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与观看之间横亘着世界
“让我们看这城市的风景，我们从此封闭在其中。堆积着一片铁匣子般的楼房，重重叠叠，甚至也有在路上快速行驶。身体之间的分离，正是分隔的普遍化的演出。在我们被召唤着走向生命终结的地方，在公墓里，这种布局形式达到了极点。”
这是法国小说家索莱尔斯写过的一段话，在与建筑家鲍赞巴克的对话录中，后者满怀热情地重述着它。《观看，书写》收录了这两位法国当代philosophes(法语，智者，文化高人)关于文学与建筑的六次对谈。
关于文学与建筑的微妙关系，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莫过于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的那段表述。在他笔下，巴黎圣母院的副主教克洛德右手指着一本拉丁文《保罗书信集注》，左手指着圣母院，满怀忧伤地说：“不幸，这一个将要扼杀另一个。”从中世纪开始，“文学将杀死建筑”，“文字的圣经”将杀死“石砌的圣经”的恐慌便一直存在着。
索莱尔斯与鲍赞巴克的对谈中始终埋藏着这样一条线索。不过，在建筑与文学早已不是你死我活的时代，他们的出发点是语言和空间，抵达于文学与建筑的遇合。
在古希腊以来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中，从“我思”之后，就没有了语言之外的思想。语言成为思想的唯一载体。有了语言，我们从各种混沌的感性世界中超脱抽离，命名、归类、选择事物。语言替我们省却了个人体验，我们不必体验或模仿事物与情感，而是去设想。语言成了找到经验的捷径。在西方，所有理性的思想运动都倾向于灵肉分离。人们曾经致力于生产出一种词语，一种思想的材料，不再适应于身体、感觉和感知。人们曾经想要制造出一种知性，不包含个人化的、迥异他人的身体的体验。法国大革命改变了一切，将西方带入浪漫主义时代。之后，艺术家的地位逐渐上升。艺术家成了主观的存在的历险的代言人，他的价值在于向世人传达个人历险的绝对的体验。与此相反，建筑师处在一种建设性的积极的山脊上，背负着沉重的历史与为他人建造的责任感。艺术家不再建造世界，建筑与文学各司其职。直到德国的包豪斯与俄罗斯的“构成主义”，才有了建筑与艺术的真正相遇。每个建筑都被要求独一无二，建筑进入了与艺术相同的“署名作者”时代。不论优劣，一律署名。
语言是否思想的绝对条件？颠覆语言的现代诗人给了我们否定的答案。诗人将世界无限扩大，大大超出了语言所期许和表述的范围。艺术家的语言释放了词语，搅乱了语法，正如索莱尔斯谈到诗人克洛岱尔时所说的那样，诗人的语言成为了一直极度敏锐的“感知器官”，统摄着五种官能，让人在相互交融的空间中航行。同样，一位建筑家也逃脱不了语言。但是，正如鲍赞巴克所说，“用语言谈建筑，我们感觉有什么东西逃逸了，消隐了，那就是空间。”空间不在语言的把握之中。
语言与可见物和空间，置身于一条河的两岸。人类在这两岸分别进化着，时而互换角色，却始终没有实现两个物种的杂交。可见物和空间形成一个特殊的场域，成为孕育建筑师梦想的背景。空间与语言，彼此陌生，也持久沟通。鲍赞巴克置身于二者的交融之处，他说：“建筑就像语言一样工作，建筑旨在成为一种语言。”
语言与空间，建筑、绘画与文学，二者如何打通？二位同声呼唤的，是不在语言把握之中的“感觉”，是个人化的体验。对使用日常语言的人来说，它可以是一种编码，一种阻塞个人化体验的危险之物，但对艺术家，它能够打开事物，抵达内心最独特的体验。它可以成为探究的原动力，让人能够在语言里感觉，倾听，观看。索莱尔斯说：“我写得越多，看见的越多。”在书写与观看之间，横亘着的是一个世界。倘不去书写，便看而不见。
《书写，观看》中处处存在语言与空间交融的范例。索莱尔斯有一部小说，叫做《固定的激情》，讲述的是一种体验。书中的叙述者想要自杀，他进入一种彻底消极的境况，这种彻底的消极让他开始有了一种感到空间上下起伏的体验。同时，叙述的文本也同样变得颠簸起伏。最终，这个一心向死的叙述者把枪扔进了塞纳河。在塞纳河的河岸上，叙述者感到每个事物都彰显出来，单独而陌生地兀立着，而他，不过是天地之间众多事物的一种。这些事物连同他自己，摆脱了任何方向，任何意义。死变得不再必须。在那本书中，恰恰是对建筑的体认让这种感觉得以呈现。它召唤着人们去重新把握对自身的感觉。建筑家鲍赞巴克精确地表达了这本小说的建筑性：“读这部小说，简直让我想用各种地点的拓扑学，用铺路石把它印刷成书。要摒弃直线化的形式，打破黏合在写作上的排版的统一性。这是一本在手中会爆裂的书，当你翻阅时，它会不断地回现。但在视觉效果上，一切却是正常的。这也正是为什么这本书让我联想到当代的城市。”读二人的对话录，始终像是在一座桥上穿梭，而桥，就是什么也不在，却连接着两处的所在。这场有关写作与建筑的对谈，原本就是被命名为“城市中的天桥”的活动的一部分。
我们置身于一个制造分隔的世界。学院乃至整个世界都被隔断，分割为各种技术、各个专业的领域，从事一种专业而又不在专业分工内的人变得难以想象。对于同时兼有小说家、画家、评论家和思想家等多重身份的索莱尔斯，饱读诗书的空间大师与思想家鲍赞巴克而言，这本对话录绝对不是两个不同领域的专家之间的技术性会晤。他们的对话指向一个打破隔断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身体与意识，过去与未来，艺术与技术，文学与建筑，不再彼此分离。打破隔断，意味着“介入空间”的动作：“打破过满的空间，在其中营造一种空的效果，一把尖锐的空的刀刃。”那是一个自由空间，全新的境遇，人们得以“与时间游戏”(海德格尔)。不论城市还是文字艺术，都只能在这片空无的场地中更新生命，让人自由呼吸。这就是为什么在谈话录的最后，他们那么热烈地谈论着城市尽头的大海，谈论着“无限的缩影”，这些充满希望的话语，给了《观看，书写》诗一般的句点。
《南方都市报》，20100321
这是法国小说家索莱尔斯写过的一段话，在与建筑家鲍赞巴克的对话录中，后者满怀热情地重述着它。《观看，书写》收录了这两位法国当代philosophes(法语，智者，文化高人)关于文学与建筑的六次对谈。
关于文学与建筑的微妙关系，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莫过于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的那段表述。在他笔下，巴黎圣母院的副主教克洛德右手指着一本拉丁文《保罗书信集注》，左手指着圣母院，满怀忧伤地说：“不幸，这一个将要扼杀另一个。”从中世纪开始，“文学将杀死建筑”，“文字的圣经”将杀死“石砌的圣经”的恐慌便一直存在着。
索莱尔斯与鲍赞巴克的对谈中始终埋藏着这样一条线索。不过，在建筑与文学早已不是你死我活的时代，他们的出发点是语言和空间，抵达于文学与建筑的遇合。
在古希腊以来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中，从“我思”之后，就没有了语言之外的思想。语言成为思想的唯一载体。有了语言，我们从各种混沌的感性世界中超脱抽离，命名、归类、选择事物。语言替我们省却了个人体验，我们不必体验或模仿事物与情感，而是去设想。语言成了找到经验的捷径。在西方，所有理性的思想运动都倾向于灵肉分离。人们曾经致力于生产出一种词语，一种思想的材料，不再适应于身体、感觉和感知。人们曾经想要制造出一种知性，不包含个人化的、迥异他人的身体的体验。法国大革命改变了一切，将西方带入浪漫主义时代。之后，艺术家的地位逐渐上升。艺术家成了主观的存在的历险的代言人，他的价值在于向世人传达个人历险的绝对的体验。与此相反，建筑师处在一种建设性的积极的山脊上，背负着沉重的历史与为他人建造的责任感。艺术家不再建造世界，建筑与文学各司其职。直到德国的包豪斯与俄罗斯的“构成主义”，才有了建筑与艺术的真正相遇。每个建筑都被要求独一无二，建筑进入了与艺术相同的“署名作者”时代。不论优劣，一律署名。
语言是否思想的绝对条件？颠覆语言的现代诗人给了我们否定的答案。诗人将世界无限扩大，大大超出了语言所期许和表述的范围。艺术家的语言释放了词语，搅乱了语法，正如索莱尔斯谈到诗人克洛岱尔时所说的那样，诗人的语言成为了一直极度敏锐的“感知器官”，统摄着五种官能，让人在相互交融的空间中航行。同样，一位建筑家也逃脱不了语言。但是，正如鲍赞巴克所说，“用语言谈建筑，我们感觉有什么东西逃逸了，消隐了，那就是空间。”空间不在语言的把握之中。
语言与可见物和空间，置身于一条河的两岸。人类在这两岸分别进化着，时而互换角色，却始终没有实现两个物种的杂交。可见物和空间形成一个特殊的场域，成为孕育建筑师梦想的背景。空间与语言，彼此陌生，也持久沟通。鲍赞巴克置身于二者的交融之处，他说：“建筑就像语言一样工作，建筑旨在成为一种语言。”
语言与空间，建筑、绘画与文学，二者如何打通？二位同声呼唤的，是不在语言把握之中的“感觉”，是个人化的体验。对使用日常语言的人来说，它可以是一种编码，一种阻塞个人化体验的危险之物，但对艺术家，它能够打开事物，抵达内心最独特的体验。它可以成为探究的原动力，让人能够在语言里感觉，倾听，观看。索莱尔斯说：“我写得越多，看见的越多。”在书写与观看之间，横亘着的是一个世界。倘不去书写，便看而不见。
《书写，观看》中处处存在语言与空间交融的范例。索莱尔斯有一部小说，叫做《固定的激情》，讲述的是一种体验。书中的叙述者想要自杀，他进入一种彻底消极的境况，这种彻底的消极让他开始有了一种感到空间上下起伏的体验。同时，叙述的文本也同样变得颠簸起伏。最终，这个一心向死的叙述者把枪扔进了塞纳河。在塞纳河的河岸上，叙述者感到每个事物都彰显出来，单独而陌生地兀立着，而他，不过是天地之间众多事物的一种。这些事物连同他自己，摆脱了任何方向，任何意义。死变得不再必须。在那本书中，恰恰是对建筑的体认让这种感觉得以呈现。它召唤着人们去重新把握对自身的感觉。建筑家鲍赞巴克精确地表达了这本小说的建筑性：“读这部小说，简直让我想用各种地点的拓扑学，用铺路石把它印刷成书。要摒弃直线化的形式，打破黏合在写作上的排版的统一性。这是一本在手中会爆裂的书，当你翻阅时，它会不断地回现。但在视觉效果上，一切却是正常的。这也正是为什么这本书让我联想到当代的城市。”读二人的对话录，始终像是在一座桥上穿梭，而桥，就是什么也不在，却连接着两处的所在。这场有关写作与建筑的对谈，原本就是被命名为“城市中的天桥”的活动的一部分。
我们置身于一个制造分隔的世界。学院乃至整个世界都被隔断，分割为各种技术、各个专业的领域，从事一种专业而又不在专业分工内的人变得难以想象。对于同时兼有小说家、画家、评论家和思想家等多重身份的索莱尔斯，饱读诗书的空间大师与思想家鲍赞巴克而言，这本对话录绝对不是两个不同领域的专家之间的技术性会晤。他们的对话指向一个打破隔断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身体与意识，过去与未来，艺术与技术，文学与建筑，不再彼此分离。打破隔断，意味着“介入空间”的动作：“打破过满的空间，在其中营造一种空的效果，一把尖锐的空的刀刃。”那是一个自由空间，全新的境遇，人们得以“与时间游戏”(海德格尔)。不论城市还是文字艺术，都只能在这片空无的场地中更新生命，让人自由呼吸。这就是为什么在谈话录的最后，他们那么热烈地谈论着城市尽头的大海，谈论着“无限的缩影”，这些充满希望的话语，给了《观看，书写》诗一般的句点。
《南方都市报》，2010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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