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舆论》读书笔记

声明：本文写于2011年，部分分析已无法适应当前日渐极端的舆论环境，请酌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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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舆论》出版于1922年，此时的作者李普曼年仅33岁，但在这之前已经出版了《政治绪论》和《趋势与主宰》两部著作，并且经历了一战炮火的洗礼。作者在一战中曾任美国陆军部部长助理，这使得李普曼对战争中公众由于信息匮乏和个人成见导致公众舆论的模糊与脆弱，政府宣传机器遮蔽真相，误导公众以及报纸无法展现事物的真正面目等现象有了深刻的认识，在本书中表现为大量来自战争中的事例和蔓延全书的悲观色彩。 总的来说，本书论述了由于信息不全，个人成见等原因，个人无法认清真相，而领导者操纵、控制、利用舆论，报纸（媒体）由于自身局限性成为引导舆论的工具，最后作者提出他的解决方案。详细来看，全书可分为三节：第一节为书中第一至第四部分，主要论述复杂的外部世界和极其有限的认知范围等外部因素和个人头脑中的固有成见，价值观念以及兴趣，利益等内部因素导致了公众无法认清真相并做出理性决定。第二节为书中五六部分，论述了领导人如何通过模糊的词语，统一的象征制造统一意志乃至公众舆论，并且这样产生的舆论是与民主原则相背离的，通过操纵舆论同样可以制造民主的假象。第三节为书中第七八部分，作者在分析了报纸无力承担“舆论与法庭”的重任的原因并提出了看似完美的解决方案。下面将具体分析这三节中的观点并进行梳理和反思。 一． 个人舆论的局限 书中第一部分“外部世界与我们头脑中的想象”首先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个人头脑中的舆论并不等于真实，原因可分为外部的和内部的。从外部来看，人们接受到的宣传已经收到国家审查与保密制度的过滤，这就使事实真相和对这一事实的舆论之间存在距离。信息和舆论的数量与质量也受到技术、经济和政治条件的复杂影响，这都影响着观念的传播。通过社交圈紧密联系的社会人会形成这个圈子的公共意识，这种身份的暗示和等级体系的存在使公众舆论与其冲突的可能升高。而且人们对书面上外部世界和公共消息的注意力相当之低。最后，出于追求时效性和方便传播的目的，语言被简化缩略，在反复流通中会有太多的增添和丢失，以致面目全非。 作者认为，人们无法对超出自我经验范围的外部世界产生完整准确的认识，这时人们只能诉诸想象与虚拟。书中对舆论的定义是：“他人脑海中的图像——关于自身、别人、他们的需求、意图和人际关系的图像。”当我们将多样性的事物归结为无生气，集合性的却不完整的名称时，其间充斥的就已经是自我意识关于外部世界想象中的图像了，即被接受的信息楔入人和环境之间的虚拟环境。这种虚拟环境已经不可能是对客观现实“倒影式”的反映，而是事实的碎片，媒介的观点，个人的想象的大杂烩。 从个人内部来说，认识取决于我们的观察习惯与地位。人们头脑中形成的对与世界的认识往往产生于情感、习惯和偏见，对特定事物持有固定化、简单化的观念、印象和成见。人们看到的是自己期待或想要看到的部分和侧面。我们按照已有的定义，现成的形式去理解，兴趣在我们所意识到得信息尚未经过我们思考之前就把某种性质强加给这些信息，这种先入为主的成见会在想象力中膨胀，倾向于熟悉的事物，从而导致对不符合起原则的观念的排斥，一旦这种兴趣和成见系统固定下来，我们对外部事物做出的判断将是片面而错误的。 二． 被操纵的公共舆论 在论述了个体思想的非理性之后，作者在这一部分转而分析：“普通意志，公共舆论，公意是如何在众多分裂的个人和他们稍纵即逝的偶然意向中形成的。” 公众舆论似乎代表一种共识，那么这个共识在李普曼看来是领袖提出意见，一般民众对这一意见说是或否的过程，看似简单的过程，其实深刻揭示了现代民主社会的主要模式，就是少数人决策，代表大多数人意见。因此，公共舆论是极易被操纵的。领导者用模糊不清的词语，中间色调，愚民政策来抹平争执，汇集舆论，将事实简化为想法，描述观念用来代替事实，作为共同感情的纽带。 所谓民主，公意，其核心在于象征。象征来源于一个囊括所有概念的意象，它拥有普遍的适用性，能被每个人个体化的理解。象征是一种工具，它有力量从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观念中抽取情感，使个人意志向公共象征的情感转移。于是象征成为少数寡头疏导控制甚至操纵舆论的工具。 以此为前提，作者动摇了民主理论的基础。民主理论理想中的是简单独立自给自足的乡村式社会，依赖的是每个个体拥有独立完整的对社会的智慧与经验，人人生而具有认识真理的能力，政治学的责任是创造投票和代议制政府。民主主义者将公共舆论限制在每个人直接确定的知识范畴内，实际上是把自主的个人行为设计为简单社会的前提。民主的谬误在于只关注民主的手段而非目的，关注民主表达的起源而非其过程和结果，况且在外在压力和个人成见的影响下，个体意见极易被少数寡头操纵。人们渴望自治并不是为了自治，而是为了得到自治带来的结果。源自正道的政治权利，良好的选举和代表机制不可能完全约束行使权力的过程。美国式的有限宪政民主或是基尔特社会主义建立在工厂代表原则和自愿奉献基础上的民主都是有悖于民主的真正内涵的，他们的最终结果——即使是以民主自居——也依然会成为在民主面纱下的实际上的专制。 三．舆论困境的对策 既然个人会因为复杂的外部环境，成见和兴趣做出非理性的判断，而少数寡头又会利用象征操纵舆论，我们应该怎样走出舆论面临的似乎无法逃脱的困境呢？ 人们也许会将以报纸为代表的传媒当作拯救社会的摩西。但作者认为，报纸无法担此重任。报纸寻找自己的受众，寻找属于自己的重视读者。作为接触看不见环境的主要途径，报纸为我们勾画着外部世界，而在“公众——商品广告——报纸”的间接联系中，我们开始审视报纸的责任，作为 “第四权力”。新闻是社会的一面镜子，它的宣告应当承担真相与民主的重量，而不是某一个利益集团的代言。良好的连接起报纸和公众舆论，是一种渴望中的理想模式，那种被广告人过滤过的，被记者编辑掺杂了个人情感倾向的新闻，都影响着舆论的质量和能量。 因此，新闻与真相不是一回事，新闻的作用在于突出一个事件，而真相的作用则是解释隐蔽的事实。新闻不是对原材料的第一手报道，新闻描述的是引起读者兴趣的公开化阶段，是与读者切身利益相关的部分，在经过记者以自己直接经验为基础的格式化后，新闻中同样会充满偏见与谬误。另外，还要考虑经济上来自广告商，财团，读者的巨大压力。因此，新闻界十分脆弱，无法承担对人类生活进行解释的责任，更无法造就公共舆论。新闻应该成为制度的卫士，成为将黑暗曝光给大众的光。 那么什么才能解决有限个人困境从而形成公正有效的公共舆论？作者将这一重任交给了精通某一领域的专家。专家应与决策者保持距离，即将执行者与调查者分离，专家的任务是提供信息。政治和产业部门的专家作为在完全条件下工作的局外人为社会提供大量公正客观的数据材料，从而使舆论真正反映事实。 四．总结 在分析完作者的观点之后，我想对书中探讨的一个核心问题：个人有限理性与公共舆论的产生提出一些看法。理性这个术语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人们在遇见真理尤其是道德真理的时候认识这种真理的能力，而不是一种依据明确的前提进行演绎推理的能力。传统的自然法理论认为，文明制度不是人为可以设计的产物。而培根，霍布斯以及以笛卡尔为代表的新理性主义宣称，所有有用的人类制度都是而且也应当是有意识理性能够可以创造的产物。那么究竟个人理性能否成为公共舆论的基础并作为国家制度的原则之来源呢？这就必须考虑个人理性如何转化为公共舆论。 我们承认，由于个人行动与自我知识，他人知识以及整个文明积累的知识的关系（即知识不是以一种整合形式存在而仅仅是个人掌握的不完全的分散知识），人的理性在社会活动中处于一种“理性不及”的状态。但从另一个方面出发我们会发现，极其复杂但又条理井然的社会生活形式既不是设计，也不是发明的结果，而是产生于诸多未明确意识到其行为结果的人的各自行动，通过“试错过程”，“赢者生存”，“积累性发展”的方式逐渐形成的“自发秩序”。 从公共舆论的角度看，作者在上世纪20年代提出的个人理性的局限性在当今社会中仍有其现实意义。但作者接下来便对“无知”的个体丧失了信心，转而诉诸所谓的“社会精英”。一方面是由于理性知识的局限，更重要的是作者身处90年前的战争时期，强大的政府具有绝对的领导权，而舆论媒体的作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的喉舌。但是在媒体实力明显增强，网络等新媒介为公共舆论提供了表达交流的平台的当今社会，个人理性必将逐渐缩减“理性不及”的负面影响，通过“自发秩序”这只“看不见的手”，形成有利于社会利益的公共舆论。而在这个过程中，媒体将是极其关键的中介，是看不见的“自发秩序”的有形外化。媒介将复杂的带有个人成见的有限理性转化为富有个人特征的以契约为基础的自发性公共舆论。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公共舆论将不再是那么的充满成见与操纵，而将成为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强大力量。 参考书目： ［1］《公众舆论》 李普曼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年 ［2］《新闻学概论》 李良荣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年 ［3］《李普曼传》 罗纳德•斯蒂尔 新华出版社 1989年 ［4］《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古斯塔夫勒庞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年 ［5］《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 哈耶克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社 1989年 参考文献： ［1］《 “拟态环境”与“刻板成见” 》 李艳 东南传媒2010年第五期 ［2］《谁使公众深陷在“舆论"之中》 邱凌 新闻爱好者2008年12月 ［3］《舆论: 悬在虚空的大地？》 黄旦 新闻记者2005年11期 ［4］《李普曼政论新闻中的冷战思想探究》林牧茵 新闻大学2010年第二期 ［5］《媒介与公众：交流的无奈》 王金凤 青年记者2010年2月中 ［6］《 “虚拟环境”与“刻扳成见” 》 李娟 新闻知识2008年8月 ［7］《法、立法与法律中的理性问题》 熊琦 法律教育网2005年1月 ［8］《知与无知的知识观》 邓正来 剑虹评论网2006年5月 ［9］《从哈耶克自发社会秩序理论看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 韦森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工作论文》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