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的动员 ——论通产省在日本发展主义道路中的作用与对中国的启示
和平的动员
——论通产省在日本发展主义道路中的作用与对中国的启示
现代国家的历史已经成为国家功能持续不断扩大的历史。国家的功能从传统意义上的国防、正义和交通，已经扩展到教育、国民身心健康和道德规范、计划生育、消费者保护、生态平衡、消除贫困等。目前世界上存在的国家及其政府都向我们表明一个国家可以根据它的目标、按照大致的等级顺序来履行不计其数的职责，并且国家的性质也会随之改变。
而二十世纪的日本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无疑是这种发展主义国家的典型。在《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一书中，作者就介绍了以通产省为代表的日本发展模式在二十世纪40-70年代为日本经济从战后的濒临崩溃走向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在本书出版的年代，日本经济的模范作用是巨大的，包括本书在内的很多西方学术书籍以及媒体报道都是将日本模式当做极具借鉴意义的案例而进行分析。（就当时来看，日本是成功的）不过随着后来九十年代后日本经济泡沫的破灭和知识经济的兴起，使得日本神话逐渐成为历史。
对于同为东亚发展型国家的中国而言，日本模式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仍有着极大的借鉴作用。一方面日本的在今年来的经济停滞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于其从上世纪延续下来的发展主义，对其负面作用进行研究对中国今后的发展有较大的借鉴意义；另一方面，中国经历卓有成效的三十年改革开放即将迈入经济发展的下一阶段，而这一阶段中国将要面临的经济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与“日本奇迹”时期日本所处的环境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对于日本当时政策和发展模式的研究无疑对中国下一步发展提供较有价值的参考。
一、经济发展环境分析：日本古典发展主义VS中国的新发展主义
中国与日本经济的发展是面临着不同的经济发展环境，因而决定了其选择了不同的发展方式。高柏（2008）认为，经济理论与经济意识形态的兴衰和经济全球化的周期有着十分重要的相关性。据此他根据中日所处的全球化浪潮阶段将两国区分为古典发展主义和新发展主义。
日本从30年代到60年代形成的古典发展主义是处于的是全球化第一次浪潮逆转时到第二次浪潮刚刚兴起时出现的。这一时期，日本发展主义的主要目的是限制市场力量，保护社会。通过对具体历史背景的分析，可以发现日本的发展主义与其说是一种明智的选择，还不如说是一种必要的选择，在整个昭和时期，一系列经济危机袭击者整个国家的产物，1946年的经济崩溃，1949年的道奇路线，1954年朝鲜战争后的经济衰退，1967年到1976年的资本自由化和70年代初的卫生健康和安全危机。这种模式是基于贫困和苦难经历所建立起来的。
日本古典发展主义在这一时期的特征是明显的，包括政府以产业政策来保护幼稚产业和国内市场，不鼓励外资进入，同时积极发展国内的战略产业。第二，在产业层面上产业行会、卡特尔和企业集团等非市场治理机制来协调经济主体的生产过程，避免过度竞争。第三，努力建立内生的创新体系，进行独立自主的研发并创立自主品牌，以迅速的产业升级换代和高附加值产品为基础进行出口扩张和经济增长。第四，重视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的平衡，通过实现经济平等来扩大内需、第五在企业治理层面重视协调而轻视监控。
简单来说，日本古典发展主义强调的是用内部的力量来建立自己完整的产业结构。而这也很大程度上成为日本模式的目标，这一目标结合了经济目标和政治目标。甚至在《通产省与日本奇迹》的作者看来，对日本而言，日本的中心目标是政治而不是经济：“发展型国家的经济目标明显让位于政治目标。发展型国家政治目标优先的观念，起源于工业后进国家由环境造成的民族主义，而它的目标则一定是来源于对外部参照性经济体制改革的对比。” 那么对于日本这样一个曾经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其发展经济的主要动机是，通过参与工业文明建设，取得世界列强的成员资格，因为只有这种参与才能使其与其他国家平等对待自己。否则在经济上不独立，军事上无力，政治上无法控制本国公民，文化上不能参与国际交流。从日本的经验来看，这一目标虽然偏向政治性，但是确实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成功，其最大的效果就是通过政府—企业的合作，建立起合理的国家产业体系，在后期的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而通过国内筹资的方式控制了外资占有率同时也使财富的分配更加合理与公平。
在来看中国目前所实际上推行的新发展主义则具有以下突出特点：第一，大胆吸引外资。第二，较为开放的国内市场。第三，虽然计划经济的痕迹明显存在，但是中国经济中没有像日本那么多的非市场治理形式，市场是中国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治理机制。第四，中国以廉价劳动力参加大规模的国际生产分工。建立自主创新机制和合理的产业结构指导最近才成为政府的侧重点。第五，由于缺乏政府有效管理，中国企业，尤其是外贸企业中的过度竞争现象严重。
中国所谓新发展主义的模式，主要特点是充分利用市场作用，同时发展目标具有经济性，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几乎完全是为全球价值链服务，承担劳动密集部分的生产。在发展新技术方面，中国更多的依靠引进外资带来的生产技术，而日本注重的则是以独立的知识产权为主的研究发明的技术。
中国之所以建立起这样一种发展主义模式，跟其所在的时代环境也关系紧密。在中国实施改革开放的时候，生产的全球化早已深入进行，而研发的全球化也已经开始，同时兴起的还有物流的全球化。这一国际贸易环境中分工的基础生产要素（日本经济奇迹时期，分工的要素是最终产品，所以需要日本能够建立合理的产业结构），这种分工基础极大减轻了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国际贸易时发展本国创新体系的要求。
从上文德分析可以得知，中日两国的发展主义之所以不同，很大程度上是一位两个在经济追赶时所处的国际贸易大环境有着巨大的差别，而这一环境对两过采用的经济发展意识形态具有决定性作用。
本文试图比较中日两国经济发展的模式来对中国今后经济的发展提出一些建议，通过上文对两国的简单比较，可以看出在当前情况下，日本发展主义是有利有弊的。
二、日本古典发展主义的弊端
《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一书详细的记录了通产省及其前身商工省在二十世纪日本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中要作用，但是本书中也提出了其不利之处。
比如，通产省对于国家利益的认证会受其自身利益的影响。我们知道发展主义的逻辑起点就是国家政府能够准确的定位国家利益，并通过有效的动员使社会努力实现这一利益。但是当部门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部门往往成为阻碍国家利益实现的绊脚石。本书作者在论及这一问题时，提到当日本经济在60年代达到战后经济增长的最高点时，通产省则遇到了整个官僚体制最大的痼疾——“完成了使命却丧失了职能”。以60年代为例，资本自由化成为世界趋势，也无疑将会对日本经济带来好处。但是这一进程将会危害通产省的权利疆界，面对国家利益和部门利益的冲突，通产省选择采取各种措施拖延资本自由化的进程。因此，作者说“真正的资本自由职能缓慢的在日本出现，而并不是通过通产省的积极努力，只是通产省遭到削弱的结果。”
除此以外，日本古典发展主义经济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走向衰落的另一个原因是政府指导下的经济缺乏足够的创新能力和民间融资能力。这主要体现在知识经济的发展中。根据通产省领导下的日本经济的发展模式，发展知识经济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的方式应该是，强调产业化规模，强调通过市场驱动培育出许多大而强的企业来发展高科技。问题是发展高科技产业，制度规则比技术重要，市场机制比集中火力投资重要，这是理论界的一种强有力观点，并且在硅谷模式中得到了印证。 对于两者模式优劣一个有力的例证是曾经十分热门的双方在高清电视技术的竞争。早在上世纪80年代日本通产省支持五大半导体厂商组成研究协会，扩大芯片能力，虽然使其在短期内芯片技术大大提升但是在长期却导致了日本在发展数字技术方面失败。而反观美国，美国公司分散开放24种互不相干的高清晰度电视系统，通过竞争与互补赶超了日本技术，建立起美国在无所不包的互联网产业无可争辩的优势地位。
这一案例对于中国今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具有重大的参考意义。高新技术产业不同于传统的产业。对于传统产业而言，政府能够掌握比较完整的信息，并以此为基础动员优势力量进行后发赶超。高新技术对于后发国家而言，政府是没有信息优势的。那么在这一领域的竞争中，政府明显弱于具有快速反应能力和运作效率的民营部门。同时民间的风险资本也为高新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
所以从日本在高新技术竞争中的失败中我们可知道，在高新技术发展的过程中，重要的是初始阶段筹资方式的灵活性，高度的开发性，市场驱动性。而这对于中国今后高新技术发展道路的选择也是很有借鉴意义的，就目前来看，中国更多的是仿照了通产省的模式。而日本在这一领域所遭受的挫折，不得不使我们认真反思以产业政策为核心的通产省模式的成功条件极其限度。
四、古典发展主义的优势
根据查默斯在《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中的总结，以通产省为代表的日本发展主义有以下几个比较突出的优势：
一、 存在一个规格不大、薪水不高而又具备高级管理才能的精英官僚队伍。
二、 官僚队伍拥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实施创新和有效办事的政治制度。
三、 完善顺应市场经济规律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
四、 要具备一个像通产省这样的导航机构。
其中，官僚队伍发挥作用的空间是十分重要的。这一点日本与欧美有着较大的区别，对欧美国家而言不管是国家还是私人部门的经济活动，都是受到详细法律的严格限制。但是日本则不然，《通产省与日本奇迹》认为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无论是贸易自由化之前还是之后，从来没有被法律严格限制。无疑，日本的经济体制是建构在法律的基础上，但是这些法律又往往是简短而非常笼统的法律之上。如《特别措施法》就是一个典型案例，法律的实际细则交由官员予以解释，以便于具体问题具体解决。经济活动的广阔范围，既不靠一般的法律也不靠内阁或各省的具体指导来管理，而是留给行政指导来调节，行政指导的权力就像军队的司令或者轮船的船长所授予的权力一样，要求他们的自己职责范围内全权负责一切事务。这一点对目前的中国有着较大的借鉴意义，目前中国所应对的经济环境是复杂而多变的，而中国相关的经济立法是缓慢落后的。类似通产省行政指导一样的权力，能够极大增强政府官员快速灵活地应对新形势的能力，并且给他们积极主动采取措施留有足够的余地。不过这一点也是中国经济成功的一大经验，中央政府通过对财政政策、税收政策、产业政策等对中国经济进行宏观调控。
另一点对中国经济今后发展比较重要的经验是，日本的发展主义是确立了以熊彼特的创新概念为核心的竞争优势理念，重视技术创新，很早就从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过渡，日本必须要发展出能够支持创新的内生制度体系。而在这一方面中国做的不如日本，在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中国借助自己在生产要素方面的优势积极引入外资，发展出口加工型经济，虽然带来了经济繁荣，但也为今后的发展带来了隐患，其中比较严重的是外资占有率较高，财富分配不均以及经济自主创新度不够。要解决这些问题无疑需要借鉴日本的有益经验。
五、总结
中日两国在其经济高速增长期虽然处于差异巨大的全球经济大环境，但是其发展的轨迹都有很多有价值的经验和教训，能够互相借鉴。特别是对中国而言，在今后的发展中，一方面应该继续遵循市场化的趋势，尤其是在高新技术产业应该减少政府干涉，增加政府资助，而在相对较传统的工业领域应该在政府的宏观指导下建立内生的创新体系，加强资助创新能力，结合中日两国经济发展的有益经验才能适应眼下新的经济形势。
——论通产省在日本发展主义道路中的作用与对中国的启示
现代国家的历史已经成为国家功能持续不断扩大的历史。国家的功能从传统意义上的国防、正义和交通，已经扩展到教育、国民身心健康和道德规范、计划生育、消费者保护、生态平衡、消除贫困等。目前世界上存在的国家及其政府都向我们表明一个国家可以根据它的目标、按照大致的等级顺序来履行不计其数的职责，并且国家的性质也会随之改变。
而二十世纪的日本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无疑是这种发展主义国家的典型。在《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一书中，作者就介绍了以通产省为代表的日本发展模式在二十世纪40-70年代为日本经济从战后的濒临崩溃走向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在本书出版的年代，日本经济的模范作用是巨大的，包括本书在内的很多西方学术书籍以及媒体报道都是将日本模式当做极具借鉴意义的案例而进行分析。（就当时来看，日本是成功的）不过随着后来九十年代后日本经济泡沫的破灭和知识经济的兴起，使得日本神话逐渐成为历史。
对于同为东亚发展型国家的中国而言，日本模式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仍有着极大的借鉴作用。一方面日本的在今年来的经济停滞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于其从上世纪延续下来的发展主义，对其负面作用进行研究对中国今后的发展有较大的借鉴意义；另一方面，中国经历卓有成效的三十年改革开放即将迈入经济发展的下一阶段，而这一阶段中国将要面临的经济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与“日本奇迹”时期日本所处的环境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对于日本当时政策和发展模式的研究无疑对中国下一步发展提供较有价值的参考。
一、经济发展环境分析：日本古典发展主义VS中国的新发展主义
中国与日本经济的发展是面临着不同的经济发展环境，因而决定了其选择了不同的发展方式。高柏（2008）认为，经济理论与经济意识形态的兴衰和经济全球化的周期有着十分重要的相关性。据此他根据中日所处的全球化浪潮阶段将两国区分为古典发展主义和新发展主义。
日本从30年代到60年代形成的古典发展主义是处于的是全球化第一次浪潮逆转时到第二次浪潮刚刚兴起时出现的。这一时期，日本发展主义的主要目的是限制市场力量，保护社会。通过对具体历史背景的分析，可以发现日本的发展主义与其说是一种明智的选择，还不如说是一种必要的选择，在整个昭和时期，一系列经济危机袭击者整个国家的产物，1946年的经济崩溃，1949年的道奇路线，1954年朝鲜战争后的经济衰退，1967年到1976年的资本自由化和70年代初的卫生健康和安全危机。这种模式是基于贫困和苦难经历所建立起来的。
日本古典发展主义在这一时期的特征是明显的，包括政府以产业政策来保护幼稚产业和国内市场，不鼓励外资进入，同时积极发展国内的战略产业。第二，在产业层面上产业行会、卡特尔和企业集团等非市场治理机制来协调经济主体的生产过程，避免过度竞争。第三，努力建立内生的创新体系，进行独立自主的研发并创立自主品牌，以迅速的产业升级换代和高附加值产品为基础进行出口扩张和经济增长。第四，重视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的平衡，通过实现经济平等来扩大内需、第五在企业治理层面重视协调而轻视监控。
简单来说，日本古典发展主义强调的是用内部的力量来建立自己完整的产业结构。而这也很大程度上成为日本模式的目标，这一目标结合了经济目标和政治目标。甚至在《通产省与日本奇迹》的作者看来，对日本而言，日本的中心目标是政治而不是经济：“发展型国家的经济目标明显让位于政治目标。发展型国家政治目标优先的观念，起源于工业后进国家由环境造成的民族主义，而它的目标则一定是来源于对外部参照性经济体制改革的对比。” 那么对于日本这样一个曾经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其发展经济的主要动机是，通过参与工业文明建设，取得世界列强的成员资格，因为只有这种参与才能使其与其他国家平等对待自己。否则在经济上不独立，军事上无力，政治上无法控制本国公民，文化上不能参与国际交流。从日本的经验来看，这一目标虽然偏向政治性，但是确实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成功，其最大的效果就是通过政府—企业的合作，建立起合理的国家产业体系，在后期的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而通过国内筹资的方式控制了外资占有率同时也使财富的分配更加合理与公平。
在来看中国目前所实际上推行的新发展主义则具有以下突出特点：第一，大胆吸引外资。第二，较为开放的国内市场。第三，虽然计划经济的痕迹明显存在，但是中国经济中没有像日本那么多的非市场治理形式，市场是中国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治理机制。第四，中国以廉价劳动力参加大规模的国际生产分工。建立自主创新机制和合理的产业结构指导最近才成为政府的侧重点。第五，由于缺乏政府有效管理，中国企业，尤其是外贸企业中的过度竞争现象严重。
中国所谓新发展主义的模式，主要特点是充分利用市场作用，同时发展目标具有经济性，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几乎完全是为全球价值链服务，承担劳动密集部分的生产。在发展新技术方面，中国更多的依靠引进外资带来的生产技术，而日本注重的则是以独立的知识产权为主的研究发明的技术。
中国之所以建立起这样一种发展主义模式，跟其所在的时代环境也关系紧密。在中国实施改革开放的时候，生产的全球化早已深入进行，而研发的全球化也已经开始，同时兴起的还有物流的全球化。这一国际贸易环境中分工的基础生产要素（日本经济奇迹时期，分工的要素是最终产品，所以需要日本能够建立合理的产业结构），这种分工基础极大减轻了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国际贸易时发展本国创新体系的要求。
从上文德分析可以得知，中日两国的发展主义之所以不同，很大程度上是一位两个在经济追赶时所处的国际贸易大环境有着巨大的差别，而这一环境对两过采用的经济发展意识形态具有决定性作用。
本文试图比较中日两国经济发展的模式来对中国今后经济的发展提出一些建议，通过上文对两国的简单比较，可以看出在当前情况下，日本发展主义是有利有弊的。
二、日本古典发展主义的弊端
《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一书详细的记录了通产省及其前身商工省在二十世纪日本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中要作用，但是本书中也提出了其不利之处。
比如，通产省对于国家利益的认证会受其自身利益的影响。我们知道发展主义的逻辑起点就是国家政府能够准确的定位国家利益，并通过有效的动员使社会努力实现这一利益。但是当部门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部门往往成为阻碍国家利益实现的绊脚石。本书作者在论及这一问题时，提到当日本经济在60年代达到战后经济增长的最高点时，通产省则遇到了整个官僚体制最大的痼疾——“完成了使命却丧失了职能”。以60年代为例，资本自由化成为世界趋势，也无疑将会对日本经济带来好处。但是这一进程将会危害通产省的权利疆界，面对国家利益和部门利益的冲突，通产省选择采取各种措施拖延资本自由化的进程。因此，作者说“真正的资本自由职能缓慢的在日本出现，而并不是通过通产省的积极努力，只是通产省遭到削弱的结果。”
除此以外，日本古典发展主义经济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走向衰落的另一个原因是政府指导下的经济缺乏足够的创新能力和民间融资能力。这主要体现在知识经济的发展中。根据通产省领导下的日本经济的发展模式，发展知识经济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的方式应该是，强调产业化规模，强调通过市场驱动培育出许多大而强的企业来发展高科技。问题是发展高科技产业，制度规则比技术重要，市场机制比集中火力投资重要，这是理论界的一种强有力观点，并且在硅谷模式中得到了印证。 对于两者模式优劣一个有力的例证是曾经十分热门的双方在高清电视技术的竞争。早在上世纪80年代日本通产省支持五大半导体厂商组成研究协会，扩大芯片能力，虽然使其在短期内芯片技术大大提升但是在长期却导致了日本在发展数字技术方面失败。而反观美国，美国公司分散开放24种互不相干的高清晰度电视系统，通过竞争与互补赶超了日本技术，建立起美国在无所不包的互联网产业无可争辩的优势地位。
这一案例对于中国今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具有重大的参考意义。高新技术产业不同于传统的产业。对于传统产业而言，政府能够掌握比较完整的信息，并以此为基础动员优势力量进行后发赶超。高新技术对于后发国家而言，政府是没有信息优势的。那么在这一领域的竞争中，政府明显弱于具有快速反应能力和运作效率的民营部门。同时民间的风险资本也为高新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
所以从日本在高新技术竞争中的失败中我们可知道，在高新技术发展的过程中，重要的是初始阶段筹资方式的灵活性，高度的开发性，市场驱动性。而这对于中国今后高新技术发展道路的选择也是很有借鉴意义的，就目前来看，中国更多的是仿照了通产省的模式。而日本在这一领域所遭受的挫折，不得不使我们认真反思以产业政策为核心的通产省模式的成功条件极其限度。
四、古典发展主义的优势
根据查默斯在《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中的总结，以通产省为代表的日本发展主义有以下几个比较突出的优势：
一、 存在一个规格不大、薪水不高而又具备高级管理才能的精英官僚队伍。
二、 官僚队伍拥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实施创新和有效办事的政治制度。
三、 完善顺应市场经济规律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
四、 要具备一个像通产省这样的导航机构。
其中，官僚队伍发挥作用的空间是十分重要的。这一点日本与欧美有着较大的区别，对欧美国家而言不管是国家还是私人部门的经济活动，都是受到详细法律的严格限制。但是日本则不然，《通产省与日本奇迹》认为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无论是贸易自由化之前还是之后，从来没有被法律严格限制。无疑，日本的经济体制是建构在法律的基础上，但是这些法律又往往是简短而非常笼统的法律之上。如《特别措施法》就是一个典型案例，法律的实际细则交由官员予以解释，以便于具体问题具体解决。经济活动的广阔范围，既不靠一般的法律也不靠内阁或各省的具体指导来管理，而是留给行政指导来调节，行政指导的权力就像军队的司令或者轮船的船长所授予的权力一样，要求他们的自己职责范围内全权负责一切事务。这一点对目前的中国有着较大的借鉴意义，目前中国所应对的经济环境是复杂而多变的，而中国相关的经济立法是缓慢落后的。类似通产省行政指导一样的权力，能够极大增强政府官员快速灵活地应对新形势的能力，并且给他们积极主动采取措施留有足够的余地。不过这一点也是中国经济成功的一大经验，中央政府通过对财政政策、税收政策、产业政策等对中国经济进行宏观调控。
另一点对中国经济今后发展比较重要的经验是，日本的发展主义是确立了以熊彼特的创新概念为核心的竞争优势理念，重视技术创新，很早就从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过渡，日本必须要发展出能够支持创新的内生制度体系。而在这一方面中国做的不如日本，在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中国借助自己在生产要素方面的优势积极引入外资，发展出口加工型经济，虽然带来了经济繁荣，但也为今后的发展带来了隐患，其中比较严重的是外资占有率较高，财富分配不均以及经济自主创新度不够。要解决这些问题无疑需要借鉴日本的有益经验。
五、总结
中日两国在其经济高速增长期虽然处于差异巨大的全球经济大环境，但是其发展的轨迹都有很多有价值的经验和教训，能够互相借鉴。特别是对中国而言，在今后的发展中，一方面应该继续遵循市场化的趋势，尤其是在高新技术产业应该减少政府干涉，增加政府资助，而在相对较传统的工业领域应该在政府的宏观指导下建立内生的创新体系，加强资助创新能力，结合中日两国经济发展的有益经验才能适应眼下新的经济形势。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