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书摘
对人们最好是加以爱抚，要不然就必须消灭掉。这是因为人们如果受到了轻微的侵害，仍有能力进行报复； 但是对于沉重的伤害，他们就无能为力了。因此，当我们对一个人进行侵害时，应该彻底、不留后患，不给他任何报复的机会。
如果一个君主占领上面所说的地区，它在语言、习惯和各种制度上都与本国不同，君主就应 当担当起那些较弱小的邻近国家的首领和保护者，同时对它们当中势力较强大的要设法削弱，并且还要防止任何一个同自己同样强大的国家利用任何意外事件对这些 地区的事务进行干涉。
一旦一个强大的国家侵入一个地区，这个地区的那些附属国，出于对那个高高在上 的强大势力的嫉妒，会立即投靠这个入侵的国家。因此要把这些弱小的势力拉拢过来并不困难，因为它们会心甘情愿地立即同征服它的国家结为一体。只是要注意不 要让他们的力量和权力过大。这样就能够很容易地迫使附属国中那些较强大的势力屈服，从而成为这个地区的真正主宰。
路易十二：虽然意大利当地势力 人数众多，可是这些人既胆怯又弱小，有的害怕教廷，有的害怕威尼斯人，因此他们不得不屈从于法国国王，这样他只要利用他们就能够轻松地使自己在那些仍然强大的反对势力面前稳如泰山
他原先是意大利的主宰，可是现在他带来了另一个主宰，于是那个地方的野心家和心怀不满的人们便找到了可以申诉的地方。假如法国能够依靠自己的军队进攻 那不勒斯的话，它就不应该瓜分那不勒斯。
促使他人强大的人，最终会自取灭亡。因为这种强大不是他精心设计就是他使用武力造成的， 而那个因此变成强大的人对于这两者都是心怀疑虑的。
如果不犯第六个错误即夺取威尼斯人的领地的话。如果他不让教廷扩大势力，没有把西班牙人引入意大利，那么他会理所当然地使威尼斯人屈服；既然他已经采取了那些办法，他就决不应该同意灭亡威尼斯，因为如果威尼斯强大的话，他们就不会让他人打伦巴第的主意；因为威尼斯人决不会同意这种企图，除非使自己成为那里的主宰。此外，其它国家绝不会愿意把伦巴第 从法国手中夺取以后再把它送给威尼斯人，而且也不会有同他们两者为敌的胆量。
有史以来的君主国都是采取两种不同的统治方法：一种是由一位君主和一群臣仆统治，臣仆是承蒙君主的恩宠和许可，作为大臣辅助君主进行统治；另一种是由君主和诸侯统治，诸侯是由于古老的世系并不是由于君主的恩宠而拥有统治地位。
这种诸侯拥有他们自己的国家和臣民，这些臣民把诸侯奉为主人，而且对他们产生自然的爱戴。对于那些由一位君主和其臣仆统治的国家，臣民们对他们的君主的尊敬就更加深厚，因为人们认为在全国至尊无上的只有他。如果他们服从其他人，他们对他并不是真正的爱戴，只是把此人看作是君主的代理人和官员。在今天，土耳其皇帝和法兰西国王是两种不同政体的最好例子。
占领土耳其皇帝统治的国家是很困难的，但是如果这个国家一旦被征服，统治这个国家就很容易了。反之，从某些方面来说， 而且事实也证明，占领法兰西这个国家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而要统治它却非常困难。一旦把土耳其皇帝征服了，并且把他打得一败涂地以至无法东山再起，那么除了君主的家族之外便没有什么可怕的对手了。因此灭绝君主的家族 之后，由于其他的人们本来就没有得到人民的信任，所以就再也没有有什么可怕的人了。另外，因为征服者取得胜利并不是依靠了他们的力量，因此也不需要害怕他们。
如果被征服的国家习惯于在它们以前的法律之下自由地生活，那么想要统治这 种国家可以采取三种办法：一是把它们消灭掉，二是亲自驻节在那里，三是允许他们在以前的法律下生活，同时在那个国家里面扶植一个傀儡政府。
斯巴达人通过在当地建立寡头政府来控制雅典和底比斯，但最终 它仍然失去了它们。罗马人为了统治卡普阿、迦太基和努曼齐阿，采用了先把它们毁掉的方法，结果就没有失去它们。为统治希腊，不得不破坏那个地区的许多城市。因为要牢固地占领它们，除非毁灭它们，此外 确实没有其他办法。任何人一旦成为一个城市的主人——而这个城市原来是习惯于自由生活的——他却不把这个城市消灭，就是坐以待毙。因为这个城市在叛乱的时候，总是借助于自由的名义和它的古老的秩序。而这两者无论是经过岁月的洗礼还是新统治者的施恩投惠都不能够使人们遗忘。除了把那里的居民弄得四分五裂七零八落，否则无论你怎么防备，他们对那个名义和那种秩序都不会忘记，正如在佛罗伦萨人统治下的比萨一样，虽已经过百年，但人们一旦遇有任何不测之事立即就会 想起以前的一切。
在共和国，就会产一种顽强的生命力、刻骨的仇恨和深切的复仇心，他们怀念过去的自由，无法平静下来。因此，最好的办法只能是把他们消灭掉，或者亲自驻节在那里。
如果一些城市或者地区习惯于在君主统治下生活，而一旦君主的家族被消灭，那么，一方面它 们已经习惯于服从，另一方面由于没有昔日的君主可以服从，因此它们既不能够统一意见在他们当中重新确立一个君主，同时又不知道在失去君主以后怎样自由地生活，因此，就不会轻易起来反抗，从而使一位君主能够轻而易举地获取它们。
那些凭自己的能力而成为君主的人，虽然在夺取君权的初期比较困难，但是以后保有却很容易。在 夺取君权初期时发生的困难，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必须采取新的规章制度，以建立他们的国家和确保国家安全。另一方面，率先实施新的制度是最困难、成败最不确 定、执行起来最危险的。这是因为采用新的制度使所有旧制度的受惠者都成了自己的敌人，而那些在新制度之下可能获益的人们却往往是三心二意的拥护者。
所有获得胜利的都是武装的先知，而非武装的先知只能走向失败。因为，人民是易变的，关于某件事虽然说服他们 很容易，可是要使他们坚定不移地服从你，是很困难的。所以事情只能如此：当人们不再信仰的时候，就依靠武力强迫他们服从。这样的人物，在行动中和前进道路上会有巨大的困难和艰险，他们必须动用力量来克服这些困难，而且困难一旦被克服了，他们就会开始受到人们的尊 敬。如果他们又消灭了那些对他们的权位有威胁的人，他们就能够继续享有权力、安全、荣耀和幸福。虽然他在建立王国的时候经受了许多艰难困苦，但是他在对这个王国实行统治的时候，困难就很少了。
这些统治者依靠的只是别人对自己的偏爱和幸运，而这两者都是变幻无常的。这类人不懂得 怎样去维护他们已得的地位，当然也不可能维护他们的地位，因为我们没有理由企望那些以前过着平民生活的人们懂得怎样发号施令，除非他们是具有卓越能力和才智的人。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武装，所以他们也不能够统治国家。
勃兴的国家，正如自然界迅速生长的其他一切东西一样，根浅枝稀，一场狂风暴雨就把它摧毁了。除非那些一跃而为君主的人们拥有超凡的能力，知道如何去维护因为幸运而得来的东西，并且在当上国王以后能迅速奠定坚实的基础，因为这些基础对他人来说是在成为国王之前就已经奠定的。
为了使当地恢复安宁并服从统治，公爵认为必须首先建立一个好的政府，因此他选拔了雷米罗·德·奥尔科这样一个残忍而机敏的人物，并授予他权力。这个人在短时期内恢复了地方的安宁与国家的统一，从而获得了极高的声誉。可是公爵后来为了避免引起仇恨，决定削弱他的权力，于是他在这个地区的中心设立了一个人民法庭，委派了一名最优秀的庭长，并在每一座城市设立为他们自己辩护的人。因为他发现，过去的残酷已经引起了人们对他的仇恨，因此，他要清除人民心中的隔阂，把他们全部争取过来。他想要表明：过去的一切残忍行为，都不是由他发动的，而是因为他的大臣们的残忍天性。他抓住这个时机，在某个早晨把雷米罗砍为两段，陈尸切塞纳广场，并把一块木头和一把血淋淋的刀子放在他身旁。这种残忍的景象使得人民在感到痛快淋漓同时又感到恐惧震惊。
如果一个人要确保他的新的王国的领土安全，免遭敌人侵略，就要争取朋友，依靠武力或者欺 骗手段获胜，使人民对你敬畏有加，使军队既服从又尊敬你；要清除那些正在或潜在的想加害你的人们；要采取新的办法革新旧制度，既有危险又使人感恩，既宽宏 大量又乐善好施；要消灭不忠诚的军队，创建新的军队，同各国国王和君主们保持友好关系，使他们自觉殷勤地帮助你或者战战兢兢不敢得罪你。
假如他不能够选举一个让他满意的教皇，他也绝不应该同意选举一个自己已经得罪的枢机主教或者一个当上教皇就会惧怕 自己的枢机主教来担任教皇，因为人们出于恐惧或者仇恨都会设法来侵害你。假如任何人 相信一个大人物因为给予新的恩惠就忘却旧日的损害，他只能是自欺欺人。
杀害平民，出卖朋友，不守信用，没有恻隐之心，没有宗教信仰，这并不是有德性的人之所为。虽然以这样的方法可以赢得统治权，但是不能赢得荣誉。
所谓的妥善使用残酷手段就是，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偶而的使用残酷手段，除此决不再使用，除非它能为臣民谋利益。
不恰当地使用残酷手段就是，尽管开始很少使用残酷手段的，可是以后运用得却越来越多，毫无削减。 因此，占领者在占领一个国家的时候，应该对自己必须要做的一切损害行为心中有数，并且要一次性完成，以免以后旷日持久地进行该类行动，这样一来，由于侵害行为很快停止，他就能够使人们重新有安全感，然后通过施恩布惠的方法把他们争取过来；相反， 假如一个人因为怯懦或者受人蛊惑没有这样做，他就必需时时刻刻保持警惕，对老百姓也永远心存怀疑，而因为他的新的损害不断继续，人民也不可能有安全感。所 以损害行为应该一次干完，以使人民少受损害，减少他们的积怨；而恩惠应该是一点儿一点儿地赐予，以使人民能够更好地体会恩惠的滋味。
君主政体不是由贵族建立，就是由人民建立，这要看哪一方更能抓住机会。当贵族感到自己无法与 人民抗衡的时候，就抬高他们当中某一个人的威望，并且让他当上君主，以便依靠他实现他们自己的愿望。另一方面，当人民感到自己不能够与贵族抗衡的时候，也 抬高他们当中某一个人的威望，并且推举他做君主，以借助他的权力保卫自己。一个人依靠贵族的帮助而得到君权，比依靠人民的帮助而得到君权更难维持其统治。
如果一个君主能够公平处理事情而不偏颇，虽无法满足贵族的欲望，但是却能够满足人民， 因为人民的意愿比贵族更光明正大。人民只是希望不受压迫，而贵族则希望实行压迫。再说，假如人民心怀不满，君主就永远不会有安全感，因为人民占多数；而君主能够泰然自若地对付贵族，因为贵族人数甚少。此外，君主总是要与人民生活在一起，假如没有贵族，君主仍然能够过得很好，因为他能够随时设立或者废黜贵族，而且能够随心所欲地赐予或者剥夺他们的权力。
贵族们将自己的命运 与君主的运气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或者相反。对于那些紧紧依靠君主而不贪婪的人们，君主应该给他们荣誉并加以保护；而对于那些不依靠君主的人们，君主可以采用以下两种方式进行检验；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可能是由于怯懦或者天生缺乏勇气，在这种情况下，君主应该利用他们，特别是利用那些能够给他提出有益意见的人们。因为，这样一来，当君主兴盛的时候，他们自然会尊敬他，而当君主身处逆境的时候，也不用害怕他们。但是，如果他们是出于野心，而故意不依靠君主，就说明他们更多地是为自己而不是为君主着想。君主对这类人就应该防范，并且把他们作为公开的敌人加以警惕，因为当君主处境不利时，他们总是出来帮助消灭君主。
假如一个人成为君主是由于人民的帮助，他应该同人民保持友好关系，因为人民所要求的只是不受压迫，这一点对君主来说是能够轻而易举地做到的。但是哪怕一个人同人民对立而依靠贵族的帮助成为君主，他第一件应该做的事也是采取办法争取人民。如果他能把人民置于自己保护之下（可能会与贵族发生正面冲突），他就能轻而易举地做到这一点。 因为人民本来以为会受到他的侵害，现在却反而从他那里得到了好处，他们一定会更加拥护自己的恩人，立即便会对他充满好感，而且比那些帮助他登上王位的人更加拥戴他。
君主必须同人民保持友谊， 否则当他身处逆境时，就无能为力了。
假如把基础建立在人民之上的是 一位君主，而且他有指挥能力，为人勇敢，处逆境而不沮丧，准备充分，并且以其制度措施和精神意志激励全体人民，这种人是永远不会被人民抛弃的。
德国的各个城市享有高度的自治，它们的农民很少，市民们认为需要时就顺从皇帝，但是他们既不害怕皇帝也不害怕他们周围的任何其他统治者。因为他们已经筑好了城防工事，谁都知道要攻占这种城市将是困难重重，持久艰巨的。由于这些城市都修筑有大量的壕沟与城垣，配备有足够的大炮，在公家仓库里经常储备的粮食和燃料足够供一年所需；此外，为使老百姓得到安宁同时有利于公家，它们总是设法安排老百姓到关 系城市存亡和可供衣食的行业中工作。此外，它们还十分重视军训，而且制定了许多规章制度以保证军事训练。
一个果断的强有力的的君主，一方面要让臣民充满希望，相信祸患不会长久，另一方面又要让他们恐惧于敌人的残酷，同时巧妙地控制起过于莽撞的人们，这样，君主就能够战胜上述所有困难。而且，当敌人进攻的时候，如果守城的人士气依然旺盛，并且决心进行抵抗，敌人一定会立即焚烧破坏城市周边地区，此时，君主更不能犹豫不决，因为不久之后，当士气开始消沉，损失已经产生，灾难已经临头，就再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补救了。因此现在人民会更加坚定地同君主团结起来，因为此时他们的房屋被烧毁了，他们的财产已被损害了，只有君主是他们的保护神。接受恩惠与施舍恩惠一样，也会让人产生义务感，这是人之常情。所以，对情况通盘考虑后，只要不缺乏粮食和防卫手段，在敌人包围的时候自始至终地使人民保有坚定的意志，对于一位英明的君主来说并不困难。
教会君主国使它的君主拥有权力，却从来不管君主是怎样行事和生活的。这些君主不必去保卫国家而国家却不会因此受到侵略；不必去治理臣民而臣民却对此毫不介意，既不去想也没有能力背叛君主。这样的君主国才是安全和幸福的。
枢机主教正是党派之间产生纷争的根源。如果这些党派拥有自己的枢机主教，他们就无法安定，因为这些主教会在罗马内外培植自己的势力，从而逼迫贵族们保卫他们，这样因为僧侣的野心就会导致贵族之间发生动乱。因此，当今教皇朱利奥认识到了其职位的强大威力。我们希望，既然先前的教皇已经依靠武力使其职位强大起来，那么当今教皇应依靠慈悲和其他的无限美德使它更加强大，同时得到人们更多的崇敬。
一切国家，无论是新的、旧的国家还是混合国，其主要的基础都是良好的法律和优秀的军队，因为没有优秀的军队，就不可能有良好的法律；如果有优 秀的军队，就一定会有良好的法律。
君主用来保卫国家的军队无非以下几种：他自己的军队，雇佣军、援军，混合的军队。其 中雇佣军和援军既无用又危险，君主如果用雇佣军作为依靠来保卫他的国家，那么他既不会稳固亦不会安全。因为这些雇佣军涣散、有野心、无纪律、不讲信义，在朋友面前耀武扬威，在敌人面前则怯懦无能。
雇佣军的首领们分有能力的和没能力的两类。如果他们是有能力的，你就无法信任他们，因为他们总是抱有野心，这样不是胁迫你，就是违背你的意愿胁迫别人。反之，假如首领是无能的人，他会把你带向毁灭。
当必须动用军队时，君主国的君主必须亲自挂帅迎敌；共和国的君主则必须委派其代理人前往，假如被派的人不能胜任，就必须撤换，假如他能够胜任，则必须用法律加以约束，不要让他越权。经验证明，只有亲自出马的君主和武装 起来的共和国才能获取巨大的胜利，而雇佣军只能带来损失。
这些首领们还采取各种减轻自己和士兵们疲劳和危险的办法，比如在战斗中宁肯活捉俘虏也不愿互相杀戮，而且不要求赎金即很快予以释放；不夜袭城市，城市守军亦不夜袭军营；不在军营的周围 树立栏栅或挖掘壕沟，在冬季就不出征。他们的军规允许所有这些事情，并且，正如我前面所讲，他们用这些办法是为避免疲劳和危险。然而这样一来，却使意大利陷入了被奴役和屈辱的困境。
援军带来的危险远远超过雇佣军，因为援军同时带来了毁灭你的条件，他们上下团结一致，而且服从的是外国人的命令。
可是，就雇佣军而言，他们取得胜利以后，需要较长的时间和较好的机会才能危害到你。雇佣军并不是一个整体，他们是你雇来接受你发给的军饷的，而且他们的首领由你委派第三者担任，这个第三者是不能够马上取得足够来危害于你的权威的。总之，就雇佣军而言，它最危险的是懒散怯懦；若就援军而言，它最可怕的却是英勇骠悍，而且善于作战。因此，英明的君主不会使用这种军队，而是依赖自己的军队。他宁可依赖自己的军队取得败绩，也不愿依靠他人的军队取得胜利，因为他发现利用他人的军队取得的胜利不能算是真正的胜利。
当每个人都知道他是自己军队的完全主宰的时候，他的名声总是愈来愈大，受到了以往任何时候都比不上的人们的敬佩。
他人的铠甲不是从你的身上落下来把你压倒，就是把你束缚得紧紧的。
在法国国王查理占领意大利以前，这个地区受教皇、威尼斯人、那不勒斯国王、米兰公爵和佛罗伦萨人的统治。这些统治者主要操心两件事：一是不能让任何一个国家武装侵略意大利，二是在他们当中谁都不能继续扩展领土。这些统治者最关注教皇和威尼斯人。 为了遏制威尼斯人，其他各国必须象保卫费拉拉一样,联合起来；为了抵制教皇，他们就利用罗马的贵族们，使他们分裂为奥西尼和科隆纳两派。
君主除了从事战争、训练和军事制度以外，不应该有其他的目标和思想，也不应该把其他事务当作自己的专业，因为这是做统帅的人仅能有的唯一的专业。亡国的首要原因就是没有重视这种专业，而你之所以赢得一个国家，就是因为你精通这门专业。
指望一个武装了的人心甘情愿地服从那个没有武装的人，或者没有武装的人能够安安稳稳置身于已经武装起来的臣仆之中，这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一方是抱着蔑视的态度，另一方则是怀着猜疑的态度，这两者显然不可能好好地和平共处。
一是采取行动，二是勤于思考。关于行动，君主除了必须有效地把他的人组织起来从事训练之外，他自己还必须频繁地从事狩猎活动， 借此锻炼身体，适应艰苦的生活，并且认识各处地理环境，了解山脉起伏、峡谷凹陷以及平原是怎样展开的，还要了解河流沼泽的特性，对所有这一切必须予以高度的重视。
为了训练思维能力，君主还应该阅读历史，并研究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学习他们在战争中是怎样做的，思考他们成败的原因，以免重蹈覆辙。最重要的是他应该学习过去那些伟大的人物，他要选择其中一个受到赞扬和尊敬的人作为榜样，并且经常把他们的言行铭记心间。
一个人如果在一切事情上都发誓以善良自持，那么，他定会遭到毁灭，因为他处身于许多不善良的人当中。所以，一个君主如要保持自己的地位，就必须知道不良好的事情应该怎样去做，并且必须懂得根据情况的需要是否去做此事或者不去做此事。
被人们评论的一切人尤其是君主，他的地位更高，因而具有某些明显的引起赞扬或者招致责难的品质。
如果一个人希望享有慷慨的名声，就不可避免地会带上某些奢侈的成分，以至一个君主常常在这一类事情上把自己的财力消耗殆尽，到头来，如果他们想继续保持慷慨的名声，他就必然异乎寻常地加重人民的负担，横征暴敛，为获得金钱，而不惜一切代价。以致他的臣民因此而仇恨他，而且当他困乏的时候，没有人会尊重他。这样，他的慷慨实际上损害了许多人，而受惠者却只是极少数人。因此他是首先遭遇困难的人，无论发生什么危险，他都会首当其冲。而一旦他认识到这一点并想要停下来的时候，他立即就会 得到吝啬的恶名。
在我们这个时代里，我们发现做出了伟大事业的，只是那些曾经被视为吝啬的人们，至于其他的人则全都没有成功。在我们这个时代里，我们发现做出了伟大事业的，只是那些曾经被视为吝啬的人们，至于其他的人则全都没有成功。
假如一位君主带军队出征，进行掠夺、敲诈、勒索花费别人的财物，这个时候必须慷慨，否则士兵就不追随他了。就像居鲁士、凯撒、亚历山大所做的那样，对于既不是你自己的也不是你的臣民的财产，你完全可以作一位很慷慨的施主，因为非常淋漓痛快地慷他人之慨，这不仅不会损坏你的名声，而且还能提高你的声誉。只有挥霍了你自己的财产，才会损害你自己。
君主为让自己的臣民同心同德团结一致，就不 应介意残酷这个恶名，因为除了极少数的特例，他比起那些由于过分仁慈而引起混乱、凶杀、趁机劫掠的人说来，可以说是更仁慈的了，因为那种仁慈受到危害的是整个社会，而君主严格执行刑罚伤害的不过是个别人罢了。
严峻的形势、崭新的家园，使我壁垒森严，警戒着整个国家。
被人畏惧比受人爱戴要安全一些。因为人类一般有这样的特点：他们忘恩负义、容易变心，是伪善者、冒牌货，是逃避危难、追逐利益的。当你对他们有益处的时候，正如我在前面谈到的，他们可以把一切都给你的；当你对他们的需要还很遥远的时候，他们表示愿意为你流血，愿意奉献自己的财产、性命以及自己的子女；可是当你即将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背弃了你。
人们冒犯一个自己爱戴的人比冒犯一个自己畏惧的人要更没有顾忌，因为爱戴是靠恩义维系的，然而由于人性是恶劣的，在对自己有利的情况下，无论在任何时候，人们都会砍断恩义这条纽带。可是畏惧呢，人们会由于害怕要受到的惩罚而有所顾虑。
要的事是，他一定不要碰他人的财产，因为人们对自己父亲的死的忘记比遗产的丧失还要快。另外，掠夺他人财产的借口常常是容易找的：一旦一个人开始以掠夺为生，他就会轻易找到霸占他人财产的借口。但是，与此相反，夺取他人生命的理由却十分难找，而且失去得也快。
当君主和军队在一起并且当他指挥着庞大的队伍的时候，他完全有必要不顾及残酷之名，因为没有这个残酷的名声，他就决不能够保持军队团结和有效地执行任何任务人们爱戴君主，取决于他们自己的意愿；而感到畏惧，则是取决于君主的意志。因此一位明智的君主应当以自己的意志为基础，而不是以他人的意志为基础。
一种是用法律，另一种是以武力 。第一种是人类的方式，第二种是野兽的方式。但是由于这第一种方式，在许多情况下，不足以达到目的，所以诉诸第二种方式就变得很有必要了君主必须懂得该如何利用兽性，那他就应该在狐狸和狮子之间抉择；狮子无法独自识破陷阱，而狐狸无法独自抵御狼群。
因此为了发现陷阱，有必要成为一只狡狐；为了震慑狼群，又有必要成为一头猛狮：那些仅仅以狮子自居的人不明白形势会变化。
一位英明的君主，因此，不能够也不应该信守他的诺言，当守信会为他带来不利时，以及当他做出承诺的理由不复存在时。如果人人都善良，那这个箴言就未必是好的。不过由于人类是一种可悲的生物，他们不会信守对你的承诺，同样的你也不需要信守对他们的诺言。一位君主从来都不会缺少合法的理由来掩盖他未能履行诺言的事实。
拥有这些品质并始终恪守它们是有害的，但是看起来遵守它们却很有用：比如，看起来仁慈，守信，人道，值得信赖，虔诚，以及等等这般；不过在他的心里却是另一种想法，那就是倘若有必要不这样做，他将能够而且知道该如何转变到对面去。一定要懂得这一点：那就是一位君主，而且尤其是一位新君主，不能恪守所有那些被认为是善良的人该做的事情，原因在于为了维持政权，他必须常常违背他的诺言，违背仁爱，违背人道，以及违背宗教信仰。 而且有必要的是，他应该做好随命运的风向以及变化中的形势改变他自己立场的心理准备。而且，正如我前面说过的，只要有可能，他就不应该拒绝为善，只是他应该知道当形势所迫时该如何诉诸邪恶。
人类更多的是通过他们眼睛所看到的来判断而不是他们亲手所触到的：所有人都看得到，不过极少有人能触摸得到。每个人看到的都是你的外表，极少有人能触及你的内在，而且那些极少数人怎么胆敢违逆多数人的意见，而多数人的背后又有着整个国家机器的支持。假使一位君主征服和维持了他的统治，那他的所为总会被所有人认为值得敬佩和赞誉。因为凡夫俗子总是只看到事物的表面和事情的结果。而在这世上最不缺的就是这些庸人，那些极少数明白事理的人没有他们的立足之地，而多数人却可以倚靠在国家机器身上。
在那些让他被憎恨的事情里，首当其冲的就是贪得无厌，僭取臣民们的财产和女人。在这件事情上他必须约束住自己。在大部分情况下，只要你不剥夺臣民的名誉或他们的财产，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会过的心满意足，你只需抗衡极少数人的野心，而有很多种方法来毫不费力的把这些人控制住。那些他被蔑视的事情是被认为善变，滑稽，懦弱，胆怯，以及优柔寡断。当事关他臣民们的私人事务时，他一定要坚持一旦作出了决定，就不再有商量的余地。而且他应该用这样的方法来维护他的名誉，那就是没人可以想象到他可以欺骗或作弄他。
君主对付阴谋政变的一个最有力的解决方法之一就是不被人民所憎恨，因为不论谁策划政变，他总是相信他可以通过杀死君主来满足人民。但是一旦他认为这样做会不利于他们，他就没办法鼓起勇气来采取这样一种行动，因为谋叛者这边将遇到数不尽的困难。
凡是阴谋政变的人都不可能单独行动，他也找不到同谋者除了那些他认为同样心怀不满的人。而一旦你向其中一位反叛者透露你的目的，你给他满意的条件，而他能通过揭露阴谋来得到他渴望的所有东西。道理就是这样，看到一头是确定的好处，另一头则满是疑问而且危险重重，即使他要继续效忠于你，那他一定或者是那种罕见的朋友，或是这位君主绝对顽固的敌人。
组织有序的政权和英明的君主都非常注意不把贵族赶到绝望的境地，并满足人民群众的要求，让他们保持满意，因为这是一位君主关心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为了让自己从责难中解脱出来，他因此组建了一个第三方的司法机构，既可以约束贵族，迎合下层阶级，而又不用让国王背上重担。可能再没有比这个更优秀和更明智的制度了，也再没有对国王和王国的安全更好的解释了。
君主须把招人反感的事情交给别人，而把讨人喜欢的事情留给自己。再次，我总结说一位君主一定要尊重贵族而不让自己被人民憎恨。
在其他君主国里，君主不得不与之作斗争的仅仅是贵族的野心和人民的粗野，而罗马的皇帝们则有第三个问题：他们不得不忍受军队的残暴与贪婪。这引起了很多的困难，是他们中许多人坠落的原因，因为很难同时满足军队和人民。人民热爱和平与安定，而且，由于这个原因，光明正派的君主受他们喜爱，而同时，军队热爱一位有尚武精神的君主，希望他残忍，傲慢，贪婪。他们希望他把这些品质施加于人民身上，如此他们便能增加他们的薪水并发泄他们的贪欲和残暴。
那些新皇帝，当认识到两种相互对抗的体液所造成的困难，转而对军队采取姑息的态度，不甚在意会对人民造成伤害。这样的举措是必要的，因为既然君主无法避免被人所憎恨，他们必须优先寻求不被最大的群体所憎恨。如果他们做不到，他们就必须尽所有的努力来避免被最有权势的群体憎恨。
如果一位君主希望维持政权，他将常常被迫不为善，因为不论何时，只要你认为需要得到支持的那个群体已经腐化——不管是人民，军队，或是贵族——为了让他们满意而顺从他们的意愿总是对你有利的，于是善行就是你的敌人了。
在塞维鲁这里，他具备相当的才干，即使在人民被他压榨的情况下还能维持和军队的联盟关系，他有资本幸福地统治，因为他的那些才干使他在军队和人民两者的眼里都受到 敬佩，前者被震慑而手足无措，后者则充满敬意和满足。
因为他是一个军人，能够忍受任何艰辛，蔑视任何精致的食物和所有其他类型的舒适生活，这让他深受军队的爱戴。
由一个顽固的人慎重考虑后做出的事情，对君主来说是无法避免的，因为任何不怕死的人都可以对伤害到他们。但是君主一定不要对这样的人太过害怕，因为他们是极其罕见的。他仅仅必须要警惕不让任何为他服务的人和任何在他身边为他的君主国服务的人受到严重的伤害。
如果更有必要满足军队而非满足人民，那是因为军队能够做的比人民更多。今天，对所有君主来说，除了土耳其和苏丹，都有必要满足人民而非满足军队，因为人民能做的比军队更多。
苏丹政权不同于所有其它君主国，有点像基督教的教宗，不能被称为世袭制君主国或新生的君主国。因为它不是老君主的儿子，身为继承人然后成为它的统治者，而是被那些有选举权的人选举到那个地位。由于这个体制是一个古老的体制，它不能被称为一个新生君主国。在这样的君主国里，那些困难中没有一个是新生国家会遇到的，因为虽然君主是新的，那个政权的体制也还是旧的， 而且被组织起来就像接纳他们的世袭统治者那样的接纳他。
一位新的君主，在一个新的君主国里不能仿效马库斯的事迹，他也没有需要追随塞维鲁的脚步。反而，他应该从塞维鲁那里吸取对建立他的政权所必要的品质，而从马库斯那里吸取那些举止得体和光荣的品质以便能够保有一个已经建立和稳定下来的政权。
当一位君主获得一块新的土地，将它吞并进他自己原来的国家里，那么他就有必要解除那块土地上的武装，除了那些在征服它的过程中与你并肩作战的伙伴。而且他们也同样，随着时间的进行与合适的时机，必须被削弱，而且必须这样来筹划，那就是你整个国家的武装力量会被集中于你自己的军队，驻扎在你的附近，在你原来的国家里。
无疑，当君主们克服了加诸于他们的困难和障碍时，他们就变得伟大。于是，命运——尤其当她希望提升一位新君主的威望时，而新君主也比一位世袭君主更需要威望——就为他创造出敌人，而且让他们采取反抗他的冒险行动，如此他便有机会克服它们，攀上他的敌人为他带来的更高的台阶。许多人认为一位英明的君主必须要狡诈的培养一些敌视行动，只要他有这个机会，这样通过镇压它，他也会更加伟大。
君主，尤其是那些新君主，发现了那些在他们统治初期被受到怀疑的人比那些起初被信任的人更加忠心也更有利用价值。
君主在统治伊始总会很容易赢得那些过去曾与之敌的人的支持，这类人为了保住自己一定会提供支持。他们甚至会更忠心的为他服务，因为他们认识到了他们通过行动可以消除君主对他们的疑虑。于是君主总会从他们那里得到更多的利益，比那些忽视他的事务，带着太多自信服务于他的人要更多。
害怕他的人民甚过害怕外国势力的君主应该修建城堡；但如果他更害怕外国势力而不是他的人民，则不应该依赖它们。
最坚固的城堡就是不要被人民憎恨。你可以拥有许多座城堡，不过它们都拯救不了你，如果人民憎恨你的话，因为一旦人民拿起了武器反抗，他们就从来都不会缺少愿意帮助他们的外国势力。
对一位君主来说，没有什么比伟大的事业和显示自己的非凡卓绝更能让他赢得尊重的了。
对君主来说，在处理内部矛盾中显示自己的非凡卓绝也对他很有助益。每当出现这样一种机会，那就是某个公众人物做出了某些异乎寻常的举动，不管它是好是坏，这位君主应该找到一种能够引起广泛讨论的奖励或惩罚他的方法。而且首要的是，一位君主在他的所有行动中都应该努力实现一个具有杰出智慧的伟大人物的名声。
一位君主，当他是一个真正的朋友和一个真正的敌人时，也会获得尊重：那就是，当他没有保留的，宣布自己站在一位君主的一边对抗另一边时。这样的一种政策总会比维持中立更有利。公开表明立场，公开的战争援助总会更有利。如果你没 有表露你的意图，你总是会成为胜利一方的猎物，也让失败一方高兴和满意，而且你没有任何理由说别人应该来帮助你或陪同你。因为不管谁获胜，它都不会想要没有在艰难时期协助他的不情愿的盟友；不管谁战败，他也都不会给你提供庇护，因为你在先前也不愿意冒险与他共患难。
他若不是你的朋友，总会请求你保持中立；他若是你的朋友，总会要求你举起武器表明你的立场。为了躲避眼前的危险，优柔寡断的君主会在大部分情况里遵循中立的立场，而大部分情况下他最终会覆灭。
当互相斗殴的对手是那些不论谁获胜你都不用害怕的人时，此时选择阵营甚至是更英明了；由于你在另一位的协助下促成了一位君主的垮台，而那位君主如果足够明智本可以挽救自己；而那位胜利者，当他获胜时，依然要听命于你——而且对他来说，在你的帮助下不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一位君主一定要避免加入实力比他自己更强大的一方来对抗其他人，因为如果你们取得胜利，你依然是他的囚徒，而且君主应该尽可能的避免唯他人的马首是瞻。但是当这样一种同盟无法回避时，一位君主应该出于上面给出的理由加入。任何国家都不应该相信总有一条安逸的道路可选。恰恰相反，它应该认识到万事皆有风险，在决定选择的先后次序时我们发现了这个原则：那就是每当我们企图避免一种不利的局面，我们就遇到了另一种。知道如何权衡各种不利的情况，并且知道如何选择其中最不坏的一种，是谓之英明。
一位君主也应该表露出他钟爱才干和美德，方法是优待那些德高望重的人和敬重那些特别擅长某一领域的人。此外，他应该给他的臣民们一个安定的环境，鼓励他们致力于自己的行当，不论是商业，农业，或任何其他的人类事业。
因为每座城市都被 划分成不同的行会或城区，他应该顾及这些组织，偶尔接见他们，表现出自己是一个仁慈和宽宏大量的典范，而同时，不管如何，总是坚决维护他君王的威严。
智慧分三种境界 ：上者识事，无所不知；中者识人，知人之所知；下者人事两不识，既不自知也不知人。
人们评价一位君主 英明程度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观察他周围的人。当他周围的人有能力且忠心耿耿，人们总会认为他英明，因为他懂得如何发挥他们的能力而且使他们保持忠心。
只要一个人有智慧辨别出另一个人言行的好坏，虽然 他本身也许不具备做事情的能力，他也可以辨别出大臣办事得力与否，赞美办得漂亮的事并且纠正搞砸的事；而且大臣既然不能期望着去哄骗他，那唯有继续兢兢业业好好办事了。至于一位君主该如何识别出这样一位大臣，有一种屡试不爽的方法。当你看到这位大臣考虑的更多是他自己而不是你，而且他办的所有事情都是在为他自己谋利，像这样的人绝不可能成为一位优秀的大臣，而且你绝不能够信任他。
授之以名望，给之以财富，让他在物质和精神上都亏欠君主，和他分享荣耀与职责；如此，大臣会认识到没有君主就没有他的今天；如此，名誉盛隆到让他不再渴望更多的名声；如此，财产富足到让他不再渴望更富有；如此，地位崇高到让他害怕有任何改变。因此，当君臣间以这种方式为纽带时，他们便能彼此信任。
人太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感到自豪，用这种方式欺骗自己，他们发现很难保护自己免疫这种瘟疫；而同时希望避免奉承的愿望却带来了被蔑视的危险。因为除了让人们明白告诉你真相并不会对你造成伤害之外，没有其它让你免于谄媚的方式。可是一旦任何人都能够直言无讳，你也就失去了尊严。
一位英明的君主应该遵循第三条道路，从他的朝廷里挑选出聪明的人，仅仅把向他直言的许可给予他们，而且仅仅只在些他询问他们的事情上可以直言，在其它事情上则不可以。不过，他应该询问他们所有的事情，应该倾听他们的意见，然后应该用他自己的方式独自深思熟虑。除了这些人之外，他应该拒绝听取任何其他人的意见，直达他的目标，顽固的执行那些他做出的决定。任何不这样做的人或亡于阿谀奉承，或面对不同的意见而不停变更他的主意；从而降低人们对他的评价。
一位君主应该总是纳谏，只在他想要得到建议的时候，而不是在其他人希望进谏的时候。相反，他不应该鼓励任何人进谏，除非他要求。不过他应该是一个非常频繁的提问者，然后，对于询问的有关事项，又是一个寻求真相的耐心的倾听者。
一位不够聪明的君主得不到聪明的建议，除非他偶然顺从于一位单独个人，这个人在所有事情上支配着他，也是一个极为精明的人物。在这种情况下，他会得到聪明的建议，但此事不会持续很久，因为像这样的一位支配者会很快把政权从他手中夺走。但是如果他向超过一位顾问那里征求意见，一位不够聪明的君主将绝不会得到前后一致的建议，他也不会知道该如何让自己始终表现如一。他的每一位顾问都会为他自己的利益考虑；君主将不晓得如何纠正它们或辨别它们。所有提供建议的人都是一个德性，因为人向来被证明是恶的，除非有某种不可抗力因素让他们举止良好。因此结论是，优秀的建议，不论来自谁，一定缘于君主的英明，而非君主的英明缘于优秀的建议。
一位新君主的一举一动会远比一位世袭的君主更受人关注。当他的举措被认为处理巧妙，它们会给人们留下更深刻的印象，会使人们更紧密地和他连结在一起，远比古老的血统要更有效果。因为人远更注重当前而非过去，当他们在眼前事务中发现利益，他们就享受现状而不再寻求其它。
我们时代这些统治了他们的王国许多年而随即又丢掉它们的君主们不应该责怪命运，而应该责怪他们自己的懒散。由于在和平年代他们从没设想过形势会发生 变化——不考虑晴空万里的天气里突遭一场风暴的可能性是人类的普遍弱点——而当艰难时期最终到来时，他们考虑到却是逃跑而不是防御自己。
唯有那些依赖于你自身力量和你自身才干的防御才是优秀的，确定的，和持久的。
任何一位君主假如他完 全依靠命运的话，那么当命运变化的时候他就必然会垮台。我还认为，假如一位君主的行为符合时代特征，他就会得心应手；同样，如果他的行为不符合时代特性，他就会不顺利。
他的生命短促，因此他没有相反的教训，假如事情发生在他必须谨慎行事的时候，他就会走向毁灭，因为他生性永不会抛弃他偏爱的这些方法。
当命运发生在变化，而人们仍然顽强地坚持自己的方法时，假如人们能同命运相地协调，他们就会获得成功；否则，他们就不会成功。我认为确实如此：勇猛比小心谨慎要好，因为命运之神好比一个女子，你想要征服她，就必须打击她。人们会发现，她宁愿让迅猛行动的人们去征服她，而不愿惠顾那些冷冰冰地进行工作的人们。因此，正如女子一样，命运常常是年轻人的朋友，年轻人虽然他们在小心谨慎方面很难做好，却往往比较凶猛，而且能用更加大胆的手段去制服她。
要认识一位意大利豪杰的力量，就只有让意大利沉沦到它现在 所处的绝境，必须比希伯来人受更深的奴役，必须比波斯人受更重的压迫，必须比雅典人还要流离失所，既无首领，也无秩序，受打击、遭掠夺、被分裂、遭蹂躏， 并且忍受了种种摧残。
对于必需战争的人们来说，战争就是正义的；当除了拿起武器以外就别无他望的时候，武器就是神圣的。
在决斗时或者在只有少数几个人搏斗时，意大利人在力量、 机敏和智力上是何等优秀啊，可是当他们进了军队就表现平平，这一切都导因于的首领软弱，因为那些高明的人们不愿意服从他们，而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高明，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因为能力和幸运两方面都出人头地，从而使其他人为之折服。因此，在以前长的时期内，在过去二十年发生的多次战争中，此完全意大利人组成的军队，在考验面前，总是失败。
假如你的显赫的王室决意仿效 向我在前面提到的那些解救国家的优秀人物学习的话，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组织起自己的军队，这是所有事业的真正基础，因为他们是比任何人都更忠实、更真诚、更优秀的士兵，而且，虽然他们每一个人都极为优秀，但是当他们看到他们的君主的指挥他们并且获得他授勋和礼遇时，他们会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并且变得更加优秀。因此，为了彻底依靠意大利的力量来防御外侮，必须组建这样一支军队。
西班牙人抵御不了骑兵，而瑞士人一旦在战斗中遇到的步兵同自己一样顽强的时候，他们就会感到害怕。所以经验已经证明而且将来还要证明，西班牙人抵抗不了法国骑兵，而瑞士人则会被西班牙步兵所消灭。
反抗暴虐的力量，将举起枪，战斗不会太长！因为古人的勇气，至今没有 在意大利人的心中消失。
如果一个君主占领上面所说的地区，它在语言、习惯和各种制度上都与本国不同，君主就应 当担当起那些较弱小的邻近国家的首领和保护者，同时对它们当中势力较强大的要设法削弱，并且还要防止任何一个同自己同样强大的国家利用任何意外事件对这些 地区的事务进行干涉。
一旦一个强大的国家侵入一个地区，这个地区的那些附属国，出于对那个高高在上 的强大势力的嫉妒，会立即投靠这个入侵的国家。因此要把这些弱小的势力拉拢过来并不困难，因为它们会心甘情愿地立即同征服它的国家结为一体。只是要注意不 要让他们的力量和权力过大。这样就能够很容易地迫使附属国中那些较强大的势力屈服，从而成为这个地区的真正主宰。
路易十二：虽然意大利当地势力 人数众多，可是这些人既胆怯又弱小，有的害怕教廷，有的害怕威尼斯人，因此他们不得不屈从于法国国王，这样他只要利用他们就能够轻松地使自己在那些仍然强大的反对势力面前稳如泰山
他原先是意大利的主宰，可是现在他带来了另一个主宰，于是那个地方的野心家和心怀不满的人们便找到了可以申诉的地方。假如法国能够依靠自己的军队进攻 那不勒斯的话，它就不应该瓜分那不勒斯。
促使他人强大的人，最终会自取灭亡。因为这种强大不是他精心设计就是他使用武力造成的， 而那个因此变成强大的人对于这两者都是心怀疑虑的。
如果不犯第六个错误即夺取威尼斯人的领地的话。如果他不让教廷扩大势力，没有把西班牙人引入意大利，那么他会理所当然地使威尼斯人屈服；既然他已经采取了那些办法，他就决不应该同意灭亡威尼斯，因为如果威尼斯强大的话，他们就不会让他人打伦巴第的主意；因为威尼斯人决不会同意这种企图，除非使自己成为那里的主宰。此外，其它国家绝不会愿意把伦巴第 从法国手中夺取以后再把它送给威尼斯人，而且也不会有同他们两者为敌的胆量。
有史以来的君主国都是采取两种不同的统治方法：一种是由一位君主和一群臣仆统治，臣仆是承蒙君主的恩宠和许可，作为大臣辅助君主进行统治；另一种是由君主和诸侯统治，诸侯是由于古老的世系并不是由于君主的恩宠而拥有统治地位。
这种诸侯拥有他们自己的国家和臣民，这些臣民把诸侯奉为主人，而且对他们产生自然的爱戴。对于那些由一位君主和其臣仆统治的国家，臣民们对他们的君主的尊敬就更加深厚，因为人们认为在全国至尊无上的只有他。如果他们服从其他人，他们对他并不是真正的爱戴，只是把此人看作是君主的代理人和官员。在今天，土耳其皇帝和法兰西国王是两种不同政体的最好例子。
占领土耳其皇帝统治的国家是很困难的，但是如果这个国家一旦被征服，统治这个国家就很容易了。反之，从某些方面来说， 而且事实也证明，占领法兰西这个国家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而要统治它却非常困难。一旦把土耳其皇帝征服了，并且把他打得一败涂地以至无法东山再起，那么除了君主的家族之外便没有什么可怕的对手了。因此灭绝君主的家族 之后，由于其他的人们本来就没有得到人民的信任，所以就再也没有有什么可怕的人了。另外，因为征服者取得胜利并不是依靠了他们的力量，因此也不需要害怕他们。
如果被征服的国家习惯于在它们以前的法律之下自由地生活，那么想要统治这 种国家可以采取三种办法：一是把它们消灭掉，二是亲自驻节在那里，三是允许他们在以前的法律下生活，同时在那个国家里面扶植一个傀儡政府。
斯巴达人通过在当地建立寡头政府来控制雅典和底比斯，但最终 它仍然失去了它们。罗马人为了统治卡普阿、迦太基和努曼齐阿，采用了先把它们毁掉的方法，结果就没有失去它们。为统治希腊，不得不破坏那个地区的许多城市。因为要牢固地占领它们，除非毁灭它们，此外 确实没有其他办法。任何人一旦成为一个城市的主人——而这个城市原来是习惯于自由生活的——他却不把这个城市消灭，就是坐以待毙。因为这个城市在叛乱的时候，总是借助于自由的名义和它的古老的秩序。而这两者无论是经过岁月的洗礼还是新统治者的施恩投惠都不能够使人们遗忘。除了把那里的居民弄得四分五裂七零八落，否则无论你怎么防备，他们对那个名义和那种秩序都不会忘记，正如在佛罗伦萨人统治下的比萨一样，虽已经过百年，但人们一旦遇有任何不测之事立即就会 想起以前的一切。
在共和国，就会产一种顽强的生命力、刻骨的仇恨和深切的复仇心，他们怀念过去的自由，无法平静下来。因此，最好的办法只能是把他们消灭掉，或者亲自驻节在那里。
如果一些城市或者地区习惯于在君主统治下生活，而一旦君主的家族被消灭，那么，一方面它 们已经习惯于服从，另一方面由于没有昔日的君主可以服从，因此它们既不能够统一意见在他们当中重新确立一个君主，同时又不知道在失去君主以后怎样自由地生活，因此，就不会轻易起来反抗，从而使一位君主能够轻而易举地获取它们。
那些凭自己的能力而成为君主的人，虽然在夺取君权的初期比较困难，但是以后保有却很容易。在 夺取君权初期时发生的困难，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必须采取新的规章制度，以建立他们的国家和确保国家安全。另一方面，率先实施新的制度是最困难、成败最不确 定、执行起来最危险的。这是因为采用新的制度使所有旧制度的受惠者都成了自己的敌人，而那些在新制度之下可能获益的人们却往往是三心二意的拥护者。
所有获得胜利的都是武装的先知，而非武装的先知只能走向失败。因为，人民是易变的，关于某件事虽然说服他们 很容易，可是要使他们坚定不移地服从你，是很困难的。所以事情只能如此：当人们不再信仰的时候，就依靠武力强迫他们服从。这样的人物，在行动中和前进道路上会有巨大的困难和艰险，他们必须动用力量来克服这些困难，而且困难一旦被克服了，他们就会开始受到人们的尊 敬。如果他们又消灭了那些对他们的权位有威胁的人，他们就能够继续享有权力、安全、荣耀和幸福。虽然他在建立王国的时候经受了许多艰难困苦，但是他在对这个王国实行统治的时候，困难就很少了。
这些统治者依靠的只是别人对自己的偏爱和幸运，而这两者都是变幻无常的。这类人不懂得 怎样去维护他们已得的地位，当然也不可能维护他们的地位，因为我们没有理由企望那些以前过着平民生活的人们懂得怎样发号施令，除非他们是具有卓越能力和才智的人。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武装，所以他们也不能够统治国家。
勃兴的国家，正如自然界迅速生长的其他一切东西一样，根浅枝稀，一场狂风暴雨就把它摧毁了。除非那些一跃而为君主的人们拥有超凡的能力，知道如何去维护因为幸运而得来的东西，并且在当上国王以后能迅速奠定坚实的基础，因为这些基础对他人来说是在成为国王之前就已经奠定的。
为了使当地恢复安宁并服从统治，公爵认为必须首先建立一个好的政府，因此他选拔了雷米罗·德·奥尔科这样一个残忍而机敏的人物，并授予他权力。这个人在短时期内恢复了地方的安宁与国家的统一，从而获得了极高的声誉。可是公爵后来为了避免引起仇恨，决定削弱他的权力，于是他在这个地区的中心设立了一个人民法庭，委派了一名最优秀的庭长，并在每一座城市设立为他们自己辩护的人。因为他发现，过去的残酷已经引起了人们对他的仇恨，因此，他要清除人民心中的隔阂，把他们全部争取过来。他想要表明：过去的一切残忍行为，都不是由他发动的，而是因为他的大臣们的残忍天性。他抓住这个时机，在某个早晨把雷米罗砍为两段，陈尸切塞纳广场，并把一块木头和一把血淋淋的刀子放在他身旁。这种残忍的景象使得人民在感到痛快淋漓同时又感到恐惧震惊。
如果一个人要确保他的新的王国的领土安全，免遭敌人侵略，就要争取朋友，依靠武力或者欺 骗手段获胜，使人民对你敬畏有加，使军队既服从又尊敬你；要清除那些正在或潜在的想加害你的人们；要采取新的办法革新旧制度，既有危险又使人感恩，既宽宏 大量又乐善好施；要消灭不忠诚的军队，创建新的军队，同各国国王和君主们保持友好关系，使他们自觉殷勤地帮助你或者战战兢兢不敢得罪你。
假如他不能够选举一个让他满意的教皇，他也绝不应该同意选举一个自己已经得罪的枢机主教或者一个当上教皇就会惧怕 自己的枢机主教来担任教皇，因为人们出于恐惧或者仇恨都会设法来侵害你。假如任何人 相信一个大人物因为给予新的恩惠就忘却旧日的损害，他只能是自欺欺人。
杀害平民，出卖朋友，不守信用，没有恻隐之心，没有宗教信仰，这并不是有德性的人之所为。虽然以这样的方法可以赢得统治权，但是不能赢得荣誉。
所谓的妥善使用残酷手段就是，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偶而的使用残酷手段，除此决不再使用，除非它能为臣民谋利益。
不恰当地使用残酷手段就是，尽管开始很少使用残酷手段的，可是以后运用得却越来越多，毫无削减。 因此，占领者在占领一个国家的时候，应该对自己必须要做的一切损害行为心中有数，并且要一次性完成，以免以后旷日持久地进行该类行动，这样一来，由于侵害行为很快停止，他就能够使人们重新有安全感，然后通过施恩布惠的方法把他们争取过来；相反， 假如一个人因为怯懦或者受人蛊惑没有这样做，他就必需时时刻刻保持警惕，对老百姓也永远心存怀疑，而因为他的新的损害不断继续，人民也不可能有安全感。所 以损害行为应该一次干完，以使人民少受损害，减少他们的积怨；而恩惠应该是一点儿一点儿地赐予，以使人民能够更好地体会恩惠的滋味。
君主政体不是由贵族建立，就是由人民建立，这要看哪一方更能抓住机会。当贵族感到自己无法与 人民抗衡的时候，就抬高他们当中某一个人的威望，并且让他当上君主，以便依靠他实现他们自己的愿望。另一方面，当人民感到自己不能够与贵族抗衡的时候，也 抬高他们当中某一个人的威望，并且推举他做君主，以借助他的权力保卫自己。一个人依靠贵族的帮助而得到君权，比依靠人民的帮助而得到君权更难维持其统治。
如果一个君主能够公平处理事情而不偏颇，虽无法满足贵族的欲望，但是却能够满足人民， 因为人民的意愿比贵族更光明正大。人民只是希望不受压迫，而贵族则希望实行压迫。再说，假如人民心怀不满，君主就永远不会有安全感，因为人民占多数；而君主能够泰然自若地对付贵族，因为贵族人数甚少。此外，君主总是要与人民生活在一起，假如没有贵族，君主仍然能够过得很好，因为他能够随时设立或者废黜贵族，而且能够随心所欲地赐予或者剥夺他们的权力。
贵族们将自己的命运 与君主的运气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或者相反。对于那些紧紧依靠君主而不贪婪的人们，君主应该给他们荣誉并加以保护；而对于那些不依靠君主的人们，君主可以采用以下两种方式进行检验；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可能是由于怯懦或者天生缺乏勇气，在这种情况下，君主应该利用他们，特别是利用那些能够给他提出有益意见的人们。因为，这样一来，当君主兴盛的时候，他们自然会尊敬他，而当君主身处逆境的时候，也不用害怕他们。但是，如果他们是出于野心，而故意不依靠君主，就说明他们更多地是为自己而不是为君主着想。君主对这类人就应该防范，并且把他们作为公开的敌人加以警惕，因为当君主处境不利时，他们总是出来帮助消灭君主。
假如一个人成为君主是由于人民的帮助，他应该同人民保持友好关系，因为人民所要求的只是不受压迫，这一点对君主来说是能够轻而易举地做到的。但是哪怕一个人同人民对立而依靠贵族的帮助成为君主，他第一件应该做的事也是采取办法争取人民。如果他能把人民置于自己保护之下（可能会与贵族发生正面冲突），他就能轻而易举地做到这一点。 因为人民本来以为会受到他的侵害，现在却反而从他那里得到了好处，他们一定会更加拥护自己的恩人，立即便会对他充满好感，而且比那些帮助他登上王位的人更加拥戴他。
君主必须同人民保持友谊， 否则当他身处逆境时，就无能为力了。
假如把基础建立在人民之上的是 一位君主，而且他有指挥能力，为人勇敢，处逆境而不沮丧，准备充分，并且以其制度措施和精神意志激励全体人民，这种人是永远不会被人民抛弃的。
德国的各个城市享有高度的自治，它们的农民很少，市民们认为需要时就顺从皇帝，但是他们既不害怕皇帝也不害怕他们周围的任何其他统治者。因为他们已经筑好了城防工事，谁都知道要攻占这种城市将是困难重重，持久艰巨的。由于这些城市都修筑有大量的壕沟与城垣，配备有足够的大炮，在公家仓库里经常储备的粮食和燃料足够供一年所需；此外，为使老百姓得到安宁同时有利于公家，它们总是设法安排老百姓到关 系城市存亡和可供衣食的行业中工作。此外，它们还十分重视军训，而且制定了许多规章制度以保证军事训练。
一个果断的强有力的的君主，一方面要让臣民充满希望，相信祸患不会长久，另一方面又要让他们恐惧于敌人的残酷，同时巧妙地控制起过于莽撞的人们，这样，君主就能够战胜上述所有困难。而且，当敌人进攻的时候，如果守城的人士气依然旺盛，并且决心进行抵抗，敌人一定会立即焚烧破坏城市周边地区，此时，君主更不能犹豫不决，因为不久之后，当士气开始消沉，损失已经产生，灾难已经临头，就再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补救了。因此现在人民会更加坚定地同君主团结起来，因为此时他们的房屋被烧毁了，他们的财产已被损害了，只有君主是他们的保护神。接受恩惠与施舍恩惠一样，也会让人产生义务感，这是人之常情。所以，对情况通盘考虑后，只要不缺乏粮食和防卫手段，在敌人包围的时候自始至终地使人民保有坚定的意志，对于一位英明的君主来说并不困难。
教会君主国使它的君主拥有权力，却从来不管君主是怎样行事和生活的。这些君主不必去保卫国家而国家却不会因此受到侵略；不必去治理臣民而臣民却对此毫不介意，既不去想也没有能力背叛君主。这样的君主国才是安全和幸福的。
枢机主教正是党派之间产生纷争的根源。如果这些党派拥有自己的枢机主教，他们就无法安定，因为这些主教会在罗马内外培植自己的势力，从而逼迫贵族们保卫他们，这样因为僧侣的野心就会导致贵族之间发生动乱。因此，当今教皇朱利奥认识到了其职位的强大威力。我们希望，既然先前的教皇已经依靠武力使其职位强大起来，那么当今教皇应依靠慈悲和其他的无限美德使它更加强大，同时得到人们更多的崇敬。
一切国家，无论是新的、旧的国家还是混合国，其主要的基础都是良好的法律和优秀的军队，因为没有优秀的军队，就不可能有良好的法律；如果有优 秀的军队，就一定会有良好的法律。
君主用来保卫国家的军队无非以下几种：他自己的军队，雇佣军、援军，混合的军队。其 中雇佣军和援军既无用又危险，君主如果用雇佣军作为依靠来保卫他的国家，那么他既不会稳固亦不会安全。因为这些雇佣军涣散、有野心、无纪律、不讲信义，在朋友面前耀武扬威，在敌人面前则怯懦无能。
雇佣军的首领们分有能力的和没能力的两类。如果他们是有能力的，你就无法信任他们，因为他们总是抱有野心，这样不是胁迫你，就是违背你的意愿胁迫别人。反之，假如首领是无能的人，他会把你带向毁灭。
当必须动用军队时，君主国的君主必须亲自挂帅迎敌；共和国的君主则必须委派其代理人前往，假如被派的人不能胜任，就必须撤换，假如他能够胜任，则必须用法律加以约束，不要让他越权。经验证明，只有亲自出马的君主和武装 起来的共和国才能获取巨大的胜利，而雇佣军只能带来损失。
这些首领们还采取各种减轻自己和士兵们疲劳和危险的办法，比如在战斗中宁肯活捉俘虏也不愿互相杀戮，而且不要求赎金即很快予以释放；不夜袭城市，城市守军亦不夜袭军营；不在军营的周围 树立栏栅或挖掘壕沟，在冬季就不出征。他们的军规允许所有这些事情，并且，正如我前面所讲，他们用这些办法是为避免疲劳和危险。然而这样一来，却使意大利陷入了被奴役和屈辱的困境。
援军带来的危险远远超过雇佣军，因为援军同时带来了毁灭你的条件，他们上下团结一致，而且服从的是外国人的命令。
可是，就雇佣军而言，他们取得胜利以后，需要较长的时间和较好的机会才能危害到你。雇佣军并不是一个整体，他们是你雇来接受你发给的军饷的，而且他们的首领由你委派第三者担任，这个第三者是不能够马上取得足够来危害于你的权威的。总之，就雇佣军而言，它最危险的是懒散怯懦；若就援军而言，它最可怕的却是英勇骠悍，而且善于作战。因此，英明的君主不会使用这种军队，而是依赖自己的军队。他宁可依赖自己的军队取得败绩，也不愿依靠他人的军队取得胜利，因为他发现利用他人的军队取得的胜利不能算是真正的胜利。
当每个人都知道他是自己军队的完全主宰的时候，他的名声总是愈来愈大，受到了以往任何时候都比不上的人们的敬佩。
他人的铠甲不是从你的身上落下来把你压倒，就是把你束缚得紧紧的。
在法国国王查理占领意大利以前，这个地区受教皇、威尼斯人、那不勒斯国王、米兰公爵和佛罗伦萨人的统治。这些统治者主要操心两件事：一是不能让任何一个国家武装侵略意大利，二是在他们当中谁都不能继续扩展领土。这些统治者最关注教皇和威尼斯人。 为了遏制威尼斯人，其他各国必须象保卫费拉拉一样,联合起来；为了抵制教皇，他们就利用罗马的贵族们，使他们分裂为奥西尼和科隆纳两派。
君主除了从事战争、训练和军事制度以外，不应该有其他的目标和思想，也不应该把其他事务当作自己的专业，因为这是做统帅的人仅能有的唯一的专业。亡国的首要原因就是没有重视这种专业，而你之所以赢得一个国家，就是因为你精通这门专业。
指望一个武装了的人心甘情愿地服从那个没有武装的人，或者没有武装的人能够安安稳稳置身于已经武装起来的臣仆之中，这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一方是抱着蔑视的态度，另一方则是怀着猜疑的态度，这两者显然不可能好好地和平共处。
一是采取行动，二是勤于思考。关于行动，君主除了必须有效地把他的人组织起来从事训练之外，他自己还必须频繁地从事狩猎活动， 借此锻炼身体，适应艰苦的生活，并且认识各处地理环境，了解山脉起伏、峡谷凹陷以及平原是怎样展开的，还要了解河流沼泽的特性，对所有这一切必须予以高度的重视。
为了训练思维能力，君主还应该阅读历史，并研究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学习他们在战争中是怎样做的，思考他们成败的原因，以免重蹈覆辙。最重要的是他应该学习过去那些伟大的人物，他要选择其中一个受到赞扬和尊敬的人作为榜样，并且经常把他们的言行铭记心间。
一个人如果在一切事情上都发誓以善良自持，那么，他定会遭到毁灭，因为他处身于许多不善良的人当中。所以，一个君主如要保持自己的地位，就必须知道不良好的事情应该怎样去做，并且必须懂得根据情况的需要是否去做此事或者不去做此事。
被人们评论的一切人尤其是君主，他的地位更高，因而具有某些明显的引起赞扬或者招致责难的品质。
如果一个人希望享有慷慨的名声，就不可避免地会带上某些奢侈的成分，以至一个君主常常在这一类事情上把自己的财力消耗殆尽，到头来，如果他们想继续保持慷慨的名声，他就必然异乎寻常地加重人民的负担，横征暴敛，为获得金钱，而不惜一切代价。以致他的臣民因此而仇恨他，而且当他困乏的时候，没有人会尊重他。这样，他的慷慨实际上损害了许多人，而受惠者却只是极少数人。因此他是首先遭遇困难的人，无论发生什么危险，他都会首当其冲。而一旦他认识到这一点并想要停下来的时候，他立即就会 得到吝啬的恶名。
在我们这个时代里，我们发现做出了伟大事业的，只是那些曾经被视为吝啬的人们，至于其他的人则全都没有成功。在我们这个时代里，我们发现做出了伟大事业的，只是那些曾经被视为吝啬的人们，至于其他的人则全都没有成功。
假如一位君主带军队出征，进行掠夺、敲诈、勒索花费别人的财物，这个时候必须慷慨，否则士兵就不追随他了。就像居鲁士、凯撒、亚历山大所做的那样，对于既不是你自己的也不是你的臣民的财产，你完全可以作一位很慷慨的施主，因为非常淋漓痛快地慷他人之慨，这不仅不会损坏你的名声，而且还能提高你的声誉。只有挥霍了你自己的财产，才会损害你自己。
君主为让自己的臣民同心同德团结一致，就不 应介意残酷这个恶名，因为除了极少数的特例，他比起那些由于过分仁慈而引起混乱、凶杀、趁机劫掠的人说来，可以说是更仁慈的了，因为那种仁慈受到危害的是整个社会，而君主严格执行刑罚伤害的不过是个别人罢了。
严峻的形势、崭新的家园，使我壁垒森严，警戒着整个国家。
被人畏惧比受人爱戴要安全一些。因为人类一般有这样的特点：他们忘恩负义、容易变心，是伪善者、冒牌货，是逃避危难、追逐利益的。当你对他们有益处的时候，正如我在前面谈到的，他们可以把一切都给你的；当你对他们的需要还很遥远的时候，他们表示愿意为你流血，愿意奉献自己的财产、性命以及自己的子女；可是当你即将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背弃了你。
人们冒犯一个自己爱戴的人比冒犯一个自己畏惧的人要更没有顾忌，因为爱戴是靠恩义维系的，然而由于人性是恶劣的，在对自己有利的情况下，无论在任何时候，人们都会砍断恩义这条纽带。可是畏惧呢，人们会由于害怕要受到的惩罚而有所顾虑。
要的事是，他一定不要碰他人的财产，因为人们对自己父亲的死的忘记比遗产的丧失还要快。另外，掠夺他人财产的借口常常是容易找的：一旦一个人开始以掠夺为生，他就会轻易找到霸占他人财产的借口。但是，与此相反，夺取他人生命的理由却十分难找，而且失去得也快。
当君主和军队在一起并且当他指挥着庞大的队伍的时候，他完全有必要不顾及残酷之名，因为没有这个残酷的名声，他就决不能够保持军队团结和有效地执行任何任务人们爱戴君主，取决于他们自己的意愿；而感到畏惧，则是取决于君主的意志。因此一位明智的君主应当以自己的意志为基础，而不是以他人的意志为基础。
一种是用法律，另一种是以武力 。第一种是人类的方式，第二种是野兽的方式。但是由于这第一种方式，在许多情况下，不足以达到目的，所以诉诸第二种方式就变得很有必要了君主必须懂得该如何利用兽性，那他就应该在狐狸和狮子之间抉择；狮子无法独自识破陷阱，而狐狸无法独自抵御狼群。
因此为了发现陷阱，有必要成为一只狡狐；为了震慑狼群，又有必要成为一头猛狮：那些仅仅以狮子自居的人不明白形势会变化。
一位英明的君主，因此，不能够也不应该信守他的诺言，当守信会为他带来不利时，以及当他做出承诺的理由不复存在时。如果人人都善良，那这个箴言就未必是好的。不过由于人类是一种可悲的生物，他们不会信守对你的承诺，同样的你也不需要信守对他们的诺言。一位君主从来都不会缺少合法的理由来掩盖他未能履行诺言的事实。
拥有这些品质并始终恪守它们是有害的，但是看起来遵守它们却很有用：比如，看起来仁慈，守信，人道，值得信赖，虔诚，以及等等这般；不过在他的心里却是另一种想法，那就是倘若有必要不这样做，他将能够而且知道该如何转变到对面去。一定要懂得这一点：那就是一位君主，而且尤其是一位新君主，不能恪守所有那些被认为是善良的人该做的事情，原因在于为了维持政权，他必须常常违背他的诺言，违背仁爱，违背人道，以及违背宗教信仰。 而且有必要的是，他应该做好随命运的风向以及变化中的形势改变他自己立场的心理准备。而且，正如我前面说过的，只要有可能，他就不应该拒绝为善，只是他应该知道当形势所迫时该如何诉诸邪恶。
人类更多的是通过他们眼睛所看到的来判断而不是他们亲手所触到的：所有人都看得到，不过极少有人能触摸得到。每个人看到的都是你的外表，极少有人能触及你的内在，而且那些极少数人怎么胆敢违逆多数人的意见，而多数人的背后又有着整个国家机器的支持。假使一位君主征服和维持了他的统治，那他的所为总会被所有人认为值得敬佩和赞誉。因为凡夫俗子总是只看到事物的表面和事情的结果。而在这世上最不缺的就是这些庸人，那些极少数明白事理的人没有他们的立足之地，而多数人却可以倚靠在国家机器身上。
在那些让他被憎恨的事情里，首当其冲的就是贪得无厌，僭取臣民们的财产和女人。在这件事情上他必须约束住自己。在大部分情况下，只要你不剥夺臣民的名誉或他们的财产，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会过的心满意足，你只需抗衡极少数人的野心，而有很多种方法来毫不费力的把这些人控制住。那些他被蔑视的事情是被认为善变，滑稽，懦弱，胆怯，以及优柔寡断。当事关他臣民们的私人事务时，他一定要坚持一旦作出了决定，就不再有商量的余地。而且他应该用这样的方法来维护他的名誉，那就是没人可以想象到他可以欺骗或作弄他。
君主对付阴谋政变的一个最有力的解决方法之一就是不被人民所憎恨，因为不论谁策划政变，他总是相信他可以通过杀死君主来满足人民。但是一旦他认为这样做会不利于他们，他就没办法鼓起勇气来采取这样一种行动，因为谋叛者这边将遇到数不尽的困难。
凡是阴谋政变的人都不可能单独行动，他也找不到同谋者除了那些他认为同样心怀不满的人。而一旦你向其中一位反叛者透露你的目的，你给他满意的条件，而他能通过揭露阴谋来得到他渴望的所有东西。道理就是这样，看到一头是确定的好处，另一头则满是疑问而且危险重重，即使他要继续效忠于你，那他一定或者是那种罕见的朋友，或是这位君主绝对顽固的敌人。
组织有序的政权和英明的君主都非常注意不把贵族赶到绝望的境地，并满足人民群众的要求，让他们保持满意，因为这是一位君主关心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为了让自己从责难中解脱出来，他因此组建了一个第三方的司法机构，既可以约束贵族，迎合下层阶级，而又不用让国王背上重担。可能再没有比这个更优秀和更明智的制度了，也再没有对国王和王国的安全更好的解释了。
君主须把招人反感的事情交给别人，而把讨人喜欢的事情留给自己。再次，我总结说一位君主一定要尊重贵族而不让自己被人民憎恨。
在其他君主国里，君主不得不与之作斗争的仅仅是贵族的野心和人民的粗野，而罗马的皇帝们则有第三个问题：他们不得不忍受军队的残暴与贪婪。这引起了很多的困难，是他们中许多人坠落的原因，因为很难同时满足军队和人民。人民热爱和平与安定，而且，由于这个原因，光明正派的君主受他们喜爱，而同时，军队热爱一位有尚武精神的君主，希望他残忍，傲慢，贪婪。他们希望他把这些品质施加于人民身上，如此他们便能增加他们的薪水并发泄他们的贪欲和残暴。
那些新皇帝，当认识到两种相互对抗的体液所造成的困难，转而对军队采取姑息的态度，不甚在意会对人民造成伤害。这样的举措是必要的，因为既然君主无法避免被人所憎恨，他们必须优先寻求不被最大的群体所憎恨。如果他们做不到，他们就必须尽所有的努力来避免被最有权势的群体憎恨。
如果一位君主希望维持政权，他将常常被迫不为善，因为不论何时，只要你认为需要得到支持的那个群体已经腐化——不管是人民，军队，或是贵族——为了让他们满意而顺从他们的意愿总是对你有利的，于是善行就是你的敌人了。
在塞维鲁这里，他具备相当的才干，即使在人民被他压榨的情况下还能维持和军队的联盟关系，他有资本幸福地统治，因为他的那些才干使他在军队和人民两者的眼里都受到 敬佩，前者被震慑而手足无措，后者则充满敬意和满足。
因为他是一个军人，能够忍受任何艰辛，蔑视任何精致的食物和所有其他类型的舒适生活，这让他深受军队的爱戴。
由一个顽固的人慎重考虑后做出的事情，对君主来说是无法避免的，因为任何不怕死的人都可以对伤害到他们。但是君主一定不要对这样的人太过害怕，因为他们是极其罕见的。他仅仅必须要警惕不让任何为他服务的人和任何在他身边为他的君主国服务的人受到严重的伤害。
如果更有必要满足军队而非满足人民，那是因为军队能够做的比人民更多。今天，对所有君主来说，除了土耳其和苏丹，都有必要满足人民而非满足军队，因为人民能做的比军队更多。
苏丹政权不同于所有其它君主国，有点像基督教的教宗，不能被称为世袭制君主国或新生的君主国。因为它不是老君主的儿子，身为继承人然后成为它的统治者，而是被那些有选举权的人选举到那个地位。由于这个体制是一个古老的体制，它不能被称为一个新生君主国。在这样的君主国里，那些困难中没有一个是新生国家会遇到的，因为虽然君主是新的，那个政权的体制也还是旧的， 而且被组织起来就像接纳他们的世袭统治者那样的接纳他。
一位新的君主，在一个新的君主国里不能仿效马库斯的事迹，他也没有需要追随塞维鲁的脚步。反而，他应该从塞维鲁那里吸取对建立他的政权所必要的品质，而从马库斯那里吸取那些举止得体和光荣的品质以便能够保有一个已经建立和稳定下来的政权。
当一位君主获得一块新的土地，将它吞并进他自己原来的国家里，那么他就有必要解除那块土地上的武装，除了那些在征服它的过程中与你并肩作战的伙伴。而且他们也同样，随着时间的进行与合适的时机，必须被削弱，而且必须这样来筹划，那就是你整个国家的武装力量会被集中于你自己的军队，驻扎在你的附近，在你原来的国家里。
无疑，当君主们克服了加诸于他们的困难和障碍时，他们就变得伟大。于是，命运——尤其当她希望提升一位新君主的威望时，而新君主也比一位世袭君主更需要威望——就为他创造出敌人，而且让他们采取反抗他的冒险行动，如此他便有机会克服它们，攀上他的敌人为他带来的更高的台阶。许多人认为一位英明的君主必须要狡诈的培养一些敌视行动，只要他有这个机会，这样通过镇压它，他也会更加伟大。
君主，尤其是那些新君主，发现了那些在他们统治初期被受到怀疑的人比那些起初被信任的人更加忠心也更有利用价值。
君主在统治伊始总会很容易赢得那些过去曾与之敌的人的支持，这类人为了保住自己一定会提供支持。他们甚至会更忠心的为他服务，因为他们认识到了他们通过行动可以消除君主对他们的疑虑。于是君主总会从他们那里得到更多的利益，比那些忽视他的事务，带着太多自信服务于他的人要更多。
害怕他的人民甚过害怕外国势力的君主应该修建城堡；但如果他更害怕外国势力而不是他的人民，则不应该依赖它们。
最坚固的城堡就是不要被人民憎恨。你可以拥有许多座城堡，不过它们都拯救不了你，如果人民憎恨你的话，因为一旦人民拿起了武器反抗，他们就从来都不会缺少愿意帮助他们的外国势力。
对一位君主来说，没有什么比伟大的事业和显示自己的非凡卓绝更能让他赢得尊重的了。
对君主来说，在处理内部矛盾中显示自己的非凡卓绝也对他很有助益。每当出现这样一种机会，那就是某个公众人物做出了某些异乎寻常的举动，不管它是好是坏，这位君主应该找到一种能够引起广泛讨论的奖励或惩罚他的方法。而且首要的是，一位君主在他的所有行动中都应该努力实现一个具有杰出智慧的伟大人物的名声。
一位君主，当他是一个真正的朋友和一个真正的敌人时，也会获得尊重：那就是，当他没有保留的，宣布自己站在一位君主的一边对抗另一边时。这样的一种政策总会比维持中立更有利。公开表明立场，公开的战争援助总会更有利。如果你没 有表露你的意图，你总是会成为胜利一方的猎物，也让失败一方高兴和满意，而且你没有任何理由说别人应该来帮助你或陪同你。因为不管谁获胜，它都不会想要没有在艰难时期协助他的不情愿的盟友；不管谁战败，他也都不会给你提供庇护，因为你在先前也不愿意冒险与他共患难。
他若不是你的朋友，总会请求你保持中立；他若是你的朋友，总会要求你举起武器表明你的立场。为了躲避眼前的危险，优柔寡断的君主会在大部分情况里遵循中立的立场，而大部分情况下他最终会覆灭。
当互相斗殴的对手是那些不论谁获胜你都不用害怕的人时，此时选择阵营甚至是更英明了；由于你在另一位的协助下促成了一位君主的垮台，而那位君主如果足够明智本可以挽救自己；而那位胜利者，当他获胜时，依然要听命于你——而且对他来说，在你的帮助下不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一位君主一定要避免加入实力比他自己更强大的一方来对抗其他人，因为如果你们取得胜利，你依然是他的囚徒，而且君主应该尽可能的避免唯他人的马首是瞻。但是当这样一种同盟无法回避时，一位君主应该出于上面给出的理由加入。任何国家都不应该相信总有一条安逸的道路可选。恰恰相反，它应该认识到万事皆有风险，在决定选择的先后次序时我们发现了这个原则：那就是每当我们企图避免一种不利的局面，我们就遇到了另一种。知道如何权衡各种不利的情况，并且知道如何选择其中最不坏的一种，是谓之英明。
一位君主也应该表露出他钟爱才干和美德，方法是优待那些德高望重的人和敬重那些特别擅长某一领域的人。此外，他应该给他的臣民们一个安定的环境，鼓励他们致力于自己的行当，不论是商业，农业，或任何其他的人类事业。
因为每座城市都被 划分成不同的行会或城区，他应该顾及这些组织，偶尔接见他们，表现出自己是一个仁慈和宽宏大量的典范，而同时，不管如何，总是坚决维护他君王的威严。
智慧分三种境界 ：上者识事，无所不知；中者识人，知人之所知；下者人事两不识，既不自知也不知人。
人们评价一位君主 英明程度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观察他周围的人。当他周围的人有能力且忠心耿耿，人们总会认为他英明，因为他懂得如何发挥他们的能力而且使他们保持忠心。
只要一个人有智慧辨别出另一个人言行的好坏，虽然 他本身也许不具备做事情的能力，他也可以辨别出大臣办事得力与否，赞美办得漂亮的事并且纠正搞砸的事；而且大臣既然不能期望着去哄骗他，那唯有继续兢兢业业好好办事了。至于一位君主该如何识别出这样一位大臣，有一种屡试不爽的方法。当你看到这位大臣考虑的更多是他自己而不是你，而且他办的所有事情都是在为他自己谋利，像这样的人绝不可能成为一位优秀的大臣，而且你绝不能够信任他。
授之以名望，给之以财富，让他在物质和精神上都亏欠君主，和他分享荣耀与职责；如此，大臣会认识到没有君主就没有他的今天；如此，名誉盛隆到让他不再渴望更多的名声；如此，财产富足到让他不再渴望更富有；如此，地位崇高到让他害怕有任何改变。因此，当君臣间以这种方式为纽带时，他们便能彼此信任。
人太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感到自豪，用这种方式欺骗自己，他们发现很难保护自己免疫这种瘟疫；而同时希望避免奉承的愿望却带来了被蔑视的危险。因为除了让人们明白告诉你真相并不会对你造成伤害之外，没有其它让你免于谄媚的方式。可是一旦任何人都能够直言无讳，你也就失去了尊严。
一位英明的君主应该遵循第三条道路，从他的朝廷里挑选出聪明的人，仅仅把向他直言的许可给予他们，而且仅仅只在些他询问他们的事情上可以直言，在其它事情上则不可以。不过，他应该询问他们所有的事情，应该倾听他们的意见，然后应该用他自己的方式独自深思熟虑。除了这些人之外，他应该拒绝听取任何其他人的意见，直达他的目标，顽固的执行那些他做出的决定。任何不这样做的人或亡于阿谀奉承，或面对不同的意见而不停变更他的主意；从而降低人们对他的评价。
一位君主应该总是纳谏，只在他想要得到建议的时候，而不是在其他人希望进谏的时候。相反，他不应该鼓励任何人进谏，除非他要求。不过他应该是一个非常频繁的提问者，然后，对于询问的有关事项，又是一个寻求真相的耐心的倾听者。
一位不够聪明的君主得不到聪明的建议，除非他偶然顺从于一位单独个人，这个人在所有事情上支配着他，也是一个极为精明的人物。在这种情况下，他会得到聪明的建议，但此事不会持续很久，因为像这样的一位支配者会很快把政权从他手中夺走。但是如果他向超过一位顾问那里征求意见，一位不够聪明的君主将绝不会得到前后一致的建议，他也不会知道该如何让自己始终表现如一。他的每一位顾问都会为他自己的利益考虑；君主将不晓得如何纠正它们或辨别它们。所有提供建议的人都是一个德性，因为人向来被证明是恶的，除非有某种不可抗力因素让他们举止良好。因此结论是，优秀的建议，不论来自谁，一定缘于君主的英明，而非君主的英明缘于优秀的建议。
一位新君主的一举一动会远比一位世袭的君主更受人关注。当他的举措被认为处理巧妙，它们会给人们留下更深刻的印象，会使人们更紧密地和他连结在一起，远比古老的血统要更有效果。因为人远更注重当前而非过去，当他们在眼前事务中发现利益，他们就享受现状而不再寻求其它。
我们时代这些统治了他们的王国许多年而随即又丢掉它们的君主们不应该责怪命运，而应该责怪他们自己的懒散。由于在和平年代他们从没设想过形势会发生 变化——不考虑晴空万里的天气里突遭一场风暴的可能性是人类的普遍弱点——而当艰难时期最终到来时，他们考虑到却是逃跑而不是防御自己。
唯有那些依赖于你自身力量和你自身才干的防御才是优秀的，确定的，和持久的。
任何一位君主假如他完 全依靠命运的话，那么当命运变化的时候他就必然会垮台。我还认为，假如一位君主的行为符合时代特征，他就会得心应手；同样，如果他的行为不符合时代特性，他就会不顺利。
他的生命短促，因此他没有相反的教训，假如事情发生在他必须谨慎行事的时候，他就会走向毁灭，因为他生性永不会抛弃他偏爱的这些方法。
当命运发生在变化，而人们仍然顽强地坚持自己的方法时，假如人们能同命运相地协调，他们就会获得成功；否则，他们就不会成功。我认为确实如此：勇猛比小心谨慎要好，因为命运之神好比一个女子，你想要征服她，就必须打击她。人们会发现，她宁愿让迅猛行动的人们去征服她，而不愿惠顾那些冷冰冰地进行工作的人们。因此，正如女子一样，命运常常是年轻人的朋友，年轻人虽然他们在小心谨慎方面很难做好，却往往比较凶猛，而且能用更加大胆的手段去制服她。
要认识一位意大利豪杰的力量，就只有让意大利沉沦到它现在 所处的绝境，必须比希伯来人受更深的奴役，必须比波斯人受更重的压迫，必须比雅典人还要流离失所，既无首领，也无秩序，受打击、遭掠夺、被分裂、遭蹂躏， 并且忍受了种种摧残。
对于必需战争的人们来说，战争就是正义的；当除了拿起武器以外就别无他望的时候，武器就是神圣的。
在决斗时或者在只有少数几个人搏斗时，意大利人在力量、 机敏和智力上是何等优秀啊，可是当他们进了军队就表现平平，这一切都导因于的首领软弱，因为那些高明的人们不愿意服从他们，而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高明，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因为能力和幸运两方面都出人头地，从而使其他人为之折服。因此，在以前长的时期内，在过去二十年发生的多次战争中，此完全意大利人组成的军队，在考验面前，总是失败。
假如你的显赫的王室决意仿效 向我在前面提到的那些解救国家的优秀人物学习的话，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组织起自己的军队，这是所有事业的真正基础，因为他们是比任何人都更忠实、更真诚、更优秀的士兵，而且，虽然他们每一个人都极为优秀，但是当他们看到他们的君主的指挥他们并且获得他授勋和礼遇时，他们会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并且变得更加优秀。因此，为了彻底依靠意大利的力量来防御外侮，必须组建这样一支军队。
西班牙人抵御不了骑兵，而瑞士人一旦在战斗中遇到的步兵同自己一样顽强的时候，他们就会感到害怕。所以经验已经证明而且将来还要证明，西班牙人抵抗不了法国骑兵，而瑞士人则会被西班牙步兵所消灭。
反抗暴虐的力量，将举起枪，战斗不会太长！因为古人的勇气，至今没有 在意大利人的心中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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