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念真大陆行侧记

落地上海已近九点。出了机场，夜晚的空气中还残留着暑热蒸腾。钻进车里，调频广播开着，一个匀速平稳得听不出感情波动的声线正在播报当天新闻：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某煤矿发生透水事故，六人被困井下……坐在后座的吴念真小声念叨了一句，“矿区又出事了”，声音压得很低，像是在自言自语。然后他沉沉得靠在椅背上，望着车窗外划过的霓虹，没再说话。
或许是疲倦，或许是想起了什么。小时候在九份矿区，吴念真最怕听到的就是村里矿务所的紧急钟声，当当当，当当当，接着就会听到广播在叫“8号矿事故”！然后，一个穿着黑衣服，头发绑在后面，很会办丧事的老太太就从雾里穿过来，那感觉好像一个死神。她来到教室门口，叫某个小孩的名字，“阿中，来接你爸爸回家。”一个小朋友收书包，开始哭，出去，全场安静。
这是让吴念真一生难忘的画面，他和各地读者分享过，也在接受采访时多次说起。不管是最初写矿工题材的小说，还是后来拍《多桑》，都和这段童年成长经历有关。那里的人们互相帮忙，相濡以沫，那里就像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小孩子可以端着饭碗从这家吃到那家，如果刮台风，屋子被掀掉，大家第一个帮忙修的肯定是寡妇家……
不一样的时空，牵引出的是一样的情感。
而车里那个忽然陷入沉默的侧影，也就此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事实上大部分时间吴念真都不是这个样子。从南到北的这一路，他非常能说，当真不愧“全台湾最会说故事的人”。在微博上他总称自己是聒噪的老头儿——即便一个下午接受了四家媒体访问，可是晚上出现在读者见面会，只要一杯咖啡灌下去，照旧滔滔不绝，绘声绘色。每一顿饭局，他总是情绪高昂，笑话随时随地，说到兴起处几乎是在表演。因为电影《一一》中沉默寡言的NJ形象太深入人心，很多记者都以为真实的吴念真就是ＮＪ那种悲怆沉郁的样子，及至和他一起吃了饭，大呼颠覆想象：他怎么能有那么欢快的一面？！
“其实吴念真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很好玩的人。有时看他在一群朋友面前吹嘘那些我听过无数次的笑话还能口沫横飞面红耳赤时，我只有蹲在角落偷笑。”这句别册中小野写他的话，在陪伴吴念真的过程中愈发变得立体和生动起来。可是，也许是文字中传递的感觉太过强烈，一路上我记得最真切的却总是他安静的片刻，好像这样的他，才是在几乎无声也无观众的午夜场跟“回忆”对戏过程中，那个最真实的他。


在长乐客栈的庭院里，看到那些台北不常见到的屋瓦廊檐错落掩映下的天空，吴念真很欢喜，接过相机，端起镜头，按下快门。当我再转身，他已经躺倒在鹅卵石小径上，只为抓拍到一个最好的角度。这“奋不顾身”的一刻太过突然又太过自然，这大概是用生命诠释“投入”二字的人才能有的不矫饰和不做作，安静专注的神情中尽透温和谦冲。
在扬州东关街，我们边走边看。和很多城市的境遇类似，老街不老，都是在原址以“仿古”名义重新建造的一条商业街，古朴味道消失殆尽。对于那些打着传统旗号的店铺，吴念真并没有多少兴趣，却在一处拆得七零八落的废墟前停住脚步，双手抱着望了良久。
眼前的这个背影，和别册封面上那张走在雾中的背影叠印起来。我知道，他又想起故乡了。
有风的日子从九份回大粗坑的山路上，呼吸间浓烈的松香还有耳边阵阵的松涛，几乎是吴念真成长过程里无法磨灭的感官记忆。承载了太多往事太多情感，可是吴念真的故乡已经从台湾行政版图上消失，现在是一片废墟，空旷的山谷荒草漫漫，只剩下几栋房子残迹。那个叫“大粗坑”的地方原本是个金矿，后来矿脉枯绝，在1975年被废村。虽然出生地上写着台北县瑞芳镇，但吴念真心有所属的故乡，只和“大粗坑”三个字有关。
没有故乡可回，一直是吴念真最大的感伤。
曾有记者问他，如果现在给自己写一部剧，你会写成什么样。他说：“也许……我会写一个人，面前一片繁华世界，回过头却是一片苍凉。”
父亲因为不堪忍受矽肺病的折磨而坠楼身亡，弟弟和患有重度忧郁症的妹妹也都是自杀。亲人们相继非正常故去，这是最痛的回忆。吴念真很多年没有回过九份一带，甚至连“经过”都不想。小时候，他曾带着弟弟妹妹到仑顶，望着通向远方的铁轨，告诉他们“有一天，哥哥要坐火车到台北去赚钱，家里再也不会没钱买菜了。”而后来弟弟自杀的地方，正是他曾对他们许诺的地方。
很多遗憾还是很忧伤，直到用第三人称将弟弟的故事写成小说《遗书》，压抑已久的伤痛才稍稍平复。若不是出版社提议带读者寻访故乡，他真的没有勇气再回到那里。
写作是一种释放。可是在咖啡馆接受采访时说到这段往事，说到心底最挂念的家人，吴念真还是动情。大妹过世后，小妹也患上忧郁症。《遗书》发表后，小妹最开始没敢看。直到入选年度小说，再次成为焦点，她才拿来看了，这才意识到哥哥有多不容易，原先的误解终于统统放下。小妹特地打了一个电话给他：“哥哥，辛苦了，你早就应该说出来的。”在今年吴念真生日的时候，小妹送了他一枚金戒指，附言上写着“有你这样的哥哥，真好。”说完这句，吴念真已经哽咽到开不了口，下意识地摘掉了眼镜。
情之深处，他会Hold住，最多是起身去马路边抽上一根烟。有时很匆忙，还没抽半截就掐灭了，怕记者等太久。“那里的男人从不轻易流露自己的情感，心里受了伤，吹吹口哨就又去上班了。”吴念真这样描述过矿村里的男人，其实他自己又何尝不像他们一样，重情，隐忍，装满心事，太多真情负累。
六十岁，别人已经开始颐养天年，他却还是每天忙碌。常常自嘲着感叹为什么这么累，还找星座专家唐立淇帮忙算过何时才能退休——好像很难，因为吴念真知道自己最大的问题就是不愿意拒绝。小时候矿村的经历，让他期待人跟人之间是可以很接近的，所以珍惜着彼此间的缘分，可以做的就尽量帮忙。
每天专访安排得很密集，相似问题被反复问了又问，而事实上他并不喜欢说话——对此我常心有歉疚，可是他没有一点不愠之色，还让我宽心：“我不喜欢冷漠，既然答应来了，就要尽量配合。”这是他的体恤之处，就像答应出版社的请求来大陆宣传，也是觉得“花了经费买下这本书的版权，像我这样一个没有什么知名度的作者，对你们来说真的是一种冒险吧。”
离开工作的吴念真，的确是一个很安静的人。他不喜欢讲话，只是狮子座的天性让他在人多的场合“最受不了冷场”。之所以不厌其烦的用高频语速向记者丢料也是因为“我知道你们要写东西，所以我会讲很多让你们有东西可写。”他真正喜欢的，其实是聆听，是阅读。十天大陆行，辗转多地，每天行程满满，有时候活动结束已近午夜，可不管多晚，回到酒店他总要留两个小时给自己，用来看书、上网。这次随身带的两本书，一本是《向老天借胆的旅程——世界贫民窟绝对体验》，一本是推理小说《别相信任何人》，即便在火车站喧闹的等候大厅，周围大喇叭和交谈声响彻于耳，他仍旧可以专注得捧着书阅读。临回台湾前，他终于寻觅到想看已久的瞿？秋？白《多余的话》，这是十几岁时便听老师提过的书，却在四十多年后才终于读到。
阅读对他来讲真的是很重要的事，他常常和朋友讲起看过的书。至于涉猎到底有多广？除了提过很多次的汪曾祺沈从文，我还记得在和读者谈及老了之后比较能体会古诗词的意境时，他脱口就背诵了起来：“少年听雨阁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他的亲切只是终端表现，是内里智慧和修养撑出来的面向。”早有粉丝一语道破吴念真的魅力所在。所以也就不奇怪，每场活动之后的签售，几百人的队伍很长，天气很热，说了那么多话很疲惫，可是对于读者的各种签名请求，吴念真总耐心得一一满足。所以也就不奇怪，上海书展的新书首发式上，旁边展位放起大喇叭和我们呛声，连用话筒说话也被干扰，对此吴念真没有生气，倒觉得“很像台湾早年庙口戏班拼场，刺激！”


在台北，他没有多少交际活动，每天结束工作不管多晚都尽量回家吃太太煮的饭——即便只是清淡的炒牛蒡。每天最爱干的事情就是看书，整理庭院，跟狗说话。
旅程中，我问他会不会想念家人？他拿出iphone，指了指手机屏幕上的照片——Migo是吴念真收养的一只流浪狗，安静，和善，斯文。五年前，陪伴了长达10年的Bow（拔乌）去世，吴念真难过了好久。后来公司里的小朋友去庙里拜拜，一只米格鲁一直跟着他，结果就被抱回来养了。明知他无法表达，但五年来吴念真最常问他的话就是：“Migo，说说你的过去好吗？”
吴念真很柔软，也很深情。
虽然如今家里书房有Migo常伴左右，可是吴念真办公室电脑的桌面画面，一直都是Bow的照片。这个粘人之至的“女孩”，始终让他想念不已。而每次去纽约，他总要去大都会博物馆报到，和那尊他一直喜欢的佛像见面。“每次走到她面前，就觉得心里好平静，她好像能读懂每个人的心事，心里被安抚了。”我在他facebook 上找到了那尊佛像的照片，那是一张菩萨低眉的脸。
他有地位，但却质朴平易。看到他一个人拖着个箱子就来大陆，没有任何助理跟着，我们都傻眼了——还真不把自己当明星喔。在广州帮他登记入住，发现箱子好沉。其实他也只带了两身行头，一套是蓝色Polo衫+卡其裤，一套是白衬衫+牛仔裤，间或搭配着穿。后来才知道，除了电脑和随身看的书，他还为一个邮件往来两年的大陆小友千里迢迢背来了两本厚沉的书和三罐茶叶——你见过偶像给粉丝带礼物吗？
吴念真对人的兴趣永远大过风景。他一直期望做到的，就是以一种诚恳柔软的方式，沟通人跟人的心。《这些人，那些事》是他第一次在大陆正式发行的作品，有人问他有何期待。“我只能期待，这本书出了，两个活在不同生命背景和不同世界的人，可以透过文字去做一个初步的认识。”


做别册的时候，曾向吴念真索要一些影片或剧照资料，意外的是他没有。
只要输出，就按删除。起初对他这个“习惯”有点不解，然而一路陪伴交谈，我想我真的可以明白了：因为回忆太重，所以选择遗忘。正如他写下的心声：“或许恐惧老是被回忆纠缠，而无法专注于眼前的人和事，因此自己对所做过的事，写过的事通常蓄意遗忘，更不留下任何相关的‘痕迹’”。
曾有念戏剧的研究生打电话找他，问能不能mail几个剧本供写论文参考。他只好诚实相告：“你以为我还留着吗？我都delete了”。看到还有人珍藏着早已绝版的《寻找<太平·天国>：吴念真的电影生活札记》一书，他惊讶不已，在扉页上写下真心话：“谢谢你帮我保管，因为连我自己都没有。”
后来辗转联系到一直跟拍舞台剧《人间条件》台前幕后花絮的张大鲁先生提供照片，别册才得以做成。待宣传行程结束后我向他致谢，大鲁豪爽地说：“吴导的事就是我们的事！”然而当时吴念真并没有让我们直接去找大鲁要照片——他最怕的就是麻烦别人。对此大鲁也说：“他就是这样的，别人求他，他一定全力以赴，但他却不轻易找别人帮忙。”
回到台湾后，吴念真又开始忙于各种工作。我们通过几次邮件，他的祝语总是“平安”，落款总是“念真”——当初因为不要记挂初恋女友而改的笔名，真的是要记住一生了。
有次聊天，说到阿真后来的命运不是很好，先生做生意失败，欠下很多钱，孩子又不成器。“看到自己曾经喜欢和错过的人现在这个样子，会心痛吗？”我问他。
吴念真想了想，说：“是……不舍。”
那些蓄意想要忘记的，哪能说忘就忘？何况是他这样心思敏感细腻的人。想起一路上他常挂在嘴边，唱了又唱的，由李格弟作词、李泰祥作曲的《告别》——这是他最喜欢的一首歌，歌词记得丝毫不差。
“在曾经同向的航行后 / 各自寂寞 / 原来的归原来 / 往后的归往后……”
机场送别那天，他还是如过往每一天同样的行装，背包还是很重，搭在右肩上，步履坚实，静默却有让人不容忽视的力量。看着他的背影通过登机口一直往里走，往里走，淹没于人群，眼看就要消失在视线中——他忽然转身，又远远的看了我们一眼。
他说过不打算回头的，但还是没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