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社会主义做道德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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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90年代初，匈牙利裔美国社会学家伊万•塞勒尼陪同他的同事，一位是美国人特雷曼，一位是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魏昂德，一起来中国做社会学调查，研究社会分层。期间他们多次来往于中国，并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的老师合作。在最后的几次合作期间举行的一次工作会议上，一位人大的老师私下里跟伊万•塞勒尼说，“你知道吗？你们三个是非常不同的人。特雷曼就像是一个美国商人，魏昂德就像是一个威严的德国领导，而你，你就是我们中的一员。”伊万•塞勒尼对这件事印象非常深刻，作为长期从事社会主义体制研究的专家，他曾经亲身经历过社会主义在匈牙利的勃兴与失败。据此，他提出了一个假设性的想法，“共产主义体制事实上生产出了一种‘社会主义人”，这些人的人格特征惊人地相似”。
“社会主义人”这个说法无疑非常有想象力，它会让人联想起很多的事情。比如既然有“社会主义人”，那是否就意味着有某种“资本主义人”，而后者在马克斯•韦伯说起资本主义精神把富兰克林作为典型时似乎就已经有了定论。当然，马克斯•韦伯把富兰克林当成“资本主义人”的典型显然有美化万恶的资本主义的嫌疑，桑巴特说“资本主义人”应该是另外一副样子，贪婪才是他的本质。不过，什么是“资本主义人”尽管存有争议，但是人们似乎已经有了一些理想类型式的说法。他可能是韦伯笔下勤劳克俭的新教徒形象，当然也可能是巴尔扎克笔下自私和吝啬的守财奴，不过，无论如何，这都已经足够证明资本主义强大的道德和人格形塑力，可以堪称是一种“文明”。最近几年，国内大学的几个社会学家也试着提出所谓的“共产主义文明”的说法，因为它对于人格、人性也同样具有类似强大的塑造力。当然，对于这种文明下产生的 “社会主义人”是勤劳而大公无私的王进喜，还是见风使舵、奴颜婢膝的郭沫若似乎也同样没有定论。
一种体制要堪称是一种“文明”，那它就必然意味着某种强大的道德和人格的形塑能力，而不仅仅是一套政治的意识形态，更不是一种单纯强调经济分配的计划体制。但是说实话，在最近的几十年内，尤其是在冷战结束之后，社会主义无论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还是作为一种经济体制，其声望都在每况愈下。但是，如果换一种角度思考，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同时放在“文明”的框架里，对比两种文明形态下各自培养出来的“人”，那可辩的空间将会大很多。简单的来说，如果我们要证明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优越，只要证明社会主义会让人更加道德就行了。G•A•科恩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开创者，是世界上著名的政治哲学家，他的《为什么不要社会主义》一书就选择了这一视角，即从从道德方面为社会主义辩护。
在这本小册子中，科恩让我们想象这样一种状态，假设有一大群人一起去野营旅游，这群人之间没有等级之分，其共同的目的就是每个人都将度过一段美好时光，尽量做他喜欢的事情，并随身携带着比如锅、盘子、食油、咖啡、纸牌等物件。尤为重要的是，即使这些物品是私人所有，也都是大家共同使用。人们能够互相理解，相互支持，相互合作，总之所有活动不仅建立于平等的原则之上，还建立于共享的原则之上。与此相反，科恩也让我们想象下在同一个旅行中，假设每个人都占据着自己的私人用具，并且随时在交换物件时都要讨价还价。科恩没有说明任何理由，并认为，其实无论从效率，还是基于友好的伙伴关系，大多数人毫无疑问都会被第一种旅行所吸引。而平等和共享也正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所以这也就“意味着大多数人被社会主义理想所吸引，至少是在某种限定的环境中”。
科恩进一步解释说，在反市场的共同互惠基础上建立的人际关系，充满了友爱和良善，任何人作出贡献都不是为了要得到回报，而是因为别人需要，相对建立于自私动机上的资本主义，这无疑会是任何一个理性的人都更加愿意选择的一种状态。科恩的论证建立于西方伦理学上中的一个根本困境之上，那就是解决了机会和形式平等的资本主义从根本上无法消除其自私动机中必然衍生的各种道德困境。比如物质的丰裕并不会必然带来贪婪和恐惧的消除，反而衍生了更多的道德和伦理的困境，而这也成为了立基于平等和共享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变得“可欲”的基础。
当然，科恩的论证远比我这里概括的要复杂，也充满了各种玄妙的现代伦理学术语。不过，他始终坚持了一个这样的简单假设，那就是建立于自私动机上的制度必然产生或者诱发更多自私的人和行为，而建立在善良动机中的制度就必然会产生更多的善良和友好的人。这算是一个直觉和先验的判断，就像奥地利经济学派对于资本主义的赞美一样。但是，科恩也似乎仅仅是在重复一个古老的神话。这种辩护除了无力外，其实也会让更多的人觉得沮丧。原因不仅在于科恩没有说明“可欲”的社会主义如何实现，更是在于这种道德辩护似乎正是因为社会主义面对资本主义时节节败退后的一种无奈。它会也让人想起唐纳德•萨松在《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中总结社会主义在欧洲失败时说得一句酸话，“在过去的一百年时间里，西欧社会主义的主要成就就是使资本主义文明化”。
《为什么不要社会主义》：作者：[英] G. A. 科恩 译者：段忠桥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2011-3
南方都市报 2011.5.29
上个世纪90年代初，匈牙利裔美国社会学家伊万•塞勒尼陪同他的同事，一位是美国人特雷曼，一位是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魏昂德，一起来中国做社会学调查，研究社会分层。期间他们多次来往于中国，并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的老师合作。在最后的几次合作期间举行的一次工作会议上，一位人大的老师私下里跟伊万•塞勒尼说，“你知道吗？你们三个是非常不同的人。特雷曼就像是一个美国商人，魏昂德就像是一个威严的德国领导，而你，你就是我们中的一员。”伊万•塞勒尼对这件事印象非常深刻，作为长期从事社会主义体制研究的专家，他曾经亲身经历过社会主义在匈牙利的勃兴与失败。据此，他提出了一个假设性的想法，“共产主义体制事实上生产出了一种‘社会主义人”，这些人的人格特征惊人地相似”。
“社会主义人”这个说法无疑非常有想象力，它会让人联想起很多的事情。比如既然有“社会主义人”，那是否就意味着有某种“资本主义人”，而后者在马克斯•韦伯说起资本主义精神把富兰克林作为典型时似乎就已经有了定论。当然，马克斯•韦伯把富兰克林当成“资本主义人”的典型显然有美化万恶的资本主义的嫌疑，桑巴特说“资本主义人”应该是另外一副样子，贪婪才是他的本质。不过，什么是“资本主义人”尽管存有争议，但是人们似乎已经有了一些理想类型式的说法。他可能是韦伯笔下勤劳克俭的新教徒形象，当然也可能是巴尔扎克笔下自私和吝啬的守财奴，不过，无论如何，这都已经足够证明资本主义强大的道德和人格形塑力，可以堪称是一种“文明”。最近几年，国内大学的几个社会学家也试着提出所谓的“共产主义文明”的说法，因为它对于人格、人性也同样具有类似强大的塑造力。当然，对于这种文明下产生的 “社会主义人”是勤劳而大公无私的王进喜，还是见风使舵、奴颜婢膝的郭沫若似乎也同样没有定论。
一种体制要堪称是一种“文明”，那它就必然意味着某种强大的道德和人格的形塑能力，而不仅仅是一套政治的意识形态，更不是一种单纯强调经济分配的计划体制。但是说实话，在最近的几十年内，尤其是在冷战结束之后，社会主义无论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还是作为一种经济体制，其声望都在每况愈下。但是，如果换一种角度思考，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同时放在“文明”的框架里，对比两种文明形态下各自培养出来的“人”，那可辩的空间将会大很多。简单的来说，如果我们要证明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优越，只要证明社会主义会让人更加道德就行了。G•A•科恩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开创者，是世界上著名的政治哲学家，他的《为什么不要社会主义》一书就选择了这一视角，即从从道德方面为社会主义辩护。
在这本小册子中，科恩让我们想象这样一种状态，假设有一大群人一起去野营旅游，这群人之间没有等级之分，其共同的目的就是每个人都将度过一段美好时光，尽量做他喜欢的事情，并随身携带着比如锅、盘子、食油、咖啡、纸牌等物件。尤为重要的是，即使这些物品是私人所有，也都是大家共同使用。人们能够互相理解，相互支持，相互合作，总之所有活动不仅建立于平等的原则之上，还建立于共享的原则之上。与此相反，科恩也让我们想象下在同一个旅行中，假设每个人都占据着自己的私人用具，并且随时在交换物件时都要讨价还价。科恩没有说明任何理由，并认为，其实无论从效率，还是基于友好的伙伴关系，大多数人毫无疑问都会被第一种旅行所吸引。而平等和共享也正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所以这也就“意味着大多数人被社会主义理想所吸引，至少是在某种限定的环境中”。
科恩进一步解释说，在反市场的共同互惠基础上建立的人际关系，充满了友爱和良善，任何人作出贡献都不是为了要得到回报，而是因为别人需要，相对建立于自私动机上的资本主义，这无疑会是任何一个理性的人都更加愿意选择的一种状态。科恩的论证建立于西方伦理学上中的一个根本困境之上，那就是解决了机会和形式平等的资本主义从根本上无法消除其自私动机中必然衍生的各种道德困境。比如物质的丰裕并不会必然带来贪婪和恐惧的消除，反而衍生了更多的道德和伦理的困境，而这也成为了立基于平等和共享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变得“可欲”的基础。
当然，科恩的论证远比我这里概括的要复杂，也充满了各种玄妙的现代伦理学术语。不过，他始终坚持了一个这样的简单假设，那就是建立于自私动机上的制度必然产生或者诱发更多自私的人和行为，而建立在善良动机中的制度就必然会产生更多的善良和友好的人。这算是一个直觉和先验的判断，就像奥地利经济学派对于资本主义的赞美一样。但是，科恩也似乎仅仅是在重复一个古老的神话。这种辩护除了无力外，其实也会让更多的人觉得沮丧。原因不仅在于科恩没有说明“可欲”的社会主义如何实现，更是在于这种道德辩护似乎正是因为社会主义面对资本主义时节节败退后的一种无奈。它会也让人想起唐纳德•萨松在《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中总结社会主义在欧洲失败时说得一句酸话，“在过去的一百年时间里，西欧社会主义的主要成就就是使资本主义文明化”。
《为什么不要社会主义》：作者：[英] G. A. 科恩 译者：段忠桥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2011-3
南方都市报 2011.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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