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离创造还有多远？

关于创造，《连线》杂志创办人的经历和洞见可能给中文世界带来出乎意料的启发和鼓励



如果去世界各地的市场，你会发现很多商品的标签上都印有“中国制造”的字样。想买到一件当地生产的东西，反而是不太容易的事。然而，在跟现代生活直接相关的世界中，想买到一件中国人发明创造的东西，恐怕也不那么容易。而且，这样的状况也许至少还会持续一段时期。

尽管有很多周折，中国人在近来的一百年间大约走在向世界的发达社会学习的路上。仿照和制造，看起来都是学习创造之前不可避免的预备。能够进行这样的学习，已经来之不易。但是，仿造跟创造之间还是有很大的差距，仿造也未必一定能够走向创造。

这样的差距可能就像一本书的原版和译本之间那样远。近来开始影响中国人思考何为技术的一本书就是如此。其间的差距也许不仅关乎时间上的早晚，更是跟看待创造的眼界有关。

走出控制

凯文·凯利(Kevin Kelly)是著名的《连线》（Wired）杂志的首任执行主编。当他的新书《技术想要什么》（What Technology Wants）在2010年10月出版的时候，他的一部旧作的中文版才开始问世。

那本书叫《失控：关于机器、社会系统和经济世界的新生物学》（Out of Control: The New Biology of Machines, Social Systems, and the Economic World），1994年就在美国出版了。

《连线》的现任主编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说，这可能是整个1990年代面世的最重要一本书，因为世界在后来的十几年中经历的几种重要变化都在书中得到了预言和解释，这包括互联网的兴起、民主化和自治生活的扩散，以及对技术的重新认识。

而凯利的新书《技术想要什么》自出版以来，也已经引起世界舆论的广泛注意。它是《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也常译为《经济学家》）杂志评选出的2010年度最佳书籍之一。

2010年岁末，凯利访问中国，推广《失控》的中文版。凯利的思想开始在中国传播。除了《失控》，他之前在美国的访谈也有一些译成中文。这使得中文世界的读者有机会比较全面地了解一位美国人如何看待技术、商业和政治。

只是，迄今为止，无论国内的中文还是英文媒体的报道，基本还停留在初步的介绍上。不乏有人谈论这位“硅谷思想家”，但他的思想究竟都是什么，他的思想所处的背景，以及这些思想跟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似乎都还不太清楚。

听说过凯利生平故事的，大概知道他有些传奇的经历。1952年，凯利生于美国东北部的宾夕法尼亚州。19岁，他从罗德岛大学退学。接下来，他做了八年左右的独立摄影师，去过亚洲十几个国家。1979年，27岁的时候，凯利去中东的耶路撒冷，在那里成为基督徒。之后，他骑自行车穿越美国大陆。

在1992年参与创办《连线》杂志前，凯利做过跟旅游、教育、电脑有关的多种工作。从1990年到1994年，他写了《失控》，1994年最初版本的副标题是：新生物文明的兴起（The Rise of Neo-Biological Civilization）。

对比同时代的中国人，凯利的生长经历看起来可能很不相同。即使在如今这一代的中国年轻人中，能够像凯利那样按照自己的兴趣过上比较自由的生活的人也许依然很少。凯利在大学的退学，可能会让人想起他的两位更有名的同代人：比尔·盖茨和史蒂夫·乔布斯，他们分别创立了微软和苹果电脑公司。

而在世界各地的旅行途中，凯利在很大程度上是想探寻人生的一些根本问题。在去过亚洲的很多地方后，凯利在1979年前往耶路撒冷。像在其他地方，凯利想看看那里的历史文化。出乎他意料的是，在耶路撒冷，改变他一生的事情发生了。

将近20年后的1997年，凯利在接受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的采访时回忆，他当时在耶路撒冷拍摄复活节的活动，晚上回到青年旅馆时，由于宵禁，住处已经关门了，他进不去，身上也没带什么钱，只得在耶路撒冷的老城里走。

凯利在城里走了几个小时。他感到天越来越冷。为了避寒和休息，他最后找到了一处还开门的地方。这是一处教堂。他进去，因为太累了，就在里面的石板上睡着了。第二天清晨醒来，他看到游客陆续进来。他起来，跟着游客们出去，到了一片墓地。就在那时，凯利看到一缕初升的阳光照到这一片墓地上。不知怎的，他感到困扰自己多年的一个问题得到了解决：上帝是真实存在的，而且，他相信圣经中耶稣复活的事情也是真实的。

这也许仅仅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经历。凯利本人也承认，他很难说清楚这个变化是怎么发生的。然而无论怎样，这个变化给他带来的影响是既长远又显而易见的。他停止了在外的旅行，他回到美国，他想在父母的身边。这个决定对他来说完全是个意外。他发觉自己可能会在六个月后死去。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如果按照自己的兴趣，他应该会选择在去世之前去登珠穆朗玛峰或到深海潜水这样的事。

就这样，凯利回到了美国，在他父母的家中过了三个月。他帮助父母做家务，觉得这样家常的生活很让他满足。在余下的三个月，他骑着自行车去看四个兄弟姊妹。因为他们分别住在美国不同的地方，这就意味着凯利的行程需要横穿美国大陆。等到三个月即将结束的时候，他去了所有兄弟姊妹的家，他又回到了父母身边。他匿名向一些需要帮助的人捐赠自己的积蓄。他等待着自己的死去。然而，他却继续活了下来。

如今，凯利在跟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记者谈论他这段经历的节目仍然可以在互联网上听到。当说到他在那个自己认为不可能醒来的早上睁开眼睛的时候，他哭了。他停顿了好几次。如果你带着耳机听，你可能会惊讶于凯利为何那么难以说下去。而这中间的每一次停顿虽然都不足十秒，每一次却好像已经过了很久。

实际上，凯利自己也没有想到，能够在这样一个普通的早上醒来竟是一个让他感动不已的奇迹。他自己的话是这样说的： “那一天一点儿都不特殊。不过是又一个普通的一天。我在普通中重生了。除此之外，人还能要什么呢？”

在普通中发现奇迹，也许是很多人都会经历的从懵懂到成熟的过程。一个被外界吸引的年轻人，到头来可能会恍然大悟，新奇不过是相对的。年轻时，许多人都可能表现出标新立异的倾向，然而到了所谓该成家立业的时候，传统的生活方式似乎成了大多数人不可避免的归宿。如果从这个角度理解凯利的变化，他也不过是无数人生故事当中的一个。

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如此。凯利后来虽然做过多种工作，但他的生活渐渐稳定了下来。他在35岁时结婚，妻子是一位来自台湾的生物化学专家。他们养育了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41岁，凯利成为《连线》杂志的首任执行主编。42岁，他的那本《失控》出版。

创造的深意

不过，凯利的转变还不仅仅是这些。在普通中发现奇迹，不等于随大溜。凯利的探索其实在继续。他在去耶路撒冷后经历的变化不只影响了他对生活的态度，还唤醒了他在中学时对科学和技术的兴趣。虽然早就从大学退学，而且后来也没有获得过任何学位，他在27岁之后的工作却大部分跟思想和学术有关，尽管不是在学院里。

如果说盖茨、乔布斯这样的退学者在商业的领域超出常规地推动了互联网科技的生长，凯利在思想的领域也是超出常规地增进了人们对互联网乃至整个科学技术的认识。他参与创办的《连线》杂志成为全球的互联网从业者和爱好者了解分享这个领域新动向的窗口。如果看他在《连线》上发表的文章以及他写过的书，你会感到凯利的眼界没有局限于互联网和科技本身，而是连互联网和科技生长的土壤都看到了。

这其中最与众不同的思想也许在于，凯利将科技视为一种生命。他的两本最为人所知的书的名字就开门见山地表达了他的这个观点：技术想要什么；失控： 关于机器、社会系统和经济世界的新生物学，或，新生物文明的兴起。凯利指出，技术不仅仅是人创造出来的那些机器，还包括任何从人的思想中产生出来的东西。他之所以关心技术想要什么，其实是在乎人具有创造性的思想需要怎样的生存环境。

从这个角度，技术是人这个具有创造性生命的延伸。从技术生长的历史，人们可以看到，技术的生长好坏跟人的处境是联系在一起的。凯利所谓的“失控”，不是说技术的繁荣导致人类社会陷入混乱，而是指技术的生长反映了人的自由生长。（作为这本书的名字，Out of Control更符合本意的翻译也许是：走出控制）。

在凯利看来，人的创造不是在一个中央集权的环境中实现的，而是在自治、分享、多样化中运行的。人之所以能创造恰恰是因为连人自己也不能控制住自己的创造，人的创造性不是人自己控制的结果，人能够创造以及怎样进行创造都不是人自己决定的，创造往往是突破人的自我控制或者突破既有的控制。

如果仅仅按照这个思路走下去，创造的图景依然可能跟失去秩序的混乱联系在一起。然而，在凯利看到的世界中，人加上自然界仍然不是全部。人虽然具有创造能力，人自己却是被创造出来的。人的创造性恰恰来源于创造主的创造性。凯利的这个观点来自圣经，他相信是创造主按照自己的形像创造出人。因此，富于创造的人类世界虽然不受人自己的控制，却在创造主管理的秩序之下。

在这个基础上，技术就不仅是人这个创造性生命的延伸，更是创造了人的那个生命的延伸。凯利说，他之所以如此关注技术，是因为他看到通过各样被创造出来的技术，人的各样天赋得到了充分的展现，而这些天赋正反映了创造了人的那个生命本身的丰盛和美好。

不仅如此，人还可以从创造主创造人类体会创造的深意。凯利认为，人被创造时，被赋予了一个跟人具有创造性息息相关的素质：自由。如果人没有被赋予自由，人也就谈不上有创造能力。然而，赋予人以自由是创造人的那个生命需要担负的一个巨大风险。

一旦有了自由，这个被造物就跟其他那些没有自由的被造物不同，他或她就可以由自己的想法进行选择。对比有某些方面自由的被造物，比如可以选择或跳或飞的动物，人显然被赋予了大得多的自由。问题是，人在做自由选择的时候常常需要做出可能产生不同后果的判断。

因为有各样的后果，由人组成的社会当中也就面临着各样的可能，有的被某些人认为是好的可能，有的被认为不好。另外，人甚至有怀疑和否认自己是被造物的自由，这就不仅与人跟人以及人跟世界的关系有关，人可以思想自己的由来。即使面临如此多样的复杂，创造人的那个生命依然赋予人这样的自由。凯利认为，人在创造时也应该照着创造主那样的去做。

对于不熟悉凯利思想背景的读者，这些关于创造的观念听起来可能不容易理解或者难以获得认同。这也很正常。各样的观念正体现了人的自由。然而，凯利的思想也许与众不同，但却并非完全特别。他关于创造的想法得益于他所继承的富于创造的传统。

积累创造的传统

在发生一系列科技革命的欧美社会，关于人仿照创造主进行创造的说法很久以前就已经存在。比如，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 Babbage，1791-1871）是为现代计算机的研制做出重要贡献的英国科学家。他认为，创造主是在完成对宇宙的创造之中就把宇宙运行所需的一切程序都安排好了，即使人们所谓的奇迹或偶然也都在这个程序之中，这就是自动化程序的模型。

而在这一系列科技革命当中，赋予被造物以更多的能动性其实是一个共通而显著的标志。被造物的自动化程度越高，创造的价值就可能越巨大。自动化的程度越高，意味着被造物的自主活动力越强，效能就可能越多。在相当程度上，工业革命以来新工具的层出不穷是自动化不断进展的结果。机械化、电气化、人工智能，一个能力不断增加的自动化世界正在前所未有地连接着全球生活的方方面面。

当然，一个听起来有些杞人忧天的问题是，这个自动化的世界是否可能发展到与创造它们的人类作对。凯利觉得有可能。他认为，这也许是能够创造的生命面临的一个不可避免的代价。从他在圣经中看到的世界，凯利认为，创造者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创造带来的不确定性。

在圣经中，创造人的那个生命通过一种人所不能想像的方式解决了这个敌对的问题。那个生命不以自己是至高的创造主，降卑成为人的样式，被他创造的人所杀，然后又复活过来，显给人看，让人知道他是创造主，而且告诉人，人如果认他为主，就会跟他一样从死里复活，永远跟他在一起。

在1999－2003年的一部名为《黑客帝国》（The Matrix，原意是母体、子宫）的三部曲电影中，人跟人的被造物之间的战争就是主题，里面传达的观念也部分受到圣经的影响。有意思的是，这部影片的导演要求包括主演基努·里维斯（Keanu Reeves）在内的演员在看剧本之前需要先读凯利的《失控》以及另外两本讲创造和人类思维的书。

在另外一部叫《少数派报告》（Minority Report）的电影拍摄前，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邀请凯利在内的一些关注未来趋势的人帮助电影的创作。这部电影的一些观念涉及命运和自由的问题。

这一切似乎离人们的日常生活太远了。在世界的很多地方，很多人还在为各种眼前的事情占据，凯利关心的话题不是每个人都会感兴趣的。这的确是日常生活的一方面。但是，日常生活其实已经包括了那些看起来太远的东西。对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人远，对日常生活中的另一些人可能很近。对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人这时候很远，对日常生活中一些人的另外一些时候也许很近。

凯利的这些思想，其实就是在他的日常生活中积累出来的。他的思想可能会影响一两位电影导演的日常生活，这一两位导演在日常生活中拍出的电影可能接着影响了成千上万人的日常生活。即使没有这些电影，凯利参与创办的《连线》杂志以及他的书、他的网站（www.kk.org）其实已经跟很多人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关系。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互联网、看的杂志和电影，也无不是在默默无闻的日常生活中被创造和推广出来的。

从社会环境方面，凯利所看到的以及他所在的富于创造的世界似乎离中国仍然太远了。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事实。可是，他的经历和他的想法已经为一些中国人所知。当他访问中国的时候，总有一些感兴趣的中国人去听他的演讲、向他提问、跟他联系。而《失控》中文版的翻译，正是对这本书感兴趣的一些中国人通过互联网自发组织起来进行的。

这些可能仍然算不得什么。走出控制，不是一朝一夕就实现的。这不仅是走出外在的控制。即使对于凯利本人，他也是从孤单一人开始的。他所经历的“在普通中重生”也是在走了很远很久之后才体会到的，而从那时到如今，又是30多年过去了。

但不管怎样，走出了被捆绑的世界，凯利在这些普通的年月中不断看到了创造的奇迹，而且通过持续的写作和交流，跟世界各地的人分享。即使在中国，也可能有人因为看到他的故事而获得鼓励，甚至也会经历让自己都惊讶不已的重生。

三年多前的2007年圣诞节，凯利写给家人和朋友一封问候信，表达了他对那个创造他生命的那个生命的感恩，题目叫做：“整个宇宙都在合谋帮助我们”（The Universe Is Conspiring to Help Us）。这个发现恐怕不会只是凯利一人的幸运。你觉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