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传存三千灵鬼的心魂——评严迪昌著《清诗史》
严迪昌先生的《清诗史》是一部描述有清一代诗人复杂多元的精神历程的心灵史。它在地域文化网络和家族文化网络中，对数以百计的诗人作了行年的考辨、艺术精神特质的抉发，指出了清诗嬗变所呈现的“朝”、“野”离立之势，批判了以皇帝为首的宗室集群及其辐射的朝阙网络所具有的话语霸权，昭示了清代诗歌所具的认识意义和审美价值。《清诗史》探觅诗人的心灵底蕴，始终以揭橥时代背景和个人遭际为前提，立足于文本本位，采用诗、史互证的方法。书中对那些貌似寻常而内里深沉的人物的解剖，尤能显示著者那看透世事人心的犀利眼光。书中对诗人群体和诗学大家的分析，都选择了独特的切入角度，其论述语言也有着强烈的个人化色彩。著者的踏实学风使该书的学术成就代表了当代清诗研究应有的水准。
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有一段名言：“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严迪昌先生的《清诗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就是一部符合勃兰兑斯的理论主张的著作，是一部描述有清一代诗人复杂多元的精神历程的心灵史。著者用“风云激荡中的心灵历程”、“‘升平盛世’的哀乐心声”、“风雨飘摇时的苍茫心态”作为该书各篇篇名，划分清诗发展的全程，完全表明了他“为三千灵鬼传存驻于纸端之心魂”(“后记”)的愿心。《清诗史》一开篇，就用3篇纲领性的“绪论”把全书的理论支点阐述得清清楚楚。“绪论”之一《清诗的价值和认识的克服》是对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中“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权威性定论的反思，著者认为这一成见导致了清诗研究长期滞后的局面。他从清诗题材的开拓充实以及诗体容量的展宽，从清代闺秀诗人群体、八旗诗人群体的崛起，从寒士诗、僧人诗、画人诗、匠人诗等的涌现，从用地域命名的清诗流派之兴旺和世族群体之文化传承，从清诗风格创造所填补的众多诗品品位等诸方面，昭示了清代诗歌卓具的认识意义和审美价值，“雄辩地说明古典抒情文体中这一最称主要的形式，仍在持续地发挥其遒劲的功能作用；它的生气活力的高扬未衰，适足以表证：以五七言古近体为文本形态的诗的生新机制依然十分强健”。这篇“绪论”，实际上也论证了研究清诗暨撰写《清诗史》的学术价值。
在“绪论”之二《清诗的嬗变特点——“朝”、“野”离立之势》中，读者可以对《清诗史》的学术个性形成一个初步的认识，感受到著者心灵的悸动。该书不是以所谓纯学术的“零度风格”、价值中立冷静地勾画清诗的嬗变流程，而是在研究中贯穿着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给予爱新觉罗氏王朝统治下士人之大不幸以深切的同情。著者指出：“有清一代社会动荡，风云多变，几乎贯穿始终，即使号称‘康、乾盛世’的历史时期亦不例外。这确是一个迥异于前朝前代的封建王朝，举凡封建历史上曾有过的各式惨酷、阴柔、颟顸、诡谲的统治行为和手段，无不集大成地在这二百七十年间遍经施行，并且多有发展，别具特性……康、雍、乾三朝的文网高张，空前的株连杀戮，进一步威劫着几代文化人的心灵，‘士’的生气活力被深深地戕伤。”(第5页)这种对政治舞台上强势群体的批判，与时下大众媒体、文艺市场中为康熙、雍正、乾隆歌功颂德的众声喧哗针锋相对，不啻于给缠绕着“盛世情结”的虚骄之心浇了一盆冷水。学问的深邃和学者的良知还原了清代诗史的丰富和沉重，为现代读者提供了穿越时空距离，与古人精魂对话、感受民族的痛苦记忆的历史际遇。可以说，《清诗史》的写作卓立于任情消费历史、随意误读历史的浮躁世风和误植“文本的欢娱”而形成的游戏学风之外，体现了学术的自律精神。严先生认为清诗的嬗变呈现为“朝”、“野”离立之势，庙堂朝阙与草野遗逸的对峙态势构成了清诗史程的独特的风景线。他把朝堂诗群网络分为三个层面，即：“天聪命笔”的帝皇诗群、皇子贝勒们的“朱邸”诗群和以科举仕进为杠杆的“纱帽”诗群。而全书的批判锋芒正是指向以皇帝为首的宗室集群及其辐射的朝阙网络所具有的话语霸权。著者认为：朝堂诗群沟通五湖四海的景象，“其所呈现的翰苑化、贵族化、御用化风尚固是空前的，随之而鼓涨起的纱帽气、缙绅气同样是空前的。于是，冲和、典雅、雍容、静穆等审美意义上的气体格调被‘天家’又一次扶持、推举为正宗的醇雅品格，诗坛一次次地树起杏黄大纛而被‘招安’着。”在他看来，“野遗”集体形成对官方诗教的强大冲击力，是诗史性活力的代表，它以诗人的人格自我完善、诗风的百派汇流向诗坛上的“一尊”秩序提出“在野”挑战，如赵执信的奋袂相抗王士稹、袁枚的“性灵”之倡、龚自珍的“箫心剑气”都是对官方正宗法统的激烈反拨、搏击，是对诗的生气命脉的挽救。著者重视野逸文化与官方文化分庭抗礼，欣赏民间异文对庙堂文本的批判态度，这种精神趋向和20世纪世界范围内边缘挑战中心、体制外抗议体制内的学术思潮是气息相通的。严先生之注重政治文化对诗坛的影响，其实也是现代中国社会生活中浓重的政治文化氛围的产物。经历“文革”动乱和各种政治运动所获得的历史感悟和生活体验已经成为他探寻清代诗人心态的精神资源。在批判皇权专制的学术文本中，著者寄寓了他对开放自在的多元化的文学创作语境和宽容的学术研究氛围的应然诉求。严先生曾经说过，一个健康的社会能使人感到自在。这和重点批判现代社会的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成员的观点是一致的，霍克海默就认为，一个好的社会让人在其中能够作为主体自由行动而不是作为依赖性的客体接受影响。
“绪论”之三《黑暗的王朝与迷乱的诗坛——晚明诗史述论》为清诗史演奏了一段序曲，这段序曲的和声其实是由竟陵派和反竟陵派的声音交织而成。著者用“恶谥”、“凶狠”、“鞭尸”等狠辣的字眼来形容传统守旧派对竟陵派的抨击，就表明了他的爱憎和臧否。从肯定竟陵派的新变意义来说，这篇“绪论”作了翻案文章。在《清诗史》的文学价值评价系统中，“新”占据着核心的地位，“真则灵，灵必然以新为依归”(第34页)，著者认为求新意识具有把诗歌从复古泥淖中拯救出来的新鲜活力。全书始终都是用“新”作为基本尺度来衡量众多的诗人群体、诗歌流派的艺术成就。
《清诗史》一书具有宏大的气象和超卓的见识，一系列新观点的提出都建立在厚重的学力和坚实的史料之基础上，因而能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如书中对宁镇淮扬遗民诗群、两浙遗民诗群、秦晋诗群、岭南诗群、常州诗群等诗人群体和流派的深入梳理，都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工作。像僻处山阳的阎修龄、靳应升、张养重，秋江散人冷士嵋，以及钱秉镫、李邺嗣、魏耕、萧诗、弘储、函可、王摅、王式丹、李文藻、桂馥、屈复、胡天游、铁保、彭兆荪、汤鹏、朱琦、李映桑等都是以前学术界较少关注的诗人，他们和清代诗坛上的宗师巨匠们一起共同组成了《清诗史》的人物长廊。著者在地域文化网络和家族文化网络中，对数以百计的被以往学术界所忽略的诗人作了行年的考辨、艺术精神特质的抉发，为读者展示了清代文学领域的一片全新的风景，证明了清诗在抒情功能和反映时代生活功能上的无愧于前代诗史的事实。
《清诗史》探觅诗人的心灵底蕴，始终以揭橥时代背景和个人遭际为前提，立足于文本本位，坚持从诗歌作品中去感应易代之际的诗人在旧巢覆破、新枝难栖中的种种惶惑、惊悸、幻灭和悲慨，去聆听“盛世”之中的寒士用夜笛横吹出的悲凉心曲，去寻味朝阙庙堂诗群淡化实感、雅尚清远的微妙心态。著者很少首肯单纯用现代美学概念诠释古代文论的方法，他总是在诗史的行程中考察每一诗学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实质意义，并把对诗论结构内涵的分析整合到对诗人心态和诗歌文本的分析中，如《“绝世风流润太平”的王士稹》一章中的第四节《“神韵说”形成过程与审美内涵》和第五节《王士稹诗歌创作成就》即呈现为彼此映射的关系，著者指出“‘神韵说’不只是理论的倡导，而且还是创作的实行；不仅是一个诗学批评理论的派别，事实上它乃是启开风气的强烈体现特定理论主张的诗的流派”。正是因为有了对诗论和诗作两方面的综合把握，该书才能把“这一个”一代诗宗在皇权统治制约下的复杂心态，这种心态内化为诗学理论的过程，及其对诗坛格局的影响擘肌析理地揭示出来。
就研究对象的复杂性而言，像钱谦益、吴伟业之类人物，他们脸上的皱纹就是“复杂”一词的注脚。翻开他们的诗卷，一眼就能看出其灵魂的艰难挣扎。而像王士稹这种宦途顺达的大僚，像查慎行这样慎其所行、一生比较凡常的文学侍从，他们的复杂性就很容易被人们忽略。《清诗史》对那些如一潭静水般貌似清浅而内里深沉的人物的解剖，最能显示出著者那看透世事人心的犀利眼光。我们且来看看他那高超的剖析能力在《查慎行的写心之作》这一小节中的游刃有余的演示。此节对“写心”有一个界定：“‘写心’之说历来被视为写闲适之心，这是偏颇的认识。‘心’，即感受，感自于人生众相、世间百态，所感者切，其‘心’必深。”“写心”主要是“宣泄或映现心底沉潜之苦涩”(第574页)。严先生指出，查慎行最有价值的写心之作集中在《西阡集》至《计日集》的作品里。他要求读者不要徒然地鉴赏查诗的工于偶对或铸词清圆，而要从平淡中见奇崛。书中从查初白离京时的解脱感，推究其急图自我宽缚的原因，进而辨析诗人对宦海、对人生、对宠辱的悟知，点明诗人无法从中解脱的大矛盾、大关捩。在“纪恩”、“奉和”这类通常被认为属于陈腐题材的诗作中，著者也能体察到查氏周旋之形中的惕然之心。就是这样，通过细读查诗中的种种浅语、淡语，严先生把查初白从生存紧张中对君臣关系的深透体悟整理成一条潜探默究的思绪系列。
严先生的文学透视力还表现在诗、史互证的操作上。书中就徐淮、维扬遗民诗群集结格局与这一地区地理位置、地域政治、经济背景的关系所作的分析即是一例。为了说明万寿祺流寓寄身淮安的用意，著者指出，淮安在明清之际是水陆通邮的要冲，从军事上讲，是屏障淮海的要塞。甲申三月之初，漕运抚督路振飞组织的“淮安义勇”两万余人一度成为劲旅。“一旦天下有事，此间当能切断其运道，以护山左友军。清初遗民一直筹划有经营山东的计划，因为齐鲁绾毂南北，东达沧海，西通中原，南又沟连淮泗一线。顾炎武一再道经淮安旅访山左，阎尔梅屡次‘出游’登莱之间，都是目标明确的。”万寿祺的密友吴祖锡就是一位推举故明周藩宗室镇国将军朱丽中为旗帜，联络兖、豫、淮、徐、青、登诸地义士的领袖。事实上，从江南溃散的很多遗民志士遁走于此。对遗民们来讲，坚守淮安这一据点，也有不少可资庇护的力量，在官方，有淮安府推官马颀善于周旋“保全善类”；在民间，有徽商王略等从经济上对遗民施与援手，这就是万寿祺等寓居淮安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可以说，在寻觅遗民诗人从事隐秘活动的蛛丝马迹和昭示其反清复明之用心方面，著者如老吏断案，洞烛幽微。这实际上是把陈寅恪当年写《柳如是别传》所采用的方法又一次付诸实践。
书中对诗人群体和诗学大家的分析，大都选择了独特的切入角度，如从地域文化世族人手论析方文诗的淋漓真气，从残明政权的历史影响和蕺山之学的学风人手阐扬两浙遗民诗群的个性意志，从南北串联的行迹人手论定顾炎武沟通诗界网络的文学功业，从齐鲁与江南诗文化的消长来展露赵执信诗学理论出现的时代契机，从乾隆恢复试帖诗之考来审视翁方纲“肌理说”产生的文化机制，从“清代诗史”与“近代诗歌”的叠合关系来说明龚自珍的诗史地位。这种独特的切入角度还体现在用一些关键性词语作聚焦点以揭示表象下的心理实在方面，如杜浚的以“嗔”气鼓诗，王昙的“杀花”之哭，金和的“秋蟪”之唱，江浞的“风兰”心音，等等。可以说，切入角度的匠心独具是《清诗史》全书结构上的鲜明特色之一。
《清诗史》摒弃了庸俗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和以阶级属性评价诗人的价值尺度，这突出表现在“太平天国时期的幽苦诗心”一章中。如对李映菜，这位在武汉、襄樊一线督运粮饷与太平军为敌的诗人，《清诗史》拈出他记叙清兵烧杀抢掠的《道逢征楚官兵》和描写官逼民反的《穷人会》两诗，说明李氏《石琴诗钞》在揭示社会真相、警醒世人上所起的“木铎”作用。再如对金和这个为清军作“奸细”的诗人，《清诗史》指出，如果抽空金和《秋蟪吟馆诗》中敌视以及咒骂太平天国的篇什，就失去了金和作为有个性的诗人的存在条件。《清诗史》不仅称道金和在鸦片战争时期的感时伤世之作和反映清军将领跋扈荒淫的“史诗”，而且对金和写其为清军作内应过程、反映彼辈“失心症”的诗篇作了客观分析。
《清诗史》的论述语言有着强烈的个人化色彩，其句式的层深多折不免有欧化的倾向，遣词造语老辣生新，带有古风和浓厚的书卷气。且看其论胡天游的一段文字：“胡天游奇才喷薄而命运淹蹇，于是郁勃气怒，愤苦血沥，构成‘险语破鬼胆’的诗风，足称为诗界一‘怪’。这是才人情性与冷酷际遇相撞击所激变而成的愤世心绪的外化。如果说‘两当轩’主人自嫌略少‘幽燕气’而苦竹夜吹的话，那么，先于黄景仁演出人生悲剧的胡天游似禀赋浙东人固有的强项耿直情性：胆张气凌，矫挺峭拔，一任僻怪情韵尽泄胸中恶气，以其独异的阳刚味，为’盛世升平’奏不调和音，确如《乾嘉诗坛点将录》所作的判词：‘十八般武艺皆高强，有时误入白虎堂’!当然，胡天游的怒闯‘白虎堂’，只是一种文化现象的个性表现而已。”这段话的韵律节奏奇矫不凡，引喻生动，并且挟情韵以行，具有动人心魄的文字感染力。显然，著者把自身的狷者之气、沧桑之感和诗人性情融会于文中。如果有人要从文笔上挑刺的话，可以指出《清诗史》某些语句定状语修饰词过多，多重复句各分句间的关系嫌复杂，给人以晦涩之感。但《清诗史》总体内容是明白晓畅的，因为它拒绝玄虚的理论抽象，体现出“文章不作一句空”的学风。著者在具体的对象中把握整体和普遍，使书中的各章节都像西方哲学中的单子概念一样，合特殊与普遍于一体。特殊意味着抓住每一研究对象的独特的经历、心态、诗风及其社会联系，普遍意味着给研究对象在诗史流程中定位、定性，把个人的处境、心态作为文人总体命运的衍生物，去反映一个时代的面貌。《清诗史》一书让人认识到，越是有学术价值的著作，越是根植于特定的历史语境。
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有一段名言：“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严迪昌先生的《清诗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就是一部符合勃兰兑斯的理论主张的著作，是一部描述有清一代诗人复杂多元的精神历程的心灵史。著者用“风云激荡中的心灵历程”、“‘升平盛世’的哀乐心声”、“风雨飘摇时的苍茫心态”作为该书各篇篇名，划分清诗发展的全程，完全表明了他“为三千灵鬼传存驻于纸端之心魂”(“后记”)的愿心。《清诗史》一开篇，就用3篇纲领性的“绪论”把全书的理论支点阐述得清清楚楚。“绪论”之一《清诗的价值和认识的克服》是对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中“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权威性定论的反思，著者认为这一成见导致了清诗研究长期滞后的局面。他从清诗题材的开拓充实以及诗体容量的展宽，从清代闺秀诗人群体、八旗诗人群体的崛起，从寒士诗、僧人诗、画人诗、匠人诗等的涌现，从用地域命名的清诗流派之兴旺和世族群体之文化传承，从清诗风格创造所填补的众多诗品品位等诸方面，昭示了清代诗歌卓具的认识意义和审美价值，“雄辩地说明古典抒情文体中这一最称主要的形式，仍在持续地发挥其遒劲的功能作用；它的生气活力的高扬未衰，适足以表证：以五七言古近体为文本形态的诗的生新机制依然十分强健”。这篇“绪论”，实际上也论证了研究清诗暨撰写《清诗史》的学术价值。
在“绪论”之二《清诗的嬗变特点——“朝”、“野”离立之势》中，读者可以对《清诗史》的学术个性形成一个初步的认识，感受到著者心灵的悸动。该书不是以所谓纯学术的“零度风格”、价值中立冷静地勾画清诗的嬗变流程，而是在研究中贯穿着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给予爱新觉罗氏王朝统治下士人之大不幸以深切的同情。著者指出：“有清一代社会动荡，风云多变，几乎贯穿始终，即使号称‘康、乾盛世’的历史时期亦不例外。这确是一个迥异于前朝前代的封建王朝，举凡封建历史上曾有过的各式惨酷、阴柔、颟顸、诡谲的统治行为和手段，无不集大成地在这二百七十年间遍经施行，并且多有发展，别具特性……康、雍、乾三朝的文网高张，空前的株连杀戮，进一步威劫着几代文化人的心灵，‘士’的生气活力被深深地戕伤。”(第5页)这种对政治舞台上强势群体的批判，与时下大众媒体、文艺市场中为康熙、雍正、乾隆歌功颂德的众声喧哗针锋相对，不啻于给缠绕着“盛世情结”的虚骄之心浇了一盆冷水。学问的深邃和学者的良知还原了清代诗史的丰富和沉重，为现代读者提供了穿越时空距离，与古人精魂对话、感受民族的痛苦记忆的历史际遇。可以说，《清诗史》的写作卓立于任情消费历史、随意误读历史的浮躁世风和误植“文本的欢娱”而形成的游戏学风之外，体现了学术的自律精神。严先生认为清诗的嬗变呈现为“朝”、“野”离立之势，庙堂朝阙与草野遗逸的对峙态势构成了清诗史程的独特的风景线。他把朝堂诗群网络分为三个层面，即：“天聪命笔”的帝皇诗群、皇子贝勒们的“朱邸”诗群和以科举仕进为杠杆的“纱帽”诗群。而全书的批判锋芒正是指向以皇帝为首的宗室集群及其辐射的朝阙网络所具有的话语霸权。著者认为：朝堂诗群沟通五湖四海的景象，“其所呈现的翰苑化、贵族化、御用化风尚固是空前的，随之而鼓涨起的纱帽气、缙绅气同样是空前的。于是，冲和、典雅、雍容、静穆等审美意义上的气体格调被‘天家’又一次扶持、推举为正宗的醇雅品格，诗坛一次次地树起杏黄大纛而被‘招安’着。”在他看来，“野遗”集体形成对官方诗教的强大冲击力，是诗史性活力的代表，它以诗人的人格自我完善、诗风的百派汇流向诗坛上的“一尊”秩序提出“在野”挑战，如赵执信的奋袂相抗王士稹、袁枚的“性灵”之倡、龚自珍的“箫心剑气”都是对官方正宗法统的激烈反拨、搏击，是对诗的生气命脉的挽救。著者重视野逸文化与官方文化分庭抗礼，欣赏民间异文对庙堂文本的批判态度，这种精神趋向和20世纪世界范围内边缘挑战中心、体制外抗议体制内的学术思潮是气息相通的。严先生之注重政治文化对诗坛的影响，其实也是现代中国社会生活中浓重的政治文化氛围的产物。经历“文革”动乱和各种政治运动所获得的历史感悟和生活体验已经成为他探寻清代诗人心态的精神资源。在批判皇权专制的学术文本中，著者寄寓了他对开放自在的多元化的文学创作语境和宽容的学术研究氛围的应然诉求。严先生曾经说过，一个健康的社会能使人感到自在。这和重点批判现代社会的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成员的观点是一致的，霍克海默就认为，一个好的社会让人在其中能够作为主体自由行动而不是作为依赖性的客体接受影响。
“绪论”之三《黑暗的王朝与迷乱的诗坛——晚明诗史述论》为清诗史演奏了一段序曲，这段序曲的和声其实是由竟陵派和反竟陵派的声音交织而成。著者用“恶谥”、“凶狠”、“鞭尸”等狠辣的字眼来形容传统守旧派对竟陵派的抨击，就表明了他的爱憎和臧否。从肯定竟陵派的新变意义来说，这篇“绪论”作了翻案文章。在《清诗史》的文学价值评价系统中，“新”占据着核心的地位，“真则灵，灵必然以新为依归”(第34页)，著者认为求新意识具有把诗歌从复古泥淖中拯救出来的新鲜活力。全书始终都是用“新”作为基本尺度来衡量众多的诗人群体、诗歌流派的艺术成就。
《清诗史》一书具有宏大的气象和超卓的见识，一系列新观点的提出都建立在厚重的学力和坚实的史料之基础上，因而能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如书中对宁镇淮扬遗民诗群、两浙遗民诗群、秦晋诗群、岭南诗群、常州诗群等诗人群体和流派的深入梳理，都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工作。像僻处山阳的阎修龄、靳应升、张养重，秋江散人冷士嵋，以及钱秉镫、李邺嗣、魏耕、萧诗、弘储、函可、王摅、王式丹、李文藻、桂馥、屈复、胡天游、铁保、彭兆荪、汤鹏、朱琦、李映桑等都是以前学术界较少关注的诗人，他们和清代诗坛上的宗师巨匠们一起共同组成了《清诗史》的人物长廊。著者在地域文化网络和家族文化网络中，对数以百计的被以往学术界所忽略的诗人作了行年的考辨、艺术精神特质的抉发，为读者展示了清代文学领域的一片全新的风景，证明了清诗在抒情功能和反映时代生活功能上的无愧于前代诗史的事实。
《清诗史》探觅诗人的心灵底蕴，始终以揭橥时代背景和个人遭际为前提，立足于文本本位，坚持从诗歌作品中去感应易代之际的诗人在旧巢覆破、新枝难栖中的种种惶惑、惊悸、幻灭和悲慨，去聆听“盛世”之中的寒士用夜笛横吹出的悲凉心曲，去寻味朝阙庙堂诗群淡化实感、雅尚清远的微妙心态。著者很少首肯单纯用现代美学概念诠释古代文论的方法，他总是在诗史的行程中考察每一诗学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实质意义，并把对诗论结构内涵的分析整合到对诗人心态和诗歌文本的分析中，如《“绝世风流润太平”的王士稹》一章中的第四节《“神韵说”形成过程与审美内涵》和第五节《王士稹诗歌创作成就》即呈现为彼此映射的关系，著者指出“‘神韵说’不只是理论的倡导，而且还是创作的实行；不仅是一个诗学批评理论的派别，事实上它乃是启开风气的强烈体现特定理论主张的诗的流派”。正是因为有了对诗论和诗作两方面的综合把握，该书才能把“这一个”一代诗宗在皇权统治制约下的复杂心态，这种心态内化为诗学理论的过程，及其对诗坛格局的影响擘肌析理地揭示出来。
就研究对象的复杂性而言，像钱谦益、吴伟业之类人物，他们脸上的皱纹就是“复杂”一词的注脚。翻开他们的诗卷，一眼就能看出其灵魂的艰难挣扎。而像王士稹这种宦途顺达的大僚，像查慎行这样慎其所行、一生比较凡常的文学侍从，他们的复杂性就很容易被人们忽略。《清诗史》对那些如一潭静水般貌似清浅而内里深沉的人物的解剖，最能显示出著者那看透世事人心的犀利眼光。我们且来看看他那高超的剖析能力在《查慎行的写心之作》这一小节中的游刃有余的演示。此节对“写心”有一个界定：“‘写心’之说历来被视为写闲适之心，这是偏颇的认识。‘心’，即感受，感自于人生众相、世间百态，所感者切，其‘心’必深。”“写心”主要是“宣泄或映现心底沉潜之苦涩”(第574页)。严先生指出，查慎行最有价值的写心之作集中在《西阡集》至《计日集》的作品里。他要求读者不要徒然地鉴赏查诗的工于偶对或铸词清圆，而要从平淡中见奇崛。书中从查初白离京时的解脱感，推究其急图自我宽缚的原因，进而辨析诗人对宦海、对人生、对宠辱的悟知，点明诗人无法从中解脱的大矛盾、大关捩。在“纪恩”、“奉和”这类通常被认为属于陈腐题材的诗作中，著者也能体察到查氏周旋之形中的惕然之心。就是这样，通过细读查诗中的种种浅语、淡语，严先生把查初白从生存紧张中对君臣关系的深透体悟整理成一条潜探默究的思绪系列。
严先生的文学透视力还表现在诗、史互证的操作上。书中就徐淮、维扬遗民诗群集结格局与这一地区地理位置、地域政治、经济背景的关系所作的分析即是一例。为了说明万寿祺流寓寄身淮安的用意，著者指出，淮安在明清之际是水陆通邮的要冲，从军事上讲，是屏障淮海的要塞。甲申三月之初，漕运抚督路振飞组织的“淮安义勇”两万余人一度成为劲旅。“一旦天下有事，此间当能切断其运道，以护山左友军。清初遗民一直筹划有经营山东的计划，因为齐鲁绾毂南北，东达沧海，西通中原，南又沟连淮泗一线。顾炎武一再道经淮安旅访山左，阎尔梅屡次‘出游’登莱之间，都是目标明确的。”万寿祺的密友吴祖锡就是一位推举故明周藩宗室镇国将军朱丽中为旗帜，联络兖、豫、淮、徐、青、登诸地义士的领袖。事实上，从江南溃散的很多遗民志士遁走于此。对遗民们来讲，坚守淮安这一据点，也有不少可资庇护的力量，在官方，有淮安府推官马颀善于周旋“保全善类”；在民间，有徽商王略等从经济上对遗民施与援手，这就是万寿祺等寓居淮安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可以说，在寻觅遗民诗人从事隐秘活动的蛛丝马迹和昭示其反清复明之用心方面，著者如老吏断案，洞烛幽微。这实际上是把陈寅恪当年写《柳如是别传》所采用的方法又一次付诸实践。
书中对诗人群体和诗学大家的分析，大都选择了独特的切入角度，如从地域文化世族人手论析方文诗的淋漓真气，从残明政权的历史影响和蕺山之学的学风人手阐扬两浙遗民诗群的个性意志，从南北串联的行迹人手论定顾炎武沟通诗界网络的文学功业，从齐鲁与江南诗文化的消长来展露赵执信诗学理论出现的时代契机，从乾隆恢复试帖诗之考来审视翁方纲“肌理说”产生的文化机制，从“清代诗史”与“近代诗歌”的叠合关系来说明龚自珍的诗史地位。这种独特的切入角度还体现在用一些关键性词语作聚焦点以揭示表象下的心理实在方面，如杜浚的以“嗔”气鼓诗，王昙的“杀花”之哭，金和的“秋蟪”之唱，江浞的“风兰”心音，等等。可以说，切入角度的匠心独具是《清诗史》全书结构上的鲜明特色之一。
《清诗史》摒弃了庸俗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和以阶级属性评价诗人的价值尺度，这突出表现在“太平天国时期的幽苦诗心”一章中。如对李映菜，这位在武汉、襄樊一线督运粮饷与太平军为敌的诗人，《清诗史》拈出他记叙清兵烧杀抢掠的《道逢征楚官兵》和描写官逼民反的《穷人会》两诗，说明李氏《石琴诗钞》在揭示社会真相、警醒世人上所起的“木铎”作用。再如对金和这个为清军作“奸细”的诗人，《清诗史》指出，如果抽空金和《秋蟪吟馆诗》中敌视以及咒骂太平天国的篇什，就失去了金和作为有个性的诗人的存在条件。《清诗史》不仅称道金和在鸦片战争时期的感时伤世之作和反映清军将领跋扈荒淫的“史诗”，而且对金和写其为清军作内应过程、反映彼辈“失心症”的诗篇作了客观分析。
《清诗史》的论述语言有着强烈的个人化色彩，其句式的层深多折不免有欧化的倾向，遣词造语老辣生新，带有古风和浓厚的书卷气。且看其论胡天游的一段文字：“胡天游奇才喷薄而命运淹蹇，于是郁勃气怒，愤苦血沥，构成‘险语破鬼胆’的诗风，足称为诗界一‘怪’。这是才人情性与冷酷际遇相撞击所激变而成的愤世心绪的外化。如果说‘两当轩’主人自嫌略少‘幽燕气’而苦竹夜吹的话，那么，先于黄景仁演出人生悲剧的胡天游似禀赋浙东人固有的强项耿直情性：胆张气凌，矫挺峭拔，一任僻怪情韵尽泄胸中恶气，以其独异的阳刚味，为’盛世升平’奏不调和音，确如《乾嘉诗坛点将录》所作的判词：‘十八般武艺皆高强，有时误入白虎堂’!当然，胡天游的怒闯‘白虎堂’，只是一种文化现象的个性表现而已。”这段话的韵律节奏奇矫不凡，引喻生动，并且挟情韵以行，具有动人心魄的文字感染力。显然，著者把自身的狷者之气、沧桑之感和诗人性情融会于文中。如果有人要从文笔上挑刺的话，可以指出《清诗史》某些语句定状语修饰词过多，多重复句各分句间的关系嫌复杂，给人以晦涩之感。但《清诗史》总体内容是明白晓畅的，因为它拒绝玄虚的理论抽象，体现出“文章不作一句空”的学风。著者在具体的对象中把握整体和普遍，使书中的各章节都像西方哲学中的单子概念一样，合特殊与普遍于一体。特殊意味着抓住每一研究对象的独特的经历、心态、诗风及其社会联系，普遍意味着给研究对象在诗史流程中定位、定性，把个人的处境、心态作为文人总体命运的衍生物，去反映一个时代的面貌。《清诗史》一书让人认识到，越是有学术价值的著作，越是根植于特定的历史语境。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