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后漫录
不算评论。只是大概记录一下要点和自己觉得有趣的地方。（前一段时间写的。最后也没写完，就先贴在这里。）
第一篇文章谈民国早期报纸中是否有“公共空间”的问题，先讲《申报》“自由谈”中的游戏文章，以一篇《助娠会》为例。这篇东西有趣的是虽然它是篇科幻小说，而且想象非常无厘头，内容却是反新派思想的，讽刺的矛头直指严复引进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中的“强种”思想。里面描写的那对青年男女为完成任务“热心过度，终夜勤劳”，很快成了“一对象牙活狲”，最后“双双到西方极乐国去游历去了”。以我看，这结局分明又延续了中国许多旧小说中情欲丧生的主题。
其后文中讨论了几篇大胆针砭时政的游戏文章。如一篇名为“议员赞”的文章全用四字排比，极尽挖苦之能事，用 “物虽无知，诚亦能格，桌椅翻身，墨盒生翼”此类词句描绘议员们的群殴。我感觉这篇虽然还比不上英国讽刺大师Pope, Swift等人的文采，但已有些他们的mock-heroic风格了。还有文章用相声的形式讥讽议员的选举“若市侩之交易货物，奸人之贩卖猪仔”。有的政评则干脆放弃游戏笔墨，不再转弯抹角，直接了当疾呼国民（而不是政府）把改革议会作为己任。想做皇帝没做成的袁世凯死的那年，还有文章揶揄他是合“拿破仑”与“曹阿瞒”“而一炉冶之”的野心家。正如李所评论的，看这些文章至少有两个启示：一，台湾大打出手，不时飞鞋的议政过程有历史渊源；二，“军阀时期的言论尺度，反而较后来国共两党执政时宽松得多！”（13）以李的意见，此时的《申报》中呈现出一个中国 “史无前例的公开政治论坛”。但随着北伐成功，国民党采取言论检查制度，百家争鸣又成了大一统。
李对北伐后的分析集中在大名鼎鼎的鲁迅身上。因为，如他所言，“言论的压制政策也会造成另一种对抗的方式，这种压制和反抗的模式，反而成了中国知识分子最津津乐道的传统，而这个新传统的开创者之一就是鲁迅。”（13）鲁迅1933年1月到5月间为“自由谈”撰写的文章后来结集为《伪自由书》，书名中带着极具鲁迅特色的自嘲，也反映了他在高压下绕圈子说话的现实。正如他在回应王平陵的质疑时所说：“植物被压在石头下，只好弯曲的生长，这时俨然自傲的是石头。”（19）据李分析，这种“弯曲”的状态却也造就了鲁迅独具一格的文字，如他用剪报，杂声，或任意留白（如将专有名字变为XXX)种种方式达到一种“于无声处听惊雷”的状态。这看后不禁让人感慨：莫非文字上的智慧只能生长在不能正常说话的时代？又想起听过的一句阿城和朱天文说过的话，大概意思是一个作家在找到秩序的极限时，才找到创作的自由。这句话自然可以有多解。但就鲁迅《伪自由书》的状态而言，这是一种建立在承认“弯曲”，并完全放弃直立可能上的自由：如他在此书的前言中所说“自由更当然不过是一句反话，我决不想在这上面去驰骋的”。 而即使是这种放弃前提下的文字的自由，也要以鲁迅身处租界的特殊环境为条件，否则他可能很难逃过国民党的政治迫害。鲁迅对此也清醒得很，并以他一贯的自嘲状态将另一本杂文集命名为“且介亭”，即“租界”的一半。据李比较“苛酷”的说法，鲁迅终因为惜命，没能放开去说，反而花了很多笔墨在个人恩怨上，最终没能为中国后来的文坛建立一个“公共空间”性的评论模式。
第二篇文章“来自铁屋子的声音”还是讲鲁迅，但专注于他的小说作品。里面重点讨论了这些作品中“独异个人”与“庸众”并置的结构。鲁迅对“独异个人”的向往可以从《摩罗诗力说》和《文化偏执论》等文章中看出，我想应该也与尼采对他的影响有关。在他的小说里“独异个人”这一形象表现得最直接的就是《狂人日记》。在《药》中这一形象还存在，但退居到背景中了。这种结构极具张力地表现了“庸众”与孤独的烈士之间的疏离。鲁迅思想中与“庸众”紧密相连的一个意象就是“看客”，如他在《娜拉走后怎样》中描写“北京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但“事后走不了几步”“并这一点愉快”也忘却了。（27）鲁迅还有一篇小说《示众》是专为这种看客做的白描。鲁迅著名的《呐喊》自序更是由这种意象激发的。在鲁迅笔下，“庸众”是嗜血而麻木的--因嗜血而麻木，也因麻木而嗜血。由此，“庸众”之中也产生不少被看的牺牲者：如孔乙己，《明天》中的单四嫂子，和《祝福》中的祥林嫂，还有阿Q （“周作人说，Q字像是一个无特点的脸后面加一根小辫”31）。最终，“庸众”的问题就是“缺少自我意识”，如《肥皂》中的四铭不明白自己突然想买一块肥皂的动机。(鲁迅笔下的“庸众”是不是就是中国人的“国民性”是个颇具争议的问题。我对此问题涉猎不深，但总觉得这类似一种在西方价值观影响下的自我种族歧视。) 与“庸众”相对，鲁迅对“独异个人”这种形象有强烈的认同感，并注入很多抒情成分。但在他的小说中，这些斗士最后往往成为厌世者，从“呐喊”到“彷徨”。这些例子包括《头发的故事》中的N先生，《故乡》中的叙述者，《在酒楼上》的吕纬甫，和《孤独者》中的魏连殳。最后这一例中，主人公的孤独“与其说是外界强加的，毋宁说是他自己制造的。正如小说中叙述者说的，"你实在亲手造了独头茧，将自己裹在里面了。”(38)
结语中李提起鲁迅著名的“铁屋子”的比喻，并提到这一意象在鲁迅思想中的悲观性。钱玄同说“既然已经有几个人醒来了，就不能说没有毁坏这黑屋子的希望”，而鲁迅“虽然自有他的确信”，却仍不愿“抹煞希望”。正因这“不愿”，鲁迅很多作品都留一条光明的尾巴，如《药》中的花环，《狂人日记》中的“救救孩子”，《故乡》结语中那句“路是人走出来的”。但或许，如李所说，鲁迅心中的路更象《伤逝》结尾处涓生所看到的，“一条灰白的长蛇，自己蜿蜒地向我奔来，我等着，等着，看着临近，但忽然便消失在黑暗里了。”（41）
第二部分“浪漫的与颓废的”的主题是个人主义。第一篇文章讨论了这一主题在胡适介绍的易卜生（以《人民公敌》和《娜拉》为主），以及郭沫若，徐志摩，周作人，鲁迅，和郁达夫等人作品中的不同表现。以我的理解，其中的中心问题是个人的意象是否要有道德性和社会性，还是完全主观的。这不禁让人想起Jameson那篇备受争议的文章“第三世界文学”中对所谓“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文艺做的区分：以他的观点，这区别主要在于前者中个人与社会，私与公，或者说弗洛伊德与马克思元素，完全隔绝，而在后者中两者是密不可分的。Jameson的观点是为他对“第一世界”的批判服务的，但他所建立起来的简单对立模式恰恰重蹈了一些西方中心思想的覆辙。李对鲁迅的看法就与Jameson非常不同，认为鲁迅其实是借着社会的题目抒发个人的焦虑（56），而不是反而行之。至于周作人这样的作家，更有一种理论化的对文学主观性的提倡。以周看来，中国现代文学的真正开端在于明末的竟陵学派与公安学派的“性灵”作品，而非在引入西方文学后（51）。李在文中也讨论到这种主观的，与政治相对立的个人性在《儒林外史》和《红楼梦》这些“传统”作品中就很鲜明了（63）。中国文学尤其是小说中的主体性发展脉络如何是我很感兴趣的一个问题，但不是在这里可以说清的了。李的结论说五四作家的作品大多是内在性的，以主观投入为主导，但始终归根于历史现实，并未达到“存在主义式的绝望”，或魏晋新道家的超越境界。他们的作品具有一种持续的社会批判性，最终与毛的文艺理论抵触，在“延安座谈”后“个人主义”也完全成为一个负面名词了。
第二篇文章“孤独的旅行者”谈及《老残游记》，郁达夫《感伤的行旅》，沈从文《湘行散记》，艾芜《南行记》，浩然《金光大道》，和王蒙的作品。总体描绘“自我”开始觉醒，之后显明突出，与社会现实撞击，最后融于集体的历史转变。
第三篇“情感的历程”讨论了苏曼殊，林纾，徐志摩，郁达夫等著名人物。但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里面说到当时赫赫有名，现在却少有人知的“性学”专家张资平和章衣萍。另提到新文学前十年中其实有诸多描写男女同性恋，性虐，恋母恋父，及性梦等题材的作品，作者包括现在普遍被认为很正统或单纯的田汉和冰心等人。最让人惊奇的则是一位自冠名“性博士”的张竞生，写过一本奇书《性史》，还在《新文化》上刊登各种性“科学”文章，以一种近法西斯的态度宣扬构建他的性理想国。张的构想带着典型的自我种族歧视的色彩，认为“中国人生来丑陋”，欧洲男女的样子才是真正的性感。张还另撰文鼓吹中国人同白种人和日本人通婚，并幻想了一个“国势部”和一系列优民的措施，其中包括建立男女共浴的浴池以普及公共卫生学。李的看法是张的种种怪谈其实是将梁启超，严复，徐志摩，林纾的一些不失合理性的观点推向“荒谬的极端”。夸张的性幻想在中国的《肉蒲团》，《绣榻野史》这类作品中已十分登峰造极，但张竞生性学的种族论显然是新时代的产物。这由情而性的利比多泛滥来势很猛，但很快到了尽头。随着政治环境的转化，浪漫的激情被革命的激情替代，而爱情（更莫说性）也与“个人”二字一样成为文艺中的禁区了。
下一篇文章写施蛰存，穆时英，刘呐鸥这些海派作家。在五四的写实与社会批判潮流中，这些作家"反其道而行之", 很有为艺术而艺术的感觉。施蛰存深受弗洛伊德理论的影响，并用这种心理分析的方法重新创造中国传统故事。这样的代表作有《鸠摩罗什》,《石秀》,《将军的头》,《李师师》等。施蛰存还有一类作品有爱伦坡式的哥特风格，如《梅雨之夕》,《在巴黎大剧院》,《魔道》,《夜叉》,《旅社》,《凶宅》,《宵行》。比外，施也写过细腻地刻画女性心理的小说， 如《善女人行品》,《狮子座流星》,《雾》和《蝴蝶夫人》。李认为最后这部分作品虽然语言功力稍逊一筹，却可看作张爱玲的先驱。李归纳施的奇幻作品的基本模式为一个心理异常的主人公遇到女巫般的女性角色（色欲Eros化身), 之后产生扑朔迷离的情节。但可惜施没在这条路上坚持下去，否则可能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创出“现代志怪的奇葩"(116)。
第一篇文章谈民国早期报纸中是否有“公共空间”的问题，先讲《申报》“自由谈”中的游戏文章，以一篇《助娠会》为例。这篇东西有趣的是虽然它是篇科幻小说，而且想象非常无厘头，内容却是反新派思想的，讽刺的矛头直指严复引进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中的“强种”思想。里面描写的那对青年男女为完成任务“热心过度，终夜勤劳”，很快成了“一对象牙活狲”，最后“双双到西方极乐国去游历去了”。以我看，这结局分明又延续了中国许多旧小说中情欲丧生的主题。
其后文中讨论了几篇大胆针砭时政的游戏文章。如一篇名为“议员赞”的文章全用四字排比，极尽挖苦之能事，用 “物虽无知，诚亦能格，桌椅翻身，墨盒生翼”此类词句描绘议员们的群殴。我感觉这篇虽然还比不上英国讽刺大师Pope, Swift等人的文采，但已有些他们的mock-heroic风格了。还有文章用相声的形式讥讽议员的选举“若市侩之交易货物，奸人之贩卖猪仔”。有的政评则干脆放弃游戏笔墨，不再转弯抹角，直接了当疾呼国民（而不是政府）把改革议会作为己任。想做皇帝没做成的袁世凯死的那年，还有文章揶揄他是合“拿破仑”与“曹阿瞒”“而一炉冶之”的野心家。正如李所评论的，看这些文章至少有两个启示：一，台湾大打出手，不时飞鞋的议政过程有历史渊源；二，“军阀时期的言论尺度，反而较后来国共两党执政时宽松得多！”（13）以李的意见，此时的《申报》中呈现出一个中国 “史无前例的公开政治论坛”。但随着北伐成功，国民党采取言论检查制度，百家争鸣又成了大一统。
李对北伐后的分析集中在大名鼎鼎的鲁迅身上。因为，如他所言，“言论的压制政策也会造成另一种对抗的方式，这种压制和反抗的模式，反而成了中国知识分子最津津乐道的传统，而这个新传统的开创者之一就是鲁迅。”（13）鲁迅1933年1月到5月间为“自由谈”撰写的文章后来结集为《伪自由书》，书名中带着极具鲁迅特色的自嘲，也反映了他在高压下绕圈子说话的现实。正如他在回应王平陵的质疑时所说：“植物被压在石头下，只好弯曲的生长，这时俨然自傲的是石头。”（19）据李分析，这种“弯曲”的状态却也造就了鲁迅独具一格的文字，如他用剪报，杂声，或任意留白（如将专有名字变为XXX)种种方式达到一种“于无声处听惊雷”的状态。这看后不禁让人感慨：莫非文字上的智慧只能生长在不能正常说话的时代？又想起听过的一句阿城和朱天文说过的话，大概意思是一个作家在找到秩序的极限时，才找到创作的自由。这句话自然可以有多解。但就鲁迅《伪自由书》的状态而言，这是一种建立在承认“弯曲”，并完全放弃直立可能上的自由：如他在此书的前言中所说“自由更当然不过是一句反话，我决不想在这上面去驰骋的”。 而即使是这种放弃前提下的文字的自由，也要以鲁迅身处租界的特殊环境为条件，否则他可能很难逃过国民党的政治迫害。鲁迅对此也清醒得很，并以他一贯的自嘲状态将另一本杂文集命名为“且介亭”，即“租界”的一半。据李比较“苛酷”的说法，鲁迅终因为惜命，没能放开去说，反而花了很多笔墨在个人恩怨上，最终没能为中国后来的文坛建立一个“公共空间”性的评论模式。
第二篇文章“来自铁屋子的声音”还是讲鲁迅，但专注于他的小说作品。里面重点讨论了这些作品中“独异个人”与“庸众”并置的结构。鲁迅对“独异个人”的向往可以从《摩罗诗力说》和《文化偏执论》等文章中看出，我想应该也与尼采对他的影响有关。在他的小说里“独异个人”这一形象表现得最直接的就是《狂人日记》。在《药》中这一形象还存在，但退居到背景中了。这种结构极具张力地表现了“庸众”与孤独的烈士之间的疏离。鲁迅思想中与“庸众”紧密相连的一个意象就是“看客”，如他在《娜拉走后怎样》中描写“北京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但“事后走不了几步”“并这一点愉快”也忘却了。（27）鲁迅还有一篇小说《示众》是专为这种看客做的白描。鲁迅著名的《呐喊》自序更是由这种意象激发的。在鲁迅笔下，“庸众”是嗜血而麻木的--因嗜血而麻木，也因麻木而嗜血。由此，“庸众”之中也产生不少被看的牺牲者：如孔乙己，《明天》中的单四嫂子，和《祝福》中的祥林嫂，还有阿Q （“周作人说，Q字像是一个无特点的脸后面加一根小辫”31）。最终，“庸众”的问题就是“缺少自我意识”，如《肥皂》中的四铭不明白自己突然想买一块肥皂的动机。(鲁迅笔下的“庸众”是不是就是中国人的“国民性”是个颇具争议的问题。我对此问题涉猎不深，但总觉得这类似一种在西方价值观影响下的自我种族歧视。) 与“庸众”相对，鲁迅对“独异个人”这种形象有强烈的认同感，并注入很多抒情成分。但在他的小说中，这些斗士最后往往成为厌世者，从“呐喊”到“彷徨”。这些例子包括《头发的故事》中的N先生，《故乡》中的叙述者，《在酒楼上》的吕纬甫，和《孤独者》中的魏连殳。最后这一例中，主人公的孤独“与其说是外界强加的，毋宁说是他自己制造的。正如小说中叙述者说的，"你实在亲手造了独头茧，将自己裹在里面了。”(38)
结语中李提起鲁迅著名的“铁屋子”的比喻，并提到这一意象在鲁迅思想中的悲观性。钱玄同说“既然已经有几个人醒来了，就不能说没有毁坏这黑屋子的希望”，而鲁迅“虽然自有他的确信”，却仍不愿“抹煞希望”。正因这“不愿”，鲁迅很多作品都留一条光明的尾巴，如《药》中的花环，《狂人日记》中的“救救孩子”，《故乡》结语中那句“路是人走出来的”。但或许，如李所说，鲁迅心中的路更象《伤逝》结尾处涓生所看到的，“一条灰白的长蛇，自己蜿蜒地向我奔来，我等着，等着，看着临近，但忽然便消失在黑暗里了。”（41）
第二部分“浪漫的与颓废的”的主题是个人主义。第一篇文章讨论了这一主题在胡适介绍的易卜生（以《人民公敌》和《娜拉》为主），以及郭沫若，徐志摩，周作人，鲁迅，和郁达夫等人作品中的不同表现。以我的理解，其中的中心问题是个人的意象是否要有道德性和社会性，还是完全主观的。这不禁让人想起Jameson那篇备受争议的文章“第三世界文学”中对所谓“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文艺做的区分：以他的观点，这区别主要在于前者中个人与社会，私与公，或者说弗洛伊德与马克思元素，完全隔绝，而在后者中两者是密不可分的。Jameson的观点是为他对“第一世界”的批判服务的，但他所建立起来的简单对立模式恰恰重蹈了一些西方中心思想的覆辙。李对鲁迅的看法就与Jameson非常不同，认为鲁迅其实是借着社会的题目抒发个人的焦虑（56），而不是反而行之。至于周作人这样的作家，更有一种理论化的对文学主观性的提倡。以周看来，中国现代文学的真正开端在于明末的竟陵学派与公安学派的“性灵”作品，而非在引入西方文学后（51）。李在文中也讨论到这种主观的，与政治相对立的个人性在《儒林外史》和《红楼梦》这些“传统”作品中就很鲜明了（63）。中国文学尤其是小说中的主体性发展脉络如何是我很感兴趣的一个问题，但不是在这里可以说清的了。李的结论说五四作家的作品大多是内在性的，以主观投入为主导，但始终归根于历史现实，并未达到“存在主义式的绝望”，或魏晋新道家的超越境界。他们的作品具有一种持续的社会批判性，最终与毛的文艺理论抵触，在“延安座谈”后“个人主义”也完全成为一个负面名词了。
第二篇文章“孤独的旅行者”谈及《老残游记》，郁达夫《感伤的行旅》，沈从文《湘行散记》，艾芜《南行记》，浩然《金光大道》，和王蒙的作品。总体描绘“自我”开始觉醒，之后显明突出，与社会现实撞击，最后融于集体的历史转变。
第三篇“情感的历程”讨论了苏曼殊，林纾，徐志摩，郁达夫等著名人物。但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里面说到当时赫赫有名，现在却少有人知的“性学”专家张资平和章衣萍。另提到新文学前十年中其实有诸多描写男女同性恋，性虐，恋母恋父，及性梦等题材的作品，作者包括现在普遍被认为很正统或单纯的田汉和冰心等人。最让人惊奇的则是一位自冠名“性博士”的张竞生，写过一本奇书《性史》，还在《新文化》上刊登各种性“科学”文章，以一种近法西斯的态度宣扬构建他的性理想国。张的构想带着典型的自我种族歧视的色彩，认为“中国人生来丑陋”，欧洲男女的样子才是真正的性感。张还另撰文鼓吹中国人同白种人和日本人通婚，并幻想了一个“国势部”和一系列优民的措施，其中包括建立男女共浴的浴池以普及公共卫生学。李的看法是张的种种怪谈其实是将梁启超，严复，徐志摩，林纾的一些不失合理性的观点推向“荒谬的极端”。夸张的性幻想在中国的《肉蒲团》，《绣榻野史》这类作品中已十分登峰造极，但张竞生性学的种族论显然是新时代的产物。这由情而性的利比多泛滥来势很猛，但很快到了尽头。随着政治环境的转化，浪漫的激情被革命的激情替代，而爱情（更莫说性）也与“个人”二字一样成为文艺中的禁区了。
下一篇文章写施蛰存，穆时英，刘呐鸥这些海派作家。在五四的写实与社会批判潮流中，这些作家"反其道而行之", 很有为艺术而艺术的感觉。施蛰存深受弗洛伊德理论的影响，并用这种心理分析的方法重新创造中国传统故事。这样的代表作有《鸠摩罗什》,《石秀》,《将军的头》,《李师师》等。施蛰存还有一类作品有爱伦坡式的哥特风格，如《梅雨之夕》,《在巴黎大剧院》,《魔道》,《夜叉》,《旅社》,《凶宅》,《宵行》。比外，施也写过细腻地刻画女性心理的小说， 如《善女人行品》,《狮子座流星》,《雾》和《蝴蝶夫人》。李认为最后这部分作品虽然语言功力稍逊一筹，却可看作张爱玲的先驱。李归纳施的奇幻作品的基本模式为一个心理异常的主人公遇到女巫般的女性角色（色欲Eros化身), 之后产生扑朔迷离的情节。但可惜施没在这条路上坚持下去，否则可能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创出“现代志怪的奇葩"(116)。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