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人心灵史－－对《士与中国文化》的非专业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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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说“士”这个字，总有一种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士为知己者死的味道。然而读书人都这样聪明，面对现实的诱惑和威胁，总能时不时调整一下价值取向，并且立言赋诗，一边试图教化世人，一边自我洗脑强化。由先秦至今，一代代累计下来，就堆成了一部中国读书人对于人生价值取舍的历史。对这部历史的整体叙述，非身在庐山中的局内人所能。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开篇就说，他是假设自己站在宇宙中俯瞰地球，来研究整个世界史甚至人类史。与之类似，余英时先生不乏全球文化的大视野，和对非中国文化的了解；与之不同，余先生是带着比较的视野重新进入、并专注于自己的故园，几十年耕作下来，产出600页相当扎实的《士与中国文化》，落到鄙人手里，用非专业的个人视角去看，结果变成了帮助自己梳理价值取向来源的历史图谱。
事情当然得从孔孟和老庄说起。这四位老人家出现之前，国人的想法没那么复杂，是一种混沌的天真；随着周天子的没落，礼崩乐坏，百家争鸣，按照比较文化史的说法，作为四大古代文化之一的中国，出现了“哲学的突破”，即儒、墨、道的兴起。与之相对应，希腊的“突破”产生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古典哲学，以色列的突破带来了先知运动，普遍而超越的上帝，印度的突破则以业报和轮回为中心，视经验世界为虚幻。据史学家观察，这些突破都伴随着原有文化社会秩序的崩坏。对此，孔子的反应是赋予礼乐以新的精神基础，一边摆明车马尊重周礼，一边强调周礼不应该只是形式主义，而必须以“仁”为基础，“为仁由己”，进而立足于“人道”，成为“方内”世界的主流；老庄的反应是否认礼乐，但他们不在现实的层面上否定，而是另外开辟一个“方外”的世界，因为他们深知，礼乐一经出现就没那么容易消灭，不如“和其光，同其尘”，“以与世俗处”，自己玩自己的内在超越。儒、道这么一“突破”，国人心头出世、入世的两极正式缔立。
既然要入世，就涉及到以什么样的角色进入社会，以及如何面对政治权威的问题。大概那时候劳动效率低下、社会剩余价值少，不种田只读书的非贵族阶层不能不穷，所以先秦的士以无房无车的“游士”为主，甚至可以说，穷人不天然是游士，但游士天然是穷人，士连饿死都不怕，还怕王侯吗？所以那时候的士绝不自贬身价，坚持自许为王侯的师友。大才如孟子，还create了一个相当有号召力的slogan：“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你把这句话和“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放在一起读，绝对是“总有一种力量让你泪流满面”，儒家的品牌精神清晰、动人、前后一致。
这种纯粹而动人的品牌精神发展到北宋的范仲淹是一个顶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然而，此时的士，早已不是君王的师友，而是臣子了。事实上，秦以法家治天下；汉师秦制，虽尊儒术，但“以霸王道杂之”，所以西汉始终有“循吏”和“酷吏”之争。循吏提倡“养民”，“先富之后教之”，《史记 太史公自序》说：“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无称，亦无过行，作循吏列传。”与之相对应，朝廷有时鼓励的却是把完成收税指标放在第一位的酷吏。税收是政绩，酷吏发展下去自然会变成眼睛朝上、要政绩工程的能吏；不伐功矜能是下水道一样的“城市的良心”。选择了仕途的读书人往哪个方向走？清人陈子龙说：“太史公传循吏，无汉以下者，传酷吏，无汉以前者，寄深慨矣”。这话虽不完全准确，但也概括得差不多了。
与此同时，当了朝臣的士也逐渐有钱有权，变成士大夫，在东汉进一步发达成士族，但因为距先秦不远，尚存以天下任为己任的遗风；到了魏晋，面对政治高压，则越来越表现出身为“社会人”趋利避害的共性，而不是士的特性。或者表面上特立独行博名求官，或者对政事失望至极，又不复游士 “光脚不怕穿鞋的” 之正面冲突的血性，于是转而向内心寻求一种以个人为中心的愉悦境界。大抵魏晋时的读书人已经开始面临类似现代人的烦恼：想做些事但受到现实环境和个人能力的限制，也做不了太多；经济上、亲友方面又有放不下的需求和欲望，于是开始在出世和入世之间寻求平衡，所谓“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之类最为当代大小资欣赏的佳句，便在魏晋南北朝时供后世批发一样大量出现。
无庸置疑，滋养这种出世精神的，除了老庄留下來的道家精髓，还有两汉之际开始传入中国的佛教。“此世”如此不值得留恋，儒家的入世性格便越来越成为主流文化的边缘。然而随着盛唐的兴起，佛教在中国也开始了一个从极端出世到入世的转化，其代表人物是被国外学者称作中国马丁路德的六祖惠能。马丁路德说，个人当与上帝直接相通，无需中古等级森严的教会从中把持，惠能说，直指本心；西方宗教改革的基本方向是从入修道院侍奉上帝变为“入世禁欲伦理”，进而发展出清教徒，成为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的宗教来源，六祖惠能说，“如若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当时佛教界真是惊天动地的一声狮子吼”。 新禅宗于贞观年间由六祖正式确立，安史之乱后，贵族富人的施舍不再，百丈怀海开始肯定耕作的必要，“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而不是按照原始印度教律那样以乞讨为生，“以一种超越而严肃的精神来尽人在世间的本分”， 到了宋代，大慧宗宗杲便直接说“世间法即佛法，佛法即世间法”了。
新道教和新儒家随后闻风而起。新儒家始自从小住在新禅宗发祥地韶州的韩愈。“以退之之幼年聪颖，断不能于此新禅宗学说浓厚之环境气氛中无所接受感发”（陈寅恪）。韩愈重新阐释《大学》，提出从正心、诚意通向修、齐、治、平，内外一以贯之。正心诚意本是佛教的根本，但“佛教的治心是为了舍离此世，《大学》的治心是为入世、经世作准备。韩愈以治心为始点而重振儒学，正是入佛教之室而操其戈”。新儒家的彼岸因而决不同于佛教的彼岸，它是实有而不是空寂，是一个全面的“天理”世界。这个天上也没有什么外在化的价值之源“上帝”，由于人的“心”最灵，也最能明“理”，此世是否合理便主要由人负责。因此“‘此世’对每一个人都构成更大的负担，也造成更深刻的紧张。儒家没有‘创世纪’，也没有‘世界末日’，但是随时都可以是创世纪或世界末日。”
如此一来，“新儒家必须进一步把‘理世界’与‘事世界’之间的隔阂打通，这就落到了修养论层次的‘敬’字上头”。敬是一种全身贯注的心理状态，存心养性要用敬，入世的敬业也由此而来。这是一种积极的、动态的入世精神。“天理不为尧存，不为桀忘，但人若无道极了，此世又未尝不能毁灭”。这正是范氏以天下任为己任的思想来源。但西方学者莱特曾提出一个有趣的见解，他认为范的先忧后乐来自大乘佛教，菩萨未度己，先度人，先忧后乐的名言便是普萨行的俗世翻版。而 “人在世间尽其本分成为超越解脱的唯一保证。如果说这种思想和基督新教的‘天职calling’观念至少在社会功能上有相通之处，大概不算夸张吧！”
在宋代新禅宗和新儒家汇合的背景下，金初创立的全真教提出识心见性和“打尘劳”并重的兼修法门。“若无前者即终生在尘劳中打滚，永无超越的可能；若无后者，则空守一心，也不能成道。”民间道教甚至吸收了儒教的人伦纲纪，天上的神仙要下凡历劫才能修成正果，凡人作善事也可成仙，这一长期发展到最后终于在明代汇归成新道教的“三教合一”。
与此同时，读书人入世的身份也悄然发生变化。宋代商业已经相当发达，士商之间的界限有时已不能严格划分，与朱子齐名的陆象山就出身于商人之家。到了明代， 人口增加而科举名额并未增加，“士而成功也十之一，贾而成功也十之九”，有才智的人便渐渐被商界吸引。从孔子时代开始的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慢慢变成“良贾何负闳儒”。余先生借用日本史学家的说法称之为“士魂商才”，同时反驳了韦伯《中国宗教》一书对中国商人的说法：不诚实、互不信任。这倒令笔者想起一位朋友说，他的美国老板描述中国为Cash Country，没有契约精神，钱到帐了才算数。义利之辩、商贾之道、敬业精神⋯⋯这些在今天何尝没有意义？大学毕业后，不管你的外在是选择了哪种职业，公务员、公司人、律师、医生、老师、从商⋯⋯你内心关于理、道、利和彼岸的那杆秤将倾向何方？你将做一个怎样的公务员，怎样的医生？经世致用之外还有没有一点“以无用为大用”的心灵向往？如果你如同大多数一样，上班赚钱，下班参禅，到了关键时刻，还有没有勇气和兴致做一个拍案而起的屁民？
在这本书的倒数第二章，与前述的专题式研究不同，余先生用整整一个章节做了一个个案研究：曾国藩与“士大夫之学”。那是怎样的年代？内忧外患。而曾氏仍坚持“生书必修快读以求广博，旧书必修熟读以求约取”。“圈”是精读而加以圈点，“读”是认真的研读，“阅”是浏览非经典性的文字，包括小说。对于他最欣赏的诗赋之类，他有时还“朗吟”或“诵”。在忙乱的日子里，如打仗或途中，则以“温”旧书为常。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的多寡，养气之盛否；身处名利热闹场中，直到死前两个月，还在日记中写道：“夜阅陶诗全部，取其闲适者记出，初抄一册，合之杜、韦、白、苏、陆五家之闲适诗，纂成一集，以备朝夕讽诵，洗涤名利争胜之心。”
而余先生自己呢？“我开始对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发生深厚兴趣是在1940年代，当时中国史观正处于一个反传统的模式。中国整个过往被负面看待，即便中国独特的发明，也在西方历史发展的对照之下，被诠释为偏离普遍文明进步的正轨。当时我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以及对自己的认同感到完全迷惑，自然毋庸赘言。”彼时的余先生，在世界和中国都对中国传统质疑之时，开始研究这样一个主题，心中难免有不平之意吧？那一代的留美赴欧的学人，又有几个没有去家散邦之殇？然而史学的专业素养，终究促使他沉入书斋，以尊重史实的态度，重建历史的方法，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之处冷静道来，而又不妄自尊大。赵朴初云，“安得心如大海，能风能雨空灵”，能风能雨是儒家入世的态度和能力，空灵是禅、道的境界。在现世中如何保持一颗积极而持平公允之心？儒释道三教合一之后，中国知识人如何走完自己的人生？余先生治此学久矣。他的学术态度也正是三道合一的身体力行。而一个人，做的事，爱钻研的题目，和人生追寻的方向如是契合，又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
2011年7月30日
事情当然得从孔孟和老庄说起。这四位老人家出现之前，国人的想法没那么复杂，是一种混沌的天真；随着周天子的没落，礼崩乐坏，百家争鸣，按照比较文化史的说法，作为四大古代文化之一的中国，出现了“哲学的突破”，即儒、墨、道的兴起。与之相对应，希腊的“突破”产生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古典哲学，以色列的突破带来了先知运动，普遍而超越的上帝，印度的突破则以业报和轮回为中心，视经验世界为虚幻。据史学家观察，这些突破都伴随着原有文化社会秩序的崩坏。对此，孔子的反应是赋予礼乐以新的精神基础，一边摆明车马尊重周礼，一边强调周礼不应该只是形式主义，而必须以“仁”为基础，“为仁由己”，进而立足于“人道”，成为“方内”世界的主流；老庄的反应是否认礼乐，但他们不在现实的层面上否定，而是另外开辟一个“方外”的世界，因为他们深知，礼乐一经出现就没那么容易消灭，不如“和其光，同其尘”，“以与世俗处”，自己玩自己的内在超越。儒、道这么一“突破”，国人心头出世、入世的两极正式缔立。
既然要入世，就涉及到以什么样的角色进入社会，以及如何面对政治权威的问题。大概那时候劳动效率低下、社会剩余价值少，不种田只读书的非贵族阶层不能不穷，所以先秦的士以无房无车的“游士”为主，甚至可以说，穷人不天然是游士，但游士天然是穷人，士连饿死都不怕，还怕王侯吗？所以那时候的士绝不自贬身价，坚持自许为王侯的师友。大才如孟子，还create了一个相当有号召力的slogan：“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你把这句话和“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放在一起读，绝对是“总有一种力量让你泪流满面”，儒家的品牌精神清晰、动人、前后一致。
这种纯粹而动人的品牌精神发展到北宋的范仲淹是一个顶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然而，此时的士，早已不是君王的师友，而是臣子了。事实上，秦以法家治天下；汉师秦制，虽尊儒术，但“以霸王道杂之”，所以西汉始终有“循吏”和“酷吏”之争。循吏提倡“养民”，“先富之后教之”，《史记 太史公自序》说：“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无称，亦无过行，作循吏列传。”与之相对应，朝廷有时鼓励的却是把完成收税指标放在第一位的酷吏。税收是政绩，酷吏发展下去自然会变成眼睛朝上、要政绩工程的能吏；不伐功矜能是下水道一样的“城市的良心”。选择了仕途的读书人往哪个方向走？清人陈子龙说：“太史公传循吏，无汉以下者，传酷吏，无汉以前者，寄深慨矣”。这话虽不完全准确，但也概括得差不多了。
与此同时，当了朝臣的士也逐渐有钱有权，变成士大夫，在东汉进一步发达成士族，但因为距先秦不远，尚存以天下任为己任的遗风；到了魏晋，面对政治高压，则越来越表现出身为“社会人”趋利避害的共性，而不是士的特性。或者表面上特立独行博名求官，或者对政事失望至极，又不复游士 “光脚不怕穿鞋的” 之正面冲突的血性，于是转而向内心寻求一种以个人为中心的愉悦境界。大抵魏晋时的读书人已经开始面临类似现代人的烦恼：想做些事但受到现实环境和个人能力的限制，也做不了太多；经济上、亲友方面又有放不下的需求和欲望，于是开始在出世和入世之间寻求平衡，所谓“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之类最为当代大小资欣赏的佳句，便在魏晋南北朝时供后世批发一样大量出现。
无庸置疑，滋养这种出世精神的，除了老庄留下來的道家精髓，还有两汉之际开始传入中国的佛教。“此世”如此不值得留恋，儒家的入世性格便越来越成为主流文化的边缘。然而随着盛唐的兴起，佛教在中国也开始了一个从极端出世到入世的转化，其代表人物是被国外学者称作中国马丁路德的六祖惠能。马丁路德说，个人当与上帝直接相通，无需中古等级森严的教会从中把持，惠能说，直指本心；西方宗教改革的基本方向是从入修道院侍奉上帝变为“入世禁欲伦理”，进而发展出清教徒，成为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的宗教来源，六祖惠能说，“如若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当时佛教界真是惊天动地的一声狮子吼”。 新禅宗于贞观年间由六祖正式确立，安史之乱后，贵族富人的施舍不再，百丈怀海开始肯定耕作的必要，“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而不是按照原始印度教律那样以乞讨为生，“以一种超越而严肃的精神来尽人在世间的本分”， 到了宋代，大慧宗宗杲便直接说“世间法即佛法，佛法即世间法”了。
新道教和新儒家随后闻风而起。新儒家始自从小住在新禅宗发祥地韶州的韩愈。“以退之之幼年聪颖，断不能于此新禅宗学说浓厚之环境气氛中无所接受感发”（陈寅恪）。韩愈重新阐释《大学》，提出从正心、诚意通向修、齐、治、平，内外一以贯之。正心诚意本是佛教的根本，但“佛教的治心是为了舍离此世，《大学》的治心是为入世、经世作准备。韩愈以治心为始点而重振儒学，正是入佛教之室而操其戈”。新儒家的彼岸因而决不同于佛教的彼岸，它是实有而不是空寂，是一个全面的“天理”世界。这个天上也没有什么外在化的价值之源“上帝”，由于人的“心”最灵，也最能明“理”，此世是否合理便主要由人负责。因此“‘此世’对每一个人都构成更大的负担，也造成更深刻的紧张。儒家没有‘创世纪’，也没有‘世界末日’，但是随时都可以是创世纪或世界末日。”
如此一来，“新儒家必须进一步把‘理世界’与‘事世界’之间的隔阂打通，这就落到了修养论层次的‘敬’字上头”。敬是一种全身贯注的心理状态，存心养性要用敬，入世的敬业也由此而来。这是一种积极的、动态的入世精神。“天理不为尧存，不为桀忘，但人若无道极了，此世又未尝不能毁灭”。这正是范氏以天下任为己任的思想来源。但西方学者莱特曾提出一个有趣的见解，他认为范的先忧后乐来自大乘佛教，菩萨未度己，先度人，先忧后乐的名言便是普萨行的俗世翻版。而 “人在世间尽其本分成为超越解脱的唯一保证。如果说这种思想和基督新教的‘天职calling’观念至少在社会功能上有相通之处，大概不算夸张吧！”
在宋代新禅宗和新儒家汇合的背景下，金初创立的全真教提出识心见性和“打尘劳”并重的兼修法门。“若无前者即终生在尘劳中打滚，永无超越的可能；若无后者，则空守一心，也不能成道。”民间道教甚至吸收了儒教的人伦纲纪，天上的神仙要下凡历劫才能修成正果，凡人作善事也可成仙，这一长期发展到最后终于在明代汇归成新道教的“三教合一”。
与此同时，读书人入世的身份也悄然发生变化。宋代商业已经相当发达，士商之间的界限有时已不能严格划分，与朱子齐名的陆象山就出身于商人之家。到了明代， 人口增加而科举名额并未增加，“士而成功也十之一，贾而成功也十之九”，有才智的人便渐渐被商界吸引。从孔子时代开始的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慢慢变成“良贾何负闳儒”。余先生借用日本史学家的说法称之为“士魂商才”，同时反驳了韦伯《中国宗教》一书对中国商人的说法：不诚实、互不信任。这倒令笔者想起一位朋友说，他的美国老板描述中国为Cash Country，没有契约精神，钱到帐了才算数。义利之辩、商贾之道、敬业精神⋯⋯这些在今天何尝没有意义？大学毕业后，不管你的外在是选择了哪种职业，公务员、公司人、律师、医生、老师、从商⋯⋯你内心关于理、道、利和彼岸的那杆秤将倾向何方？你将做一个怎样的公务员，怎样的医生？经世致用之外还有没有一点“以无用为大用”的心灵向往？如果你如同大多数一样，上班赚钱，下班参禅，到了关键时刻，还有没有勇气和兴致做一个拍案而起的屁民？
在这本书的倒数第二章，与前述的专题式研究不同，余先生用整整一个章节做了一个个案研究：曾国藩与“士大夫之学”。那是怎样的年代？内忧外患。而曾氏仍坚持“生书必修快读以求广博，旧书必修熟读以求约取”。“圈”是精读而加以圈点，“读”是认真的研读，“阅”是浏览非经典性的文字，包括小说。对于他最欣赏的诗赋之类，他有时还“朗吟”或“诵”。在忙乱的日子里，如打仗或途中，则以“温”旧书为常。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的多寡，养气之盛否；身处名利热闹场中，直到死前两个月，还在日记中写道：“夜阅陶诗全部，取其闲适者记出，初抄一册，合之杜、韦、白、苏、陆五家之闲适诗，纂成一集，以备朝夕讽诵，洗涤名利争胜之心。”
而余先生自己呢？“我开始对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发生深厚兴趣是在1940年代，当时中国史观正处于一个反传统的模式。中国整个过往被负面看待，即便中国独特的发明，也在西方历史发展的对照之下，被诠释为偏离普遍文明进步的正轨。当时我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以及对自己的认同感到完全迷惑，自然毋庸赘言。”彼时的余先生，在世界和中国都对中国传统质疑之时，开始研究这样一个主题，心中难免有不平之意吧？那一代的留美赴欧的学人，又有几个没有去家散邦之殇？然而史学的专业素养，终究促使他沉入书斋，以尊重史实的态度，重建历史的方法，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之处冷静道来，而又不妄自尊大。赵朴初云，“安得心如大海，能风能雨空灵”，能风能雨是儒家入世的态度和能力，空灵是禅、道的境界。在现世中如何保持一颗积极而持平公允之心？儒释道三教合一之后，中国知识人如何走完自己的人生？余先生治此学久矣。他的学术态度也正是三道合一的身体力行。而一个人，做的事，爱钻研的题目，和人生追寻的方向如是契合，又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
2011年7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