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示传统生产的过程

这本薄薄的小书重点探讨现代社会的产生，其中引用了列维纳斯的观点，即：传统是为了现代化的需要，被发明出来的。

比如，古代中国人是没有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的，在他们的视野中，忠君比爱国重要，他们尚不能理解：彼此生活在一个共同体中，存在着共同利益，我们应维护它。

美化传统，是提升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举措，当每个人都明白，我们有共同的祖先，与别人相比，我们的祖先如此优秀，那么，人们就会被充分动员起来，激发起他们的奋斗激情。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落在了后面，这决定了，在传统制造上多少有些仓促，未能吸收更多社会意见，完全靠士大夫闭门造车，不免漏洞重重。

比如在共祖的设立上，因法国学者提出黄帝可能是从中亚迁入的，梁启超如获至宝，一者这说明国人是外来人种，具有征服性，一扫羸弱、不振作的名声，可为自强张本，二者黄帝更古，这便在时间性上，将希腊文明比了下去。孔子只谈尧舜，不及炎黄，没想到经梁启超改造，后者反而成了祖宗。

这样的案例实在太多了，四大发明、万邦来仪、康乾盛世……可以理解，前贤们在现代化的压力下，普遍有一种紧张感，在暂时找不到解释时，不惜生编硬造。但问题是，这种偏执产生了遮蔽效应，随着时间推移，它的负面影响不断扩大。

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说，外国的好东西，来一样毁一样。因为，我们太执着于用自己的立场去认知，而这种立场，往往是功利的需要，有用即拿来，没用即批判，貌似走捷径，其实绕了弯路。

比如“是”与“非”，在西方语境中，它是逻辑判断，没有人为色彩，只要逻辑成立，即为“是”.而中国化后，它成了道德判断，用来判断人，人要在“大是大非”面前做出选择，此外不能太“是非”。

剥离逻辑基础，仅留“是非”二字，这就是新瓶装旧酒，民族理性并没得到本质的提升，直到今天，我们的思维仍走不出这个圈子：坏人说的都是错的，好人说错了，也可以原谅。难道坏人就不能说出真理吗？难道一个人在说出真理前，一定要先成为道德楷模吗？我们教科书习惯了介绍那些简朴、谦逊、禁欲的科学家，这暗示着，道德与伟大发现之间的必然联系，而我们在驳斥他人观点时，也习惯性地对别人生活作风、行为方式提出指责，这意味着：我们离真正进入现代社会，还如此遥远。

现代社会最终的成果，是个人的剥离，即在制度保障下，人可以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去思考，根据自己的价值去做出判断，他不用再借“民”、“我们”、“民族”、“大家”的名义说话。

然而，被传统的幻相所包围，这样的勇气如何诞生？这不能不说，在传统生产中，前贤为后世留下了太多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