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乱弹】 不太好意思写
很久以前写的，写在别处。
事先声明，我学经济的，对哲学没什么了解，书看的也很少。所以，就当我是瞎说。欢迎批评指正。我写了这些话，其实心虚的很。。。。
贴在这里，就是为了好整理。
另：说实话，最后一章有好些地方没有看懂
西方的精神分裂
一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塑造的三兄弟代表了西方精神分裂的三个源头：大哥德米特里代表了生命原初的本然力量（Wille？），二哥伊万代表了理性气质，而阿辽沙则是代表宗教情怀。三个源头中最重要的无疑是后两者，有人概括为：希腊和耶路撒冷（即理性与宗教）。如果说中世纪的神学试图将两者融合起来的话，近代自笛卡尔以来直至德国古典哲学的一系列思想发展可以说是这两者貌合神离的缓慢瓦解和最终爆发。而这种貌合神离在中世纪神学中就表现为神学所确立的形而上学的上帝与作为爱的上帝根本不是同一个上帝。刘小枫作为一个具有坚定信仰的基督徒，在《拯救与逍遥》中强调，理性只能否定形而上学的上帝而对作为爱的上帝无能为力。这话很有道理，但作为爱的上帝的基础又是什么？完全剔除理性的信又怎能不是盲从？这些恰恰说明，西方精神分裂的两个源头理性与信仰之间的强大张力：一方面本质的不相容造成精神分裂，另一方面却互相要求。在二哥伊万的身上，体现的不只是理性，更重要的是，体现了西方的精神分裂、理性与信的分裂和张力（可参见“宗教大法官”一章）。伊万是一个寓言，寓言了以后的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神人也！二人的气质类型很像哈。笑。）二人的精神分裂实质上反应的就是整个西方的精神分裂。
二
神学博士外加基督徒刘小枫先生很看不上萨特，他嘲笑说：“明明是理智之知自己一手制造了虚无，又指控虚无令人恶心”，明明是你们不要上帝，却又抱怨没有上帝。他嘲笑说，明明是你看不见，却硬要说没有，看不见不等于没有。但是，话又说回来了，看不见也同样证明不了有，最后不得已还不是得引出关于存在上帝的所谓“悬设”？刘小枫先生自己也说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把“有没有上帝”这个问题，置换成“没有上帝会怎么样”。伦理学上的需要（应然）怎么能代替本体论上的存在？他说：信仰上帝不是源于思考，不是源于爱真理，而是出于人类苦境的价值情感上的要求。这句话实际上就是用上文提到的“理性只能否定形而上学的上帝而对作为爱的上帝无能为力”来回答我的问题。但是，我确实很难理解，不知道“在”，又怎么能“信”？迈不过去这个坎啊。上帝是否在，根本就是不可知!
三
在西方的语境下，人是欠缺，有的只是有限性。所以，人的理性也是有限的。有限的理性如何承负得了无限的恶？所以只有上帝才能承负这恶。可是，上帝在哪里? 本体论上的“有上帝”（理性）和宗教上的“信上帝”其实就体现了西方的精神分裂。了解了西方的这种精神分裂，也就不难理解海德格尔为什么说“只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我的哲学就是等待上帝”（meine Philosopie ist ein Warten auf Gott）
四
与西方根本不同的是，中国人不承认人的欠缺。所以一切价值都被规定为“回归人的本然状态”。价值伦理不依附于上帝，而依附于生命本身和血缘。既然价值根植于人本身，所以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超越”，新儒家所谓的“内在超越”也就根本不能称之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超越”。依稀记得老子有句话说，要人“返回婴孩”（大概是这个意思），其实儒家他们的价值也同样是建立在本然生命自足的基础上的。记得《世说新语》里有个人问：儒家和道家有什么不同？另一个人说“将无同？”意思是，没有什么不同。确实如此啊。怪不得中国的诗人总能游走于儒道之间，因为“将无同”。
五
关于信仰：中国人天生就缺少信仰的细胞，比如说我，何况我还是自认为非常感冒宗教感的。听“b小调弥撒”（die hohe Messe in h-moll , BWV232），那种谦卑，那种崇高震颤人心。我仿佛就要信了，可是我就是不信。我也拿自己没有办法。记得以前下载过一个讲座，里面谈到了作为中国人没办法信仰宗教，于是可以将真善美作为自己的信仰。可是真善美解释不了假恶丑，承负不了更拯救不了假恶丑。讲座里还提到了刘小枫建议将基督教引入中国，讲座人认为操作性太差。的确如此。引入佛教，本土化的禅宗根本就是将佛教“去宗教化”了（《拯救与逍遥》里也有提到），以中国文化这种巨大魔力，引入哪个宗教都没什么太多人信，有人信也是“去宗教化”的信。所以有人针对“中国人为什么没有信仰”提出了“中国人根本不需要信仰”，这难道不是种虚无主义？对于虚无主义，刘小枫先生没少反驳，我就不说什么啦。
事先声明，我学经济的，对哲学没什么了解，书看的也很少。所以，就当我是瞎说。欢迎批评指正。我写了这些话，其实心虚的很。。。。
贴在这里，就是为了好整理。
另：说实话，最后一章有好些地方没有看懂
西方的精神分裂
一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塑造的三兄弟代表了西方精神分裂的三个源头：大哥德米特里代表了生命原初的本然力量（Wille？），二哥伊万代表了理性气质，而阿辽沙则是代表宗教情怀。三个源头中最重要的无疑是后两者，有人概括为：希腊和耶路撒冷（即理性与宗教）。如果说中世纪的神学试图将两者融合起来的话，近代自笛卡尔以来直至德国古典哲学的一系列思想发展可以说是这两者貌合神离的缓慢瓦解和最终爆发。而这种貌合神离在中世纪神学中就表现为神学所确立的形而上学的上帝与作为爱的上帝根本不是同一个上帝。刘小枫作为一个具有坚定信仰的基督徒，在《拯救与逍遥》中强调，理性只能否定形而上学的上帝而对作为爱的上帝无能为力。这话很有道理，但作为爱的上帝的基础又是什么？完全剔除理性的信又怎能不是盲从？这些恰恰说明，西方精神分裂的两个源头理性与信仰之间的强大张力：一方面本质的不相容造成精神分裂，另一方面却互相要求。在二哥伊万的身上，体现的不只是理性，更重要的是，体现了西方的精神分裂、理性与信的分裂和张力（可参见“宗教大法官”一章）。伊万是一个寓言，寓言了以后的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神人也！二人的气质类型很像哈。笑。）二人的精神分裂实质上反应的就是整个西方的精神分裂。
二
神学博士外加基督徒刘小枫先生很看不上萨特，他嘲笑说：“明明是理智之知自己一手制造了虚无，又指控虚无令人恶心”，明明是你们不要上帝，却又抱怨没有上帝。他嘲笑说，明明是你看不见，却硬要说没有，看不见不等于没有。但是，话又说回来了，看不见也同样证明不了有，最后不得已还不是得引出关于存在上帝的所谓“悬设”？刘小枫先生自己也说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把“有没有上帝”这个问题，置换成“没有上帝会怎么样”。伦理学上的需要（应然）怎么能代替本体论上的存在？他说：信仰上帝不是源于思考，不是源于爱真理，而是出于人类苦境的价值情感上的要求。这句话实际上就是用上文提到的“理性只能否定形而上学的上帝而对作为爱的上帝无能为力”来回答我的问题。但是，我确实很难理解，不知道“在”，又怎么能“信”？迈不过去这个坎啊。上帝是否在，根本就是不可知!
三
在西方的语境下，人是欠缺，有的只是有限性。所以，人的理性也是有限的。有限的理性如何承负得了无限的恶？所以只有上帝才能承负这恶。可是，上帝在哪里? 本体论上的“有上帝”（理性）和宗教上的“信上帝”其实就体现了西方的精神分裂。了解了西方的这种精神分裂，也就不难理解海德格尔为什么说“只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我的哲学就是等待上帝”（meine Philosopie ist ein Warten auf Gott）
四
与西方根本不同的是，中国人不承认人的欠缺。所以一切价值都被规定为“回归人的本然状态”。价值伦理不依附于上帝，而依附于生命本身和血缘。既然价值根植于人本身，所以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超越”，新儒家所谓的“内在超越”也就根本不能称之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超越”。依稀记得老子有句话说，要人“返回婴孩”（大概是这个意思），其实儒家他们的价值也同样是建立在本然生命自足的基础上的。记得《世说新语》里有个人问：儒家和道家有什么不同？另一个人说“将无同？”意思是，没有什么不同。确实如此啊。怪不得中国的诗人总能游走于儒道之间，因为“将无同”。
五
关于信仰：中国人天生就缺少信仰的细胞，比如说我，何况我还是自认为非常感冒宗教感的。听“b小调弥撒”（die hohe Messe in h-moll , BWV232），那种谦卑，那种崇高震颤人心。我仿佛就要信了，可是我就是不信。我也拿自己没有办法。记得以前下载过一个讲座，里面谈到了作为中国人没办法信仰宗教，于是可以将真善美作为自己的信仰。可是真善美解释不了假恶丑，承负不了更拯救不了假恶丑。讲座里还提到了刘小枫建议将基督教引入中国，讲座人认为操作性太差。的确如此。引入佛教，本土化的禅宗根本就是将佛教“去宗教化”了（《拯救与逍遥》里也有提到），以中国文化这种巨大魔力，引入哪个宗教都没什么太多人信，有人信也是“去宗教化”的信。所以有人针对“中国人为什么没有信仰”提出了“中国人根本不需要信仰”，这难道不是种虚无主义？对于虚无主义，刘小枫先生没少反驳，我就不说什么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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