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的均势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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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辛格论均势及其三种均势模式（第三到第六章）
什么是均势？基辛格在第一章就谈到均势的概念。他指出，欧洲深陷均势政治之中，是因为中世纪统一诸国的美梦幻灭后，留下一群实力相去不远的国家。没有一国有足够的国力能够一统天下。最具侵略性成员的言行会受到其他国家的联合抵制。“换句话说，便是取得一种权力的均衡。”基辛格重视均势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均势体系虽不能避免危机或战争，但如果作妥善安排，其作用则在于是一国控制他国的能力及发生冲突的规模受到限制。它所追求的是稳定缓和，甚于和平。”（p.13）
在《大外交》接下来的几章中，基辛格用了大量篇幅来讨论欧洲近代的均势。但作者指出，美国历史上从未参与过均势体系，冷战期间，国际政治的原则也与均势体系大不相同。在两极世界里，我们无法佯称不同势力的冲突会对大局有益，因为有一方得就必有一方失。冷战后美国的相对军事力量会逐渐衰落，因此新的国际体系会朝均势的方向发展。（p.15）
基辛格把道德因素引入其“均势”体系中，区分出三种均势模式：以“共同价值”为基础的，以“梅特涅模式”为代表；以“现实政治”为原则的，则分为消极维持的“不列颠模式”和积极推动的“俾斯麦模式”。
“梅特涅模式”中，各国以君权神授为国家间“共同价值”基础，再加上梅特涅高超狡黠的外交手腕穿梭其间，欧洲维持了几十年的和平。为了以维持欧洲均势并平息法国的复仇之心，维也纳和会保证了法国拿破仑革命前所获得的领土，结果是法国仍可安心于维也纳体系。基辛格认为，各国对均势国际体系的承认是维护均势的必备条件之一（他将其称为“道德均衡”）。如果保留一个对现实不满的国家，将为未来埋下战争祸根。在基辛格看来，二战之所以爆发，在于一战后对德国处理不当，使得德国人渴望复仇，打破均势。
“不列颠模式”的代表人物是英国的帕默斯顿和迪斯累利。其表现在于，当均势形成时，不以积极的外交手段来维持这种均势，而是寄希望于各方自制不来打破均势。一旦均势被打破，英国将不遗余力地联合各国来恢复原来的均势。在基辛格认为这种均势是不足取的，而且英国在当时所能采取的“光荣孤立”政策在当代已无复制的可能。
“俾斯麦模式”是指，俾斯麦为保证德国的统一地位及避免邻国对德国的猜忌，而在均势体系中运用外交手段调整所进行的一种尝试，尽可能多地寻求德国与某一国间的共同利益。“尽可能多地多方面地建立亲密的国际关系，建立重叠的联盟体系，并运用影响力以缓和交锋双方的诉求，以前述手段防范反对均势的挑战(p.146) ”。“俾斯麦模式”的优点在于在没有“共同价值”的基础上寻求共同利益，其缺点在于如此复杂的联盟体系运作起来十分困难，只有俾斯麦这样掌握高超外交艺术的人才能做到。威廉二世炒掉俾斯麦之后，该体系随之分崩离析。
二、 基辛格均势外交思想的形成原因初探
为什么基辛格会形成完善的均势外交思想？该思想毫无疑问起源于旧世界，而迥异于美国强调道德的外交传统。基辛格作为一位学者和政治家，我们在分析其外交思想时，我们有必要回顾基辛格的成长经历和学术背景，以期从中寻出一些左右他政治理念和学术思想的蛛丝马迹。
基辛格1923年生于德国，作为犹太人，他和他的家人在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目睹了对犹太人的种种迫害和敌意行为。并最终在1938年举家移民美国。在一个新的国度，年轻的基辛格开始了其艰苦奋斗的过程。他当过送货员、上过夜校、学过会计，直到二战爆发基辛格应召入伍，才在军中加入美国国籍，并从此迎来了一生的转折。在军中基辛格遇到了弗里茨.克雷默，一位享有声望的德裔学者军官，在后者的鼓励和引荐下，基辛格充分展现了自己的才能，从一个普通士兵，先后成为将军的翻译和被占德国小镇的管理者。最重要的是，基辛格听从克雷默的建议，在战后入读哈佛大学。十年寒窗，基辛格在1957年出版了他的两部著作《重建的世界》和《核武器与对外政策》，奠定了其在美国的学术地位，完成了其从默默无闻的新移民到主流知识精英的阶层跨越。
这一实现“美国梦”的过程，塑造了基辛格的性格特征。克雷默曾回忆道：“这段经历使他寻求秩序， 使他渴望被认可， 即使这意味着要取悦于他认为智力比他低的人， 渴望被认可以及不信任和不安全的心理倾向都是对被人类历史上最可憎的一页所颠倒的童年的自然反应。”基辛格的老朋友、历史学家阿瑟.施莱辛格也将之归因为基辛格“获取认可的难民心态”。 这一融入社会获得认同的过程，使得基辛格具有很高的现实性和灵活性，帮助他后来能在外交实践中左右逢源。但同时也体现在其思想中，寻求中庸和妥协的特点。
在这一点上，基辛格和汉斯.摩根索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个人早年悲剧式的经历造就了他们对人性和社会的现实主义认识。基辛格并不奢望理想主义者的和平观念可以真正带来和平，而是相信基于均势的稳定才是真正可行的和平。这一点与摩根索何其相似。他们都是欧洲人，谙熟近代欧洲英、法、俄、普、奥的合纵连横，梅特涅、俾斯麦等人的纵横捭阖，并对此带有某种怀旧和眷念之情。同时，两人又在强调均势的同时，不约而同地又谈到道德因素对于形成均势的重要性。摩根索在阐述其均势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权力均衡的条件时，摩根索特别提出了共同道德观念对于权力均衡和国家体系的稳定的基础性作用。 而基辛格在分析梅特涅均势模式时，也提出正统合法性带来的道德均衡，也是国际秩序稳定的必要条件。可以说，和摩根索一样，基辛格毫无疑问是一个脚踏实地的现实主义者，但同时具有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观，绝不会对国际道德的因素置若罔闻。而和摩根索不同的是，基辛格马上就要登上曾经属于梅特涅、俾斯麦们的世界舞台了。
三、 基辛格的均势外交实践（第二十六到第二十九章）
60年代中后期，基辛格进入美国外交决策层，开始书写自己的均势“大外交”历史。此时美国深陷越战泥潭中，其相对力量较二战结束之初已经下降，而欧洲、日本，以及未来的中国正在崛起。基辛格指出，“越南终于象征着是重估美国在发展中世界的迫切时间，也是在保守和过度扩张之间寻求适宜地位的紧要关键。”（p.680）。美国在战后初期的遏制战略，源于其自由世界领袖和保护者的道德抱负。但越战的教训告诉美国，它无法维持不经过深思熟虑的干涉主义。因此就有了接下来的关岛讲话和尼克松主义：美国将不再承担保卫世界自由国家的全部责任。而对苏联和中国两个共产主义大国，美国也将不完全以意识形态为纲，而是采取了“实力加谈判”的总方针。正是这种基于实力均势的考虑，才有了后来的“三角外交”。
当时在基辛格看来，“如果我们能够确认我们的猜测为真——即苏联与中国彼此之间畏惧对方之心，远大于她们对美国之戒惧——美国外交上就会有一史无前例的大好机会。”（p.698）而尼克松和基辛格正是抓住了这一机会，出人意料地完成了中美接近的外交革命，并在美苏中三角战略中占据了主动。“因为尼克松政府借由戏剧性地对中国开放，设法为苏联趋于缓和创造出重大诱因……在外交上，一方有较多的选择，另一方选择相对较少，它在追求其目标时就必须更加小心翼翼。的确，在这种局势下，可能就会产生诱因让对手寻求放弃其作对角色。”（p.695）基辛格本人在中美秘密外交中所发挥的作用，在此无须赘言。
在基辛格看来，冷战结束后，“失去了强大的意识形态威胁或战略威胁，使得各国越来越以其眼前的国家利益，执行其外交政策。在五六个大国以及许多小国参加在其中的国际体制上，就和过去数世纪一样，必须借由调和、均衡各自竞争的国家利益，去建立秩序。（p.779）。但是21世纪的世界均势又要比19世纪的欧洲均势规模更大，新兴的大国逐渐浮现。其中“在所有的大国或潜在的大国中，中国的声势最盛”。（p.801）
可以说，中美关系将逐渐成为世界政治的晴雨表。从未来的一个长时段来看，中美两国的实力将逐渐平衡，并维持很长一段时间。这可能会形成新的两极均势吗？如果是的话，中美两极会比美苏两极更加和平吗？基辛格在本书中没有给出答案。这个问题将继续留给现在和未来的外交实践者和国际关系研究者。
什么是均势？基辛格在第一章就谈到均势的概念。他指出，欧洲深陷均势政治之中，是因为中世纪统一诸国的美梦幻灭后，留下一群实力相去不远的国家。没有一国有足够的国力能够一统天下。最具侵略性成员的言行会受到其他国家的联合抵制。“换句话说，便是取得一种权力的均衡。”基辛格重视均势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均势体系虽不能避免危机或战争，但如果作妥善安排，其作用则在于是一国控制他国的能力及发生冲突的规模受到限制。它所追求的是稳定缓和，甚于和平。”（p.13）
在《大外交》接下来的几章中，基辛格用了大量篇幅来讨论欧洲近代的均势。但作者指出，美国历史上从未参与过均势体系，冷战期间，国际政治的原则也与均势体系大不相同。在两极世界里，我们无法佯称不同势力的冲突会对大局有益，因为有一方得就必有一方失。冷战后美国的相对军事力量会逐渐衰落，因此新的国际体系会朝均势的方向发展。（p.15）
基辛格把道德因素引入其“均势”体系中，区分出三种均势模式：以“共同价值”为基础的，以“梅特涅模式”为代表；以“现实政治”为原则的，则分为消极维持的“不列颠模式”和积极推动的“俾斯麦模式”。
“梅特涅模式”中，各国以君权神授为国家间“共同价值”基础，再加上梅特涅高超狡黠的外交手腕穿梭其间，欧洲维持了几十年的和平。为了以维持欧洲均势并平息法国的复仇之心，维也纳和会保证了法国拿破仑革命前所获得的领土，结果是法国仍可安心于维也纳体系。基辛格认为，各国对均势国际体系的承认是维护均势的必备条件之一（他将其称为“道德均衡”）。如果保留一个对现实不满的国家，将为未来埋下战争祸根。在基辛格看来，二战之所以爆发，在于一战后对德国处理不当，使得德国人渴望复仇，打破均势。
“不列颠模式”的代表人物是英国的帕默斯顿和迪斯累利。其表现在于，当均势形成时，不以积极的外交手段来维持这种均势，而是寄希望于各方自制不来打破均势。一旦均势被打破，英国将不遗余力地联合各国来恢复原来的均势。在基辛格认为这种均势是不足取的，而且英国在当时所能采取的“光荣孤立”政策在当代已无复制的可能。
“俾斯麦模式”是指，俾斯麦为保证德国的统一地位及避免邻国对德国的猜忌，而在均势体系中运用外交手段调整所进行的一种尝试，尽可能多地寻求德国与某一国间的共同利益。“尽可能多地多方面地建立亲密的国际关系，建立重叠的联盟体系，并运用影响力以缓和交锋双方的诉求，以前述手段防范反对均势的挑战(p.146) ”。“俾斯麦模式”的优点在于在没有“共同价值”的基础上寻求共同利益，其缺点在于如此复杂的联盟体系运作起来十分困难，只有俾斯麦这样掌握高超外交艺术的人才能做到。威廉二世炒掉俾斯麦之后，该体系随之分崩离析。
二、 基辛格均势外交思想的形成原因初探
为什么基辛格会形成完善的均势外交思想？该思想毫无疑问起源于旧世界，而迥异于美国强调道德的外交传统。基辛格作为一位学者和政治家，我们在分析其外交思想时，我们有必要回顾基辛格的成长经历和学术背景，以期从中寻出一些左右他政治理念和学术思想的蛛丝马迹。
基辛格1923年生于德国，作为犹太人，他和他的家人在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目睹了对犹太人的种种迫害和敌意行为。并最终在1938年举家移民美国。在一个新的国度，年轻的基辛格开始了其艰苦奋斗的过程。他当过送货员、上过夜校、学过会计，直到二战爆发基辛格应召入伍，才在军中加入美国国籍，并从此迎来了一生的转折。在军中基辛格遇到了弗里茨.克雷默，一位享有声望的德裔学者军官，在后者的鼓励和引荐下，基辛格充分展现了自己的才能，从一个普通士兵，先后成为将军的翻译和被占德国小镇的管理者。最重要的是，基辛格听从克雷默的建议，在战后入读哈佛大学。十年寒窗，基辛格在1957年出版了他的两部著作《重建的世界》和《核武器与对外政策》，奠定了其在美国的学术地位，完成了其从默默无闻的新移民到主流知识精英的阶层跨越。
这一实现“美国梦”的过程，塑造了基辛格的性格特征。克雷默曾回忆道：“这段经历使他寻求秩序， 使他渴望被认可， 即使这意味着要取悦于他认为智力比他低的人， 渴望被认可以及不信任和不安全的心理倾向都是对被人类历史上最可憎的一页所颠倒的童年的自然反应。”基辛格的老朋友、历史学家阿瑟.施莱辛格也将之归因为基辛格“获取认可的难民心态”。 这一融入社会获得认同的过程，使得基辛格具有很高的现实性和灵活性，帮助他后来能在外交实践中左右逢源。但同时也体现在其思想中，寻求中庸和妥协的特点。
在这一点上，基辛格和汉斯.摩根索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个人早年悲剧式的经历造就了他们对人性和社会的现实主义认识。基辛格并不奢望理想主义者的和平观念可以真正带来和平，而是相信基于均势的稳定才是真正可行的和平。这一点与摩根索何其相似。他们都是欧洲人，谙熟近代欧洲英、法、俄、普、奥的合纵连横，梅特涅、俾斯麦等人的纵横捭阖，并对此带有某种怀旧和眷念之情。同时，两人又在强调均势的同时，不约而同地又谈到道德因素对于形成均势的重要性。摩根索在阐述其均势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权力均衡的条件时，摩根索特别提出了共同道德观念对于权力均衡和国家体系的稳定的基础性作用。 而基辛格在分析梅特涅均势模式时，也提出正统合法性带来的道德均衡，也是国际秩序稳定的必要条件。可以说，和摩根索一样，基辛格毫无疑问是一个脚踏实地的现实主义者，但同时具有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观，绝不会对国际道德的因素置若罔闻。而和摩根索不同的是，基辛格马上就要登上曾经属于梅特涅、俾斯麦们的世界舞台了。
三、 基辛格的均势外交实践（第二十六到第二十九章）
60年代中后期，基辛格进入美国外交决策层，开始书写自己的均势“大外交”历史。此时美国深陷越战泥潭中，其相对力量较二战结束之初已经下降，而欧洲、日本，以及未来的中国正在崛起。基辛格指出，“越南终于象征着是重估美国在发展中世界的迫切时间，也是在保守和过度扩张之间寻求适宜地位的紧要关键。”（p.680）。美国在战后初期的遏制战略，源于其自由世界领袖和保护者的道德抱负。但越战的教训告诉美国，它无法维持不经过深思熟虑的干涉主义。因此就有了接下来的关岛讲话和尼克松主义：美国将不再承担保卫世界自由国家的全部责任。而对苏联和中国两个共产主义大国，美国也将不完全以意识形态为纲，而是采取了“实力加谈判”的总方针。正是这种基于实力均势的考虑，才有了后来的“三角外交”。
当时在基辛格看来，“如果我们能够确认我们的猜测为真——即苏联与中国彼此之间畏惧对方之心，远大于她们对美国之戒惧——美国外交上就会有一史无前例的大好机会。”（p.698）而尼克松和基辛格正是抓住了这一机会，出人意料地完成了中美接近的外交革命，并在美苏中三角战略中占据了主动。“因为尼克松政府借由戏剧性地对中国开放，设法为苏联趋于缓和创造出重大诱因……在外交上，一方有较多的选择，另一方选择相对较少，它在追求其目标时就必须更加小心翼翼。的确，在这种局势下，可能就会产生诱因让对手寻求放弃其作对角色。”（p.695）基辛格本人在中美秘密外交中所发挥的作用，在此无须赘言。
在基辛格看来，冷战结束后，“失去了强大的意识形态威胁或战略威胁，使得各国越来越以其眼前的国家利益，执行其外交政策。在五六个大国以及许多小国参加在其中的国际体制上，就和过去数世纪一样，必须借由调和、均衡各自竞争的国家利益，去建立秩序。（p.779）。但是21世纪的世界均势又要比19世纪的欧洲均势规模更大，新兴的大国逐渐浮现。其中“在所有的大国或潜在的大国中，中国的声势最盛”。（p.801）
可以说，中美关系将逐渐成为世界政治的晴雨表。从未来的一个长时段来看，中美两国的实力将逐渐平衡，并维持很长一段时间。这可能会形成新的两极均势吗？如果是的话，中美两极会比美苏两极更加和平吗？基辛格在本书中没有给出答案。这个问题将继续留给现在和未来的外交实践者和国际关系研究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