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布莱恩：矛盾的战争论
1960年代，美国人Will Holt根据一首巴西民歌改编创作了讲述爱情与青春的《Lemon Tree》。2007年，一部《斯巴达300勇士》呈现古代战争的视觉奇观。现在请闭眼，想像一下，在后者那棵挂满平民尸首的树下，有个大兵一边从树上往下搬尸体，一边唱着《Lemon Tree》。这画面，很荒谬吧？
蒂姆·奥布莱恩在《士兵的重负》里，就打造了一个荒谬但真实的越南。作为美国国家图书奖获得者（1979年《追寻卡奇亚托》），他最大的贡献在于和Larry Heinemann、Robert Stone等一起引领了越南战争文学体系。尤其是罗伯特·斯通和蒂姆·奥布莱恩，在学术界看来，两人在小说内容和创作技巧上分别代表了越战文学的顶尖水准。
奥布莱恩把书名定为“Things they carried”，并用开卷一个篇章描述一切：从武器、身份牌、小刀、口粮、水这样的必需品，到中尉的密码本、地图，卫生员的吗啡、血浆，山区用的帐篷、砍刀，搜索破坏地道的炸药，还有个人携带的圣经、卡通书、悠悠球、女友的连裤袜、大麻、维生素等。士兵们带着这一切，行走在越南的土地上。在他笔下，每件装备都是属于每个士兵的身理“负重（hump）”，其目的则是勾画出每个人内心深处的“负重”：中尉藏着的女孩照片是他在现实与梦想之间的痛苦摇摆，拉文德的镇静剂代表恐惧，上等毒品则是从精神重负中解脱的挣扎，鲍克的日记本、基奥瓦的圣经、基利的漫画书是他们对从战争中幸存下去的祈祷，多宾斯女友的连裤袜、基奥瓦爷爷的轻便斧是对保全自身的渴求。
悲哀的是，奥布莱恩通过每个人的“hump”赋予其个性，但在越南的红色尘土洗礼下，“个性”被磨砺干净，变成一种在惯性、空虚、迟钝、迂腐、麻木情感控制下的机械运动。就像《在河滩上》一节所描述的，深陷污泥的每个士兵都消去了各自的特征，变成了“单个士兵的复制品”，“没有选择，没有意愿”，他们是“可互换的支配单元”。这，大概只有真正经历过战争的人才会体验到。
战争题材的小说或电影，无外乎讨论战争的正义与否，或者从战争中个体身上发掘深邃的人性。《士兵的重负》同样讨论这两大主题。奥布莱恩的独特之处在于，他的视角不停在代表自己的“蒂姆”，和每一章当事人的眼睛中切换，展开单个普通士兵的故事。类似写作手法并非稀奇少见，但通读全篇就能发现，作家在前一章中写下的事实，往往在另一章里被另一个视角的陈述者推倒重建，然后蒂姆自己又站出来，坦陈之前所写的都是虚构，并没有发生，真相其实是那样的。比如《我打死的人》，蒂姆写下了自己杀人的痛苦，可在《好的形式》，面对女儿“你有没有杀过人”的提问，他的描述又变成了“我没有杀他”，只是“我在场”。这是一种战争参与者潜意识里的掩饰，揭示的却是其内心难以摆脱的挣扎。“我在场，这就足以令我内疚了”。
这样虚实相间的写法留给读者强烈的情感体验，战争中命运的无常、生命的脆弱、战争留给参与者的阴影，就在一实一虚的心理磨砺中，被无限扩大，被深深烙刻在每个人的心里。
奥布莱恩特意在《话说勇敢》后写下《作者手记》，解释描写战争对一个作家，尤其是亲身参与过战争的作家来说有多么艰辛。他以为自己“轻易地完成从战争到和平的转换”，但拿起笔写那个人、写那段经历的一刻，他就陷入了记忆的漩涡，变得麻木不仁甚至更糟，以致于写下真相的同时，不得不杜撰另一些虚构的故事。但士兵的身份清晰地提醒着蒂姆，这样的文字只是起澄清和说明的作用，如果说有价值，仅限于对往事的理想化，而对战争参与者这是虚弱无力的，因为缺少战争最可怕的杀戮力量，没有这种力量，小说的魅力，或者说创作的意义就失去了。
在技法之外，奥布莱恩没有回避对战争正义性的探究。阿甘在电影里说：在越南，我们就是不停地走，找一个永远找不到的叫查理的家伙。奥布莱恩笔下的士兵们同样如此：他们永远在搜索，却不知道寻找的是什么，一切都是出于本能出于惯性。似乎绝大多数在战争题材作品中出现的人，最后都会出现奥布莱恩描写的这种状况：因为残酷环境产生的落寞、彷徨、恐惧，因为战友死去产生的惊愕、遗憾、悲痛，最终变成永远难以抹去的影响一生的触动。
如果说“惯性”是对“士兵”这一群体名词的描述，具体到个人，小说中不乏让人刻骨的个体形象。《茶蓬河的恋人》里，年轻女孩安妮从天真、胡闹地与男友行走在营地，到不修边幅、不讲卫生地参与到救护中，再到最后眼中看不到任何情感，完全地被战争吞噬，成为越南红色土地的一部分――“又多了一个动物”。《雷尼河畔》，奥布莱恩描述自己在“作为人的道德”，和“国家、忠诚”之间摇摆，最终让他屈服的，却是想像中“变节者、胆小鬼、不是男人”的声音。和绝大多数战争题材作品一样，奥布莱恩没有给出正义与否的答案，他只是用每个普通人的故事告诉我们，战争是地狱――“杀人、被杀、雨中露营、看着战友沉入泥潭”。
但这远远不是全部。战争让你恨他，但“你的眼睛不恨”。士兵的身姿，曳光弹拉出的灿烂红丝带，燃烧弹的紫橙色亮光，直升机发出的金属光芒……真正的战争有一种“强有力、无情的美”。试想开篇所讲的大兵收尸时唱着《Lemon Tree》，那画面荒谬得让人发指，可就在几分钟前，这具尸体还叫“柯特·莱蒙”，正在阳光下和战友扔发烟手榴弹玩，然后，在饵雷爆炸的白光中，美妙地、仿佛被阳光托起一般地飞入“一颗长满苔藓、藤蔓和白花的树中”。还有带着士兵们穿越雷区的越南老伯走路时身体的韵律美，在烧尽的村庄废墟里，少女用脚尖跳出圣洁的舞蹈，监听员们从耳机里听到充满无限想象之美的越南的声音。
“一部真正的战争小说，不应改仅仅是描述战争。如果一部战争小说让你的灵魂得到升华，那多半就是扯蛋了。”奥布莱恩关于战争小说的创作理论、包括他作品中的战争看似矛盾，可真正矛盾的，是小说吗？抑或是战争本身？
蒂姆·奥布莱恩在《士兵的重负》里，就打造了一个荒谬但真实的越南。作为美国国家图书奖获得者（1979年《追寻卡奇亚托》），他最大的贡献在于和Larry Heinemann、Robert Stone等一起引领了越南战争文学体系。尤其是罗伯特·斯通和蒂姆·奥布莱恩，在学术界看来，两人在小说内容和创作技巧上分别代表了越战文学的顶尖水准。
奥布莱恩把书名定为“Things they carried”，并用开卷一个篇章描述一切：从武器、身份牌、小刀、口粮、水这样的必需品，到中尉的密码本、地图，卫生员的吗啡、血浆，山区用的帐篷、砍刀，搜索破坏地道的炸药，还有个人携带的圣经、卡通书、悠悠球、女友的连裤袜、大麻、维生素等。士兵们带着这一切，行走在越南的土地上。在他笔下，每件装备都是属于每个士兵的身理“负重（hump）”，其目的则是勾画出每个人内心深处的“负重”：中尉藏着的女孩照片是他在现实与梦想之间的痛苦摇摆，拉文德的镇静剂代表恐惧，上等毒品则是从精神重负中解脱的挣扎，鲍克的日记本、基奥瓦的圣经、基利的漫画书是他们对从战争中幸存下去的祈祷，多宾斯女友的连裤袜、基奥瓦爷爷的轻便斧是对保全自身的渴求。
悲哀的是，奥布莱恩通过每个人的“hump”赋予其个性，但在越南的红色尘土洗礼下，“个性”被磨砺干净，变成一种在惯性、空虚、迟钝、迂腐、麻木情感控制下的机械运动。就像《在河滩上》一节所描述的，深陷污泥的每个士兵都消去了各自的特征，变成了“单个士兵的复制品”，“没有选择，没有意愿”，他们是“可互换的支配单元”。这，大概只有真正经历过战争的人才会体验到。
战争题材的小说或电影，无外乎讨论战争的正义与否，或者从战争中个体身上发掘深邃的人性。《士兵的重负》同样讨论这两大主题。奥布莱恩的独特之处在于，他的视角不停在代表自己的“蒂姆”，和每一章当事人的眼睛中切换，展开单个普通士兵的故事。类似写作手法并非稀奇少见，但通读全篇就能发现，作家在前一章中写下的事实，往往在另一章里被另一个视角的陈述者推倒重建，然后蒂姆自己又站出来，坦陈之前所写的都是虚构，并没有发生，真相其实是那样的。比如《我打死的人》，蒂姆写下了自己杀人的痛苦，可在《好的形式》，面对女儿“你有没有杀过人”的提问，他的描述又变成了“我没有杀他”，只是“我在场”。这是一种战争参与者潜意识里的掩饰，揭示的却是其内心难以摆脱的挣扎。“我在场，这就足以令我内疚了”。
这样虚实相间的写法留给读者强烈的情感体验，战争中命运的无常、生命的脆弱、战争留给参与者的阴影，就在一实一虚的心理磨砺中，被无限扩大，被深深烙刻在每个人的心里。
奥布莱恩特意在《话说勇敢》后写下《作者手记》，解释描写战争对一个作家，尤其是亲身参与过战争的作家来说有多么艰辛。他以为自己“轻易地完成从战争到和平的转换”，但拿起笔写那个人、写那段经历的一刻，他就陷入了记忆的漩涡，变得麻木不仁甚至更糟，以致于写下真相的同时，不得不杜撰另一些虚构的故事。但士兵的身份清晰地提醒着蒂姆，这样的文字只是起澄清和说明的作用，如果说有价值，仅限于对往事的理想化，而对战争参与者这是虚弱无力的，因为缺少战争最可怕的杀戮力量，没有这种力量，小说的魅力，或者说创作的意义就失去了。
在技法之外，奥布莱恩没有回避对战争正义性的探究。阿甘在电影里说：在越南，我们就是不停地走，找一个永远找不到的叫查理的家伙。奥布莱恩笔下的士兵们同样如此：他们永远在搜索，却不知道寻找的是什么，一切都是出于本能出于惯性。似乎绝大多数在战争题材作品中出现的人，最后都会出现奥布莱恩描写的这种状况：因为残酷环境产生的落寞、彷徨、恐惧，因为战友死去产生的惊愕、遗憾、悲痛，最终变成永远难以抹去的影响一生的触动。
如果说“惯性”是对“士兵”这一群体名词的描述，具体到个人，小说中不乏让人刻骨的个体形象。《茶蓬河的恋人》里，年轻女孩安妮从天真、胡闹地与男友行走在营地，到不修边幅、不讲卫生地参与到救护中，再到最后眼中看不到任何情感，完全地被战争吞噬，成为越南红色土地的一部分――“又多了一个动物”。《雷尼河畔》，奥布莱恩描述自己在“作为人的道德”，和“国家、忠诚”之间摇摆，最终让他屈服的，却是想像中“变节者、胆小鬼、不是男人”的声音。和绝大多数战争题材作品一样，奥布莱恩没有给出正义与否的答案，他只是用每个普通人的故事告诉我们，战争是地狱――“杀人、被杀、雨中露营、看着战友沉入泥潭”。
但这远远不是全部。战争让你恨他，但“你的眼睛不恨”。士兵的身姿，曳光弹拉出的灿烂红丝带，燃烧弹的紫橙色亮光，直升机发出的金属光芒……真正的战争有一种“强有力、无情的美”。试想开篇所讲的大兵收尸时唱着《Lemon Tree》，那画面荒谬得让人发指，可就在几分钟前，这具尸体还叫“柯特·莱蒙”，正在阳光下和战友扔发烟手榴弹玩，然后，在饵雷爆炸的白光中，美妙地、仿佛被阳光托起一般地飞入“一颗长满苔藓、藤蔓和白花的树中”。还有带着士兵们穿越雷区的越南老伯走路时身体的韵律美，在烧尽的村庄废墟里，少女用脚尖跳出圣洁的舞蹈，监听员们从耳机里听到充满无限想象之美的越南的声音。
“一部真正的战争小说，不应改仅仅是描述战争。如果一部战争小说让你的灵魂得到升华，那多半就是扯蛋了。”奥布莱恩关于战争小说的创作理论、包括他作品中的战争看似矛盾，可真正矛盾的，是小说吗？抑或是战争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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