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褪色年代的微光

  《半生为人》有一种熟悉的气息，像家里洗干净压在箱子底下的衣服，忽然拿出来，旧了，但是味道却是熟悉的。它里面就是七十年代的气息，八十年代的气息。我曾经多么熟悉它们，并对它们念念叨叨——我肯定是赶不上八十年代的北京了，但我愿意听我的一位女朋友讲九十年代，那时候的北京，还残余着一些八十年代的气味，人们爱聚会，在聚会上朗诵诗歌，喝酒，谈文学，谈恋爱。我怀着崇敬跟憧憬听着这些逸闻。而她讲起来也神采飞扬。可这也改变不了一个事实，我离八十年代极为遥远，毫无瓜葛，并且，八十年代的理想主义，以及它的种种主题，都曾成为后来研究者的批判对象，那是不可避免的，从一个强横的意识形态阴影中分立出来的文学或理想主义，往往带着它所极力反抗的对立面的痕迹。
    《半生为人》就是这么一本八十年代的书，作者徐晓对自己的反省是苛刻而近乎自虐，对自己灵魂的追问也是无穷无尽。她丈夫周鹛英婚后不久就开始住院，她的生活变成永恒的医院——家中——单位，她每次回家都思量着这次能卖点什么，她想象有一天她搂着自己的孩子和丈夫坐在只剩下四堵墙的家为终于穷尽一切可能而无比平静。但她的压力又远不是钱可以解决。她读过的书里说，妥思妥耶夫斯基曾经说，我害怕我配不上我的痛苦。徐晓骄傲地说，自己的丈夫周鹛英，配得上他所受的痛苦。
    “他总是静静的，没有人听到过他喊叫或者呻吟，“打碎门牙往肚里咽”是他的看家本领，让所有人都走开一个人静静地呆着是他的拿手好戏。那时我之所以有时候要一天三次往医院跑，是知道他不到万不得已绝不会轻易喊医生或护士，常常是高烧三十九度还没人知道。下胃管对于他好像是吃面条，不管什么样的治疗，不管是年轻大夫，还是实习护士，他总是说：来吧，没关系，一次不行再来第二次，第三次……他手臂上总是青一块紫一块的。新来的护士觉得奇怪，为什么这个病人那么特殊，不是他听护士的而是护士听他的。医生告诉她：这个病人特别能忍，如果他说痛就一定是真痛，给他用止痛药不用医嘱。”“其实他并不是天生的强者，只不过他清楚自己的位置，懂得怎样成就自己，如同北岛懂得怎样使诗句来得响亮，史铁生懂得如何把小说写得精彩；或者说，如同一个工人懂得如何把活儿干得尽可能漂亮，一个厨师懂得如何把菜尽可能炒得地道。”——这些像秤砣一样沉重的句子里，满满全是八十年代的味道。那是一个人们寻找生命意义的年代，周鹛英通过对痛苦的忍耐和征服，塑造他作为人的尊严。而徐晓，她的方式是女人式的，她看护丈夫，同时担心被她单独留在家里的三岁的儿子。她去求厂家施舍给她一种特效药，同时为自己的卑微和不能回报而痛苦不安。她永远是不安的，焦灼的，即使丈夫的葬身之所她都感叹自己不能为他找到一个更理想的地方。可是她也配得上她所受的痛苦。无论站在上帝或是任何人的面前，她的灵魂都熠熠生辉。不止一次，看这本书时，我想到佛教中说的“甘露”，她就有这种能力，她可能不够强大，没能力挣50万的年薪让家人过得更好，她也不是像北岛和芒克那样的天才诗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一笔。她以她的方式成就了自己——以对痛苦的忍耐和无休止的行动，以她并不完美却柔和强大的女人的力量，像一颗菩提心，微微地却是持续不断地发着光。
    “也许上帝最终对一切人都是平等的，他绝不把你承受不了的东西强加给你。”她这么说，也平静地领受了自己的命运。她的命运不算这本书里最坎坷的。她说，从六、七十年代过来的人，坐牢不算什么特别经历。一次聚会，在座六人，四人坐过牢。而她跟朋友的两人聚会里，两人都曾坐过牢。坐牢不算什么，没有自由、行动受限制不算什么，当你生活在一个权利受到限制的年代，要么你放弃自己的权利，要么你就是这个现实社会的叛逆者。她觉得当一个社会的叛逆者也不算什么。可是她说，“一个人，并不能因为承受了足够多的苦难，就可以无视、藐视别人的苦难；至少，它还可以让你记住：你没有资格把你的所谓苦难经历当成个人的人生资本，因为付代价的决不只是你一个人，甚至不只是你的亲朋好友，还有许多完全与你无关的人。”这种话令我震惊。要对自己灵魂穷究多少次，才能不仇恨、不虚荣、不当作资本去谈论自己受过的苦难和迫害，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她无愧“八十年代”。八十年代因为有了她，有了她这些话，让我重新打量，并且肃然起敬。
     写到这里，我还是不知道八十年代是什么样的。如果说是纯粹、理想主义、不计成败得失地追求精神，我觉得徐晓和她的这本书是的。但她的这本书，我认为，也已经超越了充盈于八十年代的政治阴影。她当然也写政治，不可避免，不管她把自己的牢狱之灾简化到多么轻描淡写，那个时代的人和命运都摆脱不了政治的阴影。但她在《华盛顿通信》中，对一位想保护儿子远离中国文化基因里的邪恶和虚伪的母亲说，“相对于政治的社会的道德的标准来说，审美是更稳定更恒久的标准，只是它也许比任何标准都更高更完美，因而更加难以企及。”她自己，在审美层面上，与儿子达成了共识。而我，为这句话，深深地感谢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