偌大中华了解不够，中国人变化不在其预想中。可是他们却扎扎实实把汉学研究做得极其精致，还表现得如此谦虚。他们视野开阔，胆大心细，常在国人难以顾及的地方入手，开拓出一篇新领域，譬如这本《在中国城市中争取公民权》。
视野开阔加上规范严谨的研究方法，让西方学人即使通过一个小孔也能窥见中国的“大问题”，“公民权”就充当了这个窥视的孔道。通过深入浅出的论述，让人有柳暗花明豁然开朗之感。
公民权是个模糊的概念，其内涵在不同国家意义有别，但多数和外来者相联系——既有空间意义的，又有心理意义的。而厌恶外来者是全世界的普遍现象，即如书中引言“部分是因为他们漂泊不定的地位，让他们看起来更容易犯罪，干出越轨行为，最根本的是因为他们是外来人，滞留在那里，就已经破坏了游戏规则。”中国城市中的农民工就是这样的外来者，城市人担心他们侵夺工作机会，摊薄福利，还有种莫名的恐惧和忧虑。。
外来的农民工，本来不是制度内的事情。上世纪50年代起国家通过了大大小小的法律法规，在经济上举全国之力发展重工业的情况下，事实上建立了以农村补贴城市、城乡双轨的制度高墙。农民、农家子弟向城市的流动，以及不同城市间人员流动都在国家计划和掌控之中，几乎没有例外。偶尔存在的例外情况，也没有纳入制度的考虑范围。
这个城乡分隔，限制人员流动的制度，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已经根基深固。制度更衍生出城市人的诸多特权和福利，一方面表明当时重工业为主，城市公共产品的欠缺；另一方面也是计划思维深入社会细节的必然。但这阻碍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变革步伐，占人口多数的农民工和流动者长期以来都是“二等公民”、“三等公民”……甚至根本没有公民权保障。
制度有自我发展的逻辑，其在受到足够的冲击之前，都以维护既得利益、追求稳定秩序为要务。所以即使在上世纪90年代、及至新世纪，都屡见诸如孙志刚事件、深圳外地农民工无从管理的例子。
然而，面对市场化大潮，愈演愈烈的人员流动现状，旧有制度对此已经无能为力，城市的能力也以增强。制度开始松动，但是制度附着的利益方却先人一步，在用新方法腐蚀旧制度。我们看到的，就是旧制度妥协出来的怪胎：公民权的实现要么不完全，要么仍遥遥无期，但是一头栽入市场，无从翻身。
你们流动者不是争取公民权吗？可以提供，不过要拿利益来交换。寻租的空间一旦打开，制度就成了怪胎。公民权再次以利益标准重组，重新划分等级，底层人还是底层人，活在无权利的真空。而且，修正过的制度终究还是以秩序为重，纵容寻租，又形成一批城市人之外的利益团体。利用市场原则，除了重新分层，公民的公民权根本无从谈起。
书中叙述到上世纪90年代，而从那时起到如今，形势并没有根本变化，公民权也还是没有保障，只是多了各种管制机构。但是，管制只是计划思维的延续，难以解决问题，只能循环往复滋生无穷的新问题，比如户口问题、拆迁问题……权利，公民权应该自由地生长，譬如“浙江村”的自治，商会的兴起……政府应该抱着服务的态度，建立适应的制度，发展城市基础设施，满足公民的需求，而非一味钳制、片面追求秩序。何况，城市已非计划时代的城市，时代不同了，不是围起来几道高墙就能控制一切，国民流动更是理应拥有的自然权利。要不然，十年后，二十年后……我们还是只能空洞地谈论着“公民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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