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观和职业精神
麦克尤恩早期的作品都是些带有恐怖和邪恶气氛的小说,这些小说追求结构的完善、内部一致性和细节上清晰的自我指涉,就像物理学家构造出来的封闭性实验空间。小说中的角色大多思想放纵、行为出格,摒弃了所有的道德喻意。中期的麦克尤恩逐渐在写作中加入他对社会、政治、道德的思考。虽然他的故事仍然那么形式精致、条理清楚,但视野已变得非常宏大。他已从一个讲述狭小空间+复杂故事的天才,变成能绘制细密人物+壮阔画卷的大师。
从《黑犬》开始,麦克尤恩就对那些两两相左的价值观感兴趣,这似乎与英国人的党派政治传统有关。《阿姆斯特丹》中的两位分别把守着两种原则,代表着两种从根本上对立的价值观:作为报社总编的弗农认为社会公德是第一位的,个人无论处于什么情况都应该担负起自己的社会责任;而作为艺术家的克利夫则认为个人权利是第一位的,任何以牺牲个人权利达到目的行为都是卑鄙无耻的。他们之间的对立既代表着社会观念上的对立,也体现着社会价值的演变。
把守原则通常是社会精英们的份内的事,社会的真相也体现在他们采取的立场和态度上。鉴定一个社会的好坏也只要度量一下社会精英中正直人所占的比例。这部《阿姆斯特丹》中的所有角色:报社总编弗农、作曲家克利夫、外相加莫尼、出版商乔治都属于社会精英。弗农和克利夫都是忠诚正直的人,加莫尼伪善,乔治•莱恩则阴险。他们之间形成一种互相制衡的微妙状态,最接近于真实,结局因而才具有很强的讽刺意味。
实际上麦克尤恩这些中期作品中的人物都是社会精英,像《黑犬》中的夫妇琼和伯纳德;《爱无可忍》中“我”和“克拉莉莎”,以及之后《星期六》中的神经外科医生亨利•贝罗安。这些角色精通各自的职业,就像麦克尤恩精通于写作。麦克尤恩不仅极其精通这些人的职业技能,而且用职业精神巧妙地来描划出角色价值观形成,同时也就塑造出了他们的人格。所有这些都会让我们这些一生都在接受职业教育的现代读者感到惊奇,就像莎士比亚将王室人物的心理描绘得惟妙惟肖也曾让历史学家感到惊奇。
书里几处描述克利夫作曲的段落,麦克尤恩将创作技巧写得非常具体,用奇妙的视听联觉勾勒出了“灵感”的飘逸、迅捷的形象,这当然也是麦克尤恩创作时的心理轨迹。在刊发“外相色情照”那天,弗农在报社中的经历被描绘成一场小型的“战役”,文笔井井有条,几乎可以和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的描写奥斯特利茨战役相比,而在写外界民众对这件丑闻的反应时,麦克尤恩仿佛带着读者摸到时代的神经末梢。
当然,说麦克尤恩在文学上的才能已接近于莎士比亚和托尔斯泰是过于夸大。与这些大师们相比,麦克尤恩的作品缺乏深沉的诗性和戏剧感染力。他的写作构思很少出自对某类型人物命运的关注,而是一些小的偶然而生的模仿动机。比如《黑犬》来自于一次人狗遭遇;《爱无可忍》来自于一张精神病历,这本《阿姆斯特丹》也来自于一个“安乐死”的玩笑。
不知道麦克尤恩自己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我们似乎从《赎罪》中看到他已经在关注命运和宽恕,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转变。麦克尤恩是个不断重塑自己风格的作家,这种作家本身就是一部“超小说”。如果我们跟着他的书读,会看到一个与世界接触得非常宽广的精神,其关注的重心怎样缓缓的移动;如果我们从他最新的书来解读他以前所写的书,则可以学会如何对自己的精神进行总结和修正。这两者都能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自我。
从《黑犬》开始,麦克尤恩就对那些两两相左的价值观感兴趣,这似乎与英国人的党派政治传统有关。《阿姆斯特丹》中的两位分别把守着两种原则,代表着两种从根本上对立的价值观:作为报社总编的弗农认为社会公德是第一位的,个人无论处于什么情况都应该担负起自己的社会责任;而作为艺术家的克利夫则认为个人权利是第一位的,任何以牺牲个人权利达到目的行为都是卑鄙无耻的。他们之间的对立既代表着社会观念上的对立,也体现着社会价值的演变。
把守原则通常是社会精英们的份内的事,社会的真相也体现在他们采取的立场和态度上。鉴定一个社会的好坏也只要度量一下社会精英中正直人所占的比例。这部《阿姆斯特丹》中的所有角色:报社总编弗农、作曲家克利夫、外相加莫尼、出版商乔治都属于社会精英。弗农和克利夫都是忠诚正直的人,加莫尼伪善,乔治•莱恩则阴险。他们之间形成一种互相制衡的微妙状态,最接近于真实,结局因而才具有很强的讽刺意味。
实际上麦克尤恩这些中期作品中的人物都是社会精英,像《黑犬》中的夫妇琼和伯纳德;《爱无可忍》中“我”和“克拉莉莎”,以及之后《星期六》中的神经外科医生亨利•贝罗安。这些角色精通各自的职业,就像麦克尤恩精通于写作。麦克尤恩不仅极其精通这些人的职业技能,而且用职业精神巧妙地来描划出角色价值观形成,同时也就塑造出了他们的人格。所有这些都会让我们这些一生都在接受职业教育的现代读者感到惊奇,就像莎士比亚将王室人物的心理描绘得惟妙惟肖也曾让历史学家感到惊奇。
书里几处描述克利夫作曲的段落,麦克尤恩将创作技巧写得非常具体,用奇妙的视听联觉勾勒出了“灵感”的飘逸、迅捷的形象,这当然也是麦克尤恩创作时的心理轨迹。在刊发“外相色情照”那天,弗农在报社中的经历被描绘成一场小型的“战役”,文笔井井有条,几乎可以和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的描写奥斯特利茨战役相比,而在写外界民众对这件丑闻的反应时,麦克尤恩仿佛带着读者摸到时代的神经末梢。
当然,说麦克尤恩在文学上的才能已接近于莎士比亚和托尔斯泰是过于夸大。与这些大师们相比,麦克尤恩的作品缺乏深沉的诗性和戏剧感染力。他的写作构思很少出自对某类型人物命运的关注,而是一些小的偶然而生的模仿动机。比如《黑犬》来自于一次人狗遭遇;《爱无可忍》来自于一张精神病历,这本《阿姆斯特丹》也来自于一个“安乐死”的玩笑。
不知道麦克尤恩自己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我们似乎从《赎罪》中看到他已经在关注命运和宽恕,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转变。麦克尤恩是个不断重塑自己风格的作家,这种作家本身就是一部“超小说”。如果我们跟着他的书读,会看到一个与世界接触得非常宽广的精神,其关注的重心怎样缓缓的移动;如果我们从他最新的书来解读他以前所写的书,则可以学会如何对自己的精神进行总结和修正。这两者都能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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