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日记
知道夏志清，是因为他一手捧红了（或者说再次捧红了）张爱玲，此后一切文学史提到港台和大陆的第二次“张爱玲热”，便略不去夏志清这一笔。而夏志清之吸引我，部分原因也是其赤子之心：一般文学评论，极少有这么热情洋溢，带有这么“强烈的偏见”。
这种特点让夏志清的评论少了学究气，多了人情味：“一个批评家如果没有偏见，就等于没有文学上的趣味”。当然，这些“趣味”也使得夏志清的一些考语（无论是批评还是赞扬）显得有些肉麻，不少批评家就喜欢把这种肉麻当做一种“意识形态偏见”大加鞭笞。要从意识形态上攻击夏志清其实是非常容易的事，中国的三四流网民要完成这项任务也不费吹灰之力。但如果真的读过，哪怕是略读过夏志清的文评，便知道他要说的是另外一些东西：在任何时代，作家都应该以本身的性灵为最高准则（这里的性灵与林语堂的“性灵文学”不是一个概念），不应为了一时的政治宣传而浪费自己的才华。他对巴金作为一个文学家的成长过程的评价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如果说夏志清真的有什么不足之处，也在于他太珍惜自己作为一个“热心读者”的角色，有时无法跳出这个框框。
这个版本是大陆的增删本。“增删本”三字容易让我等读者气结，特别是这些增删并不是为学术上的需要。这个版本算删得高明，但有心人依然能从某些戛然而止的段落中看出蛛丝马迹。
值得一提的是，中文翻译校对工作因为网罗了李欧梵、水晶、王德威等学者，字句典雅，纯熟干净，实属难得。
第一编
二十世纪初的小说界，就影响力论，鲁迅自然是第一人。
夏志清从文学角度并不完全赞成鲁迅，这毋庸置疑；但夏志清算得上鲁迅的知音人，这却也毋庸置疑。第二章对鲁迅两本小说集《呐喊》和《彷徨》的分析非常到位，夏说这是“新文学初期的最佳作品”（从本书的语境来讲，这并不算什么很高的评价）。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夏志清反复提到了几个词：“坦诚”“温情”“困惑”
鲁迅的坦诚处与困惑处，在于他对情感矛盾的明确表达，这在《孔乙己》、《故乡》、《药》等小说里都有表述，近年来众多鲁迅研究者也有类似论述。
而夏志清说鲁迅的“温情主义”与不彻底，却深得我心。鲁迅自言“须听将令”，“凭空在夏瑜的坟上添上花圈”，这事实上等于把他自己对革命的疑惑藏了起来，以失去文章的深度为代价，甚至以违背自己的良知为代价，对中国的青年不加区别地疼惜和鼓励。大陆苦心营造的“战士”形象，其实某种程度上是虚幻的，是鲁迅本人与时代共同构建的幻影。真实的鲁迅远比这个形象复杂得多，深刻得多。
鲁迅是个心软的人，这注定他无法成为一流的杂文家：他不彻底，他袒护着那些需要觉醒的“孩子”，这是他自己也承认的。说鲁迅面冷心冷，一味乱骂的人，实在是没有读懂鲁迅：他必定对中国有极大地慈悲和疼爱，才能瞒下自己的困惑和黑暗处，才能违背本心，鼓励后来的青年；说鲁迅伟大得无所不能纤尘不染的人，也是没有读懂鲁迅：在某种程度上，鲁迅纵容了他那个时期的非理性势力，他对青年的袒护以及后来的左倾，使激进势力缺乏应有的警告。
夏志清对叶圣陶小说的分析在大陆小说史中也是罕见的。我们至多说到《多收了三五斗》和《倪焕之》两篇，而且拘泥于粗暴的“阶级分析”，本书却从个人矛盾、同情和语言讲去，让人豁然开朗。
书内对冰心的评价算是中肯，夏先生显然对此提不起批评或赞美的兴趣。这让我略略有些下作的失望：本人是从来讨厌冰心那种情感泛滥式的表达的。冰心的品位和叙事主题算得上高雅晶莹，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一下笔就搞得跟琼瑶抒情一样（当然冰心比琼瑶高明太多太多），滥情得让人心烦。
最让我惊喜的是对凌淑华的评价：“她一开始就显示出一种较成熟的感性和敏锐的心理观察”，“整个说起来，她的成就高于冰心。”一直以来我都被告知冰心和凌淑华不是一个层次的，冰心有大爱，凌淑华就是一小女人，于是我想自己较为喜欢凌淑华可能是本身趣味不高的缘故。今日读到此处，恨不能击掌叫好，尤其末尾那一句凌淑华“得到一些欣赏力较高的读者的偏爱”，更是极大满足了我这个肤浅读者的虚荣心。
第二个让我大喊“痛快”之处便是本书对郭沫若的评论。以下这段话似乎不应出自一位严肃的文论家之手，但我认为再没有比这个评价更得我心的了：“他（郭沫若）的译作是否可靠，译文是否可读，大有研究的余地。他对古代中国的研究有无价值，也有问题。至于文名所系的创作，实在说来，也不过尔尔。民国以来所有公认的头号作家之间，郭沫若作品传世的希望最微。到后来，大家只会记得，他不过是在他那个时代一个多姿多彩的人物，领导过许多文学与政治的活动而已。”郭沫若文名甚著，而且还是因了文学以外的原因，所以成了大陆文学界一个不能批评的榜样。但在那一堆政治意味极浓的头衔之下，许多资深读者对郭的笔力都有一种心照不宣的疑惑。
至于郁达夫，夏志清更注重的是对他全新写作方式和自我暴露的坦诚。郁达夫对中国文学有特殊的影响。《沉沦》对情欲的露骨描写在当时的青年读者中引起一种极度的痴迷，甚至是模仿的热潮。香港中大徐子东就曾对郁达夫大加赞赏。但从当代读者的角度来看，郁达夫笔下的心理描写并没有到非常了不起的地步，反而因为隔了一个时间段，显出了文字本身的没有节制。“尽管他坦白，他有时也装腔作势……他的自传体主人公花样太多了”。眼花缭乱的心理异态背后的主题有时略显苍白。
第二编（1938-1937）
我们这一代普通读者要面临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如何在质量参差的现代三十年文学中寻找读物。
在经历过一次剧烈的转折以后，那三十年中许多被奉为经典的小说已经被证明是粗制滥造的政治产物，而当时被唾弃的“反动作品”如今也已大行其道。
在这个过程发生了另外一种专制：凡是那三十年流行的文学，都是不好的；凡那时被打入冷宫的文学，都是值得一看的。既然如此，我等读者当然犯不着费脑子在一本一本地检阅，自然而然就把茅盾巴金等人的作品弃置一旁了。当年巴金逝世，报纸铺天盖地都是对这位“说真话”的老人的滥美之词，但那些俗套的赞美和千篇一律的评价无不暗示那些编者与作者根本没有认真阅读过巴金的作品。
与我有同样问题的读者可以从夏志清对这些人的评价中受益：夏并不急于给每个人定性，而是把注意力放在他们的文学成长过程中，客观精炼，一针见血。
夏把茅盾这一时期作品的特点概括为“绚烂中有哀伤”。从我模糊的印象中看来，这个评价还是很恳切：茅盾的早期作品的确有一种不属于“革命乐观主义”的，理性的哀伤，兼之爱用女性视角，字句自然也有不同一般的细腻。
写巴金的一篇我最为喜欢，道出了巴金的情感泛滥（以及与此相随的文体稚拙），对无政府主义的推崇，小说的缺乏真实感。这实在是巴金小说的硬伤：“他笼统地描绘了一个有着爱情和革命却缺乏真实感的世界。……作品中找不出一点具体的中国风气和风景……巴金的想象力，完全没有收到官感的滋养：它只是卖弄陈腔滥调”。巴金善于“吟诵”，但他的文笔显然无法支撑这些浮夸的感情。把这篇与第三编中《寒夜》时代的巴金对比起来读，你会更了解这个热情洋溢者的成长历程，并且会对他感到那么一点喜爱之情。
沈从文算是那个时期的一个“另类”，王摩诘一样的山水田园，又带有西方牧歌式文体，同时穿插了一些让人毛骨悚然的原始习俗。他大写砍头和杀人，却丝毫无损小说里那种清洌洌的田园之美。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作家。夏志清一言中的：“他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伟大的印象主义者”，清新，宁静，但是忧伤。
当然，夏志清一如既往要给当时的左派小说家定下一个“调调”。许多人大抵一看至此就开始迫不及待地搬出“意识形态偏见”这个词，但无论如何，他定下的这个“调调”我估计无人可以反驳：
“他们在维护人个完整上所做的努力是值得我们同情与钦佩的，但我们没有理由因此就原谅他们早期所写的粗浅宣传著作。不管他们的动机是如何的高尚，他们如此轻易地接受了宣传，就证明他们缺少智慧，而智慧是创作成熟文艺作品不可或缺的条件。”
第三编（1937-1957）
虽说文章憎命达，但在讲究“文以载道”的中国，民族战争时期的文学成就是乏善可陈的。
相对于以前循环往复的王朝更替时那种感时伤怀的诗人式抒情，抗战时期可算是中国现代民族意识真正觉醒之时。随之而来的政治动员则需要“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在这种情况下，戏剧作为“扫盲”的最有效武器，开始大行其道。
曹禺此时声名鹊起，郭沫若三个月内写了三本大型历史剧。从今天的眼光看来这些作品很不成熟，同样不成熟的还有矛盾老舍巴金等人的小说。夏志清认为此时的白区或红区文学完全被时势左右，失去了对文艺的追求，只有沦陷区的文学突然绽放出骇人的光彩。
我的文学趣味与夏志清大抵是相似的，也是更喜欢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认为他们当之无愧代表那个年代文学的最高成就。
但窃以为夏对其他抗战文学未免苛刻：中国文人没有“超脱”的传统，而是始终对现实有浓厚的兴趣，甚至不愿意放弃社会主流道德评判。从文学批评角度看，他们的确是做得太差了，但夏字里行间对他们这些稚嫩诚心的嘲讽却让我看得不太舒服。
动机的高尚自然不能成为为其文学作品辩护的理由，但反过来，文学作品的拙劣也不能成为攻击其道德的理由。夏志清在这方面显然缺少必要的“同情”心。
十四章写得最好的我认为还是巴金那一段，巴金《寒夜》时期的作品更为克制，更为真实，因而也更为动人。
然后是张爱玲。我自认为已经是十分典型的“张迷”了，但有些地方还是让我略微感到肉麻，尤其是他将《秧歌》目为“中国小说史上的不朽之作”。据我看去，《秧歌》充其量只能算是张爱玲才气的苟延残喘。我手头没有《秧歌》这篇文章，一时也找不到相关段落，但就我当时阅读的感受来说，张爱玲的确无力驾驭所谓“农村题材”，因为缺乏了解，《秧歌》其实少了夏志清最为珍视的“真实感”。从这一点看，《秧歌》甚至比不上赛珍珠的《大地》等小说。
其余评价是否公允，我想我是有些无力批判了。因为我是太爱张爱玲了，夏加諸她身上的滥美之词可谓句句打到我的心里，我这个“张迷”也只有击节叫好的分了。
下一章同样如此。钱钟书是我喜欢且非常崇拜的一个作家。他的讽刺手法、意象营造和心理刻画，以及这三者的巧妙结合，当时中国找不出第二个，如今的中国也找不到后来者。某种程度上说，钱钟书是不可超越的，甚至是不可被简单消费的（相反，张爱玲小说在浅层次上完全具备“流行小说”的要素），是典型的“书斋文学”。
至于同样受到夏激赏的师陀（芦焚），我是完全只闻其名未见其文，因此无话可说了。
随后夏志清分析了共产主义小说面对的困境：宣传小说不能有太深入的心理分析和太多元的道德面，而这些又是小说必须的元素。塑造“典型人物”的需求更是让小说言不及义不知所云。对这一阶段的宣传小说的苍白拙劣，书中所引Fitzgerald的一句话说得非常好：“如果你从创作一个独特的人物着手，没多久，你就会感觉到，你创造出来的，已经不是一个个别的人物，而是一个典型。如果你从创作典型人物入手，你将会发觉你创造出来的——什么东西也不是。”
当时的小说当然连现在俗套的“青春校园小说”都不如。
结论充分表现了夏志清对作家“为时势左右”感到非常不满，更对大陆文学史家明显的政治立场大为愤慨。
“对大陆文学史家来说，文学价值的优劣，是与作家本身的政治正统性成正比。一位作者的声望，须视他在文坛与政治上的地位，以及他是否能保持对党忠贞不二的清白记录而定。”
这个评价放到今天依然适用。我们喜欢将所有政治不正确的文艺作品都套上“低俗文化”这个帽子，然后一律“狗头铡伺候”。
好在今天的读者和观众越来越高明了（亦即，越来越“低俗”了），任你天翻地覆，这边马照跑，舞照跳。这种情形发展下去似乎要变成一种低劣的（这个词没有打引号）的暴力，促使更多人为了反对而反对，失去了真正的文学趣味。
无论是读者、作者还是“审核者”，其实都应该停止这种小丑乱舞一般的“独角戏”了。
对于文学作品而言，文学价值才是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评价标准。
这种特点让夏志清的评论少了学究气，多了人情味：“一个批评家如果没有偏见，就等于没有文学上的趣味”。当然，这些“趣味”也使得夏志清的一些考语（无论是批评还是赞扬）显得有些肉麻，不少批评家就喜欢把这种肉麻当做一种“意识形态偏见”大加鞭笞。要从意识形态上攻击夏志清其实是非常容易的事，中国的三四流网民要完成这项任务也不费吹灰之力。但如果真的读过，哪怕是略读过夏志清的文评，便知道他要说的是另外一些东西：在任何时代，作家都应该以本身的性灵为最高准则（这里的性灵与林语堂的“性灵文学”不是一个概念），不应为了一时的政治宣传而浪费自己的才华。他对巴金作为一个文学家的成长过程的评价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如果说夏志清真的有什么不足之处，也在于他太珍惜自己作为一个“热心读者”的角色，有时无法跳出这个框框。
这个版本是大陆的增删本。“增删本”三字容易让我等读者气结，特别是这些增删并不是为学术上的需要。这个版本算删得高明，但有心人依然能从某些戛然而止的段落中看出蛛丝马迹。
值得一提的是，中文翻译校对工作因为网罗了李欧梵、水晶、王德威等学者，字句典雅，纯熟干净，实属难得。
第一编
二十世纪初的小说界，就影响力论，鲁迅自然是第一人。
夏志清从文学角度并不完全赞成鲁迅，这毋庸置疑；但夏志清算得上鲁迅的知音人，这却也毋庸置疑。第二章对鲁迅两本小说集《呐喊》和《彷徨》的分析非常到位，夏说这是“新文学初期的最佳作品”（从本书的语境来讲，这并不算什么很高的评价）。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夏志清反复提到了几个词：“坦诚”“温情”“困惑”
鲁迅的坦诚处与困惑处，在于他对情感矛盾的明确表达，这在《孔乙己》、《故乡》、《药》等小说里都有表述，近年来众多鲁迅研究者也有类似论述。
而夏志清说鲁迅的“温情主义”与不彻底，却深得我心。鲁迅自言“须听将令”，“凭空在夏瑜的坟上添上花圈”，这事实上等于把他自己对革命的疑惑藏了起来，以失去文章的深度为代价，甚至以违背自己的良知为代价，对中国的青年不加区别地疼惜和鼓励。大陆苦心营造的“战士”形象，其实某种程度上是虚幻的，是鲁迅本人与时代共同构建的幻影。真实的鲁迅远比这个形象复杂得多，深刻得多。
鲁迅是个心软的人，这注定他无法成为一流的杂文家：他不彻底，他袒护着那些需要觉醒的“孩子”，这是他自己也承认的。说鲁迅面冷心冷，一味乱骂的人，实在是没有读懂鲁迅：他必定对中国有极大地慈悲和疼爱，才能瞒下自己的困惑和黑暗处，才能违背本心，鼓励后来的青年；说鲁迅伟大得无所不能纤尘不染的人，也是没有读懂鲁迅：在某种程度上，鲁迅纵容了他那个时期的非理性势力，他对青年的袒护以及后来的左倾，使激进势力缺乏应有的警告。
夏志清对叶圣陶小说的分析在大陆小说史中也是罕见的。我们至多说到《多收了三五斗》和《倪焕之》两篇，而且拘泥于粗暴的“阶级分析”，本书却从个人矛盾、同情和语言讲去，让人豁然开朗。
书内对冰心的评价算是中肯，夏先生显然对此提不起批评或赞美的兴趣。这让我略略有些下作的失望：本人是从来讨厌冰心那种情感泛滥式的表达的。冰心的品位和叙事主题算得上高雅晶莹，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一下笔就搞得跟琼瑶抒情一样（当然冰心比琼瑶高明太多太多），滥情得让人心烦。
最让我惊喜的是对凌淑华的评价：“她一开始就显示出一种较成熟的感性和敏锐的心理观察”，“整个说起来，她的成就高于冰心。”一直以来我都被告知冰心和凌淑华不是一个层次的，冰心有大爱，凌淑华就是一小女人，于是我想自己较为喜欢凌淑华可能是本身趣味不高的缘故。今日读到此处，恨不能击掌叫好，尤其末尾那一句凌淑华“得到一些欣赏力较高的读者的偏爱”，更是极大满足了我这个肤浅读者的虚荣心。
第二个让我大喊“痛快”之处便是本书对郭沫若的评论。以下这段话似乎不应出自一位严肃的文论家之手，但我认为再没有比这个评价更得我心的了：“他（郭沫若）的译作是否可靠，译文是否可读，大有研究的余地。他对古代中国的研究有无价值，也有问题。至于文名所系的创作，实在说来，也不过尔尔。民国以来所有公认的头号作家之间，郭沫若作品传世的希望最微。到后来，大家只会记得，他不过是在他那个时代一个多姿多彩的人物，领导过许多文学与政治的活动而已。”郭沫若文名甚著，而且还是因了文学以外的原因，所以成了大陆文学界一个不能批评的榜样。但在那一堆政治意味极浓的头衔之下，许多资深读者对郭的笔力都有一种心照不宣的疑惑。
至于郁达夫，夏志清更注重的是对他全新写作方式和自我暴露的坦诚。郁达夫对中国文学有特殊的影响。《沉沦》对情欲的露骨描写在当时的青年读者中引起一种极度的痴迷，甚至是模仿的热潮。香港中大徐子东就曾对郁达夫大加赞赏。但从当代读者的角度来看，郁达夫笔下的心理描写并没有到非常了不起的地步，反而因为隔了一个时间段，显出了文字本身的没有节制。“尽管他坦白，他有时也装腔作势……他的自传体主人公花样太多了”。眼花缭乱的心理异态背后的主题有时略显苍白。
第二编（1938-1937）
我们这一代普通读者要面临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如何在质量参差的现代三十年文学中寻找读物。
在经历过一次剧烈的转折以后，那三十年中许多被奉为经典的小说已经被证明是粗制滥造的政治产物，而当时被唾弃的“反动作品”如今也已大行其道。
在这个过程发生了另外一种专制：凡是那三十年流行的文学，都是不好的；凡那时被打入冷宫的文学，都是值得一看的。既然如此，我等读者当然犯不着费脑子在一本一本地检阅，自然而然就把茅盾巴金等人的作品弃置一旁了。当年巴金逝世，报纸铺天盖地都是对这位“说真话”的老人的滥美之词，但那些俗套的赞美和千篇一律的评价无不暗示那些编者与作者根本没有认真阅读过巴金的作品。
与我有同样问题的读者可以从夏志清对这些人的评价中受益：夏并不急于给每个人定性，而是把注意力放在他们的文学成长过程中，客观精炼，一针见血。
夏把茅盾这一时期作品的特点概括为“绚烂中有哀伤”。从我模糊的印象中看来，这个评价还是很恳切：茅盾的早期作品的确有一种不属于“革命乐观主义”的，理性的哀伤，兼之爱用女性视角，字句自然也有不同一般的细腻。
写巴金的一篇我最为喜欢，道出了巴金的情感泛滥（以及与此相随的文体稚拙），对无政府主义的推崇，小说的缺乏真实感。这实在是巴金小说的硬伤：“他笼统地描绘了一个有着爱情和革命却缺乏真实感的世界。……作品中找不出一点具体的中国风气和风景……巴金的想象力，完全没有收到官感的滋养：它只是卖弄陈腔滥调”。巴金善于“吟诵”，但他的文笔显然无法支撑这些浮夸的感情。把这篇与第三编中《寒夜》时代的巴金对比起来读，你会更了解这个热情洋溢者的成长历程，并且会对他感到那么一点喜爱之情。
沈从文算是那个时期的一个“另类”，王摩诘一样的山水田园，又带有西方牧歌式文体，同时穿插了一些让人毛骨悚然的原始习俗。他大写砍头和杀人，却丝毫无损小说里那种清洌洌的田园之美。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作家。夏志清一言中的：“他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伟大的印象主义者”，清新，宁静，但是忧伤。
当然，夏志清一如既往要给当时的左派小说家定下一个“调调”。许多人大抵一看至此就开始迫不及待地搬出“意识形态偏见”这个词，但无论如何，他定下的这个“调调”我估计无人可以反驳：
“他们在维护人个完整上所做的努力是值得我们同情与钦佩的，但我们没有理由因此就原谅他们早期所写的粗浅宣传著作。不管他们的动机是如何的高尚，他们如此轻易地接受了宣传，就证明他们缺少智慧，而智慧是创作成熟文艺作品不可或缺的条件。”
第三编（1937-1957）
虽说文章憎命达，但在讲究“文以载道”的中国，民族战争时期的文学成就是乏善可陈的。
相对于以前循环往复的王朝更替时那种感时伤怀的诗人式抒情，抗战时期可算是中国现代民族意识真正觉醒之时。随之而来的政治动员则需要“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在这种情况下，戏剧作为“扫盲”的最有效武器，开始大行其道。
曹禺此时声名鹊起，郭沫若三个月内写了三本大型历史剧。从今天的眼光看来这些作品很不成熟，同样不成熟的还有矛盾老舍巴金等人的小说。夏志清认为此时的白区或红区文学完全被时势左右，失去了对文艺的追求，只有沦陷区的文学突然绽放出骇人的光彩。
我的文学趣味与夏志清大抵是相似的，也是更喜欢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认为他们当之无愧代表那个年代文学的最高成就。
但窃以为夏对其他抗战文学未免苛刻：中国文人没有“超脱”的传统，而是始终对现实有浓厚的兴趣，甚至不愿意放弃社会主流道德评判。从文学批评角度看，他们的确是做得太差了，但夏字里行间对他们这些稚嫩诚心的嘲讽却让我看得不太舒服。
动机的高尚自然不能成为为其文学作品辩护的理由，但反过来，文学作品的拙劣也不能成为攻击其道德的理由。夏志清在这方面显然缺少必要的“同情”心。
十四章写得最好的我认为还是巴金那一段，巴金《寒夜》时期的作品更为克制，更为真实，因而也更为动人。
然后是张爱玲。我自认为已经是十分典型的“张迷”了，但有些地方还是让我略微感到肉麻，尤其是他将《秧歌》目为“中国小说史上的不朽之作”。据我看去，《秧歌》充其量只能算是张爱玲才气的苟延残喘。我手头没有《秧歌》这篇文章，一时也找不到相关段落，但就我当时阅读的感受来说，张爱玲的确无力驾驭所谓“农村题材”，因为缺乏了解，《秧歌》其实少了夏志清最为珍视的“真实感”。从这一点看，《秧歌》甚至比不上赛珍珠的《大地》等小说。
其余评价是否公允，我想我是有些无力批判了。因为我是太爱张爱玲了，夏加諸她身上的滥美之词可谓句句打到我的心里，我这个“张迷”也只有击节叫好的分了。
下一章同样如此。钱钟书是我喜欢且非常崇拜的一个作家。他的讽刺手法、意象营造和心理刻画，以及这三者的巧妙结合，当时中国找不出第二个，如今的中国也找不到后来者。某种程度上说，钱钟书是不可超越的，甚至是不可被简单消费的（相反，张爱玲小说在浅层次上完全具备“流行小说”的要素），是典型的“书斋文学”。
至于同样受到夏激赏的师陀（芦焚），我是完全只闻其名未见其文，因此无话可说了。
随后夏志清分析了共产主义小说面对的困境：宣传小说不能有太深入的心理分析和太多元的道德面，而这些又是小说必须的元素。塑造“典型人物”的需求更是让小说言不及义不知所云。对这一阶段的宣传小说的苍白拙劣，书中所引Fitzgerald的一句话说得非常好：“如果你从创作一个独特的人物着手，没多久，你就会感觉到，你创造出来的，已经不是一个个别的人物，而是一个典型。如果你从创作典型人物入手，你将会发觉你创造出来的——什么东西也不是。”
当时的小说当然连现在俗套的“青春校园小说”都不如。
结论充分表现了夏志清对作家“为时势左右”感到非常不满，更对大陆文学史家明显的政治立场大为愤慨。
“对大陆文学史家来说，文学价值的优劣，是与作家本身的政治正统性成正比。一位作者的声望，须视他在文坛与政治上的地位，以及他是否能保持对党忠贞不二的清白记录而定。”
这个评价放到今天依然适用。我们喜欢将所有政治不正确的文艺作品都套上“低俗文化”这个帽子，然后一律“狗头铡伺候”。
好在今天的读者和观众越来越高明了（亦即，越来越“低俗”了），任你天翻地覆，这边马照跑，舞照跳。这种情形发展下去似乎要变成一种低劣的（这个词没有打引号）的暴力，促使更多人为了反对而反对，失去了真正的文学趣味。
无论是读者、作者还是“审核者”，其实都应该停止这种小丑乱舞一般的“独角戏”了。
对于文学作品而言，文学价值才是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评价标准。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