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学在欧洲和东亚》勘误

欧风东渐之前，伊朗和印度并为中国所受外来文明的两大源头，因之伊朗学（广义上也涵盖粟特史、三夷教等）历来是中国学者颇感兴趣的领域，近些年甚至堪称中古史的学术前沿，与敦煌研究、中外交通史、内陆亚洲史均有密切关联。准此，本书的出版对许多学人而言，可说是一件功德，但不幸的是，翻译及中国伊朗学的介绍可说恰恰暴露出中国伊朗学尚有待努力——至少对译者本人是如此。

本书原名Iranian Studies in Europe and Japan，1987年作为伊朗学研究的一期专刊发表，旨在介绍到当时为止欧洲和日本学界对伊朗学的最新学术研究动态。1992年此书被译成波斯文，译成中文已晚了20年，伊朗学国际学界的许多动态已有了很大变迁（例如编著者之一的Rudi Matthee的大部分主要作品都是这20年里写成的），不过在许多方面仍有相当的参考价值，梳理了欧洲及日本学界伊朗学研究的脉络。但书中没有英国伊朗学研究的章节，这似乎有悖常理，因为W.B. Henning、H.W. Bailey、V. Minorsky、Mary Boyce这些名字及《剑桥伊朗史》、六卷本《琐罗亚斯德教史》等成果都使英国伊朗学没有理由受忽视。英国伊朗学“被蒸发”的原因或许是：英美在近几十年来一直被德黑兰视为主要的政治敌人。

这么推测的原因之一是：中文版的出版得到了伊朗文化官员的大力支持，并约请主译者姚继德博士加写中国部分一章。但通览全书，这一章恰恰是与全书最不协调的一个部分：其中夹杂了中国-伊朗文化交流的史话、教学动态，甚至将译著也视为中国伊朗学学术研究成果，但恰恰对这些年荣新江（粟特学）、马小鹤（摩尼教）等人最前沿的研究未着一字（固然还是提到了姜伯勤、蔡鸿生、林悟殊等）。总之，它看起来更像是写给那些对中国-伊朗文化交流的历史感兴趣的学生看的入门读物和基本书目，而不是学术总结。

姚继德本人最擅长的领域看来是波斯文化对回族的影响，有在伊朗留学的经历及作为德黑兰第一所孔子学院院长的经历，但对伊朗学的诸多主流议题似乎仍略显生疏（见下文勘误）。固然这本书的翻译并不轻松，而且绝大部分章节是学生所译，但姚博士作为主译和通校，又是他们的师长，对译文瑕疵恐怕亦难辞其咎。何况如前所言，从他主笔的那部分来看，这似乎也并非偶然。

兹举其要：

p.11：埃及则作为拿破仑发动的战役和尚波利翁（Champollion）征讨的一个结果：按Champollion即法国著名的埃及学家商博良，是第一位破解罗塞塔方尖碑上古埃及象形文字者，“征讨”一词似有误
p.21：甘达拉（Gandharan）艺术片段……伊斯兰时代的加兹纳维（Ghaznavid）皇宫遗址：按Gandharan通译“犍陀罗”；Ghaznavid通译“加兹温”，曾为古代伊朗首都
p.81：16世纪的乌浒河（Transoxania）地区：Transoxania通译“河中地区”
p.92：乌尊•哈桑•阿奎尤鲁（Uzun Hasan Aqqoyunlu，1457-1478）执政时期：按Aqqoyunlu指白羊王朝，非该君主名字的一部分，故下页只称他为Uzun Hasan
p.93：天主教大亚美尼亚省的创始人斯特凡五世（Stefan V）时代。他的政治首都在大不里士，他于1548年……：1548年正是伊朗萨法维王朝时代，大不里士即该帝国首都，故此处似指这位主教的驻地在大不里士
p.95：菲德传教会（Propaganda Fide）：按此即Sacra Congregatio de Propaganda Fide的简称，通译“圣道传信部”；fide此处相当于英语的faith
p.96：撒丁区（Peidmont-Sardinia）：通译“皮埃蒙特－撒丁王国”
p.101：《朵兰公主》（Turandot）：通译“图兰朵”
p.107：“伊斯兰-闪族特”：按或是“闪族”，或是“闪米特”
p.112：伊玛姆及其后裔：同段下文作“伊玛目”
p.115：萨卡人（Sakas，属斯基泰人）的国家萨卡斯坦（Sakastan）：按Saka通译“塞种”，“斯基泰”一词在p.6译为“塞西亚人”
p.126：波斯国王阿拔斯沙一世（Shah Abbas the Great, 1587-1629）向荷兰人宣布投降：“宣布投降”似宜改为“屈服”，因为荷兰人仅是在此建立一个贸易前哨，正如明朝皇帝默认澳门开港也谈不上是向葡萄牙人“宣布投降”
p.126：奥斯曼帝国以西和穆斯林统治时代的印度以东地区，都深受波斯文化的影响：显然当指（伊朗）以西的奥斯曼帝国和（伊朗以东）的印度
p.130：拉菲兰格乌斯是一位佛兰德语（Flemish，一种东方语言）专家，1586年在莱顿大学担任希伯来语教授：既为佛兰德语专家，为何担任希伯来语教授？这句明显不妥，此处似本指教授本人是弗拉芒人，“一种东方语言”一词恐为译者擅加，盖因弗拉芒语明明是西欧语言
p.135：耶稣会会员杰罗姆•塞维尔（Jerome Xavier）为莫卧儿帝国君主阿克巴勒（Akbar）：按Jerome Xavier即沙勿略、Akbar通译“阿克巴”
p.137：菲茨杰拉德（Fitzgerald）的《鲁拜集》（Rubaiyat）在荷兰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乌马尔•海亚姆的《鲁拜集》……在缺乏波斯语原本的情况下，历经努力也出版了荷兰语译本：按这两句意义有些含混，《鲁拜集》的原作者是波斯诗人Omar Khayyam（也即金庸《倚天屠龙记》里提到的“峨默”），而Fitzgerald是其英译本译者（但这个译本非常有名），故此处无非指：荷兰人先受到英译本的影响，后来荷兰人又在缺乏波斯语原本的情况下，（根据英译本？）出了荷兰语译本。又Omar Khayyam在p.208被译为“乌马尔•哈亚姆”；p.259作“欧墨尔•哈扬（Omer Khayyam）”（当拼作Omar）
p.141：修正阿契美尼德王朝历史研究中东“希腊中心”（Hellenocentric）观点：衍一“东”字
p.145：14世纪末波兰与立陶宛结盟带来的结果，是在大约400年的时间里立即成为了穆斯林国家黄金部落的邻居，克里米亚半岛的可汗，最后是重要的土耳其人。波兰与东方和东南方领帮的关系坦率地说是经常敌对的……：这句话弄拧了，原意无非指：波兰与立陶宛结盟后，与金帐汗国、克里米亚半岛的鞑靼汗国、土耳其人相继接壤。又“领帮”当作“邻邦”
p.158：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波兰人探查伊朗人居住的领地，通常是中亚地区，而不仅仅是伊朗本身：从上下文看，应指19世纪70年代
p.181：16世纪时，穆斯卡维（Muscovy）征服了伏尔加中部和下游：按Muscovy指莫斯科公国
p.188：巴尔托德：按Bartold通译“巴托尔德”
p.192：18世纪阿塞拜疆人与美国合作来反对伊朗统治：按18世纪美国绝不可能插手高加索政治，此处“美国”疑当为亚美尼亚，因Armenia与America相近而误
p.198：阿维森斯千年诞辰：按当作“阿维森纳”
p.212：《蒙古入侵前的土耳其斯坦》：按这一名著通译“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
p.224：日本伊朗历史研究先驱之一的本田（Minoru Honda）：按当为“本田实”；p.225 Masashi Haneda则为羽田正
p.225：缩卫军（qurchis）：按当作“宿卫军”
p.225：基齐尔巴什人（Qizilbash）游牧政权：qizilbash通译“红帽军”，他们是萨法维帝国早期的军事支柱和重要政治力量，但似乎不能说是“游牧政权”
p.231：原村（Hara）教授：按Hara即“原”，衍一“村”字
p.235：神冈小路（Koji Kamioka）教授：似当作“上冈弘二”
p.236：穆萨迪克（Mosaddeq）：通译“摩萨台”
p.247：祆教（Zoroastrianism，又叫拜火教、明教或琐罗亚斯德教）
p.248：Pahlavi……中国文献中又称为钵罗婆语：按当作“婆罗钵语”
p.268：龚方霞：按当作“龚方震”，同页下一段及下一页即作龚方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