洁净的器皿和甘露

1 一八五六年，老沙皇尼古拉一世服毒自杀，新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即位，新政使人们对尼古拉一世登基时发生的十二月党人起义又产生了新的热情，但是一贯反对权威的托尔斯泰对“挖出这些老古董”很不以为然，结果被比他大十岁的屠格涅夫用书信狠狠地教训了一番，这也使他对这段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其后他开始构思一篇关于当时回国的十二月党人的小说，但是他发现为了揭示这些十二月党人的思想，就要回到一八二五年的起义，而要写一八二五年的起义，又要去写这些人在起义时思想产生的萌芽，也就是说要回到这些人的青年时期，亦即一八O五、一八O七、一八一二年的反对拿破伦的战争时期，从而使这小说的构思产生了质的变化，这个小说最终没能写成，但正由于这个构思和要把一切弄清楚的专注精神，俄罗斯文学史上产生了这部伟大的《战争与和平》。 《战争与和平》只写到十二月革命的前昔，写到书中以十二月党人为原型的皮埃尔•别祖霍夫有志建立秘密协会为止。这部小说的故事以这四个主要人物的转变穿插叙述而成。他们分别是安德列•博尔孔斯基、皮埃尔•别祖霍夫、尼古拉•罗斯托夫和鲍里斯•德鲁别茨科依，除了安德列公爵是托尔斯泰本人的理想原型外——曾致力于改革农奴制的实验（因此他在书中死去），其他三人都在十二月党人中有其原型（因而都活了下来）。特别是皮埃尔•别祖霍夫因为加入共济会而对神秘主义的兴趣（托尔斯泰曾与赫尔岑通信因为确认了这些十二月党人有信奉神秘主义的倾向而兴奋），还有鲍里斯•德鲁别茨科依（现实中是特鲁别茨科依）的临时变节倾向，以及尼古拉•罗斯托夫的脾气暴燥，但做事勇敢果断的性格，这在十二月党人起义历史中都有记载。 托尔斯泰是写战争的大师，从那三篇关于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的小说，他就把很多写战争的作家甩在身后，这篇小说在在写作上当然更胜一筹了。这本小说大部分篇幅都是写战争，托尔斯泰不仅把每次战争（特别是奥斯特利茨三皇会战和波罗蒂诺大会战）写得各不相同，而且更要反驳战争史中的荒谬的记载。如果说历史学家是把战争符号化，传记家们把战争舞台化，那么他就是把战争外景化、大自然化。 托尔斯泰极力反驳历史学家们的军事天才说，于是他就在这本书里对拿破仑大加嘲弄（总是描写他肥胖的小手和狡诈的手套，以及描写他享受被贴身侍卫象刷他的阿拉伯小马一样刷遍全身的滑稽场景），但是这里有一个矛盾，那就是他一边嘲弄拿破仑的天才，一边又在书中大力颂扬巴拉格季翁和库图佐夫的天才。其实要解释这个矛盾并不困难，托尔斯泰在颂扬后者的时候，颂扬的不是他们的智谋，而是他们面对战争的那种顺其自然但又威武不屈、依靠人民的心态（库图佐夫虽然在战争中步步退却，但仍是一口咬定法国人将被迫吃马肉；而巴拉格季翁在指挥战斗的时候，总是对报告请示的人频频点头，但是什么也不说，只在必要的时候以身作责发起冲锋）。在这本小说里，托尔斯泰一方面对“顺其自然“的理念加以诠释，一方面尽力推崇卢梭“回归自然”的主张。 2 托尔斯泰从很早就开始读卢梭，他的思想总是带有卢梭的烙印。卢梭是法国大革命之父，其思想核心就是反对文明，回归自然。他认为人们越是追求文明，仰慕天才，生活就越来越虚荣、矫饰、窒息、弱不禁风，而只有回归到自然的状态才能制订原始的契约，建造出理想的社会（这一点被伏尔泰大加讽刺，说人们读了卢梭的书以后应该去学习四只脚走路，然后埋头吃草）。卢梭思想的必然推论是没有受到文明教育（或毒化）的下层民众不仅值得颂扬，而且应该是未来的主人，其生活方式也是理想社会的天然雏形。当然喽，卢梭并没推这么远，但这却是民主主义思想的萌芽（他的契约论则有共和主义的萌芽）。而卢梭思想投射到托尔斯泰精神上，就是托尔斯泰一生都在从反思文明中追求“心灵净化”和“自我完善”。 在《战争与和平》中，那一段发生在皮埃尔•别祖霍夫生活的转变堪称本书的精华，而且也是一条最容易被人忽略的主线。它讲的是皮埃尔•别祖霍夫在决斗中意外打伤了他妻子的情夫——他本人的老友——多洛霍夫而感到苍惶、茫然、心灰意冷并尽力逃离家庭，他并不爱自己的妻子，但又不能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和自己今后要怎么生活，苦恼的要死，然后路遇老共济会会员巴兹杰耶夫。这个巴兹杰耶夫几乎一下子就看透了他的生活，并解开了他的生活之结。 巴兹杰耶夫立刻向他指出这是因为他没有信仰，而没有信仰就不可能知道什么是生活。因为信仰可以让人得到最高智慧，不认识最高智慧就只能活在一种似懂非懂、蒙昧无知、浑浑噩噩的生活之中，既受命运摆布，又受命运愚弄，还要被迫向自己的生活自欺欺人地说幸福。这些话对我们现代人也具有醍醐灌顶的效果。巴兹杰耶夫的话能带给我们如下反省： 所有漫不经心的生活都只是生活的某种虚空形式，如果一个人意识不到这点，那就不是为自己生活，而是为生活牺牲，为生活卖命、奔波、劳苦；为达不到的目标烦恼，为不需要的权利而鼓噪；在生活的泥潭里打滚，把自己弄得污浊不堪。一旦前景破灭，就会苦不堪言，虽然为了自己解脱的缘故把生活的物质意义说得诤诤有词、言之凿凿，死后带走的仍是被人一眼看穿的孤独，这样的生活仅仅值得人死后再死一次了。 在托尔斯泰的另一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里，伊凡•伊里奇在死前终于意识到自己和全家人都生活在这种虚枉的生活形式中，而他之前对他的妻儿态度粗暴也概因于此，于是，当他的儿子来看他的时候，他本想说一句“原谅我吧”，但是最终却没说出来，只是扭过头说了句“让我去吧”，这确实是惊人而可悲的一幕，一个人死前可以原谅所有的人，却无力原谅这种虚无的生活。 不过令皮埃尔不解的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既使人们对文明孜孜以求，带着强烈的向往，以求得这世上所有的艺术和科学知识为目标——这里面绝对不乏最聪明的人——但是为什么就是他们也得不到那种最高的智慧呢？下面是巴兹杰耶夫的回答，这个回答让人惊讶： ”“我不明白。’皮埃尔说‘人的智力为什么不能达到你所说的那种认识呢？’ ”共济会员露出忠厚长者的微笑。 “‘至高无上的智慧和真理，正如我们想要汲取的最洁净的甘露，‘他说，’我能用不洁净的器皿盛这种甘露，而评论它是否洁净吗？只有把内心洗净，我才可能使所汲取的甘露保持一定程度的洁净。“” 以上肯定也是托尔斯泰一辈子所遵循的至理名言了，追求良知，洁心养性，回归自然，必能获得最高智慧看透生活，这也是托尔斯太思想的精神甘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