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我叫彼得·海斯勒，是《纽约客》驻北京记者。这本书讲述的是我驾车漫游中国大陆的经历。
2001年夏，我考取了中国驾照，在此后的七年中，我围绕着汽车展开了对这个国家的研究考察。这七年也正是中国汽车业的高速发展时期，单在北京一地，每天申领驾照的新人就有一千多。有好几年，中国乘用车销售额的年增长率超过了百分之五十。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中国政府在乡村所铺设的公路里程数，超过了此前半个世纪的总量。整整七年，我驾车漫游于乡村与城市，追踪着中国汽车业与道路建设的变化轨迹。
本书的第一部名为“城墙”，叙述了我由东海之滨一路向西直达青藏高原，横跨中国北方的万里行程。北方是万里长城的故乡，我一路沿着长城行车，坚持开乡村公路，尽量地靠近一段段的长城而行，探究这个宏伟而神秘的人类建筑物的历史痕迹。一路上，我在无数个乡村停车采风。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这里的人口持续减少，因为如中国的其它地区一样，发生了由乡村向工业城镇的大规模人口迁移。
书中当然有许多篇章讲述了汽车在当代中国所扮演的角色。我走访了一个驾校，一家地图出版机构，还讲述了我在中国复杂的租车经历。书中也有不少我的倒霉事，包括一个路边诈骗故事。中间有部分讲述了奇瑞的故事。奇瑞是中国汽车业的新贵，一直梦想着成为首家向美国出口汽车的中国公司。我一路驾车来到了这家公司的老家，安徽芜湖市，近距离观察了他们的装配线，陪着工程师们一起测试新车。
本书的第二部为“村庄”，集中讲述了一个因中国汽车业的高速发展而发生巨变的乡村。在获得驾照的那一阵子，我在一个叫三岔的地方租了我的第二个住房。三岔位于北京北面，从这里向北望去，长城隐约可见。我刚来这里住下的时候，村民们都以农业为生。村口的大路是一条泥路，村里村外没有商业，没有餐馆，没有商店，总之，没地方花钱。但在此后的七年中，三岔发生了巨变。政府在这里修了路，由于北京的汽车消费突飞猛进，城市里形成了一个喜欢周末出行的有车族。许多人开着车一路驶出首都，来到这里，带来了新观念，也带来了新的经济机会。一些村民开始办起了餐馆和旅馆。我一直饶有兴趣地观察他们由农民摇身变为商人的过程。
我特写了一个姓魏的家庭。我真正结识他们是在他们的儿子患了重病之后。我与他们一起与中国的医院打了各种各样的交道，希望为小孩争取较好的医疗待遇。当然在书中，我主要讲的还是他们做起了旅游生意后发生的变化。旅游生意为他们带来了许多财富，使他们变成了本地最富裕的村民。老魏入了党，后来还努力竞选村支书的职务，而他的妻子则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变成了一个虔诚的宗教徒。在七年的时间里，我零距离观察了新挑战与新机遇在他们身上所发生的化学反应，也见证了这个村庄的发展历程中的诸多重要时刻。
我为本书的最后一部取名“工厂”。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我一次次地驾车驶进丽水。这是中国东南部的一个小城市，一心想成为中国重要的工业中心之一。我第一次前往丽水时，当地政府正在修建一条通往海滨的新公路。我的考察宗旨是了解这条道路为这个城市所带来的变化，我希望知道像丽水这样的城市是如何吸引工业投资的。我了解了他们的筹资方式，看到他们开辟了工业特区，兴建工厂，专门生产出口到美欧的产品。公路建成通车后，我亲眼目睹了它对当地发展所起到的作用。
本书的写作风格强调以一个个“个体”的经历反映整体的状况，因此，我再次特写了一家工厂。这家工厂的起步与发展非常典型。从两个投资者设计工厂的蓝图起，我就一直跟踪他们的进程。我全程观察了他们试机、雇工、寻找客户、应付当地官员等各种经历。我还观察了这家工厂的老板、技术人员和普通工人之间的人际关系。所有人都来自农村，这些当年的农民现在凑在一起生产同一件产品：一种微型的金属圈，表面覆盖有尼龙，重量为半克左右，用来链接胸罩的带子。这种不起眼的产品，根本不会引起美国消费者的注意，但对丽水的这些人来说，它代表了他们对生活的希望。
《寻路中国》一书有几条不同的叙述线索。它先以中国某个乡村地区为出发点，然后由东向西，横跨中国北方，叙述了沿途的地貌民风和变迁；另一条线索是中国一个农民家庭由农而商的变化经历；最后一部分讲述的是中国一个工业小镇的城市生活场景。这种由农而工而商、乡村变身城市的发展，正是邓小平1978年改革以来中国所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
《寻路中国》是我的中国纪实三部曲之尾曲。《江城》讲的是地理，以地为中心；《甲骨文》讲的是历史，以时为中心。《寻路中国》探讨经济、追踪发展的源头，探究个人对变革的应对。如前两本书那样，它研究的是中国的核心课题，但它并不通过解读著名的政治或文化人物来实现这个目的，也不做宏观的大而无当的分析。它相信通过叙述普通中国人的经历来展现中国变化的实质。这三本书有一个共同的中心因素：时间。我经常在一地连续呆上数月，甚至数年，跟踪变化。这种调查策略为本书带来了深度与精度。我不会仅仅听主人公自己讲述，我会睁大眼睛，看着他们的故事在我面前一点点展开。
这三本书横跨了我的中国十年，从1996至2007。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处于世纪之交的十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关键的时期之一。正是在这十年中，中国经济实现了腾飞，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影响力开始增大。更重要的是，这是邓小平去世后的第一个十年。在这十年中，中国历史的面貌开始变化，大规模的政治事件与强力领袖开始从中退却。相反，中国巨变的推动者变成了普通人——走向城市的农民、边学边干的企业家，他们的能量与决心是过去这十年中的决定因素。从《江城》到《甲骨文》再到《寻路中国》，我所讲述的都是他们的故事。
2001年夏，我考取了中国驾照，在此后的七年中，我围绕着汽车展开了对这个国家的研究考察。这七年也正是中国汽车业的高速发展时期，单在北京一地，每天申领驾照的新人就有一千多。有好几年，中国乘用车销售额的年增长率超过了百分之五十。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中国政府在乡村所铺设的公路里程数，超过了此前半个世纪的总量。整整七年，我驾车漫游于乡村与城市，追踪着中国汽车业与道路建设的变化轨迹。
本书的第一部名为“城墙”，叙述了我由东海之滨一路向西直达青藏高原，横跨中国北方的万里行程。北方是万里长城的故乡，我一路沿着长城行车，坚持开乡村公路，尽量地靠近一段段的长城而行，探究这个宏伟而神秘的人类建筑物的历史痕迹。一路上，我在无数个乡村停车采风。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这里的人口持续减少，因为如中国的其它地区一样，发生了由乡村向工业城镇的大规模人口迁移。
书中当然有许多篇章讲述了汽车在当代中国所扮演的角色。我走访了一个驾校，一家地图出版机构，还讲述了我在中国复杂的租车经历。书中也有不少我的倒霉事，包括一个路边诈骗故事。中间有部分讲述了奇瑞的故事。奇瑞是中国汽车业的新贵，一直梦想着成为首家向美国出口汽车的中国公司。我一路驾车来到了这家公司的老家，安徽芜湖市，近距离观察了他们的装配线，陪着工程师们一起测试新车。
本书的第二部为“村庄”，集中讲述了一个因中国汽车业的高速发展而发生巨变的乡村。在获得驾照的那一阵子，我在一个叫三岔的地方租了我的第二个住房。三岔位于北京北面，从这里向北望去，长城隐约可见。我刚来这里住下的时候，村民们都以农业为生。村口的大路是一条泥路，村里村外没有商业，没有餐馆，没有商店，总之，没地方花钱。但在此后的七年中，三岔发生了巨变。政府在这里修了路，由于北京的汽车消费突飞猛进，城市里形成了一个喜欢周末出行的有车族。许多人开着车一路驶出首都，来到这里，带来了新观念，也带来了新的经济机会。一些村民开始办起了餐馆和旅馆。我一直饶有兴趣地观察他们由农民摇身变为商人的过程。
我特写了一个姓魏的家庭。我真正结识他们是在他们的儿子患了重病之后。我与他们一起与中国的医院打了各种各样的交道，希望为小孩争取较好的医疗待遇。当然在书中，我主要讲的还是他们做起了旅游生意后发生的变化。旅游生意为他们带来了许多财富，使他们变成了本地最富裕的村民。老魏入了党，后来还努力竞选村支书的职务，而他的妻子则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变成了一个虔诚的宗教徒。在七年的时间里，我零距离观察了新挑战与新机遇在他们身上所发生的化学反应，也见证了这个村庄的发展历程中的诸多重要时刻。
我为本书的最后一部取名“工厂”。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我一次次地驾车驶进丽水。这是中国东南部的一个小城市，一心想成为中国重要的工业中心之一。我第一次前往丽水时，当地政府正在修建一条通往海滨的新公路。我的考察宗旨是了解这条道路为这个城市所带来的变化，我希望知道像丽水这样的城市是如何吸引工业投资的。我了解了他们的筹资方式，看到他们开辟了工业特区，兴建工厂，专门生产出口到美欧的产品。公路建成通车后，我亲眼目睹了它对当地发展所起到的作用。
本书的写作风格强调以一个个“个体”的经历反映整体的状况，因此，我再次特写了一家工厂。这家工厂的起步与发展非常典型。从两个投资者设计工厂的蓝图起，我就一直跟踪他们的进程。我全程观察了他们试机、雇工、寻找客户、应付当地官员等各种经历。我还观察了这家工厂的老板、技术人员和普通工人之间的人际关系。所有人都来自农村，这些当年的农民现在凑在一起生产同一件产品：一种微型的金属圈，表面覆盖有尼龙，重量为半克左右，用来链接胸罩的带子。这种不起眼的产品，根本不会引起美国消费者的注意，但对丽水的这些人来说，它代表了他们对生活的希望。
《寻路中国》一书有几条不同的叙述线索。它先以中国某个乡村地区为出发点，然后由东向西，横跨中国北方，叙述了沿途的地貌民风和变迁；另一条线索是中国一个农民家庭由农而商的变化经历；最后一部分讲述的是中国一个工业小镇的城市生活场景。这种由农而工而商、乡村变身城市的发展，正是邓小平1978年改革以来中国所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
《寻路中国》是我的中国纪实三部曲之尾曲。《江城》讲的是地理，以地为中心；《甲骨文》讲的是历史，以时为中心。《寻路中国》探讨经济、追踪发展的源头，探究个人对变革的应对。如前两本书那样，它研究的是中国的核心课题，但它并不通过解读著名的政治或文化人物来实现这个目的，也不做宏观的大而无当的分析。它相信通过叙述普通中国人的经历来展现中国变化的实质。这三本书有一个共同的中心因素：时间。我经常在一地连续呆上数月，甚至数年，跟踪变化。这种调查策略为本书带来了深度与精度。我不会仅仅听主人公自己讲述，我会睁大眼睛，看着他们的故事在我面前一点点展开。
这三本书横跨了我的中国十年，从1996至2007。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处于世纪之交的十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关键的时期之一。正是在这十年中，中国经济实现了腾飞，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影响力开始增大。更重要的是，这是邓小平去世后的第一个十年。在这十年中，中国历史的面貌开始变化，大规模的政治事件与强力领袖开始从中退却。相反，中国巨变的推动者变成了普通人——走向城市的农民、边学边干的企业家，他们的能量与决心是过去这十年中的决定因素。从《江城》到《甲骨文》再到《寻路中国》，我所讲述的都是他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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