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潜先生的诗学革命
朱光潜先生的诗学革命
——读朱光潜《诗论》
朱光潜先生以著名美学家的身份为我们耳熟能详，他翻译的西方美学名著更令我们受益匪浅。最近重读他的早期著作《诗论》，依然极具现实光芒。《诗论》草创于作者1930年代初留学时期，返国后即以这本书受知于胡适和陈叔通，先后教授诗学于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经七、八年间的反复修改，抗战时终于出版。后仍有增补，最重要的是补入了《替诗的音律辩护——读胡适<白话文学史>后的意见》，使后人得以了解《诗论》写作的重要动机。朱光潜自己非常看重《诗论》，在1984年再版的后记里说道：“在我过去的写作中，自认为用功较多，比较有点独到见解的，还是这本《诗论》。”事实上，《诗论》确实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现代诗学的第一块里程碑”。
《诗论》分十三章及附录一篇，从建立诗学的角度着眼，广泛涉及诗的起源、诗的性质、诗的特征等诗学基本理论问题；又从分析具体诗歌作品入手，着重研究了中国诗歌的节奏和声韵；并从汉赋的影响和佛经的翻译、梵音的输入，探讨了中国诗何以走上律的路。朱光潜认为迫切需要研究两个问题：“一是固有的传统究竟有几分可以沿袭，一是外来的影响究竟有几分可以接受”。这两个问题的正确解决，对于推动新诗的发展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因此他采用了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既从历史的角度进行纵向比较，又以中外诗歌进行横向比较，即用西方诗论来解释中国古典诗歌，用中国诗论来印证西方诗论。
《诗论》开篇谈“诗的起源”，首先认为“历史与考古学的证据不尽可凭”，然后鞭辟入里地指出：“诗的起源实在不是一个历史的问题，而是一个心理学的问题。”《虞书》云：“诗言志，歌永言”，孔子则云：“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故“诗歌与音乐、舞蹈同源”，朱光潜更进一步地论述说：“诗的起源当与人类起源一样久远”，真为不刊而论。诗的境界其实就是在刹那中见终古，在微尘中显大千，在有限中寓无限。诗是人生世相的返照，“如果生命未至末日，诗也就不会至末日。”诗歌是最早的文学样式，所以朱光潜先生说：“诗歌的起源不但在散文之先，还远在有文字之先。” 只不过当时的诗没有文字记载，是原始人口耳相传的口头文学创作。
朱光潜先生论诗，尤重“情趣”两字。“诗的境界是情趣与意象的融合”，“每个诗的境界都必有‘情趣’和‘意象’两个要素。”学者王攸欣认为：“诗境论在《诗论》结构中居于核心。”但是学者叶朗却认为：“《诗论》这本书就是以意象为中心来展开的。一本《诗论》可以说就是一本关于诗歌意象的理论著作。”这些争论正说明朱光潜先生“诗论”的生命力，激发后来人进一步的探讨与研究。可以说朱光潜的“情趣”论是一个绝对不应忽视的参照，它象一座矗立在新诗长河发源地的灯塔，向后来者投射着依然明亮的光芒。真正的诗歌正是以情趣之美召唤那些迷失的人们重返精神之乡。
《诗论》从多重角度谈诗，譬如“第五章诗与散文”，挖掘诗歌与散文的密切关系，朱光潜认为：“极好的言情的作品都要在诗里找，极好的叙事说理的作品都要在散文里找。”他还点出“诗为有音律的纯文学”，由此进入“诗与乐”的辨析，牵连到最重要的声音诗学。《诗论》全书十三章，朱光潜用五章专门来谈声音，还有两章大量涉及到诗歌的声音要素，合起来约占全书一半的篇幅。由此可以看出他为了提高读者认识声音在诗歌中的重要地位而建立一门诗歌的“声响学”的良苦用心。近来当代诗人逐渐认识到诵诗的价值，海南大学在诗人多多、徐敬亚的倡议下，设立了“诗歌月读”的常年活动，通过诗歌朗诵，真正地贴近诗歌，抵达诗的内心深处。
谈中国诗，几乎所有诗歌史上的公论都推崇盛唐而贬低六朝人。但朱光潜先生别具只眼，他认为：“历史家分诗的时期，往往把六朝归入一个段落，唐朝又归入另一段落，好像以为两段落中间有一个很清楚的分水线。这种卑六朝而尊唐的传统的看法不但是对于六朝不公平，而且也没有认清历史的连续性。”朱光潜谈中国旧诗，并非一味赞美，而是有好说好，有坏说坏。既说优点：“我也读过一些外国诗，各国诗当然各有特长，但是在形象的清新明晰，情致的深微隽永，语言的简炼妥帖，声调的平易响亮各方面，是许多外国诗所不能比美的。”也指出“中国旧诗用韵法有毛病，拘泥于韵书，不顾到各字的发音随时代与区域而变化。”他的分析，得益于对旧诗的透彻了解，也得益于西学的深厚功底。
在“第十一章中国诗何以走上“律”的路（上）：赋对于诗的影响”一文里，朱光潜细致分析了赋对于诗的影响，指出“赋是介于诗和散文之间的。它有诗的绵密而无诗的含蓄，有散文的流畅而无散文的直截。”同时，他以西方文学加以印照，“西方诗人，就常例说，都比较中国诗人欢喜铺张。他们的许多中篇诗其实都是‘赋’，葛雷的《墓园吟》，弥尔顿的《快乐者》和《沉思者》、雪莱的《西风歌》、济慈的《夜莺歌》以及雨果的《高山所闻》和《拿破仑赎罪吟》诸作。”这里可以看出朱光潜先生学贯中西的背景。而《诗论》的成功在于作者能有大文学的根源性智慧，即不止于文学、不止于美学与艺术的通达的识见与素养，即对于中国文学与文化精妙的真正相信与受用，故能有真正的、独立的肯定，故能恢恢然游刃有余。
当我读到朱光潜先生关于翻译的一段话时，觉得深得我心。他说：“凡诗都不可译为散文，也不可译为外国文，因为诗中音义俱重，义可译而音不可译。成功的译品都是创造而不是翻译。”好一句“成功的译品都是创造而不是翻译”，掷地有声。我一向认为“诗不可译，翻译的诗歌已成为中文写作的一个变种。”此时读到朱光潜先生的这段卓识，心有戚戚焉。难怪学者胡晓明高度评价《诗论》，认为：“《诗论》的成功除了作者西学人文知识与理论的厚积薄发，长期积累而化为挥洒自如的充量表达，还因为作者极为成功地借助了中国古代诗词、诗话的丰富资源，一方面如水中着盐似的融化了很多古代诗学的精华，另一方面也化腐朽为神奇，以现代心理学、美学理论，点化了传统诗词、诗话中的文史语料，从现代意义上活转了中国诗学的生命。《诗论》不仅做到了作者原先的目标， 即证明了以西方理论来阐释中国诗，以中国诗来印证西方理论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它肯定地证明了包含中国诗学在内的中国文学在现代情境下所具有的永恒的美学魅力。”
《诗论》最后一章《陶渊明》，以通达明快的笔墨写东晋诗人陶渊明，朱光潜认为：“陶渊明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有至性深情，而且不怕坦白地把它表现出来。”文章不算太长，却写得灿烂多姿，把一个伟大的诗人活现在我们眼前。朱光潜在“增订版序”中说及，“陶渊明一篇是对于个别作家作批评研究的一个尝试，如果时间允许，我很想再写一些象这一类的文章。”很可惜朱光潜先生没能继续写下去，不然我们更有眼福看到其他诗人的绝世风采。《诗论》是一本重要的书，但却少人关注。学者宛小平认为《诗论》未被众多学者注意是由于它的出版“生不逢时”（一为抗战时期版；一为解放前夕出版）。《诗论》出版后只有张世禄的一篇书评，而朱光潜另一部著作《文艺心理学》出版后的书评就有六篇。斯人独寂寥，天下谁人再识君？当年朱光潜曽慨叹“诗学的忽略总是一种不幸”，那么现在《诗论》的忽略更是一种不幸吧。也许，这就是大学者的命定遭际。
《诗论》（朱光潜著·三联书店1984年第一版）
——读朱光潜《诗论》
朱光潜先生以著名美学家的身份为我们耳熟能详，他翻译的西方美学名著更令我们受益匪浅。最近重读他的早期著作《诗论》，依然极具现实光芒。《诗论》草创于作者1930年代初留学时期，返国后即以这本书受知于胡适和陈叔通，先后教授诗学于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经七、八年间的反复修改，抗战时终于出版。后仍有增补，最重要的是补入了《替诗的音律辩护——读胡适<白话文学史>后的意见》，使后人得以了解《诗论》写作的重要动机。朱光潜自己非常看重《诗论》，在1984年再版的后记里说道：“在我过去的写作中，自认为用功较多，比较有点独到见解的，还是这本《诗论》。”事实上，《诗论》确实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现代诗学的第一块里程碑”。
《诗论》分十三章及附录一篇，从建立诗学的角度着眼，广泛涉及诗的起源、诗的性质、诗的特征等诗学基本理论问题；又从分析具体诗歌作品入手，着重研究了中国诗歌的节奏和声韵；并从汉赋的影响和佛经的翻译、梵音的输入，探讨了中国诗何以走上律的路。朱光潜认为迫切需要研究两个问题：“一是固有的传统究竟有几分可以沿袭，一是外来的影响究竟有几分可以接受”。这两个问题的正确解决，对于推动新诗的发展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因此他采用了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既从历史的角度进行纵向比较，又以中外诗歌进行横向比较，即用西方诗论来解释中国古典诗歌，用中国诗论来印证西方诗论。
《诗论》开篇谈“诗的起源”，首先认为“历史与考古学的证据不尽可凭”，然后鞭辟入里地指出：“诗的起源实在不是一个历史的问题，而是一个心理学的问题。”《虞书》云：“诗言志，歌永言”，孔子则云：“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故“诗歌与音乐、舞蹈同源”，朱光潜更进一步地论述说：“诗的起源当与人类起源一样久远”，真为不刊而论。诗的境界其实就是在刹那中见终古，在微尘中显大千，在有限中寓无限。诗是人生世相的返照，“如果生命未至末日，诗也就不会至末日。”诗歌是最早的文学样式，所以朱光潜先生说：“诗歌的起源不但在散文之先，还远在有文字之先。” 只不过当时的诗没有文字记载，是原始人口耳相传的口头文学创作。
朱光潜先生论诗，尤重“情趣”两字。“诗的境界是情趣与意象的融合”，“每个诗的境界都必有‘情趣’和‘意象’两个要素。”学者王攸欣认为：“诗境论在《诗论》结构中居于核心。”但是学者叶朗却认为：“《诗论》这本书就是以意象为中心来展开的。一本《诗论》可以说就是一本关于诗歌意象的理论著作。”这些争论正说明朱光潜先生“诗论”的生命力，激发后来人进一步的探讨与研究。可以说朱光潜的“情趣”论是一个绝对不应忽视的参照，它象一座矗立在新诗长河发源地的灯塔，向后来者投射着依然明亮的光芒。真正的诗歌正是以情趣之美召唤那些迷失的人们重返精神之乡。
《诗论》从多重角度谈诗，譬如“第五章诗与散文”，挖掘诗歌与散文的密切关系，朱光潜认为：“极好的言情的作品都要在诗里找，极好的叙事说理的作品都要在散文里找。”他还点出“诗为有音律的纯文学”，由此进入“诗与乐”的辨析，牵连到最重要的声音诗学。《诗论》全书十三章，朱光潜用五章专门来谈声音，还有两章大量涉及到诗歌的声音要素，合起来约占全书一半的篇幅。由此可以看出他为了提高读者认识声音在诗歌中的重要地位而建立一门诗歌的“声响学”的良苦用心。近来当代诗人逐渐认识到诵诗的价值，海南大学在诗人多多、徐敬亚的倡议下，设立了“诗歌月读”的常年活动，通过诗歌朗诵，真正地贴近诗歌，抵达诗的内心深处。
谈中国诗，几乎所有诗歌史上的公论都推崇盛唐而贬低六朝人。但朱光潜先生别具只眼，他认为：“历史家分诗的时期，往往把六朝归入一个段落，唐朝又归入另一段落，好像以为两段落中间有一个很清楚的分水线。这种卑六朝而尊唐的传统的看法不但是对于六朝不公平，而且也没有认清历史的连续性。”朱光潜谈中国旧诗，并非一味赞美，而是有好说好，有坏说坏。既说优点：“我也读过一些外国诗，各国诗当然各有特长，但是在形象的清新明晰，情致的深微隽永，语言的简炼妥帖，声调的平易响亮各方面，是许多外国诗所不能比美的。”也指出“中国旧诗用韵法有毛病，拘泥于韵书，不顾到各字的发音随时代与区域而变化。”他的分析，得益于对旧诗的透彻了解，也得益于西学的深厚功底。
在“第十一章中国诗何以走上“律”的路（上）：赋对于诗的影响”一文里，朱光潜细致分析了赋对于诗的影响，指出“赋是介于诗和散文之间的。它有诗的绵密而无诗的含蓄，有散文的流畅而无散文的直截。”同时，他以西方文学加以印照，“西方诗人，就常例说，都比较中国诗人欢喜铺张。他们的许多中篇诗其实都是‘赋’，葛雷的《墓园吟》，弥尔顿的《快乐者》和《沉思者》、雪莱的《西风歌》、济慈的《夜莺歌》以及雨果的《高山所闻》和《拿破仑赎罪吟》诸作。”这里可以看出朱光潜先生学贯中西的背景。而《诗论》的成功在于作者能有大文学的根源性智慧，即不止于文学、不止于美学与艺术的通达的识见与素养，即对于中国文学与文化精妙的真正相信与受用，故能有真正的、独立的肯定，故能恢恢然游刃有余。
当我读到朱光潜先生关于翻译的一段话时，觉得深得我心。他说：“凡诗都不可译为散文，也不可译为外国文，因为诗中音义俱重，义可译而音不可译。成功的译品都是创造而不是翻译。”好一句“成功的译品都是创造而不是翻译”，掷地有声。我一向认为“诗不可译，翻译的诗歌已成为中文写作的一个变种。”此时读到朱光潜先生的这段卓识，心有戚戚焉。难怪学者胡晓明高度评价《诗论》，认为：“《诗论》的成功除了作者西学人文知识与理论的厚积薄发，长期积累而化为挥洒自如的充量表达，还因为作者极为成功地借助了中国古代诗词、诗话的丰富资源，一方面如水中着盐似的融化了很多古代诗学的精华，另一方面也化腐朽为神奇，以现代心理学、美学理论，点化了传统诗词、诗话中的文史语料，从现代意义上活转了中国诗学的生命。《诗论》不仅做到了作者原先的目标， 即证明了以西方理论来阐释中国诗，以中国诗来印证西方理论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它肯定地证明了包含中国诗学在内的中国文学在现代情境下所具有的永恒的美学魅力。”
《诗论》最后一章《陶渊明》，以通达明快的笔墨写东晋诗人陶渊明，朱光潜认为：“陶渊明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有至性深情，而且不怕坦白地把它表现出来。”文章不算太长，却写得灿烂多姿，把一个伟大的诗人活现在我们眼前。朱光潜在“增订版序”中说及，“陶渊明一篇是对于个别作家作批评研究的一个尝试，如果时间允许，我很想再写一些象这一类的文章。”很可惜朱光潜先生没能继续写下去，不然我们更有眼福看到其他诗人的绝世风采。《诗论》是一本重要的书，但却少人关注。学者宛小平认为《诗论》未被众多学者注意是由于它的出版“生不逢时”（一为抗战时期版；一为解放前夕出版）。《诗论》出版后只有张世禄的一篇书评，而朱光潜另一部著作《文艺心理学》出版后的书评就有六篇。斯人独寂寥，天下谁人再识君？当年朱光潜曽慨叹“诗学的忽略总是一种不幸”，那么现在《诗论》的忽略更是一种不幸吧。也许，这就是大学者的命定遭际。
《诗论》（朱光潜著·三联书店1984年第一版）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