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观涛眼中的现代性问题
金观涛眼中的现代性问题
文/张洪彬
20多年前，金观涛、刘青峰伉俪在《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一书中运用自然科学中的系统论来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及其循环动荡，展现了让人啧啧称奇的解释力。90年代以来，随着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的趋势的发展，这种宏观的理论体系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然而，这本1984年问世的旧作，在如今的小字辈读者这里仍有许多粉丝，究其根源，最为重要的恐怕还是它展现出一种非凡的理论构建能力，形成了一个恢弘的理论体系，克服了多数专业研究支离破碎、不知所云的缺陷。时隔20多年，金观涛先生重拾系统论的理论架构，并用以解剖诸如现代性此类的宏大问题。对此，作者夫子自道：“只有系统论史观才能帮助我们摆脱支离破碎的史观造成的无力感，理解什么是现代社会，认识全球化给人类带来的处境。”
当前学界关于现代性的著作数不胜数，但是对于何为现代性却少有清晰的论述。作者在马克思典范、韦伯典范和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基础上，提出在价值系统中现代性的两要素——工具理性、个人权利。十七世纪工具理性的形成意味着理性与终极关怀的断裂，从此理性可以指导政治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市场经济可以无限扩张，科技可以无限使用，却不会颠覆信仰和道德；同样在十七世纪形成的个人权利观念成为论证社会制度正当性的最终依据，个人自主性、私有财产、市场经济、社会契约论都建基于此。正是基于这样的价值预设，人们才把现代社会组织家庭、社会、国家以致全人类组织都看作契约共同体，是为个人服务的工具和机器。作者认为，现代性的第三要素是民族认同，民族认同对内将个人组织成社会，规定政治共同体的形态，制定法规保障市场经济和科技发展，实现现代价值与社会制度的整合，保障统一的市场和秩序；对外作为主权拥有者，依照契约论建立国际关系，捍卫国家权利，与其他民族国家竞争，使市场经济的扩展能超越国界，跨国公司和全球化成为可能，促进了市场经济的无限扩张和生产力的无限增长。
如果说现代性的发生是在17世纪，现代性成为一个全球性事件则是在19世纪下半叶。面对着殖民主义的全球扩张，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社会必须有意识地学习起源于西方的现代科技和社会组织方式，实现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但是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要化解现代价值系统和传统文化终极关怀的冲突，要实现理性与终极关怀的分离以确立工具理性的正当性，要把个人从各种传统的有机共同体中抽离出来以确立个人权利的正当性，要使终极关怀退出政治经济领域以形成民族认同，从而为学习西方现代性方案寻找正当性根据。诸如德国和日本这样的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直接诉诸于民族认同，往往无法确立个人权利的正当性，其民族国家不是建基于个人权利的契约之上，而是建基于民族文化或天皇崇拜之上，他们对世界秩序的理解不是平等的国际关系，这为他们挑起世界大战埋下了伏笔。
另一种回应方式则是马克思主义。出于不同的历史原因，俄国和中国的现代转型都面临着巨大的社会整合危机，二者都必须选择新的意识形态及其政党来重新整合社会，中国在五四后“以俄为师”，正是学习俄国以马列主义意识形态代替民族主义来实现社会整合。马克思主义一方面以辩证唯物主义的一元论否定理性与信仰的分离，一方面是以阶级权利论否定个人权利，一方面则以社会有机体论抗衡社会契约论，以世界主义超越民族认同：总之马克思主义集中反思并批判了现代价值的所有要素，是对西方现代性的“全面超克”。
西方现代性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做出了积极的回应。马克思主义对西方现代性的一个著名嘲讽是：“在其庄严的平等上，法律赋予每一个人在丽池大饭店用餐和在桥下睡觉的同样权利。”诚然，经济自由主义暴露出西方现代性方案的重大缺陷。在大量失业、严重贫困存在的国度，个人权利遭到了严重的质疑。对此，一种主要的回应是主张把经济能力和个人权利剥离开来，以使人们对市场分配正当性的怀疑不至于殃及个人权利，因此，国家可以用行政干预和立法来解决市场危机，保障工人最低收入，却不会伤及个人权利，福利国家和市场调控即由此而来。另一种回应方式则是彻底否定个人权利的正当性，当然也反对以个人权利作为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正当性依据，案例即是德日法西斯主义。对此，作者提出严重警告：“如果否定个人权利，仅用工具理性和民族主义建立现代社会，其结果是法西斯主义。”
马克思主义因其鞭辟入里的深刻批判和恢宏的体系建构，使之成为西方现代性最为重要的竞争对手，可以说作为批判者它是成功的。然而，它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名提供的一整套替代性方案遭遇了巨大的失败，马克思主义的魅力丧失殆尽。作者评论道：“对现代价值系统的批判无论多么重要、有理，但单凭批判和否定是不能建立超越现代社会缺陷的新社会的。”尽管当代世界和中国都不乏马克思主义的传人，他们仍然对西方现代性构成持续的批判，然而由于在替代性方案的建构上缺乏有说服力的成绩，他们对西方现代性的挑战力度微乎其微。对于现代性来说，丧失强有力的挑战者和批判者，缺乏改进的动力，诚为不幸。
现代性三大要素中，个人权利和民族认同都曾遭遇过严重的质疑，并因此作出了改进，但工具理性从未曾遭遇过系统性的质疑和严峻的挑战。对此，作者忧心忡忡：终极关怀越来越退出公共领域，正在变成私领域的价值；知识制造没有思想，缺乏终极关怀，成为鸡零狗碎的无限细分的所谓专业知识；终极关怀的丧失，超越视野的隐退，道德沦丧。作者指出，这些是轴心文明以来从未有过的系统性危机，应该引起我们的严重关注。
仅从本文简单的介绍和概述中，我们也能看到这本仅160页的小书论题之广泛，视野之恢宏。作者以三要素来界定现代性，并以此为纲领来理解17世纪以来世界发展历程，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美国建国史、法国大革命、经济危机、法西斯主义、马克思主义、俄国革命、中国革命、冷战、当代世界“文明的冲突”等等，全被贯串在作者所构建的理论体系中，换言之，作者所建构的理论体系表现出惊人的自洽性和解释力。该书无疑是金观涛先生对现代性问题最为集中的论述，也是自由主义者对新左派的现代性论述最为重要的一个回应。在近二十年的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论战中，以汪晖为代表的宏大理论建构能力在自由主义阵营少有匹敌者，金观涛先生该书的出版，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种格局。
《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金观涛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5月第一版，28.00元。
文/张洪彬
20多年前，金观涛、刘青峰伉俪在《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一书中运用自然科学中的系统论来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及其循环动荡，展现了让人啧啧称奇的解释力。90年代以来，随着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的趋势的发展，这种宏观的理论体系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然而，这本1984年问世的旧作，在如今的小字辈读者这里仍有许多粉丝，究其根源，最为重要的恐怕还是它展现出一种非凡的理论构建能力，形成了一个恢弘的理论体系，克服了多数专业研究支离破碎、不知所云的缺陷。时隔20多年，金观涛先生重拾系统论的理论架构，并用以解剖诸如现代性此类的宏大问题。对此，作者夫子自道：“只有系统论史观才能帮助我们摆脱支离破碎的史观造成的无力感，理解什么是现代社会，认识全球化给人类带来的处境。”
当前学界关于现代性的著作数不胜数，但是对于何为现代性却少有清晰的论述。作者在马克思典范、韦伯典范和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基础上，提出在价值系统中现代性的两要素——工具理性、个人权利。十七世纪工具理性的形成意味着理性与终极关怀的断裂，从此理性可以指导政治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市场经济可以无限扩张，科技可以无限使用，却不会颠覆信仰和道德；同样在十七世纪形成的个人权利观念成为论证社会制度正当性的最终依据，个人自主性、私有财产、市场经济、社会契约论都建基于此。正是基于这样的价值预设，人们才把现代社会组织家庭、社会、国家以致全人类组织都看作契约共同体，是为个人服务的工具和机器。作者认为，现代性的第三要素是民族认同，民族认同对内将个人组织成社会，规定政治共同体的形态，制定法规保障市场经济和科技发展，实现现代价值与社会制度的整合，保障统一的市场和秩序；对外作为主权拥有者，依照契约论建立国际关系，捍卫国家权利，与其他民族国家竞争，使市场经济的扩展能超越国界，跨国公司和全球化成为可能，促进了市场经济的无限扩张和生产力的无限增长。
如果说现代性的发生是在17世纪，现代性成为一个全球性事件则是在19世纪下半叶。面对着殖民主义的全球扩张，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社会必须有意识地学习起源于西方的现代科技和社会组织方式，实现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但是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要化解现代价值系统和传统文化终极关怀的冲突，要实现理性与终极关怀的分离以确立工具理性的正当性，要把个人从各种传统的有机共同体中抽离出来以确立个人权利的正当性，要使终极关怀退出政治经济领域以形成民族认同，从而为学习西方现代性方案寻找正当性根据。诸如德国和日本这样的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直接诉诸于民族认同，往往无法确立个人权利的正当性，其民族国家不是建基于个人权利的契约之上，而是建基于民族文化或天皇崇拜之上，他们对世界秩序的理解不是平等的国际关系，这为他们挑起世界大战埋下了伏笔。
另一种回应方式则是马克思主义。出于不同的历史原因，俄国和中国的现代转型都面临着巨大的社会整合危机，二者都必须选择新的意识形态及其政党来重新整合社会，中国在五四后“以俄为师”，正是学习俄国以马列主义意识形态代替民族主义来实现社会整合。马克思主义一方面以辩证唯物主义的一元论否定理性与信仰的分离，一方面是以阶级权利论否定个人权利，一方面则以社会有机体论抗衡社会契约论，以世界主义超越民族认同：总之马克思主义集中反思并批判了现代价值的所有要素，是对西方现代性的“全面超克”。
西方现代性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做出了积极的回应。马克思主义对西方现代性的一个著名嘲讽是：“在其庄严的平等上，法律赋予每一个人在丽池大饭店用餐和在桥下睡觉的同样权利。”诚然，经济自由主义暴露出西方现代性方案的重大缺陷。在大量失业、严重贫困存在的国度，个人权利遭到了严重的质疑。对此，一种主要的回应是主张把经济能力和个人权利剥离开来，以使人们对市场分配正当性的怀疑不至于殃及个人权利，因此，国家可以用行政干预和立法来解决市场危机，保障工人最低收入，却不会伤及个人权利，福利国家和市场调控即由此而来。另一种回应方式则是彻底否定个人权利的正当性，当然也反对以个人权利作为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正当性依据，案例即是德日法西斯主义。对此，作者提出严重警告：“如果否定个人权利，仅用工具理性和民族主义建立现代社会，其结果是法西斯主义。”
马克思主义因其鞭辟入里的深刻批判和恢宏的体系建构，使之成为西方现代性最为重要的竞争对手，可以说作为批判者它是成功的。然而，它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名提供的一整套替代性方案遭遇了巨大的失败，马克思主义的魅力丧失殆尽。作者评论道：“对现代价值系统的批判无论多么重要、有理，但单凭批判和否定是不能建立超越现代社会缺陷的新社会的。”尽管当代世界和中国都不乏马克思主义的传人，他们仍然对西方现代性构成持续的批判，然而由于在替代性方案的建构上缺乏有说服力的成绩，他们对西方现代性的挑战力度微乎其微。对于现代性来说，丧失强有力的挑战者和批判者，缺乏改进的动力，诚为不幸。
现代性三大要素中，个人权利和民族认同都曾遭遇过严重的质疑，并因此作出了改进，但工具理性从未曾遭遇过系统性的质疑和严峻的挑战。对此，作者忧心忡忡：终极关怀越来越退出公共领域，正在变成私领域的价值；知识制造没有思想，缺乏终极关怀，成为鸡零狗碎的无限细分的所谓专业知识；终极关怀的丧失，超越视野的隐退，道德沦丧。作者指出，这些是轴心文明以来从未有过的系统性危机，应该引起我们的严重关注。
仅从本文简单的介绍和概述中，我们也能看到这本仅160页的小书论题之广泛，视野之恢宏。作者以三要素来界定现代性，并以此为纲领来理解17世纪以来世界发展历程，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美国建国史、法国大革命、经济危机、法西斯主义、马克思主义、俄国革命、中国革命、冷战、当代世界“文明的冲突”等等，全被贯串在作者所构建的理论体系中，换言之，作者所建构的理论体系表现出惊人的自洽性和解释力。该书无疑是金观涛先生对现代性问题最为集中的论述，也是自由主义者对新左派的现代性论述最为重要的一个回应。在近二十年的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论战中，以汪晖为代表的宏大理论建构能力在自由主义阵营少有匹敌者，金观涛先生该书的出版，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种格局。
《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金观涛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5月第一版，2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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