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美国与欧洲外交的中间人
《大外交》是一本很厚重的书，全书70余万字，时间跨越400年，然而基辛格驾驭起来却得心应手。基辛格这般驾驭文字的能力自大学时代就已突显，当时他的本科论文长达377页，以致哈佛大学后来制定了“基辛格规则”，规定以后本科论文不得长过基辛格论文的1/3。但是使得《大外交》不同于一般学术著作的一大原因，是基辛格在其中糅合了其实际外交操作的经验，因而读起来不似其他外交著作般纸上谈兵。基辛格早年从哈佛大学毕业之后一直留在哈佛大学任教到1966年，1968年担任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洛克菲勒的外交政策顾问开启了他的政治生涯，之后他被当选的尼克松总统聘为国务卿而达到政治生涯高峰。因而有扎实的学术背景和丰富的实际外交操作经验作底子，其撰写的《大外交》一书就有了无可比拟的丰富性。如同该书金灿荣所写的序所言，看《大外交》可获得四本书的功效：一本国际关系史，一本美国外交史，一本政治学理论，一本分析当今世界格局和政治现实的书。
全书共31章，第1章和最后一章都概述了他对国际新秩序的思考，从第3章到第30章按时间顺序详细地缕析了从17世纪初的欧洲“三十年战争”到冷战结束期间所有国际外交大事。但第2章却突兀地单独分析了美国两个意见最相左的总统的外交理念：西奥多·罗斯福的国家利益论与伍德罗·威尔逊的道德论调。把这两位总统放在这么显著的位置，一则因为他们在外交方面的努力，虽然理念完全不同，是使美国走出孤立主义而开启由美国主导的国际新秩序的主要原因；一则因为他们分别是国际关系学的两大学派：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典型代表。
美国与欧洲的外交传统鸿沟
现实主义思想是基于一种对人性的悲观认识，认为人们都会从个体理性思考出发，在个体利益的最高原则下，道德论调未免显得过于迂腐。一个经典理论就是“囚徒困境”，由于总是有彼此信任的顾虑，告发对方总比保持沉默更加利己。这个原则放诸国际关系的大环境更得到进一步巩固，由于国家间很少存在共同的价值观念，追求国家利益变普遍成为外交的主要目的。现实主义外交思想在欧洲得到了更典型的运用，从黎塞留的“国家至上”原则，到帕默斯顿的“没有永远的盟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之说。一战前欧洲各国关系犹如古希腊各个城邦的关系，没有一个绝对霸权大国，但出于对自身安全考虑，必然追求强大自身。但这无疑也会造成对别国的安全顾虑，以致于一国强大后，其他国家便会结盟放抗她。但这种结盟只是暂时性的，盟内各国只是把结盟当做追求自身国家利益的一种手段，当原来的盟友变成新的安全威胁后，她会毫不犹豫地把彼此从盟友关系变成敌对关系。
美国是一个道德上有洁癖的国家，其建国先贤秉承的是洛克对于人性的乐观认识，追求人性的至善至美。正如基辛格在书中所说：“在追求其历史道德信念上，没有比美国更具理想主义的国家。”因而在美国还未成为能超级大国之前，其奉行的是“孤立主义”继而是“门罗主义”，表示我不屑于你们欧洲的肮脏外交手段，而保持自身的道德洁净。然而当美国发现自身实力已经可以主宰欧洲各国的命运时，其对道德的忠实信仰又使她感觉自身肩负有将她所信奉的价值观推行于世界，将备受邪恶价值观侵扰的人民解救出来的责任。这种转变，由“威尔逊主义”发挥到极致。纵观20世纪美国每一次走出“孤立主义”的封闭，其领导人无不是利用道德对美国人的天生感召力：威尔逊使美国参与一战和小罗斯福使美国参与二战的理由都诉诸德国领导人在道德上的出轨，而美国发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理由都诉诸共产主义的邪恶本质。
欧洲的外交传统理念过于尔虞我诈，外交仿佛变成了一种互相欺骗的艺术。但美国的外交传统理念又过于幼稚，妄想跨越国家自身的利益而追求一种虚幻飘渺的普世价值。基辛格试图在这两者之间找一个合理的平衡点。
基辛格的现实主义思想：从国家至上到均势
17世纪法国主教黎塞留开创了“国家至上”的现实外交。强调国家利益的黎塞留在外交上打败了强调宗教热情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在基辛格看来，黎塞留的最大成功之处在于，他是唯一抛弃中世纪道德及宗教束缚的政治家。基辛格试图用这个例子说明以僵化的意识形态来为基础的外交政策碰上不择手段的国家利益者未免太过不堪一击。这犹如两个参加格斗的选手，一方碍于规矩缩手缩脚招招不致命，另一方则为了保护自己不挨拳头无视规矩期望招招能把对方打倒。显然重视规矩的一方由于思想上的束缚更容易被打倒。当然格斗选手比赛是犯规赛后会有惩处以警示这种犯规，但外交不同于格斗比赛，所谓的“规矩”都是大家长时间共同默认的，如果一方打破，没有更高的机制可以警示这种“违规”。因而在没有更高机制束缚国家行为的国际关系中，自己给自己套上意识形态的枷锁未免太过愚蠢。
但显然“国家至上”的原则不适用于所有国家。国家有强弱之分，可以说只有在两个实力相近的国家之间才有适用范围。当弱国面对强国，这里所谓的“国家至上”原则应该是放弃与强国争夺小的国家利益以换取本身能存在于世上。基辛格后提到：“国家至上可作为个别国家的行为准则，但对如何面对国际秩序的挑战却未提供任何答案。它可能导致某些国家有称霸的野心，或是形成国际间的均势。”显然没有一国希望有别国称霸而本国的利益被随时蹂躏，均势便无可避免地成为“国家至上”原则之后平衡各国利益的有效机制。
基辛格认为：“均势很少是来自刻意的安排，反而是为了阻止某一国扩张的野心而形成的结果。”由于欧洲没有一个绝对霸权国家，而彼此距离又如此接近，因此任何一国稍有扩张之心，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共同抵制就能达到均势的结果。19世纪初四国同盟成功阻击了拿破仑的扩张，在维也纳会议后维持了欧洲近40年的和平。均势可以说都不是各国最初所竭力追求的目标，只是在缓解各国利益冲突时而达到的最优结果。基辛格认为均势正是各国互相妥协的最优方案，而更能让各国的利益都最大化。因而他认为后“国家至上”原则的外交政策应该以均势为基础。
将均势外交艺术发展的极致可以说无出俾斯麦左右。俾斯麦推动了德国统一之后：一方面，为了不使德国过分软弱而让有扩张野心的法皇拿破仑三世和俄国沙皇有机可趁，而大力发展本国的经济与军事力量；另一方面，为了防止各国基于共同对德国统一威胁的恐惧心理而结盟反德，他推行一种“自制政策”，表示德国无意对外扩张。俾斯麦尽可能多方面建立亲密的国际关系，建立重叠的联盟体系，并运用有效的影响力以缓和交锋各方的诉求，从而维持了欧洲的和平。但因为俾斯麦的外交传统太过复杂高超以致他以后没有一位能人能继承他苦心经营的均势。基辛格对此评论道：“俾斯麦的遗憾是他的能力超出社会可接受的程度，他留给德国的是难以企及的丰功伟业。”
一战休战以后，美国威尔逊总统把一战的原因归于均势，他曾公开指责均势会制造不安，而且是建立在“虎视眈眈的觊觎及利益的对立”至上。但基辛格明显持完全相反的态度，他认为导致一战的发生正是欧洲各国抛弃了均势：“战前欧洲各国的领袖无视于历代维护均势的苦心，放弃了可免于最后摊牌的定期调整工作。”不同于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基辛格在有关和平的认识上可能更倾向于老罗斯福总统：“和平天生便很脆弱，惟有永远的保持警戒，以强者的武力及透过有志一同者的结盟，始能加以维护。”因此，在基辛格给出的对比之中，维持均势尽管复杂困难，均势确是和平的一大利器。
可以说基辛格试图在用他的均势思想说明现实主义外交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黑暗狡诈，唯己利是图。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和平的期望是普世的。从结果主义出发，达到理想结果的手段并不很重要。如果均势能比威尔逊所倡导的全球舆论力量更能有效达到和平的目的，均势很理所当然的应该成为各国外交政策的基础。
基辛格外交思想与实践的结合
基辛格是现实主义流派的外交家，而20世纪美国的外交思想是以“威尔逊主义”为主流。但幸运的是基辛格遇到了20世纪美国唯一的一个现实主义总统尼克松，而有机会将自己的外交思想付诸实践。实践的经验也让基辛格对自己的外交思想有了更多的弹性的思考。这在基辛格对越战的反思之中可见一斑。
美国会陷入越战的泥淖，确实有很多不幸运的因素。开启越战的是艾森豪威尔总统，继而得到他的继任肯尼迪总统的大力支持。而当肯尼迪意识到美式民主在越南不是那么适用而有意逐步退出越战时，却遭刺杀身亡。在当时的美国还是一派支持越战的声浪，继任约翰逊总统无力力排众议停止极具人格魅力的前任总统的政策，而使美国在越战中越陷越深。随着美军伤亡人数的增加和美扶南越政府的失败统治，美国国内对越战的舆论由支持转变为反对。
北越政府精明地注意到美国国内舆论的转变，也巧妙地利用美国国内舆论对美国外交军事政策的束缚，面对美国的步步妥协让步都断然拒绝而试图逼美国承认全面失败。北越政府的全部筹码也就是美国道德舆论对其外交军事政策的束缚。如果从纯现实主义的军事理论出发，美国在北越发动“春节攻势”实力大衰后应立刻反击给予北越致命打击。但这时的美国领袖决定中止升级内战。这个决定可以说为美国种下失败的种子，但基辛格大体上仍然同意这个决定，因为从他的外交实践经验得知：“到了回顾时才容易认清转折点，而不是在转折发生时就体会到它。”
来到尼克松总统任期，他自认自己肩负让美国“光荣撤兵”的责任，保有美国的国家利益。但面对各方暴乱示威、国会决议案越来越强项单方面撤军、以及新闻媒体的敌视与苛评，基辛格认为他应该尽早与国会达成一致，要不要求国会支持，要不要求国会来清理这场战争。但尼克松不肯接受这一决定。基辛格基于对尼克松本人的了解，他并不苛责尼克松的选择，因为“这是一个光荣的决定，也的确是高度合乎道德与明智的正确决定”，虽然他仍认为这项重责绝非一人所能承担。
但理论假设与事实总是有出入的。基辛格以为尼克松的坚持会使越战僵持地更久，但出乎意料的是北越政府对1972年大选出现了重大错误判断。北越以为尼克松胜券在握而是他在越战上得以放手一搏，因而突然转向接受了美国的和解条件。理论分析假设不了外交实际操作的不确定因素，只有认真分析当下实际环境才能做出更好地选择。基辛格或许可以由此学到一课，不要把自己的现实主义外交思想僵化变成他所鄙视的意识形态束缚。
但他对于越战根源的分析还是极具现实主义色彩。他认为美国人受到自以为其价值观可以普世通行的影响，过度低估了在一个深受儒教思想的社会要推动民主化的障碍。正是美国的理想主义传统深深影响这官员和反战人士，给予了他们错误的观念，误以为可以轻易、迅速地把越南社会转化为美式民主社会。
在对美外交政策上，基辛格可以说分析地十分坦率。20世纪的美国总统过分警惕于美国理想主义的传统，不敢大谈国家利益，而自身很多时候也被理想主义所牵绊。杜鲁门抱着理想主义却碰到现实政治的高手斯大林而不得不采取遏制政策。在越战上美国刚开始吃了多米诺骨牌理论的亏继而在理想主义领导下在泥淖越陷愈深。基辛格的现实主义思想或许是改变美国理想主义传统的一针强剂。
全书共31章，第1章和最后一章都概述了他对国际新秩序的思考，从第3章到第30章按时间顺序详细地缕析了从17世纪初的欧洲“三十年战争”到冷战结束期间所有国际外交大事。但第2章却突兀地单独分析了美国两个意见最相左的总统的外交理念：西奥多·罗斯福的国家利益论与伍德罗·威尔逊的道德论调。把这两位总统放在这么显著的位置，一则因为他们在外交方面的努力，虽然理念完全不同，是使美国走出孤立主义而开启由美国主导的国际新秩序的主要原因；一则因为他们分别是国际关系学的两大学派：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典型代表。
美国与欧洲的外交传统鸿沟
现实主义思想是基于一种对人性的悲观认识，认为人们都会从个体理性思考出发，在个体利益的最高原则下，道德论调未免显得过于迂腐。一个经典理论就是“囚徒困境”，由于总是有彼此信任的顾虑，告发对方总比保持沉默更加利己。这个原则放诸国际关系的大环境更得到进一步巩固，由于国家间很少存在共同的价值观念，追求国家利益变普遍成为外交的主要目的。现实主义外交思想在欧洲得到了更典型的运用，从黎塞留的“国家至上”原则，到帕默斯顿的“没有永远的盟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之说。一战前欧洲各国关系犹如古希腊各个城邦的关系，没有一个绝对霸权大国，但出于对自身安全考虑，必然追求强大自身。但这无疑也会造成对别国的安全顾虑，以致于一国强大后，其他国家便会结盟放抗她。但这种结盟只是暂时性的，盟内各国只是把结盟当做追求自身国家利益的一种手段，当原来的盟友变成新的安全威胁后，她会毫不犹豫地把彼此从盟友关系变成敌对关系。
美国是一个道德上有洁癖的国家，其建国先贤秉承的是洛克对于人性的乐观认识，追求人性的至善至美。正如基辛格在书中所说：“在追求其历史道德信念上，没有比美国更具理想主义的国家。”因而在美国还未成为能超级大国之前，其奉行的是“孤立主义”继而是“门罗主义”，表示我不屑于你们欧洲的肮脏外交手段，而保持自身的道德洁净。然而当美国发现自身实力已经可以主宰欧洲各国的命运时，其对道德的忠实信仰又使她感觉自身肩负有将她所信奉的价值观推行于世界，将备受邪恶价值观侵扰的人民解救出来的责任。这种转变，由“威尔逊主义”发挥到极致。纵观20世纪美国每一次走出“孤立主义”的封闭，其领导人无不是利用道德对美国人的天生感召力：威尔逊使美国参与一战和小罗斯福使美国参与二战的理由都诉诸德国领导人在道德上的出轨，而美国发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理由都诉诸共产主义的邪恶本质。
欧洲的外交传统理念过于尔虞我诈，外交仿佛变成了一种互相欺骗的艺术。但美国的外交传统理念又过于幼稚，妄想跨越国家自身的利益而追求一种虚幻飘渺的普世价值。基辛格试图在这两者之间找一个合理的平衡点。
基辛格的现实主义思想：从国家至上到均势
17世纪法国主教黎塞留开创了“国家至上”的现实外交。强调国家利益的黎塞留在外交上打败了强调宗教热情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在基辛格看来，黎塞留的最大成功之处在于，他是唯一抛弃中世纪道德及宗教束缚的政治家。基辛格试图用这个例子说明以僵化的意识形态来为基础的外交政策碰上不择手段的国家利益者未免太过不堪一击。这犹如两个参加格斗的选手，一方碍于规矩缩手缩脚招招不致命，另一方则为了保护自己不挨拳头无视规矩期望招招能把对方打倒。显然重视规矩的一方由于思想上的束缚更容易被打倒。当然格斗选手比赛是犯规赛后会有惩处以警示这种犯规，但外交不同于格斗比赛，所谓的“规矩”都是大家长时间共同默认的，如果一方打破，没有更高的机制可以警示这种“违规”。因而在没有更高机制束缚国家行为的国际关系中，自己给自己套上意识形态的枷锁未免太过愚蠢。
但显然“国家至上”的原则不适用于所有国家。国家有强弱之分，可以说只有在两个实力相近的国家之间才有适用范围。当弱国面对强国，这里所谓的“国家至上”原则应该是放弃与强国争夺小的国家利益以换取本身能存在于世上。基辛格后提到：“国家至上可作为个别国家的行为准则，但对如何面对国际秩序的挑战却未提供任何答案。它可能导致某些国家有称霸的野心，或是形成国际间的均势。”显然没有一国希望有别国称霸而本国的利益被随时蹂躏，均势便无可避免地成为“国家至上”原则之后平衡各国利益的有效机制。
基辛格认为：“均势很少是来自刻意的安排，反而是为了阻止某一国扩张的野心而形成的结果。”由于欧洲没有一个绝对霸权国家，而彼此距离又如此接近，因此任何一国稍有扩张之心，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共同抵制就能达到均势的结果。19世纪初四国同盟成功阻击了拿破仑的扩张，在维也纳会议后维持了欧洲近40年的和平。均势可以说都不是各国最初所竭力追求的目标，只是在缓解各国利益冲突时而达到的最优结果。基辛格认为均势正是各国互相妥协的最优方案，而更能让各国的利益都最大化。因而他认为后“国家至上”原则的外交政策应该以均势为基础。
将均势外交艺术发展的极致可以说无出俾斯麦左右。俾斯麦推动了德国统一之后：一方面，为了不使德国过分软弱而让有扩张野心的法皇拿破仑三世和俄国沙皇有机可趁，而大力发展本国的经济与军事力量；另一方面，为了防止各国基于共同对德国统一威胁的恐惧心理而结盟反德，他推行一种“自制政策”，表示德国无意对外扩张。俾斯麦尽可能多方面建立亲密的国际关系，建立重叠的联盟体系，并运用有效的影响力以缓和交锋各方的诉求，从而维持了欧洲的和平。但因为俾斯麦的外交传统太过复杂高超以致他以后没有一位能人能继承他苦心经营的均势。基辛格对此评论道：“俾斯麦的遗憾是他的能力超出社会可接受的程度，他留给德国的是难以企及的丰功伟业。”
一战休战以后，美国威尔逊总统把一战的原因归于均势，他曾公开指责均势会制造不安，而且是建立在“虎视眈眈的觊觎及利益的对立”至上。但基辛格明显持完全相反的态度，他认为导致一战的发生正是欧洲各国抛弃了均势：“战前欧洲各国的领袖无视于历代维护均势的苦心，放弃了可免于最后摊牌的定期调整工作。”不同于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基辛格在有关和平的认识上可能更倾向于老罗斯福总统：“和平天生便很脆弱，惟有永远的保持警戒，以强者的武力及透过有志一同者的结盟，始能加以维护。”因此，在基辛格给出的对比之中，维持均势尽管复杂困难，均势确是和平的一大利器。
可以说基辛格试图在用他的均势思想说明现实主义外交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黑暗狡诈，唯己利是图。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和平的期望是普世的。从结果主义出发，达到理想结果的手段并不很重要。如果均势能比威尔逊所倡导的全球舆论力量更能有效达到和平的目的，均势很理所当然的应该成为各国外交政策的基础。
基辛格外交思想与实践的结合
基辛格是现实主义流派的外交家，而20世纪美国的外交思想是以“威尔逊主义”为主流。但幸运的是基辛格遇到了20世纪美国唯一的一个现实主义总统尼克松，而有机会将自己的外交思想付诸实践。实践的经验也让基辛格对自己的外交思想有了更多的弹性的思考。这在基辛格对越战的反思之中可见一斑。
美国会陷入越战的泥淖，确实有很多不幸运的因素。开启越战的是艾森豪威尔总统，继而得到他的继任肯尼迪总统的大力支持。而当肯尼迪意识到美式民主在越南不是那么适用而有意逐步退出越战时，却遭刺杀身亡。在当时的美国还是一派支持越战的声浪，继任约翰逊总统无力力排众议停止极具人格魅力的前任总统的政策，而使美国在越战中越陷越深。随着美军伤亡人数的增加和美扶南越政府的失败统治，美国国内对越战的舆论由支持转变为反对。
北越政府精明地注意到美国国内舆论的转变，也巧妙地利用美国国内舆论对美国外交军事政策的束缚，面对美国的步步妥协让步都断然拒绝而试图逼美国承认全面失败。北越政府的全部筹码也就是美国道德舆论对其外交军事政策的束缚。如果从纯现实主义的军事理论出发，美国在北越发动“春节攻势”实力大衰后应立刻反击给予北越致命打击。但这时的美国领袖决定中止升级内战。这个决定可以说为美国种下失败的种子，但基辛格大体上仍然同意这个决定，因为从他的外交实践经验得知：“到了回顾时才容易认清转折点，而不是在转折发生时就体会到它。”
来到尼克松总统任期，他自认自己肩负让美国“光荣撤兵”的责任，保有美国的国家利益。但面对各方暴乱示威、国会决议案越来越强项单方面撤军、以及新闻媒体的敌视与苛评，基辛格认为他应该尽早与国会达成一致，要不要求国会支持，要不要求国会来清理这场战争。但尼克松不肯接受这一决定。基辛格基于对尼克松本人的了解，他并不苛责尼克松的选择，因为“这是一个光荣的决定，也的确是高度合乎道德与明智的正确决定”，虽然他仍认为这项重责绝非一人所能承担。
但理论假设与事实总是有出入的。基辛格以为尼克松的坚持会使越战僵持地更久，但出乎意料的是北越政府对1972年大选出现了重大错误判断。北越以为尼克松胜券在握而是他在越战上得以放手一搏，因而突然转向接受了美国的和解条件。理论分析假设不了外交实际操作的不确定因素，只有认真分析当下实际环境才能做出更好地选择。基辛格或许可以由此学到一课，不要把自己的现实主义外交思想僵化变成他所鄙视的意识形态束缚。
但他对于越战根源的分析还是极具现实主义色彩。他认为美国人受到自以为其价值观可以普世通行的影响，过度低估了在一个深受儒教思想的社会要推动民主化的障碍。正是美国的理想主义传统深深影响这官员和反战人士，给予了他们错误的观念，误以为可以轻易、迅速地把越南社会转化为美式民主社会。
在对美外交政策上，基辛格可以说分析地十分坦率。20世纪的美国总统过分警惕于美国理想主义的传统，不敢大谈国家利益，而自身很多时候也被理想主义所牵绊。杜鲁门抱着理想主义却碰到现实政治的高手斯大林而不得不采取遏制政策。在越战上美国刚开始吃了多米诺骨牌理论的亏继而在理想主义领导下在泥淖越陷愈深。基辛格的现实主义思想或许是改变美国理想主义传统的一针强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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