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的笨拙
村上春树的笨拙
——评《地下》
我把村上春树的文字魅力归结为贯穿作品的某种笨拙,这种笨拙体现在他从不刻意消除小说世界与读者之间的间离感,也从来不做讨巧的人物设定。
村 上春树笔下的世界,兼备逼真又间离之感,或者说,间离反而加强了逼真感。使人觉得,似乎真有平行世界在身边哪个看不见的角落默默旋转。他擅长把凡常的人和 使变得陌生——生活中点点滴滴的不协调慢慢积累,到了某种程度,就会有莫名其妙的人来敲你的门,坐在对面和你说莫名其妙的话,浑身透着“世界已经转换了” 的气味。村上总是提醒我们,生活每时每刻都在经历不可思议的事情,有时离奇有时荒谬,只是我们常常熟视无睹。这种腔调听起来很讨厌,但进而读村上的小说的 时候,对这种陌生会觉得既新奇又似曾相识。
村上笔下的人物富有魅力,他们并不反社 会,但刻意和世界保持着距离,很执着,如果需要付出代价,那就心安理得地付出。村上式的生活姿态,揉和了各种各样的坚持,小到一杯咖啡一首歌,大到生存的 方式。不同的是,这些人物不像我们——常常动摇,难以坚持。不知怎么地,这些人物仿佛都有点笨拙,不会对生活讨巧,不会被庸常的东西动摇。
长 篇纪实作品《地下》呈现的则是与小说完全不同的一番景象。如果撇开林少华先生的序和村上自己的后记的话,全本甚少体现“观念”或“立场”之类的东西。与媒 体的访谈截然不同,村上只想通过每个受访对象的讲述来还原场景,作为一个作家,他试图用“物语”的笔触来再现场景和叙述者的真实感,以致连说话的口吻和习 惯都尽量保留。村上春树一再回避将受害者符号化的行为,在采访上,他避免取巧和引导式的问话(也可能是因为他自称的不擅长说话);除了少数因为话题引出的 提问,以及对当事人情况的说明做了一些加工外,整个访谈就是由当天现场描述+毒气对自己的影响+对奥姆真理教的看法等几个环节构成。整本书向读者示好的意 思,如果你一个接一个读着受访者的口述,渐渐会有重复和无聊之感。事实上,我认为 受访者必然通过表情、语调、肢体动作等等传达了更丰富的信息,这些内容构成的冲击有时更甚于叙述的内容。然而村上几乎没有尝试用别的方式来弥补。因为一旦 用描绘的方式表现受访者的情况,就掺入了作者的主观选择,剥夺了读者选择的权利。村上就这样完成了这个欠缺技巧的笨拙访谈,其资料性要远远强过文学性。
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选择去阅读这本《底下》呢?因为这本书是村上仅有的几部长篇纪实作品中的代表作,在本书中,作家将“村上春树式的笨拙”以“整体形式”而非“内容”的方式体现出来的作品。我们不用再通过小说间接地去体验,而可以直接体验这种笨拙。
在 “地铁沙林毒气事件”之后,日本媒体进行了铺天盖地地报道,然而对于当天事发现场的“真相”却没有一个完整的再现。“那时在地铁车厢中的人,在那里看见了 什么,采取了怎样的行动、感觉和思考了什么?这是我想知道的。”(村上语)然而媒体只是满足于“正义与邪恶”这样的二元立场,他们只截取对自己的观点,立 场,姿态有用的内容,对什么是真相并没有兴趣。如果说奥姆真理教的教众是自愿将自己选择的权利、将个人的声音奉献给教团;那媒体的做法便是片面化,平面化 事实,剥夺公众选择视角的权利。于是村上仿佛化身其小说人物,用“自己的方法”寻求被忽略的个人的“物语”。如果说村上春树在耶路撒冷文学奖获奖演讲中, 以“高墙与鸡蛋”比喻自己的姿态,那么《地下》正是其实践自己的做法的生动写照。他采访了62位直接或间接受沙林毒气戕害的民众,从二十多岁正值妙龄的少 女到七十岁的老人,涵盖的职业和社会阶层也很广泛。通过这些不同年龄、不同生活背景的视野、行动和思想,乃至受创后的症状、噩梦,以及人生观的变化,全面 地展现了沙林毒气的灾难,如何渗透进“个体”层面,痛切地扭转了一个个鲜活人生的过程。诸多细节触目惊心,犹如身临其境。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访谈,是村上春树拜访明石志津子的过程。明石志津子在哥哥明石达夫多年的细致照料下,从重度昏迷中缓缓恢复到能用模糊的语言表达简单意思的地步。对村上的提问,她只能用含糊不清的只言片语来应答。这段访谈是全书中唯一一篇大量加入作家主观描写的篇目:简单极致的对话,穿插细致的描绘,村上用擅长的写意笔法将渗透某种意义的场面呈现在读者面前,使人不禁对生命的顽强肃然起敬。
一个作家应以怎样的姿态介入生活,同时又保持距离感?村上春树用他的《地下》为我们做了很好的诠释。
——评《地下》
我把村上春树的文字魅力归结为贯穿作品的某种笨拙,这种笨拙体现在他从不刻意消除小说世界与读者之间的间离感,也从来不做讨巧的人物设定。
村 上春树笔下的世界,兼备逼真又间离之感,或者说,间离反而加强了逼真感。使人觉得,似乎真有平行世界在身边哪个看不见的角落默默旋转。他擅长把凡常的人和 使变得陌生——生活中点点滴滴的不协调慢慢积累,到了某种程度,就会有莫名其妙的人来敲你的门,坐在对面和你说莫名其妙的话,浑身透着“世界已经转换了” 的气味。村上总是提醒我们,生活每时每刻都在经历不可思议的事情,有时离奇有时荒谬,只是我们常常熟视无睹。这种腔调听起来很讨厌,但进而读村上的小说的 时候,对这种陌生会觉得既新奇又似曾相识。
村上笔下的人物富有魅力,他们并不反社 会,但刻意和世界保持着距离,很执着,如果需要付出代价,那就心安理得地付出。村上式的生活姿态,揉和了各种各样的坚持,小到一杯咖啡一首歌,大到生存的 方式。不同的是,这些人物不像我们——常常动摇,难以坚持。不知怎么地,这些人物仿佛都有点笨拙,不会对生活讨巧,不会被庸常的东西动摇。
长 篇纪实作品《地下》呈现的则是与小说完全不同的一番景象。如果撇开林少华先生的序和村上自己的后记的话,全本甚少体现“观念”或“立场”之类的东西。与媒 体的访谈截然不同,村上只想通过每个受访对象的讲述来还原场景,作为一个作家,他试图用“物语”的笔触来再现场景和叙述者的真实感,以致连说话的口吻和习 惯都尽量保留。村上春树一再回避将受害者符号化的行为,在采访上,他避免取巧和引导式的问话(也可能是因为他自称的不擅长说话);除了少数因为话题引出的 提问,以及对当事人情况的说明做了一些加工外,整个访谈就是由当天现场描述+毒气对自己的影响+对奥姆真理教的看法等几个环节构成。整本书向读者示好的意 思,如果你一个接一个读着受访者的口述,渐渐会有重复和无聊之感。事实上,我认为 受访者必然通过表情、语调、肢体动作等等传达了更丰富的信息,这些内容构成的冲击有时更甚于叙述的内容。然而村上几乎没有尝试用别的方式来弥补。因为一旦 用描绘的方式表现受访者的情况,就掺入了作者的主观选择,剥夺了读者选择的权利。村上就这样完成了这个欠缺技巧的笨拙访谈,其资料性要远远强过文学性。
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选择去阅读这本《底下》呢?因为这本书是村上仅有的几部长篇纪实作品中的代表作,在本书中,作家将“村上春树式的笨拙”以“整体形式”而非“内容”的方式体现出来的作品。我们不用再通过小说间接地去体验,而可以直接体验这种笨拙。
在 “地铁沙林毒气事件”之后,日本媒体进行了铺天盖地地报道,然而对于当天事发现场的“真相”却没有一个完整的再现。“那时在地铁车厢中的人,在那里看见了 什么,采取了怎样的行动、感觉和思考了什么?这是我想知道的。”(村上语)然而媒体只是满足于“正义与邪恶”这样的二元立场,他们只截取对自己的观点,立 场,姿态有用的内容,对什么是真相并没有兴趣。如果说奥姆真理教的教众是自愿将自己选择的权利、将个人的声音奉献给教团;那媒体的做法便是片面化,平面化 事实,剥夺公众选择视角的权利。于是村上仿佛化身其小说人物,用“自己的方法”寻求被忽略的个人的“物语”。如果说村上春树在耶路撒冷文学奖获奖演讲中, 以“高墙与鸡蛋”比喻自己的姿态,那么《地下》正是其实践自己的做法的生动写照。他采访了62位直接或间接受沙林毒气戕害的民众,从二十多岁正值妙龄的少 女到七十岁的老人,涵盖的职业和社会阶层也很广泛。通过这些不同年龄、不同生活背景的视野、行动和思想,乃至受创后的症状、噩梦,以及人生观的变化,全面 地展现了沙林毒气的灾难,如何渗透进“个体”层面,痛切地扭转了一个个鲜活人生的过程。诸多细节触目惊心,犹如身临其境。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访谈,是村上春树拜访明石志津子的过程。明石志津子在哥哥明石达夫多年的细致照料下,从重度昏迷中缓缓恢复到能用模糊的语言表达简单意思的地步。对村上的提问,她只能用含糊不清的只言片语来应答。这段访谈是全书中唯一一篇大量加入作家主观描写的篇目:简单极致的对话,穿插细致的描绘,村上用擅长的写意笔法将渗透某种意义的场面呈现在读者面前,使人不禁对生命的顽强肃然起敬。
一个作家应以怎样的姿态介入生活,同时又保持距离感?村上春树用他的《地下》为我们做了很好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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