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在广播剧年代
爱在广播剧年代
——读《胡利娅姨妈与作家》
范典
几个貌似怪异的人挤在一个全封闭的小房间内，通过导演的安排，用声音扮演着各自的角色。无论是刮风下雨、火灾、地震、挤轧现场，人声配合特技音效，类似于一出电影幕后的配音场面——不错，这一切都发生于秘鲁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胡利娅姨妈与作家》一书当中，只不过他描写的是广播剧直播的现场，在那个电视媒体还未现身的年代，人们聊以精神慰藉的最直接最迅疾的方式，便是听广播。
这本书含量之丰富令人吃惊，两条线索一虚一实，（虚者）借助于广播剧形式，单独成章，间隔于（实者）作者年轻时候的一段经历当中。略萨回忆了自己１９岁时与胡利娅姨妈相恋的过程，后者比他大１０岁，刚离过婚，并且是他舅妈的妹妹。当然，如果作者仅凭这段惊世骇俗的恋情就想实打实地征服读者，那么这部１９７６年完成的作品就不会流传至今，压根只会沦为猎奇作者人生的花絮资料。
刚开始阅读时，你会摸不清作者的意图，撇开那段真实经历，间隔展开的小故事，并没有丝毫联系，尽管故事本身非常有吸引力，天马行空，绘声绘色，而且这些故事本身存在一定的社会争议性。一场光鲜的婚礼背后隐藏的兄妹乱伦行为值不值得同情？一个无意闯入大都市的印第安土著人该不该枪毙？信仰与道德在一宗离奇强奸案中哪个最具凭证力……每则故事发展到最高潮阶段，便被作者以一连串的疑问句戛然而止。就像中国的章回体小说，留下一个“请听下回分解”的悬疑——可是这些故事没有后续，只在读者心中留下了一个个问号，这似乎又在衬托略萨自己这段值得世人深思的恋爱经历。读到中间，你才从一些提示中得知，这些小故事原来都是那个被称为天才剧作家的彼得罗·卡玛乔创作的广播剧。
一个大学还未毕业的学生，被整个家族寄予厚望，却无意间遇到离婚后的胡利娅姨妈并坠入爱河，之后冲破家人百般阻挠和社会公允步入了婚姻殿堂，这更像是叛逆青年对传统家教的忤逆之举。这种爱情已不纯粹是私人行为，因为关涉到名声、家族、社会、道德、伦理、法律……恋爱本身的浪漫气质显得单薄而孤立起来，然而这条线索的发展因建立于现实本身，有很多突变因素和不确定性，便使读者产生急于求解的心理；而那些追求听觉快感、强烈压缩人生的传奇性的广播剧，虽然具有振聋发聩式的社会效应，却难免陷入一种既定的模式当中，挑战人们想象力的天马行空的情节、荒谬离奇又极具社会争议的话题，以致最后剧作家本人思想也变得紊乱，此前曾在广播剧中出现的人物又重新出现，或死后复活或身份改变——一天１３小时的高负荷脑力劳动，让这位在略萨心中可与巴尔扎克相提并论的剧作天才最终精疲力竭，并被送入精神病院。
于是在读者心中产生一种奇妙的效果：虚构的故事虽离奇出跳，却在与现实部分的较量中败下阵来。你会厌倦读这种情节性的文字，而沉迷于青年略萨与姨妈的爱情故事。这是现实立场与头脑产物之间的拉锯战，恋爱由不确定走向确定，而故事则逐渐走向毁灭。彼得罗·卡玛乔所代表的草根作家是那一特殊时代的牺牲品，人们在物质丰裕的情况下对精神生活渴求至极，便导致民营媒体之间的恶性竞争，广播剧成为普罗大众必不可少的精神食粮。而这种需求也直接导致创作者沦为商业竞争中的一枚棋，讲究效率、离奇、现实性和五花八门，不仅榨干了创作者的脑髓和精力，也使其努力建构的虚幻世界訇然崩塌。这便产生了两层意义：商业利益与精神创作之间的矛盾、以讽谕姿态消弭了现实情境的冷酷。这个人物的存在，寄予了作者对其的怜悯，也映射了社会残酷的评判力：并非因为你为大众制造了娱乐而名垂青史，在粗制滥造的创作背后仅凭想象力是不够的，而要植根于一定的社会和现实基础。就像略萨本人所说的：“作家应该像兀鹫啄食腐肉那样，抓住现实生活中的丑恶现象加以揭露和抨击，以加速旧世界的崩溃。”
结构现实主义的特点便是要使得故事呈现“立体性”，作为结构现实主义文学的领军人物，略萨在这部小说中，采用了“两条腿走路”的方式，使两个线索往各自方向平稳迈进。两条线索相互支撑，广播剧异彩纷呈，像巴尔扎克的系列短篇，织就了一幅社会各阶层汇聚的风俗画卷，提供了丰富、坚实的人文价值；而略萨自传性质的描述，则使得简单而纯粹的爱情故事衍生出新一层的魅力。在略萨不顾父母和亲戚的阻挠，出卖劳力、典卖家当，凑齐路费与姨妈逃往另外城市共结连理时，却因未到结婚法定年龄而一次次遭受磨折和耽搁，你会为他们这种冒险而提心吊胆，也为这种不自量力而兴奋激动，从家庭出逃至社会，这一路颠簸更坚定了爱情的信念。而我从中读到了类似于阿巴斯电影中的戏剧性，正是由朴素情怀中散发出来的简约，才日久弥新。
这段婚姻虽然维持不久，但因为文学作品的存在，导致后续一些事件的发生：胡利娅为了剔除社会对这件事的横生枝节，自己口述成册写就了《作家与胡利娅姨妈》，而她与略萨在离婚后的口侏笔伐、甚至导致他们所处的地域之间的论争——看来，这部小说与他个人的经历相映成趣，构成了立体式的３Ｄ影像效果，既真实又虚幻，确实略带戏谑的印证了他所说的：“小说这种题材的出现并不是为了讲述真实的感情，真实的事情一旦走向虚构，它们总是变成谎言。”
——已载于《深圳晚报》
——读《胡利娅姨妈与作家》
范典
几个貌似怪异的人挤在一个全封闭的小房间内，通过导演的安排，用声音扮演着各自的角色。无论是刮风下雨、火灾、地震、挤轧现场，人声配合特技音效，类似于一出电影幕后的配音场面——不错，这一切都发生于秘鲁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胡利娅姨妈与作家》一书当中，只不过他描写的是广播剧直播的现场，在那个电视媒体还未现身的年代，人们聊以精神慰藉的最直接最迅疾的方式，便是听广播。
这本书含量之丰富令人吃惊，两条线索一虚一实，（虚者）借助于广播剧形式，单独成章，间隔于（实者）作者年轻时候的一段经历当中。略萨回忆了自己１９岁时与胡利娅姨妈相恋的过程，后者比他大１０岁，刚离过婚，并且是他舅妈的妹妹。当然，如果作者仅凭这段惊世骇俗的恋情就想实打实地征服读者，那么这部１９７６年完成的作品就不会流传至今，压根只会沦为猎奇作者人生的花絮资料。
刚开始阅读时，你会摸不清作者的意图，撇开那段真实经历，间隔展开的小故事，并没有丝毫联系，尽管故事本身非常有吸引力，天马行空，绘声绘色，而且这些故事本身存在一定的社会争议性。一场光鲜的婚礼背后隐藏的兄妹乱伦行为值不值得同情？一个无意闯入大都市的印第安土著人该不该枪毙？信仰与道德在一宗离奇强奸案中哪个最具凭证力……每则故事发展到最高潮阶段，便被作者以一连串的疑问句戛然而止。就像中国的章回体小说，留下一个“请听下回分解”的悬疑——可是这些故事没有后续，只在读者心中留下了一个个问号，这似乎又在衬托略萨自己这段值得世人深思的恋爱经历。读到中间，你才从一些提示中得知，这些小故事原来都是那个被称为天才剧作家的彼得罗·卡玛乔创作的广播剧。
一个大学还未毕业的学生，被整个家族寄予厚望，却无意间遇到离婚后的胡利娅姨妈并坠入爱河，之后冲破家人百般阻挠和社会公允步入了婚姻殿堂，这更像是叛逆青年对传统家教的忤逆之举。这种爱情已不纯粹是私人行为，因为关涉到名声、家族、社会、道德、伦理、法律……恋爱本身的浪漫气质显得单薄而孤立起来，然而这条线索的发展因建立于现实本身，有很多突变因素和不确定性，便使读者产生急于求解的心理；而那些追求听觉快感、强烈压缩人生的传奇性的广播剧，虽然具有振聋发聩式的社会效应，却难免陷入一种既定的模式当中，挑战人们想象力的天马行空的情节、荒谬离奇又极具社会争议的话题，以致最后剧作家本人思想也变得紊乱，此前曾在广播剧中出现的人物又重新出现，或死后复活或身份改变——一天１３小时的高负荷脑力劳动，让这位在略萨心中可与巴尔扎克相提并论的剧作天才最终精疲力竭，并被送入精神病院。
于是在读者心中产生一种奇妙的效果：虚构的故事虽离奇出跳，却在与现实部分的较量中败下阵来。你会厌倦读这种情节性的文字，而沉迷于青年略萨与姨妈的爱情故事。这是现实立场与头脑产物之间的拉锯战，恋爱由不确定走向确定，而故事则逐渐走向毁灭。彼得罗·卡玛乔所代表的草根作家是那一特殊时代的牺牲品，人们在物质丰裕的情况下对精神生活渴求至极，便导致民营媒体之间的恶性竞争，广播剧成为普罗大众必不可少的精神食粮。而这种需求也直接导致创作者沦为商业竞争中的一枚棋，讲究效率、离奇、现实性和五花八门，不仅榨干了创作者的脑髓和精力，也使其努力建构的虚幻世界訇然崩塌。这便产生了两层意义：商业利益与精神创作之间的矛盾、以讽谕姿态消弭了现实情境的冷酷。这个人物的存在，寄予了作者对其的怜悯，也映射了社会残酷的评判力：并非因为你为大众制造了娱乐而名垂青史，在粗制滥造的创作背后仅凭想象力是不够的，而要植根于一定的社会和现实基础。就像略萨本人所说的：“作家应该像兀鹫啄食腐肉那样，抓住现实生活中的丑恶现象加以揭露和抨击，以加速旧世界的崩溃。”
结构现实主义的特点便是要使得故事呈现“立体性”，作为结构现实主义文学的领军人物，略萨在这部小说中，采用了“两条腿走路”的方式，使两个线索往各自方向平稳迈进。两条线索相互支撑，广播剧异彩纷呈，像巴尔扎克的系列短篇，织就了一幅社会各阶层汇聚的风俗画卷，提供了丰富、坚实的人文价值；而略萨自传性质的描述，则使得简单而纯粹的爱情故事衍生出新一层的魅力。在略萨不顾父母和亲戚的阻挠，出卖劳力、典卖家当，凑齐路费与姨妈逃往另外城市共结连理时，却因未到结婚法定年龄而一次次遭受磨折和耽搁，你会为他们这种冒险而提心吊胆，也为这种不自量力而兴奋激动，从家庭出逃至社会，这一路颠簸更坚定了爱情的信念。而我从中读到了类似于阿巴斯电影中的戏剧性，正是由朴素情怀中散发出来的简约，才日久弥新。
这段婚姻虽然维持不久，但因为文学作品的存在，导致后续一些事件的发生：胡利娅为了剔除社会对这件事的横生枝节，自己口述成册写就了《作家与胡利娅姨妈》，而她与略萨在离婚后的口侏笔伐、甚至导致他们所处的地域之间的论争——看来，这部小说与他个人的经历相映成趣，构成了立体式的３Ｄ影像效果，既真实又虚幻，确实略带戏谑的印证了他所说的：“小说这种题材的出现并不是为了讲述真实的感情，真实的事情一旦走向虚构，它们总是变成谎言。”
——已载于《深圳晚报》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