玫瑰色的回忆背后都是不那么浪漫的历史

一下午时间看完了“激荡三十年”的上册，中国改革开放自1978年踉踉跄跄起步，其中波折反复，实在比起今日那些成功者所回忆的要复杂得多。

改革开放之初意识形态的纠缠现在看来近乎可笑，教条地照搬马克思“雇佣8人以上即为剥削资本家”的标准，为了给土地出租出让寻找合法性依据，翻遍了马恩列斯著作终于找到一条抽象晦涩的列宁语录。这些如幽灵般附体的意识形态鬼魅一直到最近仍未远去，只不过今天披上了毛派和民粹的外衣。

王石、鲁冠球、吴仁宝这些大浪淘沙留下的英雄，仔细追寻他们的发家史，你也可以看到不少行走于制度、法律边缘的灰色印迹。如果在那个时代是循规蹈矩，在既定的规则框架内从事，几乎都没有机会成功。好在目前似乎也有一些与灰色地带距离比较远的成功企业家，这似乎说明了我们的经济制度建设有了一些进步。但是，创业，发大财，永远是勇敢者的游戏，好的坏境下，只需要承担个人经济失败的风险，不那么成熟和完善的坏境下，则更需要承担触犯法律丧失自由、甚至是杀头的风险。

30多年的经验已经表明，现今中国最具活力和竞争力的行业和企业，几乎都是在政府不管的相对宽松政策环境中自己生长，自己摸爬滚打出来的。

政府似乎永远只是在做锦上添花的工作，并不会有太多的雪中送炭。比如海尔、长虹、华为这些企业，在草创之初，其实是体制边缘无人关心的野孩子，等到野孩子们闯出一片天地，上面会及时送来各种荣誉、政策和关怀，同时也会带来更加直接的婆婆和管理。从头到尾被呵护的，似乎只有那些天然具有垄断属性的金融、石油、钢铁、汽车企业，“共和国的长子”们。那些曾经辉煌的企业，一旦败落，则之前的一切荣誉和光坏会被埋没不提，企业家多半锒铛入狱。

政府亲自参与和指导经济活动，从一开始就埋下了寻租、腐败和不公平的种子。从双轨制开始，到管金生借助政府官员案头的文件提前获知88年国债上市消息，再到深圳市首次发售认股证其中45%被发售机构人员私分截留。不公平、内部人获利几乎是在第一天就开始了。

股票市场从第一天开始就不是为了给有活力有前途的企业提供融资平台，更像是一个表达中国改革姿态的形式，以及为病入膏肓的国有企业圈钱解困的提款机。

私营企业的发展，一旦展露出威胁被视为“国本”的公有经济，马上就会被运动式的“宏观调控”打击修理。

没有清晰的对产权的界定和保护机制，没有稳定可预测的政策环境，难怪中国很少有长远打算的企业家，也很少有世界级的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