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与权力——从萨义德《东方学》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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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将一句无比尖锐的话语抛向读者——“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这句关于东方的表述太直接、太尖锐，以至于乍看之下让人无所适从。人们还没有摸清这句话所想表述的脉络时，就已经被以下这一事实牢牢套住：当知识被冠以非知识的目的时，知识往往作为一种工具被运用，而当权力插手知识之中时，知识的力量再次被推向不纯洁的境遇，带有不纯洁的目的。因而，权力与知识的掺杂，往往会引起争论、质疑，甚至谩骂——或，当其遇到并不谨慎的学者时，被忽视、崇拜，甚至追随。这一具有争议性的主题——知识与权力——正是爱德华•W•萨义德在其著作《东方学》中所想表达与讨论的。而萨义德将马克思那句表述作为卷首语呈现出来时，我们似乎已能清楚的预见他所要表达的敏感内容，我们似乎也能嗅到书中挣扎与斗争的血腥气息。萨义德横贯全书的讨论，虽通过时间的顺序将东方学的产生、发展与现状表达出来，意图阐明其发展的脉络，给读者以清晰的东方学的概况，却无时无刻不被知识与权力这一主题所包围。无论是从英法还是到美国的东方学，其作为学科的不纯洁性总是显而易见的，因此，萨义德在绪论中才有这样的解释：
读者会明白……我赋予“Orientalism” （东方学）一词以多种含义，在我看来，这些含义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最易于人接受的是其作为学术研究的一个学科含义。……东方学……太含混、太笼统，它带有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欧洲殖民主义强烈而专横的政治色彩。
因而，从一开始，东方学就并非作为一个纯粹独立的学科而存在，其政治关联性如此之大，以至于“不太受专家们欢迎”。既然东方学这样带有强烈政治性色彩的学科受到如此大的非议，那么，我们自然要问，这样的关联是否必然与必须？亦即知识与权力是否不可分？如果在东方学身上，这样的关联是必然性的，那么其他学科是否也必然有这样的关联？其关联程度是多少？这会对学术（知识） 带来多大的影响？学术（知识）的纯洁性是否受到了挑战与质疑？
面对上述这一系列问题，想要讨论清楚是相当复杂的，其涵盖的范围太广，以至于我们很难找到确切的定义，而在这篇短文里讨论，也似乎冒着巨大的风险——无论是不够深入还是不够全面，都是我所不愿意看到的——所以，我试图从东方学自身谈起。无论是先有政治需求才有东方学的出现，还是东方学出现后，迎合了政治的发展脉络，对于我们来说，似乎并无关紧要。对于一门西方人认识东方的学问，我们更需要关注的，是其内容与其所衍生出来的各种现象。在萨义德关于亚瑟•詹姆斯•贝尔福在英国众议院所发表的演说、克罗默的东方统治观点、拿破仑对东方（埃及）的入侵、基辛格的政治举措、《波斯人》与《酒神的女祭司》著作的分析、伊斯兰问题的延展 等种种相关例证中，我们不难得出下面这一结论：东方学所关注与研究的，并不是现实中或历史上的东方，而是“想象领域”中的东方。他们（东方学家）并没有将真正的东方呈现出来的冲动，而是渴望建立一种表述体系，在这一表述体系下，东方能够为西方所理解与控制，从而能够成为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在此过程之中，东方与西方被有意识地割裂开来，出现自我（西方）与他者（东方）的区分，这一区分所带来的是一种观念中的不平等以及现实中的各种主义。西方在这种自我蒙蔽的——姑且这样认为，因为他们对于现实中的东方的确一无所知——空间中，想象、表述东方，进而授予自身以创造东方的权力。这一学科如果缺少另一权威的辅助——比如政治的或商业的——似乎是没有前途可言的，它既不能为学术界的正统研究领域所接纳，也无法将自身融入非学术的新的体系之中。然而，我们看到的是，由于东方学这样的特性——或是早由政治所影响——已成为西方政治（权力）的左膀右臂。贝尔福的演讲中已很清楚的阐明：
……一个英国政治家之所以以高人一等的姿态处理与像埃及这样伟大的东方国家和民族有关的事务时，不得不面对的那些事实。我们比了解其他国家的文明更了解埃及文明……在我们的控制之下，他们得到了比他们以前的整个历史都要好得多的治理，而这不仅使他们自己获益，无疑也使西方文明世界获益。
在这里，政治对东方学的需求跃然纸上，由于了解——且有能力了解，所以有权利干涉。而政治，在进一步的阐明中更是受到了东方学研究的福祉，正是出于东方学对东西方的割裂——这样的割裂并非自然存在，而是人为的——以及在其想象的领域中所表现出来的高人一等的优越性，西方在对东方入侵时找到了正当而且必须的理由——他们往往打着拯救与世界主义的旗号。这似乎是一个强盗的逻辑，而且显得有些掩耳盗铃。西方在自我构建的东方中一再凌驾于其之上，以一个自认为优等民族对劣等民族的同情以及责任感对其进行政治的或军事的入侵。虽然这是政治的方术，然而，这在现在看来近乎荒唐的举动在东方学的荫庇下，确实是实施了，而且大获裨益。在此，我们看到了东方学与政治（或扩大一点说：知识与权力）双方的需求，而且这样的需求愈演愈烈。于是，我们不难由此产生这样的念想——即使我们对这一念想保有或保守或开放的态度：学术与政治在东方学那里实在是难以分而待之，其双方的需求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这种趋势由于历史事件的叠加而越来越强烈。东方学试图与政治构成下面这样一种体系与逻辑——在这种逻辑中，知识所构建的话语与权力所要求的利益实在是难舍难分：
他者与认同——知识——权利——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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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之因 —— 东方学——统治——**主义
（1）拥有支配权利的，则是拥有力量的一方，这样的可支配权，往往——或已经带有必然的因素——拥有更多或者全部的话语权——这样的逻辑倒反过来也能成立。然而知识并非真理，而是人为构建的话语，那么拥有话语权的支配者构建有利于自身的知识成为天性使然。由于支配者与被支配者的不平等与文化差异，必然产生自我与他者的分歧，——而他者是被弱化了的他者。在这样的矛盾下，要使支配者认同他者，必然要将他者构建为自身体系中的一部分，于是人为构建的体系必会服务于支配者自身，支配者必会看到其想看到的驯服了的“他者”。（2）这种变形后的“他者”，在正义上就出现了问题——因为正义在不同文化中定义绝不相同，于是什么是正义？拥有话语权的一方（西方）才对正义的解释有决定性的意义，支配者衍生出的各种“主义”（如欧洲中心主义、种族主义）将正义框定在支配者的舒适范围内。在这样的不平等下，统治权也对正义进行了界定，而支配者构建的知识又将这样的界定确定下来，于是被支配者再次被弱化。（3）受益于这样一种构建出来的体系，政治的正义权力得到了加强，在此之下，各种衍生出来的主意大行其道，支配者于是可以肆意的在被支配者那里挥洒“辛勤耕耘”的汗水，以“辅助”他们成长与前进。
我们的讨论可以在这里稍作停顿。因为对于东方学与政治难以割舍的关系，我们已经可以完全的确定下来，而他们这种紧密联系的关系的必然性，我们似乎也可以得出确切的答案。然而，我们要问，既然这样，知识与权力的不可分是我们愿意看到的吗？或者说，它们的联系是否存在完全的正当性可言？而知识与权力的关系是平等的吗？
还是让我们以《东方学》为例。如果说，政治于东方学，就如同香气于花一般只是其主体的延展或是副产品，那么，我们还可以较为委婉的承认东方学作为一门学科的主导性与主体地位。这种地位的确立在于，政治并没有作为一个庞大的主体影响东方学作为学术——再退一步说，一种表述——的发展脉络，反而是东方学对于政治有相对输出的解释或影响。然而，在萨义德的讨论中，我们很难看到这种确实地位的存在——至少是很不乐观的。如果我们还记得在第二卷的末尾，萨义德是怎样以一个叹息的声调谈论东方学的结构与在结构的：
东方学……这一领域不仅从富于灵感的观察印象体系发展为福楼拜所成的规范的学术领域，它还将伯顿这样令人敬畏的个性论者概约（to reduce）为帝国书记员这样的角色。东方从一个地理空间变成了受现实的学术规则和潜在的帝国统治支配的领域……早期东方学家使他们的著作和东方一起登上舞台，其后的东方学家……牢牢地控制着这一舞台。再后来，当需要对这一舞台进行规划和管理时，人们认识到机构和政府要比个人更擅长于这一管理的把戏。
我们对东方学不受制于政治的期望落空了，“个性论”的东方学家也“概约为帝国书记员这样的角色”。政治对于东方学而言，似乎并没有一个平起平坐的关系，而是学术受到了政治的控制，政治利用了学术以加强自身的权力。东方学的任务不再是——或者说，从来没有——以一种学术的眼光去研究东方——即使是想象性的。在20世纪来临时，东方学的新任务与政治的联系更紧密了。
人们要求东方研究专家做的不再只是“理解”：他们必须使东方表演，东方的力量必须被吸纳进“我们”的价值、文明、兴趣和目标之中……东方学家现在已融入到了东方历史之中，与其难解难分，成了东方历史的塑造者，成了东方在西方人眼中的典型符号。……当东方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被推上历史舞台时，上面的这一任务是由“作为代理人的东方学家”（Orientalist-as-agent）来完成的。……与政府官员相对应的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也就是说，如果被称为东方学的集体学术奴隶是一个建立在某种保守的东方想象视野基础上的官僚机构的话，那么，这一想象视野在东方的执行者就是像劳伦斯这样的帝国主义代理人。
东方学家作为学者的尊严堕落为政治代理的工具，然而，他们似乎还乐在其中。虽然萨义德也为之做过托词，解释道，虽然有一些人做出过挣扎与努力，想要跳出这一政治与学术纠结循环的框架，然而，无论是因为东方学无法摆脱有政治渊源的学科的肌瘤，还是因为时代政治紧迫所趋，最终这些英勇之师也都对政治的强大力量俯首称臣，继续走上传统东方学的道路——甚至更甚，由于新的政治需求，这条道路变得愈加狭窄。最后，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评价：
东方学、关于东方的知识、与东方的交流发生了从学术性态度向工具性态度的重大转变。……现在东方学家已作为西方文化的代言人……（他们）认为自己完成了东方与西方的联合，但主要是通过进一步确认西方在技术上、政治上和文化上处于优势地位的方式。
东方学家已完全臣服，并且享受由政治带来的恩惠——他们似乎实现了个人的伟大价值。如果说在此之前学术还对政治保有哪怕一丁点警醒的话，现在看来，这点谨慎的保护膜也丧失殆尽了。我们在此，姑且暂不讨论东方学由于其学科自身的研究领域与所受的政治影响而对欧洲中心主义和种族主义做出的极大“贡献”，仅是从其工具性态度的转变上看，就足够我们痛心疾首了。政治与东方学的紧密联系，这样看来似乎没有任何褒奖可言。一方面，东方学作为知识的纯粹性大大地受到了影响，另一方面，将一种人们不愿看到的意识形态引入其中。东方学如果还有任何值得进行下去的必要，那么我们看到的只有政治的因素，与东方学家作为其受益者的愿望。虽然有吉勃、马西农等东方学家将“本身即无孔不入的欧洲东方学权威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然而这样的权威究竟有多大意义可言，却值得进一步商榷。
如果我们加以思考知识与政治的不可分所带来的后果，其二元对立的矛盾也许会让我们很难做出一个折中的选择。一方面，这样的知识与权力的结合，使政治作为权力主体深受裨益，知识的垄断对于政治的霸权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我们可以毫不冒险的认为，培根所倡导的“知识就是力量”的确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其涵盖的范围不仅在于空间的东西方对立与西方作为“掌握”知识的一方对东方压倒性的趋势，还在于整个历史的演进与变化。这对政治而言，其好处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另一方面，当我们不得不回过头来面对纯粹的学术观时，我们则只能为东方学的真正学术权威的丧失而大声疾呼。其对纯粹学术（知识）的打击是不言而喻的。我们甚至找不到一种委婉而合乎中庸之道的说法，将这两种矛盾融合贯通，使之不至于太尖锐而影响双方发展的道路。我们的确找不到。其实，当东方学将东西方分而待之而使西方完全控制对东方表述的话语权——尽管其初期，这样的行动只是西方的一厢情愿；但后期则成为一种对东方入侵的必要之举——时，这样的矛盾命运似乎就注定会到来。
而当我们跳出东方学这一个极端的例子，反观其他所谓纯粹知识性的学科——即使是自然学科——时，我们发现，学术与政治、知识与权力也终究不可能完全分离。这些知识或多或少总会受到学者们所处社会、历史与学科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尽管这样的影响有时并不那么显而易见。但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找到一个纯粹意义上的、毫无约束的、自由的知识。因此，我们所能期待的，并非学术与政治、知识与权力的完全分离，而是其连接的程度不至于形成如同东方学与政治一般如此强烈的二元对立。我们所持有的学术态度，一方面是尽可能的做到客观与理性——当然，绝对的客观与理性同样是不可期待的——，对无论是政治、商业或是学科本身传统所控制的那种缺乏警惕、作为学者的个体意识对这一领域代代相传的“陈词滥调”有所警觉；另一方面对政治与权力需抱有一种宽容的态度，一味试图掩盖或抵制都是适得其反的。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放松警惕。学术与政治、知识与权力的矛盾仍然会继续的存在下去，两者的关系并未因为任何的思潮运动而有所缓和。尽管有时候它们的矛盾并不像东方学所表现的如此强烈——我们也期待他们有所缓和。萨义德看来东方学是彻彻底底的失败了 ，那么我们，是否也因他所敲响的警钟而有所警醒？于是，我想以《东方学》的最后一段话作为我文章的末尾，希望能在如此简短的讨论之后，读者与我一样，能有所启发：
我希望……人们能对下面这一点有所警醒：东方学这类思想体系、权力话语、意识形态虚构——这些认为制造的枷锁——是多么容易被制造出来，被加以运用并且得到保护。……如果东方学知识有什么价值和意义的话，那也正在于它可以使人们对知识——任何知识，任何地方、任何时候的知识——的堕落这一现象能有所警醒。这种堕落现在也许比以前更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