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过程中
现代社会常被认为处在一个朝向未来不断取得进步的进程中,这一点在强调创意产业和技术革新的今天尤其如此——企业被赋予这样的使命:挖掘和开辟出具有创造性的、因而常常是全新的事物,而全社会都要支持和推动变革的发生。人们沉浸在一种可以理解的自信之中,这种自信实际上是认定创新将带来一个更好的未来。
不过,理查德•桑内特显然怀疑这一点。在这本《新资本主义的文化》中,他显示出自己一贯的那种洞察能力:指出人们那种沾沾自喜的进步所付出的代价。在这本几乎可以一口气读完的小册子中,他没怎么谈到创新为现代社会带来的好处(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这些已经有太多政治人物和财经杂志谈过了),相反,他忧心于这种新的社会文化对人的生活境况所带来的负面冲击。
不可否认,社会机构、消费模式等各方面均已出现了变革和创新,许多国家均已达到本国历史上最为丰裕的时期,但桑内特正确地注意到,在这个新时代中,许多人生活在一种碎化的状态中,尽管他们似乎得到了许多,然而最重要的是:“这些变革并没有让人们获得自由。”这就是说,社会的发展并没有以人为本,建构起一个直接交往和不断协商的社会关系网络,相反,公共生活衰落了,人们工作的地方更像是个火车站,而不是一个相互信任的村庄。
出现这种现象,其根源在于现代后工业化社会极端强调创新所造就的那一类异乎寻常的创新人(homo creativus):以短期关系为取向、很低的机构忠诚度、专注于潜在的能力、愿意放弃已有经验的自我。这个新的社会环境强调的不是持续而稳定的生活经历或某项专长,而是不断地抛弃以往、开创和发现新的机会点、灵活多变地适应任何新出现的情况,并容忍任何失败——失败只意味着暂时受挫和重新出发。
在这样的价值系统中,工作的稳定性越来越没有吸引力。一个稳定的机构反倒会被投资人视为脆弱和没有创新能力,或无法寻找新的机会点,而一个机构长期的雇员往往反倒被视为机构改组和顺利改革的障碍。现在对整个机构的律令是要求作出临时化、扁平化和非线性的安排,即时的微小任务成为重点——这在整个现代场景中随处可见,连美军战斗部队都开始被要求建立以特定任务为中心的快速反应小组,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市场营销上,都讲究迅速精准打击。最重要的是,抱有这些新型价值观的精英已经说服许多人相信,这一道路就是未来的道路。
桑内特并不那么乐观,他的担忧是有道理的:任何变革都不会只带来美好的东西,而不附带任何损失。在他看来,这种以短期关系为中心的新社会关系,将给人的心灵带来消极影响。过分关注创新和潜力,迫使人们去不断抛弃自我适应新环境,这使得人们很难获得一种安稳持续的生活叙事。一如心理分析学家弗洛姆在《为自己的人》中所说的,“如果一个人感到,他自身的价值主要不是由他所具有的人之特性所构成,而是由一个条件不断变化的竞争市场所决定的话,那么,他的自尊心必然是靠不住的,而且经常需要他人的肯定。”那将使一个人的生活碎片化,他的精神被迫处于浮躁状态,他整个人都丧失了持久的感觉,因为他只能生活在过程中。
新的一代年轻人早已呈现出这样的精神状态:他们想要一切,而且马上就要。桑内特注意到,上一代群体想要的是长期的战略回报;而当代群体想要的是立刻飞黄腾达。两代人的抱负关注点不同,价值取向也已脱节:前辈群体能够说出自己的目标,以及什么样的结果使自己满意;而当代群体很难用语言来表述他们的愿望,其欲望无可名状,又几乎是无限的。在这个时代,有才华的贫苦少年成为医生或律师不过是稀松平常的理想,但新的一代人却正在丧失一种重要的品质:即与这种时代性的浮躁格格不入的匠人精神。
匠人精神是桑内特再三强调的特质,即一种“为了把事情做好而把事情做好”的具有自我约束和自我批评的品质。显然,这种精神需要长期不计报酬地全身心投入,以及一种钻牛角尖的完美主义倾向。但现代社会中技术更新速度太快,人们一生的职业生涯中常常要三四次不断重新学习其技能,很少再有人能投入一生去完善某项技能。实际上,那些基于短期交易和不断更改任务的组织也敌视这种精神,他们反过来把“技能”定义为能够做新事情的能力,暗示人们随时根据必要的情况放弃已拥有的能力,而去新掌握某些知识。如今,“你缺乏潜力”这句话比“你把事情搞砸了”更是对你的本质的更为直接的否定。
这种不断流动、创新的理念已经带来了全新的社会,在很多方面它是好的,也许只有一处不好:它既不能让人感到更幸福,也没有带来自由。一如桑内特严厉批评的,这种肤浅的文化“避开了感官的印象,隔开了分析和信任,忽略了情感的黏合力,而且还惩罚钻研”,这种新秩序下的消费观念也是焦躁和无节制的:无论拥有什么,都会觉得不够。人们焦虑不安,总是认为发展必须取得立竿见影的成效,而对缓慢和可持续的发展颇为怀疑。这与匠人精神的失落实际上是一体两面的事,因此在全球的不同角落都出现了相似的现象——能终生钻研某项技能的高级技工奇缺,而日本等国家的政治领域也常常如此:国民起初对政治家抱有过高的预期,但几个月后没看到显著的效果,其支持率就开始暴跌。
因此,现代社会不免都要面临如何权衡的问题:创新变革是需要的(很多时候这就是现代社会存在的理由),但不能放纵它成为那种专注的匠人精神之敌。专注的人由于只关心一件事,可能会变得落伍(而现代社会总是给个体巨大压力,要求他们不能落伍),社会需要做的是肯定这种费时培养的关系,因为说到底,人类对永恒幸福的感悟,常常取决于一种长时间的恒常关系。在这个变动的时代,没有什么比确定性更让人获得精神寄托的了,具有这种价值观的文化不仅仅是一种可能,更是一种必需。
不过,理查德•桑内特显然怀疑这一点。在这本《新资本主义的文化》中,他显示出自己一贯的那种洞察能力:指出人们那种沾沾自喜的进步所付出的代价。在这本几乎可以一口气读完的小册子中,他没怎么谈到创新为现代社会带来的好处(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这些已经有太多政治人物和财经杂志谈过了),相反,他忧心于这种新的社会文化对人的生活境况所带来的负面冲击。
不可否认,社会机构、消费模式等各方面均已出现了变革和创新,许多国家均已达到本国历史上最为丰裕的时期,但桑内特正确地注意到,在这个新时代中,许多人生活在一种碎化的状态中,尽管他们似乎得到了许多,然而最重要的是:“这些变革并没有让人们获得自由。”这就是说,社会的发展并没有以人为本,建构起一个直接交往和不断协商的社会关系网络,相反,公共生活衰落了,人们工作的地方更像是个火车站,而不是一个相互信任的村庄。
出现这种现象,其根源在于现代后工业化社会极端强调创新所造就的那一类异乎寻常的创新人(homo creativus):以短期关系为取向、很低的机构忠诚度、专注于潜在的能力、愿意放弃已有经验的自我。这个新的社会环境强调的不是持续而稳定的生活经历或某项专长,而是不断地抛弃以往、开创和发现新的机会点、灵活多变地适应任何新出现的情况,并容忍任何失败——失败只意味着暂时受挫和重新出发。
在这样的价值系统中,工作的稳定性越来越没有吸引力。一个稳定的机构反倒会被投资人视为脆弱和没有创新能力,或无法寻找新的机会点,而一个机构长期的雇员往往反倒被视为机构改组和顺利改革的障碍。现在对整个机构的律令是要求作出临时化、扁平化和非线性的安排,即时的微小任务成为重点——这在整个现代场景中随处可见,连美军战斗部队都开始被要求建立以特定任务为中心的快速反应小组,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市场营销上,都讲究迅速精准打击。最重要的是,抱有这些新型价值观的精英已经说服许多人相信,这一道路就是未来的道路。
桑内特并不那么乐观,他的担忧是有道理的:任何变革都不会只带来美好的东西,而不附带任何损失。在他看来,这种以短期关系为中心的新社会关系,将给人的心灵带来消极影响。过分关注创新和潜力,迫使人们去不断抛弃自我适应新环境,这使得人们很难获得一种安稳持续的生活叙事。一如心理分析学家弗洛姆在《为自己的人》中所说的,“如果一个人感到,他自身的价值主要不是由他所具有的人之特性所构成,而是由一个条件不断变化的竞争市场所决定的话,那么,他的自尊心必然是靠不住的,而且经常需要他人的肯定。”那将使一个人的生活碎片化,他的精神被迫处于浮躁状态,他整个人都丧失了持久的感觉,因为他只能生活在过程中。
新的一代年轻人早已呈现出这样的精神状态:他们想要一切,而且马上就要。桑内特注意到,上一代群体想要的是长期的战略回报;而当代群体想要的是立刻飞黄腾达。两代人的抱负关注点不同,价值取向也已脱节:前辈群体能够说出自己的目标,以及什么样的结果使自己满意;而当代群体很难用语言来表述他们的愿望,其欲望无可名状,又几乎是无限的。在这个时代,有才华的贫苦少年成为医生或律师不过是稀松平常的理想,但新的一代人却正在丧失一种重要的品质:即与这种时代性的浮躁格格不入的匠人精神。
匠人精神是桑内特再三强调的特质,即一种“为了把事情做好而把事情做好”的具有自我约束和自我批评的品质。显然,这种精神需要长期不计报酬地全身心投入,以及一种钻牛角尖的完美主义倾向。但现代社会中技术更新速度太快,人们一生的职业生涯中常常要三四次不断重新学习其技能,很少再有人能投入一生去完善某项技能。实际上,那些基于短期交易和不断更改任务的组织也敌视这种精神,他们反过来把“技能”定义为能够做新事情的能力,暗示人们随时根据必要的情况放弃已拥有的能力,而去新掌握某些知识。如今,“你缺乏潜力”这句话比“你把事情搞砸了”更是对你的本质的更为直接的否定。
这种不断流动、创新的理念已经带来了全新的社会,在很多方面它是好的,也许只有一处不好:它既不能让人感到更幸福,也没有带来自由。一如桑内特严厉批评的,这种肤浅的文化“避开了感官的印象,隔开了分析和信任,忽略了情感的黏合力,而且还惩罚钻研”,这种新秩序下的消费观念也是焦躁和无节制的:无论拥有什么,都会觉得不够。人们焦虑不安,总是认为发展必须取得立竿见影的成效,而对缓慢和可持续的发展颇为怀疑。这与匠人精神的失落实际上是一体两面的事,因此在全球的不同角落都出现了相似的现象——能终生钻研某项技能的高级技工奇缺,而日本等国家的政治领域也常常如此:国民起初对政治家抱有过高的预期,但几个月后没看到显著的效果,其支持率就开始暴跌。
因此,现代社会不免都要面临如何权衡的问题:创新变革是需要的(很多时候这就是现代社会存在的理由),但不能放纵它成为那种专注的匠人精神之敌。专注的人由于只关心一件事,可能会变得落伍(而现代社会总是给个体巨大压力,要求他们不能落伍),社会需要做的是肯定这种费时培养的关系,因为说到底,人类对永恒幸福的感悟,常常取决于一种长时间的恒常关系。在这个变动的时代,没有什么比确定性更让人获得精神寄托的了,具有这种价值观的文化不仅仅是一种可能,更是一种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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