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独裁，信仰：巴基斯坦及第三世界的困境
民主，独裁，信仰：巴基斯坦及第三世界的困境
——解读《羞耻》的政治隐喻
文/钱佳楠
（本来是一杂志的约稿，后因友邦原因不能发表。）
萨尔曼•拉什迪在与君特•格拉斯的对谈中问起战争留给后者的创作影响，格拉斯坦言，战争就像一把砍刀，把他祖国身上的一块肉活生生地砍了下来。拉什迪也感慨万千，“对于您曾经是但泽的那部分，对于我而言现在只有巴基斯坦与印度之间的裂痕。”
这种裂痕并不是以皮开肉绽的方式在《羞耻》中揭开，而是被无数双布满油污的手小心翼翼地遮挡掩盖，指缝里流出的却全是窃窃私语。于是，与《午夜之子》所展现的那个狂乱斑斓的印度不同，《羞耻》中的巴基斯坦是阴郁狭隘的。拉什迪却不讳言多元开放与恐怖封闭正是这两个国家留给他的全部印象。
1．夭折的国家范式
不可否认，小说主人公奥马尔•海亚姆整个就是巴基斯坦的隐喻，没有父亲，封闭，纵欲，痴肥，无耻，每个标签都是对巴基斯坦文明的深刻批判。这些还得从他诞生之前早已存在的家族传统说起。
小说从奥马尔•海亚姆的外祖父，老沙克尔的死亡讲起。老沙克尔已经做了18年的鳏夫，在他的最后岁月里，他“反复宣泄他一生对故乡的仇恨”，幽闭在他“那座城堡似的高耸大宅里”。老沙克尔咽气前，他养育大的三个女儿穿着最亮丽的衣服来看他，她们唯一关心的问题是遗产，而事实证明，老沙克尔一撒手人寰留给她们继承的是连日上门的债主和骨子里的刻毒和傲慢。
不少评论家将老沙克尔，奥马尔的三个母亲以及奥马尔分别对应为巴基斯坦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即英国殖民时期，从英属印度分裂宣告独立成为英联邦自治领时期以及立宪建立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时期，这都是有道理的。在我看来，老沙克尔18年的鳏夫生活实际上就是指与国大党决裂后的穆斯林联盟（或者说真纳也不为过）固步自封的时期。
不了解巴基斯坦与印度历史的人或许很难认同在这个穆斯林人数上明显占少数的情况下穆斯林对于全权支配地位的渴望。早在公元8世纪阿拉伯军队征服印度次大陆开始，这片古老的大陆上便奠定了之后绵延近10个世纪不同伊斯兰王朝的相继统治。少数的伊斯兰教徒统治多数的印度教徒早已成为根深蒂固的传统，而这传统正是由1757年后到来的英殖民打破的。英国政府推行的“分而治之”的政策在穆斯林看来实际上就是对印度教徒的偏袒，这与1857年穆斯林不成功的军事抵抗运动不无关系。事实上殖民时期印度教徒的适应性远远强于穆斯林，大量英殖民扶植起来的印度教中产阶级留学英国，在殖民政府中占据并不算重要的一席之地，然而留学英国并进入殖民政府的穆斯林可谓少之又少。穆斯林的生存危机一触即发，这也可以解释为何1928年真纳如此决绝地要与甘地领导的国大党决裂，他认清了英国政府扶持印度教徒损伤穆斯林的态度，也预见甘地的不合作运动太过温和，争取不到他所需要的独立印度，或者争取来的印度也是由印度教徒占据统治地位，即使真纳本人在穆斯林眼里还一直被看作是太过温和的异端。如此，书中那18年的鳏夫生活被开启了。
“老沙克尔先生对这两个世界（旧镇和军营，前者是被殖民的原住民聚居区，后者是外来殖民者英吉利绅士们的聚居区）厌恶极了，多年来幽闭在他那座城堡似的高耸大宅里。大宅位于一个宽敞的广场附近，刚好跟街市和军营保持相等的距离。”真纳希求在被殖民和殖民政府之间争取一个独立国家，他嫌弃被殖民区那些“乱七八糟”的暗褐色低矮房屋，也憎恶那些白人“只可勉强称为白，甚至很灰，这得归因于石头般的炎热晒坏了他们原来已蒙上一层晦暗的皮肤，还得归因于他们习惯在正午眩目的烈日下喝浓郁的勃艮第酒，而不大理会他们的肮脏”，两个世界都是肮脏的，只有巴基斯坦是圣洁的，因为“巴基斯坦”在乌尔都语中的本义就是“纯洁的土地”。
被巴基斯坦奉为“国父”的真纳当然是伟大的，伟大的在于他的理想，而巴基斯坦的实际却距离他的理想很远。
真纳的穆斯林联盟缺少群众基础，甚至还缺少战友。真纳自己也坦言，他的穆斯林联盟与甘地的国大党不可同日而语，“穆斯林联盟，实际上只有我，我的打字机还有我的秘书”。这或许就是拉什迪笔下妖魔化的老沙克尔，在不理解的目光里，那就是个鳏夫似的隐士。
他注定不被理解，真纳早年留学英国，本意是在巴基斯坦建立西方式的民主国家。他甚至不愿将这个新兴的国家称为伊斯兰国家。在1947年8月11日的一次讲演中，真纳说：
“你们或许拥有不同宗教信仰，分属不同种姓——这与国家都无关……我们必须拥有一条基本共识，那就是我们都是这个国家的公民而且我们都是平等的……现在，我想是时候以这条共识为理念，如此你们会发现穆斯林不再是穆斯林，印度教徒不再是印度教徒，不再是宗教意义上的，因为那不过是个人信仰，而在政治信仰上我们都是这个国家的公民。”
真纳面对的东巴基斯坦（现在的孟加拉国）和西巴基斯坦，多数是些目不识丁的农民，即使他希望召唤到新兴国家的印度穆斯林职业阶层，也并不尽是如他那样留学英国，能够接受现代民主理念的同志。真纳的讲演被视作不可信任，大批印度穆斯林仍然仅仅出于宗教理念从印度移民到巴基斯坦。真纳的诉求被忽略了，真正被听进去的只有真纳之前激情蓬勃的鼓动：建立一个不再受印度教徒支配的穆斯林国家。由此注定了巴基斯坦在独立后四年间一直在为最基本的问题吵闹不休，如何用宪法保证穆斯林不再被印度教徒统治，他们失去了国家草创时期制度建设的黄金期。
在拉什迪笔下亦如此，三个女儿本来是“在帕西裔奶妈、基督徒保姆和严厉道德的帮助下”养大的，到头来帕西裔奶妈的乳汁被稀释了，基督徒保姆的看护被遗忘了，只剩下“基本上源自穆斯林”的严厉道德。真纳的初衷被歪曲了，1947年至1951年的大移民直接导致95%的巴基斯坦公民是穆斯林（截至1951年巴基斯坦民调数据），所谓穆斯林不再是穆斯林而印度教徒不再是印度教徒的公民社会理想统统沦为海市蜃楼，一眨眼工夫消失殆尽。
历史上留下两个真纳，一个是真纳自己希望成为的真纳，带着民主国家公民社会的理想；另一个是历史上记录下的真纳，缔结伊斯兰国家巴基斯坦的伟大领袖（Quid-e-Azam）。历史腰斩了他，真纳没有挽救的余地。仅仅距巴基斯坦宣告独立不足一年的功夫，伟大领袖撒手人寰。就是这一年间，真纳已经朝不虑夕。他并未给这个新生的国家提供完整的政治，经济或者行政架构，甚至都没有完成从他到接班人列雅格特-阿里-汗的过渡，直接导致了一旦他死亡，整个政权摇摇欲坠，为军事独裁提供了可乘之机。
像许多一手争取民族独立的第三世界领导人一样，真纳一开始也集党政军三权于一身，这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或许无法避免，因为偶像崇拜本身就等同于国家认同，对第三世界国家真正重要的是不仅在于国家建设初期通过立宪将三权分封，避免独裁的可能；还在于如何让后继者获得相对的权威，保障政权稳定，避免军政府的介入。而后者，对于更多拥有军事独裁传统的亚非国家如埃及，利比亚，巴基斯坦，缅甸，泰国，越南等等，或许更为严峻。学者Shahid Javed Burki在他的著作《巴基斯坦——一个还在建造的国家》中将巴基斯坦的政权过渡与印度做对比，他指责真纳没有将制度建设特别是宪法制定留给他的继任者来进行，相反同时在印度，尼赫鲁很早就开始接替相关要务，也并不需要等到甘地死后才接任总理。甘地生前就帮助尼赫鲁面对来自政敌的挑战并树立权威然而真纳却什么都没有做到。
无怪乎拉什迪笔下老沙克尔的三个女儿楚妮、慕妮和布妮继承的遗产从始至终是负面的，好像真纳先进的政治理念似乎从来没有在巴基斯坦存在过，甚至那个主张公民社会的真纳形象在巴基斯坦并没有真正存在过。三个女儿并不为父亲的亡故感到伤心，也并不操心被割据的土地和昂贵的债务，令她们费心的是建立一台升降机，代替她们完成与外界的交流。
源源不断的货品通过升降机运入大宅，微妙的问题在于“她们如何付钱”。“还是把话说白吧——她（女仆）到当铺去……在夜幕掩护下，按照指示，不久便来到升降机前，评估他所见的升降机里的物品的价值，然后按市价约8.5%买下这些不可赎回的珠宝，并当场把现金送到寂静的大宅里去。即将诞生的奥马尔•海亚姆•沙克尔的三位母亲，就这样把她们仅剩的资本——过去，拿来采购未来。”
升降机在此也成为一个特定的隐喻，埋藏着拉什迪对于英殖民政府的控诉。在长达近200年的殖民统治期间，巴基斯坦的经济模式完全被扭曲。为了低价向英国殖民政府倾销，巴基斯坦以发展种植业为主，工商业发展迟缓，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独立以后，同样由于国家产生初期缺乏经济方面的长远规划，后期的政权交替又无法提供任何意义上的制度保障，独立后的巴基斯坦常常变本加厉，政治领导人为了寻求政权合法性以经济发展混淆民主法制建设，借此平息民众对独裁政府的愠怒。为了让民众看到账面上的体面数字，巴基斯坦仍然如殖民时期一样做着赔本生意，虽独立却未断奶，长期依赖对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黄麻出口以换取外汇或者外债，国内产值发展迟缓。与西方国家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也常常迫使巴基斯坦领导人陷入自相矛盾的僵局，从而又为动荡的政局增添几多暴风骤雨。
不过楚妮、慕妮和布妮三姐妹不在乎外债，如当权者一般镇定自若，她们还要用一场派对来庆贺她们的“破产”，这一切都类似于巴基斯坦1956年狂欢般的建国，而此时的巴基斯坦已经经历了一位前总理的被刺身亡，第一次印巴战争和一位军队领导人的上台执政。国家范式夭折，民主成果被吞噬，果不其然，才过2年，曾经担任过将军的首位巴基斯坦总统伊斯坎德尔•米尔扎宣布废除宪法，实行首部军事戒严法，紧接着陆军总参谋长阿尤布-汗接任总统，实施巴基斯坦独立后的首个军事独裁，历史真正地倒退了。
2．被利用的宗教信仰
在那场狂野的派对以后，楚妮、慕妮和布妮三姐妹再也不用“靠制造秘密语言和幻想男人脱光光是什么样子来取乐”了，因为她们中的一个已经怀孕。她们做出了一件只有女巫才做得出的事情，三个人同时“假扮怀孕期的各种症状，只要其中两人装出个什么模样，第三个就会照做。”
有评论家认为这三姐妹就是莎士比亚名剧《麦克白》中三女巫的化身，她们所能给男性主角的都是负面的力量。然而，《麦克白》中的三女巫长着胡渣，被抹去女性的特征，这三姐妹在派对前却是活脱脱的贞女，贞节到难以置信——“她们在发育期，会把生殖器想象成洞口，好让她们把乳头舒舒服服塞进去。”这种贞节某种程度上是家族的传承，别忘了老沙克尔过了18年的鳏夫生活，当然和老沙克尔对于她们的禁锢也不无关系，这种禁锢是伊斯兰式的。
可是拉什迪从来没有真正认可这符合古兰的教义，叙述者也一再质疑三姐妹的宗教身份。原因在于她们共同“受孕”，“怀胎”接着“产下”的男婴——奥马尔•海亚姆根本没有接受伊斯兰的信仰。
“拒绝在你的耳边低声说出真主的名字。”
“绝对没有给你剃头。这么黑的漂亮头发，没有人在我眼皮底下剪这头发，绝没有。”
“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允许切除这包皮。哪有这样的事？这可不是剥香蕉皮。”
奥马尔•海亚姆绝不是信徒，他却依然过着三个母亲那样被禁锢的生活，唯一的娱乐是拿着望远镜到处窥视，无论承认是教徒与否，他和母亲的共同根源在于老沙克尔的伊斯兰道德教育。我们还看见被禁锢的生活一再在小说中人物的身上不断重复，并且以伊斯兰的名义，譬如毕奎斯，海德将军的妻子。“多达40个女人簇拥在女家长巴里亚玛威严而细小的影子周围……女人们正在等待男人们进来。”
联合家庭的方式名义上似乎在维护女人的尊严和名誉，实际上恰恰相反。“谁知道找她的就是她真正的丈夫呢？谁会投诉呢？……也许叔叔跟侄女、哥哥跟弟弟的老婆，我们永远不知道孩子的真正爸爸是谁！”圣洁的联合家庭实质上和红罂粟般羞耻的楚妮、慕妮和布妮狂野派对相差无几，以伊斯兰的名义欺世盗名。
1956年巴基斯坦终于通过了第一部宪法，并立宪成立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宣布真主安拉统治一切。在论争多年以后，巴基斯坦还是认定，伊斯兰化是保障穆斯林永远不会被印度教徒统治的最佳方法。之后每一任领导人不无例外都用伊斯兰教做文章，从阿里•布托的伊斯兰社会主义到齐亚•哈克的全面伊斯兰化，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宗教在这个国家有着实质的政治用途，纵使那些用途早已背离了信仰本身。
第一个政治用途就是塑造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真纳原本的意图是建立一个穆斯林不再受欺压的民主国家，虽然他的理想是政教分离，伊斯兰教只充当民族独立时的动力而已。可惜一旦独立，这所谓的动力就不再单纯。巴基斯坦从没有建立过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族或国家的身份。且不论穆斯林内部派系纵横，仅仅是其换血一般的大量移民涌入及涌出还有地方与中央的分庭抗礼就足以将巴基斯坦推向分崩离析。
1947年至1951年发生在巴基斯坦和印度的是举世罕见的大移民，巴基斯坦流出6百万人口同时迎来8百万印度难民。难民和原住民有着天壤之别，难民中不乏剥落的精英阶层，尊崇民主，真纳和他的继任者列雅格特-阿里-汗便是其中的代表。移入巴基斯坦以后，他们希望宗教与政权并无关联，而且有别于巴基斯坦传统的农业经济，他们更愿意发展私有经济。
《羞耻》一书中典型的有三个印度难民的代表，一是年轻时期影响过奥马尔•海亚姆的校长爱德华多•罗德里格斯，他甘愿承担奥马尔纵欲的结果带着怀孕的女学生法拉•索罗亚斯德远走高飞。奥马尔并不领情，他将法拉的选择视作水性杨花，“一个女人愿意跟一个，就愿意跟两个。”奥马尔的逻辑合理化伊斯兰世界对女性的禁锢，而这逻辑其实质等同于殖民时期的强盗逻辑，因为这地方落后，我们应该占领它。另外两个分别是毕奎斯以及她的父亲穆罕默德。穆罕默德开电影院，因为在巴基斯坦争取独立的敏感时期同时播放有损印度教与穆斯林的电影而被两边的教徒引爆炸弹烧毁了电影院，毕奎斯赤裸裸地逃走，只有脸上的披巾还没有被风吹走。毕奎斯为赤裸的身体而羞愧，丈夫的原住民娘家却更愿意信奉古老的教义——“幸好，你脸上的披巾没有被吹走。”家族成员间相互传递着这个羞耻的故事，似乎如此便能净化血统，毕奎斯只能容忍这自欺欺人的手段，包括容忍她们肮脏的猪圈似的联合家庭交配模式。
就如书中所揭示的，移民带入的先进理念一步步软化在原住民强大而倔犟的教条主义之下。正如真纳死后，列雅格特-阿里-汗在党政军三股势力中只勉强继承了其中一支——穆斯林联盟的领袖，这也仅仅维持到1954年，经过1954年至1957年领袖地位的摇摆，1958年这个职位正式被本土的地主及宗教领袖接替。所谓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也逐渐被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所取代。
同样妨碍巴基斯坦拥有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是地方与中央不可调配的利益纠葛。巴基斯坦实际上分为四个大省，旁遮普省、信德省、西北边境省和俾路支省。1971年孟加拉国宣布独立前东巴也是巴基斯坦的一大省，与西巴基斯坦之间隔着一个印度。这些省份不仅操不同语言，其中还有一极其特殊的省份——旁遮普，巴基斯坦军队中大部分人都来自于这个省，在这个军队地位如此特殊的国家，中央的势力自然也向旁遮普倾斜。《羞耻》中也提及海德将军几次率军镇压地方叛乱，手段严酷，杀害政敌和参与政治运动的青年学生，一个被害者就是奥马尔年轻的弟弟。在巴基斯坦的其他省份看来，军队镇压叛乱不仅是国家机器的暴力，还是旁遮普一省对其他省份的入侵与占领。地方与中央之间的紧张关系可想而知。这种剑拔弩张的情况下，侈谈民族认同是荒唐的。
伊斯兰教对巴基斯坦政客们的另一大吸引力在于宗教往往可以帮助他们寻找到独裁政权的合法性。小说的两大家族伊斯坎德•哈拉帕与拉扎•海德分别影射阿里•布托与齐亚•哈克。叙述者不止一次嘲讽海德将军的宗教信仰，他一天跪拜六次是并非出于虔诚，而是由于头生子夭折，他乞求儿子的投胎转世。虔诚可以说是历史上的齐亚•哈克总统最重要的标签之一，他常常以跪拜的姿势出现在电视广播上，额头还因为跪拜留下了“英雄的疤痕”。摘掉齐亚•哈克的虔诚，好像就是摘取他的军帽，民众要忍俊不禁的。宗教信仰为何对齐亚•哈克如此重要？小说的情节暗合了历史，海德将军最初为伊斯坎德•哈拉帕提拔，接着在一次政变中囚禁时任总理的哈拉帕，宣布宵禁。比起他的前任，海德将军既不是民选领袖，也远非宗教领袖，虽然他和当时巴基斯坦的宗教长老毛拉•大乌关系良好（暗指巴基斯坦原教旨主义团体Jamaat-i-Islami）。留给海德将军唯一的退路是变成虔诚的教徒，争取合法的宗教身份。历史上齐亚•哈克就是如此做的，他需要的合法性更为迫切。1977年7月5日他发动政变取代阿里•布托时曾信誓旦旦地说：“我想明明白白地澄清我和军队都没有任何政治野心。我的唯一目的是保证今年10月举行的大选顺利并且公平。”好景不长，就像《羞耻》中暗示的，海德将军秘密会见软禁狱中的伊斯坎德•哈拉帕，哈拉帕用最恶毒的脏话辱骂海德将军，使得海德将军更改了初衷。这或许是拉什迪有意的笑谑，把两位巴基斯坦举足轻重的政客描摹成两个幼稚的男孩，相似的情节也用来解释两人的交恶，为了夺抢有夫之妇平奇•奥朗吉布。根据曾担任巴基斯坦军方高官的阿瑟卡•汗（M. Asghar Khan）的记录，那天的秘密会谈阿里•布托只提醒了齐亚•哈克一句，即按照国家宪法，任何违反宪法以武力推翻政府的人可判死刑。齐亚•哈克清楚释放布托意味着什么。他也不再敢冒险进行大选（布托夫人领导的巴基斯坦人民党声势浩大），而是篡夺权力成为实实在在的独裁者。他运用全面伊斯兰化为自己的政府做伪装，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多神信仰、多党派是格格不入的，于是他适时地废除任何参选政党的存在，他也借此丑化西方的民主政治，执政党与反对党的共存以及选举制度。他的伊斯兰化还涵盖了立法，经济，刑法，教育等方面。但如《羞耻》中的海德将军，齐亚•哈克不过一个带着宗教面具为自己服务的政客罢了。他因惧怕法律对自己政权的危害，不仅修改宪法，甚至还想法子将伊斯兰法律死灰复燃，“绞死”阿里•布托后，他又担心伊斯兰法律也有将自己赶下台的危险，于是索性将自己信手拈来的军事制裁置于伊斯兰教义之上，好让自己稳若泰山。
宗教被政客利用在巴基斯坦并不鲜见，阿里•布托也这么干过。在拉什迪眼里，他的民主与齐亚•哈克的独裁紧密相连，甚至就是巴基斯坦政治的手心与手背。 “他（伊斯坎德•哈拉帕）的舌头是如此能言善辩，或许得力于卡丹先生的服装设计天才，好像竟没人想起伊斯基本人的身份，也即他是信德一块油润厚肉的地主……”阿里•布托的民主自诞生之日起就是虚伪的，然而民众正如他自己所说，是“需要愚弄的”。他的政党是由他挥霍不尽的家族财产组建而成的，只代表他个人的利益，人民会错了意；他在美国为东巴独立的落泪被国民视为民族良心，他卸下叶海亚•汗政府里的职务巡游全国讲演，向人民许诺给予他们土地和水井，人民便相信了他。由不得不信，在这个民主水土不服的地方民主还是个新东西，以前的领导人正眼都不会瞧穷人一眼，至少阿里•布托尊重民众。民众在卑贱的位置待久了，一个带有“性感丰满双唇”的微笑，一副磁性的嗓音，足以让他们感恩戴德。学者Shahid Javed Burki指出，阿里•布托的这种伎俩，只不过是模拟第三世界的许多前辈领导人，卡斯特罗，贝隆等等，但在巴基斯坦人们还没见过，所以这招管用。这也不难解释为何在第三世界独立之初名义上的民主往往最后转向了独裁，因为民众并不理解民主的真正内涵，民主需要与法制配套，在巴基斯坦，立法权仍然没有被分割，于是一旦政府获得合法性，民众很难将其驱赶下台。在位的阿里•布托也并没有完全暴露他的狐狸尾巴，他还在处处详装，继续愚民，比如利用《古兰经》宣扬人人平等及社会正义的教条充实他所推行的伊斯兰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为了增加自己的民众支持率。而他推广所谓符合伊斯兰教义的工人福利，土地改革等实际上从来没有真正实施过。
这是巴基斯坦政治的致命弱点，每个领导人都只为追逐个人利益而努力，利欲熏心，不断用伊斯兰教义粉饰自己，从不计较国家和民众的利益。事实上，正如学者阿妮塔•威斯（Anita M. Weiss）所言，应当计较的不是政策是否符合伊斯兰教义，而是政策是否有助于巴基斯坦的经济建设。巴基斯坦一次又一次偏离了重点。
拉什迪不仅揭露了政客的自私与无耻，还揭露了这种自私与无耻所导致的后果。根据巴基斯坦一民调数据，妇女文盲率在齐亚•哈克推行全面伊斯兰化后再次急速上升，然而《古兰经》确是主张妇女受教育的，如此妇女可以将《古兰经》教给孩子。《羞耻》中最显白的例子是海德将军的大女儿苏菲亚•奇诺比亚由脑炎（某种程度上象征着父亲的施压）导致大脑发育迟缓，然而她会为她生活的周围感到羞耻，而她表里不一的父亲显然不会。因为全面伊斯兰化，国家与家庭储蓄的重要意义被削弱，因为《古兰经》并不鼓励储蓄，本就长期仰仗外债的巴基斯坦压力更大；也因为同样的理由，虽然计划生育被认为是不符合宗教信仰的，但全面伊斯兰化只会助长民众疯狂生育的念头。我们看到了拉什迪在小说中的嘲讽，海德的二女儿“好消息”不可抑制的生育，第一年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第二年是三胞胎，虔诚的海德将军紧张兮兮地跟女婿开玩笑：“孩子，5个外孙足够了，也许你太尽职了。”后一年是四胞胎，接下来是5个……正好是一个等差数列。事实上巴基斯坦确实面临着严峻的人口压力，1971年人口是六千二百万，1981年足足增长了两千万。更重要的是，宗教信仰与民族身份混同是极端危险的，在齐亚•哈克执政的11年间，宗教矛盾迅速激化，恐怖组织激增，以圣战为名的恐怖袭击不断，不仅在巴基斯坦边境地区，影响辐射整个阿拉伯世界，拉什迪也预见了，海德将军将为自己宣扬的暴力美学付出代价。
3．不可避免的暴力反抗
如果说奥马尔•海亚姆是羞耻的化身，那么苏菲亚•奇诺比亚毫无疑问就是羞耻的化身，她出生时因下身肿胀而被父亲海德将军当成是期盼已久的男婴，第一次脸红，然后她“在这个世界只要被别人注意，就会失控地脸红。”叙述者相信，“她也为这个世界而脸红。”小说的高潮降临在一场羞耻与无耻的联姻，奥马尔•海亚姆要娶低能儿苏菲亚•奇诺比亚。
叙述者怀疑奥马尔的真心，这个身形肥硕，口无遮拦，放浪形骸的家伙如何有真心，况且他的弟弟前不久刚被海德将军率军杀害。“上一回恨得咬牙切齿”，“这一回爱得死去活来”。大苏菲亚31岁的奥马尔渴望这个低能少女的肉体，也渴望海德将军的权力。这是个天赐的良机，他以为苏菲亚•奇诺比亚毫无反抗力，也毫无决定权，奥马尔的前程似锦，就如这个少女的处子之体一般在他眼前闪耀，任凭他为所欲为。
《羞耻》中的女性角色总是惹人怀疑，所有的女性都被塑造成听凭宰割的草芥形象，拉妮多年来忍受丈夫伊斯坎德的处处留情，唯一的抗议是留下18条围巾。这个形象类似史诗《奥德修斯》中伟大智者的妻子，女人的智慧在弱者的年代只能凝结为象征性的反抗，奥德修斯妻子的织布拆了又织，以便拖延时间等待丈夫的归来，拉妮的丈夫已经死了，她的围巾诉说的却是有关丈夫的真相。在巴基斯坦，除了真纳被称为“伟大领袖”外，只有阿里•布托荣膺相似的殊荣，直至今日，他在千千万万巴基斯坦民众的内心依然留有不可撼动的位置。如前所述，他是第一位民选总统，无论这种民主是否有悖民主实质。他留给人们的侧影是铁汉柔情，是为民请命，也是鞠躬尽瘁。齐亚•哈克对他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审判更使得原本向理性倾斜的天平再一次倾向有利于布托家族的同情一端。可以想象，阿里•布托的绞刑在巴基斯坦民众心中所掀起的惊涛骇浪，布托之死已经不再能够为他盖棺论定，而是把齐亚•哈克的政治野心以及巴基斯坦长久存在的领导人僭越法律程序的传统昭然若揭。对于后者的忌恨逐渐融入对于布托家族的同情与崇拜，因而不难理解布托家族为何能够一次又一次重回巴基斯坦历史舞台，然而这种夹杂在选举程序中的感情依然是不理智的，就像当年民众对阿里•布托一面之词的信赖一般，民众看不到背后的真相。
拉妮留下的18条围巾或许以历史见证者的身份在无言诉说——《不知羞耻的伟人伊斯坎德》。他过着东方沙皇般糜烂荒淫的生活，他向被他置于牢狱之中的政敌动用酷刑，他对民众满口谎言，他操纵选举，他的核计划是一场国际阴谋……没有用，伊斯坎德忠诚的女儿“铁裤处女”不相信母亲，她更愿意倒向对父亲的崇拜。“铁裤处女”形象是拉什迪笔下漫画化的贝•布托，她是仅有的刚强的女性角色，因为她为自己的性别感到羞耻。后来历史上的贝•布托果然继承乃父风范，登上政坛，掀起腥风血雨。她的两次下台都是因为腐败问题，她兄长被公开谋杀就发生在她担任总理期间的巴基斯坦土地上。即便如此，巴基斯坦民众仍然对布托家族寄予厚望，希冀他们中的后继者能够拯救国家。政权在家族中借尸还魂在南亚国家并不鲜见，甚至可以说非常普遍，印度的尼赫鲁-甘地家族亦如此。像一个错误的自动贩售机，民众放进去的明明是他们对于民主的期盼，掉出来的却成了家族内部政权的垄断。这使得原本就举步维艰的民主进程在南亚国家更加困难重重。正如贝•布托的侄女法蒂玛•布托所言，巴基斯坦政治问题的核心，在于缺少一种真正的民主文化，执政成了一种权力觊觎者们你争我夺的“旋转座椅游戏”；“整个国家成为极少数人的人质，他们将政治当成了家族生意。我们应当开放这个比赛场，这就是我不参选的原因。”
《羞耻》中，女性的声音是细微的，不具有影响力，似乎已经不止在描摹全面伊斯兰化女性的必然转向，也被用来比喻知道真相的少数民众的声音，他们领受了羞耻，然而却没有办法表达。拉妮如此，海德那位恐惧热风吹走身上衣服的妻子毕奎斯如此，被伊斯坎德抛弃的那位饲养218只火鸡聊以安慰的情妇平奇•奥朗吉布也如此。她们没有尝试实质性的反抗，而是随波逐流，听任巴基斯坦的“强人政治”。唯一的不同在苏菲亚•奇诺比亚身上，她日日积累的羞耻最终促成了她从美女向野兽的转变，这种来自弱势群体的暴力反抗是无可避免的。
苏菲亚•奇诺比亚首次施暴的对象是218只火鸡，“就凭她那双小手，撕下火鸡的头，伸入它们的身体，通过脖子把内脏取出来。”血淋淋的现场把她的家人吓得魂不守舍，拉扎•海德先说话，“用一种既带有赞赏又含有恶心的声音”，“这孩子哪里来的力量？”海德赞赏的是苏菲亚体内原本是儿子才拥有的力量，这使苏菲亚有别于其他女性的特征，其他女性都是被伊斯兰丈夫定义了的女性，服从，柔弱，唯唯诺诺；苏菲亚则不然，她的脑炎毁坏了她接受愚昧思想的官能，而她健全的心智促使她对羞耻更加敏感。
奥马尔•海亚姆与苏菲亚•奇诺比亚结婚后，奥马尔并没有如自己所说的那样痴恋苏菲亚，他连碰都没碰她。阿丫沙巴诺代替新娘行使所谓的妻子的义务，苏菲亚被丈夫与女仆的震动羞得整夜整夜合不上眼，她的羞耻必须找到发泄的出口。“她躺下来，沙巴诺承担过去的责任，终于落到苏菲亚身上。4个丈夫来了又去。4个人进去出来，然后，她的双手伸向第一个男孩的脖子。其他人呆呆站着轮候。那些头颅被高高抛起，没入零碎的云里；没有人看见它们掉下。她起来，回家。睡觉。野兽退下。”
有评论家认为，这里的4个丈夫是伊斯兰传统准许男人娶4个老婆的反讽。4在这里或许还有其他意味，叙述者在《羞耻》中一次又一次举到巴基斯坦或者其他亚洲女孩遭遇男孩暴力的事件。有的甚至没有和男孩发生任何事情却被自己的亲身父亲杀害了，有的在地铁里被一群十多岁的白人男孩强暴而不敢吭声。这种悲剧在齐亚•哈克当权期间被合法化了，齐亚•哈克颁布伊斯兰律法裁决一切通奸行为，裁判女子很容易，比如未婚少女失去了处子之身或者怀孕，然而裁判男子要艰难得多。如要判决一个男人强奸罪成立，需要4个品德高尚的伊斯兰教男性信徒作为证人。大家都在质疑，如何在这4个品德高尚的男士在场，另一个男人还可以顺理成章地行凶？《羞耻》中拉什迪做了戏拟，一个女人对4个男人的行凶，苏菲亚•奇诺比亚也无需负责。
以暴易暴，似乎是原始社会的逻辑，但在全面伊斯兰化的巴基斯坦这种逻辑在刑法上也顺理成章，“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们也可以使用所谓的“血钱（Blood Money）”，支付被谋杀的生命换来自己的脱罪，当然这一些都取决于犯案者是谁，裁决者又是谁。独裁政府最恐怖的一点在于宪法也可以由总统朝令夕改。海德的女儿自然不用服刑。于是，这种罪恶、暴力如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让海德无法收拾。
拉什迪在这里的讽刺是显白的，这种暴力反抗是与政府作为相辅相成，齐亚•哈克将为他推行的全面伊斯兰化而付出代价。《羞耻》一书出版的时候，齐亚•哈克仍然当权，距离他1989年那场光怪陆离的飞机失事尚有时日，不过拉什迪已经预言了他的死亡。直到那天，那头他的女儿苏菲亚衍变成的白豹再也不能被他掩饰或者被他推给由伊斯坎德家族后人建立的恐怖组织，那头白豹已经进入首都。奥马尔带着海德一路潜逃，奥马尔唯一想到的藏身点就是他度过幽闭童年的那栋城堡，而那里，三位母亲正期冀着为他们死去的儿子复仇。似乎又走进了《麦克白》的套路，内心的邪恶由三个女巫点燃，最终的丧命也由三个女巫预言，终结海德的必须是这三姐妹。“拉扎•海德赤条条站在升降机里，身边是毕奎斯的尸体。三姐妹走向墙上一道活板：按钮开关控制杆”，“那暗藏的活板弹回去，一把把18寸的死亡之刀切入拉扎的身体，把他斩成碎片，染红的刀尖从他的眼球、喉核、肚脐、腹股沟、嘴等地方露出来。他的舌头被一把横刺而过的刀干净利落地切下，掉在他胸前。他发出奇异的咔嚓声；颤抖；凝固。”
既然官方行使暴力无需负责，那么民众实施暴力也应当免除责任，这成了巴基斯坦恐怖的逻辑——“是因为想到自卫不算违法。还有，你一定也会同意，复仇是甜美的。”三姐妹如此向海德解释。在某种程度上，巴基斯坦层出不穷的暴力事件是由政府一手造成的，全面伊斯兰化加深了宗教的非理性情绪，独裁政府对宪法的僭越导致民众无法通过合法手段寻求正义。于是民众也与政府一样，利用起宗教武器赋予自己的暴力行为以正当性。在他们眼里，政府本来就是最大的恐怖组织。即使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巴基斯坦也算是个极端个案，多名前总理被谋杀，暗杀，或者不顾国际社会的声援而被独裁政府判为绞刑。有人将巴基斯坦的政局与印度的政局作比较，很多印度领导人执政时也有可指摘之处，但纵使他们下台，印度民众仍然敬仰他们，无论是尼赫鲁还是英迪拉•甘地；然而在巴基斯坦情况却恰恰相反。拉什迪自己也谈到过这个问题，他不无感叹地说：“印度的穆斯林是极其特殊的穆斯林。”在印度，至少有一点政府处理得非常小心，印度民众的个人信仰与政治信仰泾渭分明。你可以看见印度教徒，穆斯林，拜火教徒，锡克教徒等等，但他们同时接受自己是印度人，且不论印度人这个身份是否模糊，那是后话；至少印度公民心中清楚，宗教信仰是个人自由。或许基于这个理由，事实上印度的穆斯林在人数上超越了巴基斯坦，并且只有在政府推行带有强烈的偏袒一方的民族政策时，民族危机才有可能爆发。这恰恰是巴基斯坦的问题，虽然穆斯林占据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口，但宗教信仰替代不了国家认同，也替代不了民主法制，强行将一切宗教化的暴力统治只会相应地产生暴力，正如《羞耻》全书的结局——真正的宗教审判日。
“法官也不能豁免受审判”，白豹终于爬上新婚之床，将老迈的丈夫撕成碎片。“接着是爆炸声，冲击波摧毁大宅，她燃烧的火球尾随冲击波，像大海一样滚向天边；最后是那团云，它升起，扩散，悬挂在现场的虚无之上，直到我再也看不到再也不在那里的东西；那团寂静的云，状如一个灰白、无头的巨人，一个梦的形影，一个鬼魅，抬起一只手臂，作出告别的姿态。”
这个血腥残忍的结局自然是骇人的，好像全书的基调，但倘若巴基斯坦没有办法走出伊斯兰化独裁的怪圈，恐怖封闭仍将是巴基斯坦留给世人的唯一印象。
结语
《羞耻》开篇不久叙述者跳出来说了这样一段话：“这部小说中的国家，并不是巴基斯坦，或者说不完全是。有两个国家，真实的和虚构的，占据着同一个空间，或几乎同一个空间。我的故事、我的虚构像我自己一样，存在于从一个纤小的角度看现实的位置。我发现这种远离中心的位置是必要的，当然，它的价值可以商榷。我的看法是，我写的不只是巴基斯坦。”
确实，发生在巴基斯坦的一切又不只发生在巴基斯坦。伊斯兰世界的很多国家都可以在巴基斯坦身上照出镜子来，民主与法制的落后，军事独裁三番五次的介入，发生在2011年全年的中东危机某种程度上就是这种模式的危机。卡扎菲身上既有阿尤布•汗又有阿里•布托的影子，闭关发展核武器掩盖不了国内危机了，就将希望寄托在西方国家身上，修补关系出卖石油换来经济发展向民众交代，然而长期以来的钱权垄断太久了，他的悔过也来得太迟。问题是独裁者死后如何，国家和民众要何去何从？
推倒重来，每个中东国家都宣布进行大选，问题是选上来的会不会又是戴着假面具的阿里•布托？纵然历史重来，阿里•布托下台，上台的会不会又是那个彬彬有礼，口蜜腹剑的齐亚•哈克？民众怨恨了，难道让他们再掉转枪头，跪拜在布托家族绵延千里的土地上？政治进程像抛绣球一样在虚假的民主与无耻的独裁之间传递，有时候他们甚至背地里结为姻亲，民众一次次被赶出门外，大门紧闭。
何去何从，不是文学作品的责任，小说只负责抛出问题，不负责解答。小说对巴基斯坦走向悲观的预言就是警醒。叙述者怀着质疑的口吻干预叙述也是拉什迪的惯用手法，拉什迪常常说，他最欣赏英国社会的一点就是那里容许有不同真理，不同声音并存。他在小说中也同样希望读者能够看到不同真理，这也正是巴基斯坦所缺失的。小说中流淌着窸窸窣窣的流言，流言并不是真理。在巴基斯坦，流言往往被后一位独裁者用来推翻前任，阿里•布托对叶海亚•汗，齐亚•哈克对阿里•布托皆是如此。齐亚•哈克利用民众的声音“先厘清真相，再进行大选”几次三番拖延他允诺的选举，后来民众终于知晓了，他从来没有打算组织大选。巴基斯坦民众没有得到真相，阿里•布托是神是鬼，都凭当权者一人裁决，由此你可以理解他们直到今天对于布托家族两极分化的感情，有人崇拜有人憎恨。同样的，面对信仰，他们没有办法理性，因为理性的前提也建立在得知真相的基础上，盲人只能拄着自己的拐杖四处乱敲，摸索方向。政府给他们灌入的是一股股浓烈奔放的宗教热情，非理性的宗教热情只能转化为暴力，而这暴力也只有两个出口，要么顺应政府的高压统治，要么颠覆政府的恐怖袭击，两个出口都要见血封喉。
至少拉什迪告诉了我们另一种真相，无论这种真相是否为巴基斯坦民众所接受。但不同声音，不同思想的兼容确实是伊斯兰这个以一神崇拜为传统的世界需要接受的新事物，只有如此，极端情绪才有可能被释放，暴力冲突有可能缓和；也只有如此，理智的判断才有可能恢复，那些林林总总打着民主名义实则维护个人利益的反对党不会被迎接为西方式的民主；也只有如此，推行宪法的人不会同时是制定宪法的人，民众真正有机会通过法律监督他们选举出的领导人。
——解读《羞耻》的政治隐喻
文/钱佳楠
（本来是一杂志的约稿，后因友邦原因不能发表。）
萨尔曼•拉什迪在与君特•格拉斯的对谈中问起战争留给后者的创作影响，格拉斯坦言，战争就像一把砍刀，把他祖国身上的一块肉活生生地砍了下来。拉什迪也感慨万千，“对于您曾经是但泽的那部分，对于我而言现在只有巴基斯坦与印度之间的裂痕。”
这种裂痕并不是以皮开肉绽的方式在《羞耻》中揭开，而是被无数双布满油污的手小心翼翼地遮挡掩盖，指缝里流出的却全是窃窃私语。于是，与《午夜之子》所展现的那个狂乱斑斓的印度不同，《羞耻》中的巴基斯坦是阴郁狭隘的。拉什迪却不讳言多元开放与恐怖封闭正是这两个国家留给他的全部印象。
1．夭折的国家范式
不可否认，小说主人公奥马尔•海亚姆整个就是巴基斯坦的隐喻，没有父亲，封闭，纵欲，痴肥，无耻，每个标签都是对巴基斯坦文明的深刻批判。这些还得从他诞生之前早已存在的家族传统说起。
小说从奥马尔•海亚姆的外祖父，老沙克尔的死亡讲起。老沙克尔已经做了18年的鳏夫，在他的最后岁月里，他“反复宣泄他一生对故乡的仇恨”，幽闭在他“那座城堡似的高耸大宅里”。老沙克尔咽气前，他养育大的三个女儿穿着最亮丽的衣服来看他，她们唯一关心的问题是遗产，而事实证明，老沙克尔一撒手人寰留给她们继承的是连日上门的债主和骨子里的刻毒和傲慢。
不少评论家将老沙克尔，奥马尔的三个母亲以及奥马尔分别对应为巴基斯坦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即英国殖民时期，从英属印度分裂宣告独立成为英联邦自治领时期以及立宪建立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时期，这都是有道理的。在我看来，老沙克尔18年的鳏夫生活实际上就是指与国大党决裂后的穆斯林联盟（或者说真纳也不为过）固步自封的时期。
不了解巴基斯坦与印度历史的人或许很难认同在这个穆斯林人数上明显占少数的情况下穆斯林对于全权支配地位的渴望。早在公元8世纪阿拉伯军队征服印度次大陆开始，这片古老的大陆上便奠定了之后绵延近10个世纪不同伊斯兰王朝的相继统治。少数的伊斯兰教徒统治多数的印度教徒早已成为根深蒂固的传统，而这传统正是由1757年后到来的英殖民打破的。英国政府推行的“分而治之”的政策在穆斯林看来实际上就是对印度教徒的偏袒，这与1857年穆斯林不成功的军事抵抗运动不无关系。事实上殖民时期印度教徒的适应性远远强于穆斯林，大量英殖民扶植起来的印度教中产阶级留学英国，在殖民政府中占据并不算重要的一席之地，然而留学英国并进入殖民政府的穆斯林可谓少之又少。穆斯林的生存危机一触即发，这也可以解释为何1928年真纳如此决绝地要与甘地领导的国大党决裂，他认清了英国政府扶持印度教徒损伤穆斯林的态度，也预见甘地的不合作运动太过温和，争取不到他所需要的独立印度，或者争取来的印度也是由印度教徒占据统治地位，即使真纳本人在穆斯林眼里还一直被看作是太过温和的异端。如此，书中那18年的鳏夫生活被开启了。
“老沙克尔先生对这两个世界（旧镇和军营，前者是被殖民的原住民聚居区，后者是外来殖民者英吉利绅士们的聚居区）厌恶极了，多年来幽闭在他那座城堡似的高耸大宅里。大宅位于一个宽敞的广场附近，刚好跟街市和军营保持相等的距离。”真纳希求在被殖民和殖民政府之间争取一个独立国家，他嫌弃被殖民区那些“乱七八糟”的暗褐色低矮房屋，也憎恶那些白人“只可勉强称为白，甚至很灰，这得归因于石头般的炎热晒坏了他们原来已蒙上一层晦暗的皮肤，还得归因于他们习惯在正午眩目的烈日下喝浓郁的勃艮第酒，而不大理会他们的肮脏”，两个世界都是肮脏的，只有巴基斯坦是圣洁的，因为“巴基斯坦”在乌尔都语中的本义就是“纯洁的土地”。
被巴基斯坦奉为“国父”的真纳当然是伟大的，伟大的在于他的理想，而巴基斯坦的实际却距离他的理想很远。
真纳的穆斯林联盟缺少群众基础，甚至还缺少战友。真纳自己也坦言，他的穆斯林联盟与甘地的国大党不可同日而语，“穆斯林联盟，实际上只有我，我的打字机还有我的秘书”。这或许就是拉什迪笔下妖魔化的老沙克尔，在不理解的目光里，那就是个鳏夫似的隐士。
他注定不被理解，真纳早年留学英国，本意是在巴基斯坦建立西方式的民主国家。他甚至不愿将这个新兴的国家称为伊斯兰国家。在1947年8月11日的一次讲演中，真纳说：
“你们或许拥有不同宗教信仰，分属不同种姓——这与国家都无关……我们必须拥有一条基本共识，那就是我们都是这个国家的公民而且我们都是平等的……现在，我想是时候以这条共识为理念，如此你们会发现穆斯林不再是穆斯林，印度教徒不再是印度教徒，不再是宗教意义上的，因为那不过是个人信仰，而在政治信仰上我们都是这个国家的公民。”
真纳面对的东巴基斯坦（现在的孟加拉国）和西巴基斯坦，多数是些目不识丁的农民，即使他希望召唤到新兴国家的印度穆斯林职业阶层，也并不尽是如他那样留学英国，能够接受现代民主理念的同志。真纳的讲演被视作不可信任，大批印度穆斯林仍然仅仅出于宗教理念从印度移民到巴基斯坦。真纳的诉求被忽略了，真正被听进去的只有真纳之前激情蓬勃的鼓动：建立一个不再受印度教徒支配的穆斯林国家。由此注定了巴基斯坦在独立后四年间一直在为最基本的问题吵闹不休，如何用宪法保证穆斯林不再被印度教徒统治，他们失去了国家草创时期制度建设的黄金期。
在拉什迪笔下亦如此，三个女儿本来是“在帕西裔奶妈、基督徒保姆和严厉道德的帮助下”养大的，到头来帕西裔奶妈的乳汁被稀释了，基督徒保姆的看护被遗忘了，只剩下“基本上源自穆斯林”的严厉道德。真纳的初衷被歪曲了，1947年至1951年的大移民直接导致95%的巴基斯坦公民是穆斯林（截至1951年巴基斯坦民调数据），所谓穆斯林不再是穆斯林而印度教徒不再是印度教徒的公民社会理想统统沦为海市蜃楼，一眨眼工夫消失殆尽。
历史上留下两个真纳，一个是真纳自己希望成为的真纳，带着民主国家公民社会的理想；另一个是历史上记录下的真纳，缔结伊斯兰国家巴基斯坦的伟大领袖（Quid-e-Azam）。历史腰斩了他，真纳没有挽救的余地。仅仅距巴基斯坦宣告独立不足一年的功夫，伟大领袖撒手人寰。就是这一年间，真纳已经朝不虑夕。他并未给这个新生的国家提供完整的政治，经济或者行政架构，甚至都没有完成从他到接班人列雅格特-阿里-汗的过渡，直接导致了一旦他死亡，整个政权摇摇欲坠，为军事独裁提供了可乘之机。
像许多一手争取民族独立的第三世界领导人一样，真纳一开始也集党政军三权于一身，这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或许无法避免，因为偶像崇拜本身就等同于国家认同，对第三世界国家真正重要的是不仅在于国家建设初期通过立宪将三权分封，避免独裁的可能；还在于如何让后继者获得相对的权威，保障政权稳定，避免军政府的介入。而后者，对于更多拥有军事独裁传统的亚非国家如埃及，利比亚，巴基斯坦，缅甸，泰国，越南等等，或许更为严峻。学者Shahid Javed Burki在他的著作《巴基斯坦——一个还在建造的国家》中将巴基斯坦的政权过渡与印度做对比，他指责真纳没有将制度建设特别是宪法制定留给他的继任者来进行，相反同时在印度，尼赫鲁很早就开始接替相关要务，也并不需要等到甘地死后才接任总理。甘地生前就帮助尼赫鲁面对来自政敌的挑战并树立权威然而真纳却什么都没有做到。
无怪乎拉什迪笔下老沙克尔的三个女儿楚妮、慕妮和布妮继承的遗产从始至终是负面的，好像真纳先进的政治理念似乎从来没有在巴基斯坦存在过，甚至那个主张公民社会的真纳形象在巴基斯坦并没有真正存在过。三个女儿并不为父亲的亡故感到伤心，也并不操心被割据的土地和昂贵的债务，令她们费心的是建立一台升降机，代替她们完成与外界的交流。
源源不断的货品通过升降机运入大宅，微妙的问题在于“她们如何付钱”。“还是把话说白吧——她（女仆）到当铺去……在夜幕掩护下，按照指示，不久便来到升降机前，评估他所见的升降机里的物品的价值，然后按市价约8.5%买下这些不可赎回的珠宝，并当场把现金送到寂静的大宅里去。即将诞生的奥马尔•海亚姆•沙克尔的三位母亲，就这样把她们仅剩的资本——过去，拿来采购未来。”
升降机在此也成为一个特定的隐喻，埋藏着拉什迪对于英殖民政府的控诉。在长达近200年的殖民统治期间，巴基斯坦的经济模式完全被扭曲。为了低价向英国殖民政府倾销，巴基斯坦以发展种植业为主，工商业发展迟缓，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独立以后，同样由于国家产生初期缺乏经济方面的长远规划，后期的政权交替又无法提供任何意义上的制度保障，独立后的巴基斯坦常常变本加厉，政治领导人为了寻求政权合法性以经济发展混淆民主法制建设，借此平息民众对独裁政府的愠怒。为了让民众看到账面上的体面数字，巴基斯坦仍然如殖民时期一样做着赔本生意，虽独立却未断奶，长期依赖对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黄麻出口以换取外汇或者外债，国内产值发展迟缓。与西方国家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也常常迫使巴基斯坦领导人陷入自相矛盾的僵局，从而又为动荡的政局增添几多暴风骤雨。
不过楚妮、慕妮和布妮三姐妹不在乎外债，如当权者一般镇定自若，她们还要用一场派对来庆贺她们的“破产”，这一切都类似于巴基斯坦1956年狂欢般的建国，而此时的巴基斯坦已经经历了一位前总理的被刺身亡，第一次印巴战争和一位军队领导人的上台执政。国家范式夭折，民主成果被吞噬，果不其然，才过2年，曾经担任过将军的首位巴基斯坦总统伊斯坎德尔•米尔扎宣布废除宪法，实行首部军事戒严法，紧接着陆军总参谋长阿尤布-汗接任总统，实施巴基斯坦独立后的首个军事独裁，历史真正地倒退了。
2．被利用的宗教信仰
在那场狂野的派对以后，楚妮、慕妮和布妮三姐妹再也不用“靠制造秘密语言和幻想男人脱光光是什么样子来取乐”了，因为她们中的一个已经怀孕。她们做出了一件只有女巫才做得出的事情，三个人同时“假扮怀孕期的各种症状，只要其中两人装出个什么模样，第三个就会照做。”
有评论家认为这三姐妹就是莎士比亚名剧《麦克白》中三女巫的化身，她们所能给男性主角的都是负面的力量。然而，《麦克白》中的三女巫长着胡渣，被抹去女性的特征，这三姐妹在派对前却是活脱脱的贞女，贞节到难以置信——“她们在发育期，会把生殖器想象成洞口，好让她们把乳头舒舒服服塞进去。”这种贞节某种程度上是家族的传承，别忘了老沙克尔过了18年的鳏夫生活，当然和老沙克尔对于她们的禁锢也不无关系，这种禁锢是伊斯兰式的。
可是拉什迪从来没有真正认可这符合古兰的教义，叙述者也一再质疑三姐妹的宗教身份。原因在于她们共同“受孕”，“怀胎”接着“产下”的男婴——奥马尔•海亚姆根本没有接受伊斯兰的信仰。
“拒绝在你的耳边低声说出真主的名字。”
“绝对没有给你剃头。这么黑的漂亮头发，没有人在我眼皮底下剪这头发，绝没有。”
“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允许切除这包皮。哪有这样的事？这可不是剥香蕉皮。”
奥马尔•海亚姆绝不是信徒，他却依然过着三个母亲那样被禁锢的生活，唯一的娱乐是拿着望远镜到处窥视，无论承认是教徒与否，他和母亲的共同根源在于老沙克尔的伊斯兰道德教育。我们还看见被禁锢的生活一再在小说中人物的身上不断重复，并且以伊斯兰的名义，譬如毕奎斯，海德将军的妻子。“多达40个女人簇拥在女家长巴里亚玛威严而细小的影子周围……女人们正在等待男人们进来。”
联合家庭的方式名义上似乎在维护女人的尊严和名誉，实际上恰恰相反。“谁知道找她的就是她真正的丈夫呢？谁会投诉呢？……也许叔叔跟侄女、哥哥跟弟弟的老婆，我们永远不知道孩子的真正爸爸是谁！”圣洁的联合家庭实质上和红罂粟般羞耻的楚妮、慕妮和布妮狂野派对相差无几，以伊斯兰的名义欺世盗名。
1956年巴基斯坦终于通过了第一部宪法，并立宪成立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宣布真主安拉统治一切。在论争多年以后，巴基斯坦还是认定，伊斯兰化是保障穆斯林永远不会被印度教徒统治的最佳方法。之后每一任领导人不无例外都用伊斯兰教做文章，从阿里•布托的伊斯兰社会主义到齐亚•哈克的全面伊斯兰化，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宗教在这个国家有着实质的政治用途，纵使那些用途早已背离了信仰本身。
第一个政治用途就是塑造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真纳原本的意图是建立一个穆斯林不再受欺压的民主国家，虽然他的理想是政教分离，伊斯兰教只充当民族独立时的动力而已。可惜一旦独立，这所谓的动力就不再单纯。巴基斯坦从没有建立过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族或国家的身份。且不论穆斯林内部派系纵横，仅仅是其换血一般的大量移民涌入及涌出还有地方与中央的分庭抗礼就足以将巴基斯坦推向分崩离析。
1947年至1951年发生在巴基斯坦和印度的是举世罕见的大移民，巴基斯坦流出6百万人口同时迎来8百万印度难民。难民和原住民有着天壤之别，难民中不乏剥落的精英阶层，尊崇民主，真纳和他的继任者列雅格特-阿里-汗便是其中的代表。移入巴基斯坦以后，他们希望宗教与政权并无关联，而且有别于巴基斯坦传统的农业经济，他们更愿意发展私有经济。
《羞耻》一书中典型的有三个印度难民的代表，一是年轻时期影响过奥马尔•海亚姆的校长爱德华多•罗德里格斯，他甘愿承担奥马尔纵欲的结果带着怀孕的女学生法拉•索罗亚斯德远走高飞。奥马尔并不领情，他将法拉的选择视作水性杨花，“一个女人愿意跟一个，就愿意跟两个。”奥马尔的逻辑合理化伊斯兰世界对女性的禁锢，而这逻辑其实质等同于殖民时期的强盗逻辑，因为这地方落后，我们应该占领它。另外两个分别是毕奎斯以及她的父亲穆罕默德。穆罕默德开电影院，因为在巴基斯坦争取独立的敏感时期同时播放有损印度教与穆斯林的电影而被两边的教徒引爆炸弹烧毁了电影院，毕奎斯赤裸裸地逃走，只有脸上的披巾还没有被风吹走。毕奎斯为赤裸的身体而羞愧，丈夫的原住民娘家却更愿意信奉古老的教义——“幸好，你脸上的披巾没有被吹走。”家族成员间相互传递着这个羞耻的故事，似乎如此便能净化血统，毕奎斯只能容忍这自欺欺人的手段，包括容忍她们肮脏的猪圈似的联合家庭交配模式。
就如书中所揭示的，移民带入的先进理念一步步软化在原住民强大而倔犟的教条主义之下。正如真纳死后，列雅格特-阿里-汗在党政军三股势力中只勉强继承了其中一支——穆斯林联盟的领袖，这也仅仅维持到1954年，经过1954年至1957年领袖地位的摇摆，1958年这个职位正式被本土的地主及宗教领袖接替。所谓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也逐渐被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所取代。
同样妨碍巴基斯坦拥有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是地方与中央不可调配的利益纠葛。巴基斯坦实际上分为四个大省，旁遮普省、信德省、西北边境省和俾路支省。1971年孟加拉国宣布独立前东巴也是巴基斯坦的一大省，与西巴基斯坦之间隔着一个印度。这些省份不仅操不同语言，其中还有一极其特殊的省份——旁遮普，巴基斯坦军队中大部分人都来自于这个省，在这个军队地位如此特殊的国家，中央的势力自然也向旁遮普倾斜。《羞耻》中也提及海德将军几次率军镇压地方叛乱，手段严酷，杀害政敌和参与政治运动的青年学生，一个被害者就是奥马尔年轻的弟弟。在巴基斯坦的其他省份看来，军队镇压叛乱不仅是国家机器的暴力，还是旁遮普一省对其他省份的入侵与占领。地方与中央之间的紧张关系可想而知。这种剑拔弩张的情况下，侈谈民族认同是荒唐的。
伊斯兰教对巴基斯坦政客们的另一大吸引力在于宗教往往可以帮助他们寻找到独裁政权的合法性。小说的两大家族伊斯坎德•哈拉帕与拉扎•海德分别影射阿里•布托与齐亚•哈克。叙述者不止一次嘲讽海德将军的宗教信仰，他一天跪拜六次是并非出于虔诚，而是由于头生子夭折，他乞求儿子的投胎转世。虔诚可以说是历史上的齐亚•哈克总统最重要的标签之一，他常常以跪拜的姿势出现在电视广播上，额头还因为跪拜留下了“英雄的疤痕”。摘掉齐亚•哈克的虔诚，好像就是摘取他的军帽，民众要忍俊不禁的。宗教信仰为何对齐亚•哈克如此重要？小说的情节暗合了历史，海德将军最初为伊斯坎德•哈拉帕提拔，接着在一次政变中囚禁时任总理的哈拉帕，宣布宵禁。比起他的前任，海德将军既不是民选领袖，也远非宗教领袖，虽然他和当时巴基斯坦的宗教长老毛拉•大乌关系良好（暗指巴基斯坦原教旨主义团体Jamaat-i-Islami）。留给海德将军唯一的退路是变成虔诚的教徒，争取合法的宗教身份。历史上齐亚•哈克就是如此做的，他需要的合法性更为迫切。1977年7月5日他发动政变取代阿里•布托时曾信誓旦旦地说：“我想明明白白地澄清我和军队都没有任何政治野心。我的唯一目的是保证今年10月举行的大选顺利并且公平。”好景不长，就像《羞耻》中暗示的，海德将军秘密会见软禁狱中的伊斯坎德•哈拉帕，哈拉帕用最恶毒的脏话辱骂海德将军，使得海德将军更改了初衷。这或许是拉什迪有意的笑谑，把两位巴基斯坦举足轻重的政客描摹成两个幼稚的男孩，相似的情节也用来解释两人的交恶，为了夺抢有夫之妇平奇•奥朗吉布。根据曾担任巴基斯坦军方高官的阿瑟卡•汗（M. Asghar Khan）的记录，那天的秘密会谈阿里•布托只提醒了齐亚•哈克一句，即按照国家宪法，任何违反宪法以武力推翻政府的人可判死刑。齐亚•哈克清楚释放布托意味着什么。他也不再敢冒险进行大选（布托夫人领导的巴基斯坦人民党声势浩大），而是篡夺权力成为实实在在的独裁者。他运用全面伊斯兰化为自己的政府做伪装，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多神信仰、多党派是格格不入的，于是他适时地废除任何参选政党的存在，他也借此丑化西方的民主政治，执政党与反对党的共存以及选举制度。他的伊斯兰化还涵盖了立法，经济，刑法，教育等方面。但如《羞耻》中的海德将军，齐亚•哈克不过一个带着宗教面具为自己服务的政客罢了。他因惧怕法律对自己政权的危害，不仅修改宪法，甚至还想法子将伊斯兰法律死灰复燃，“绞死”阿里•布托后，他又担心伊斯兰法律也有将自己赶下台的危险，于是索性将自己信手拈来的军事制裁置于伊斯兰教义之上，好让自己稳若泰山。
宗教被政客利用在巴基斯坦并不鲜见，阿里•布托也这么干过。在拉什迪眼里，他的民主与齐亚•哈克的独裁紧密相连，甚至就是巴基斯坦政治的手心与手背。 “他（伊斯坎德•哈拉帕）的舌头是如此能言善辩，或许得力于卡丹先生的服装设计天才，好像竟没人想起伊斯基本人的身份，也即他是信德一块油润厚肉的地主……”阿里•布托的民主自诞生之日起就是虚伪的，然而民众正如他自己所说，是“需要愚弄的”。他的政党是由他挥霍不尽的家族财产组建而成的，只代表他个人的利益，人民会错了意；他在美国为东巴独立的落泪被国民视为民族良心，他卸下叶海亚•汗政府里的职务巡游全国讲演，向人民许诺给予他们土地和水井，人民便相信了他。由不得不信，在这个民主水土不服的地方民主还是个新东西，以前的领导人正眼都不会瞧穷人一眼，至少阿里•布托尊重民众。民众在卑贱的位置待久了，一个带有“性感丰满双唇”的微笑，一副磁性的嗓音，足以让他们感恩戴德。学者Shahid Javed Burki指出，阿里•布托的这种伎俩，只不过是模拟第三世界的许多前辈领导人，卡斯特罗，贝隆等等，但在巴基斯坦人们还没见过，所以这招管用。这也不难解释为何在第三世界独立之初名义上的民主往往最后转向了独裁，因为民众并不理解民主的真正内涵，民主需要与法制配套，在巴基斯坦，立法权仍然没有被分割，于是一旦政府获得合法性，民众很难将其驱赶下台。在位的阿里•布托也并没有完全暴露他的狐狸尾巴，他还在处处详装，继续愚民，比如利用《古兰经》宣扬人人平等及社会正义的教条充实他所推行的伊斯兰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为了增加自己的民众支持率。而他推广所谓符合伊斯兰教义的工人福利，土地改革等实际上从来没有真正实施过。
这是巴基斯坦政治的致命弱点，每个领导人都只为追逐个人利益而努力，利欲熏心，不断用伊斯兰教义粉饰自己，从不计较国家和民众的利益。事实上，正如学者阿妮塔•威斯（Anita M. Weiss）所言，应当计较的不是政策是否符合伊斯兰教义，而是政策是否有助于巴基斯坦的经济建设。巴基斯坦一次又一次偏离了重点。
拉什迪不仅揭露了政客的自私与无耻，还揭露了这种自私与无耻所导致的后果。根据巴基斯坦一民调数据，妇女文盲率在齐亚•哈克推行全面伊斯兰化后再次急速上升，然而《古兰经》确是主张妇女受教育的，如此妇女可以将《古兰经》教给孩子。《羞耻》中最显白的例子是海德将军的大女儿苏菲亚•奇诺比亚由脑炎（某种程度上象征着父亲的施压）导致大脑发育迟缓，然而她会为她生活的周围感到羞耻，而她表里不一的父亲显然不会。因为全面伊斯兰化，国家与家庭储蓄的重要意义被削弱，因为《古兰经》并不鼓励储蓄，本就长期仰仗外债的巴基斯坦压力更大；也因为同样的理由，虽然计划生育被认为是不符合宗教信仰的，但全面伊斯兰化只会助长民众疯狂生育的念头。我们看到了拉什迪在小说中的嘲讽，海德的二女儿“好消息”不可抑制的生育，第一年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第二年是三胞胎，虔诚的海德将军紧张兮兮地跟女婿开玩笑：“孩子，5个外孙足够了，也许你太尽职了。”后一年是四胞胎，接下来是5个……正好是一个等差数列。事实上巴基斯坦确实面临着严峻的人口压力，1971年人口是六千二百万，1981年足足增长了两千万。更重要的是，宗教信仰与民族身份混同是极端危险的，在齐亚•哈克执政的11年间，宗教矛盾迅速激化，恐怖组织激增，以圣战为名的恐怖袭击不断，不仅在巴基斯坦边境地区，影响辐射整个阿拉伯世界，拉什迪也预见了，海德将军将为自己宣扬的暴力美学付出代价。
3．不可避免的暴力反抗
如果说奥马尔•海亚姆是羞耻的化身，那么苏菲亚•奇诺比亚毫无疑问就是羞耻的化身，她出生时因下身肿胀而被父亲海德将军当成是期盼已久的男婴，第一次脸红，然后她“在这个世界只要被别人注意，就会失控地脸红。”叙述者相信，“她也为这个世界而脸红。”小说的高潮降临在一场羞耻与无耻的联姻，奥马尔•海亚姆要娶低能儿苏菲亚•奇诺比亚。
叙述者怀疑奥马尔的真心，这个身形肥硕，口无遮拦，放浪形骸的家伙如何有真心，况且他的弟弟前不久刚被海德将军率军杀害。“上一回恨得咬牙切齿”，“这一回爱得死去活来”。大苏菲亚31岁的奥马尔渴望这个低能少女的肉体，也渴望海德将军的权力。这是个天赐的良机，他以为苏菲亚•奇诺比亚毫无反抗力，也毫无决定权，奥马尔的前程似锦，就如这个少女的处子之体一般在他眼前闪耀，任凭他为所欲为。
《羞耻》中的女性角色总是惹人怀疑，所有的女性都被塑造成听凭宰割的草芥形象，拉妮多年来忍受丈夫伊斯坎德的处处留情，唯一的抗议是留下18条围巾。这个形象类似史诗《奥德修斯》中伟大智者的妻子，女人的智慧在弱者的年代只能凝结为象征性的反抗，奥德修斯妻子的织布拆了又织，以便拖延时间等待丈夫的归来，拉妮的丈夫已经死了，她的围巾诉说的却是有关丈夫的真相。在巴基斯坦，除了真纳被称为“伟大领袖”外，只有阿里•布托荣膺相似的殊荣，直至今日，他在千千万万巴基斯坦民众的内心依然留有不可撼动的位置。如前所述，他是第一位民选总统，无论这种民主是否有悖民主实质。他留给人们的侧影是铁汉柔情，是为民请命，也是鞠躬尽瘁。齐亚•哈克对他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审判更使得原本向理性倾斜的天平再一次倾向有利于布托家族的同情一端。可以想象，阿里•布托的绞刑在巴基斯坦民众心中所掀起的惊涛骇浪，布托之死已经不再能够为他盖棺论定，而是把齐亚•哈克的政治野心以及巴基斯坦长久存在的领导人僭越法律程序的传统昭然若揭。对于后者的忌恨逐渐融入对于布托家族的同情与崇拜，因而不难理解布托家族为何能够一次又一次重回巴基斯坦历史舞台，然而这种夹杂在选举程序中的感情依然是不理智的，就像当年民众对阿里•布托一面之词的信赖一般，民众看不到背后的真相。
拉妮留下的18条围巾或许以历史见证者的身份在无言诉说——《不知羞耻的伟人伊斯坎德》。他过着东方沙皇般糜烂荒淫的生活，他向被他置于牢狱之中的政敌动用酷刑，他对民众满口谎言，他操纵选举，他的核计划是一场国际阴谋……没有用，伊斯坎德忠诚的女儿“铁裤处女”不相信母亲，她更愿意倒向对父亲的崇拜。“铁裤处女”形象是拉什迪笔下漫画化的贝•布托，她是仅有的刚强的女性角色，因为她为自己的性别感到羞耻。后来历史上的贝•布托果然继承乃父风范，登上政坛，掀起腥风血雨。她的两次下台都是因为腐败问题，她兄长被公开谋杀就发生在她担任总理期间的巴基斯坦土地上。即便如此，巴基斯坦民众仍然对布托家族寄予厚望，希冀他们中的后继者能够拯救国家。政权在家族中借尸还魂在南亚国家并不鲜见，甚至可以说非常普遍，印度的尼赫鲁-甘地家族亦如此。像一个错误的自动贩售机，民众放进去的明明是他们对于民主的期盼，掉出来的却成了家族内部政权的垄断。这使得原本就举步维艰的民主进程在南亚国家更加困难重重。正如贝•布托的侄女法蒂玛•布托所言，巴基斯坦政治问题的核心，在于缺少一种真正的民主文化，执政成了一种权力觊觎者们你争我夺的“旋转座椅游戏”；“整个国家成为极少数人的人质，他们将政治当成了家族生意。我们应当开放这个比赛场，这就是我不参选的原因。”
《羞耻》中，女性的声音是细微的，不具有影响力，似乎已经不止在描摹全面伊斯兰化女性的必然转向，也被用来比喻知道真相的少数民众的声音，他们领受了羞耻，然而却没有办法表达。拉妮如此，海德那位恐惧热风吹走身上衣服的妻子毕奎斯如此，被伊斯坎德抛弃的那位饲养218只火鸡聊以安慰的情妇平奇•奥朗吉布也如此。她们没有尝试实质性的反抗，而是随波逐流，听任巴基斯坦的“强人政治”。唯一的不同在苏菲亚•奇诺比亚身上，她日日积累的羞耻最终促成了她从美女向野兽的转变，这种来自弱势群体的暴力反抗是无可避免的。
苏菲亚•奇诺比亚首次施暴的对象是218只火鸡，“就凭她那双小手，撕下火鸡的头，伸入它们的身体，通过脖子把内脏取出来。”血淋淋的现场把她的家人吓得魂不守舍，拉扎•海德先说话，“用一种既带有赞赏又含有恶心的声音”，“这孩子哪里来的力量？”海德赞赏的是苏菲亚体内原本是儿子才拥有的力量，这使苏菲亚有别于其他女性的特征，其他女性都是被伊斯兰丈夫定义了的女性，服从，柔弱，唯唯诺诺；苏菲亚则不然，她的脑炎毁坏了她接受愚昧思想的官能，而她健全的心智促使她对羞耻更加敏感。
奥马尔•海亚姆与苏菲亚•奇诺比亚结婚后，奥马尔并没有如自己所说的那样痴恋苏菲亚，他连碰都没碰她。阿丫沙巴诺代替新娘行使所谓的妻子的义务，苏菲亚被丈夫与女仆的震动羞得整夜整夜合不上眼，她的羞耻必须找到发泄的出口。“她躺下来，沙巴诺承担过去的责任，终于落到苏菲亚身上。4个丈夫来了又去。4个人进去出来，然后，她的双手伸向第一个男孩的脖子。其他人呆呆站着轮候。那些头颅被高高抛起，没入零碎的云里；没有人看见它们掉下。她起来，回家。睡觉。野兽退下。”
有评论家认为，这里的4个丈夫是伊斯兰传统准许男人娶4个老婆的反讽。4在这里或许还有其他意味，叙述者在《羞耻》中一次又一次举到巴基斯坦或者其他亚洲女孩遭遇男孩暴力的事件。有的甚至没有和男孩发生任何事情却被自己的亲身父亲杀害了，有的在地铁里被一群十多岁的白人男孩强暴而不敢吭声。这种悲剧在齐亚•哈克当权期间被合法化了，齐亚•哈克颁布伊斯兰律法裁决一切通奸行为，裁判女子很容易，比如未婚少女失去了处子之身或者怀孕，然而裁判男子要艰难得多。如要判决一个男人强奸罪成立，需要4个品德高尚的伊斯兰教男性信徒作为证人。大家都在质疑，如何在这4个品德高尚的男士在场，另一个男人还可以顺理成章地行凶？《羞耻》中拉什迪做了戏拟，一个女人对4个男人的行凶，苏菲亚•奇诺比亚也无需负责。
以暴易暴，似乎是原始社会的逻辑，但在全面伊斯兰化的巴基斯坦这种逻辑在刑法上也顺理成章，“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们也可以使用所谓的“血钱（Blood Money）”，支付被谋杀的生命换来自己的脱罪，当然这一些都取决于犯案者是谁，裁决者又是谁。独裁政府最恐怖的一点在于宪法也可以由总统朝令夕改。海德的女儿自然不用服刑。于是，这种罪恶、暴力如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让海德无法收拾。
拉什迪在这里的讽刺是显白的，这种暴力反抗是与政府作为相辅相成，齐亚•哈克将为他推行的全面伊斯兰化而付出代价。《羞耻》一书出版的时候，齐亚•哈克仍然当权，距离他1989年那场光怪陆离的飞机失事尚有时日，不过拉什迪已经预言了他的死亡。直到那天，那头他的女儿苏菲亚衍变成的白豹再也不能被他掩饰或者被他推给由伊斯坎德家族后人建立的恐怖组织，那头白豹已经进入首都。奥马尔带着海德一路潜逃，奥马尔唯一想到的藏身点就是他度过幽闭童年的那栋城堡，而那里，三位母亲正期冀着为他们死去的儿子复仇。似乎又走进了《麦克白》的套路，内心的邪恶由三个女巫点燃，最终的丧命也由三个女巫预言，终结海德的必须是这三姐妹。“拉扎•海德赤条条站在升降机里，身边是毕奎斯的尸体。三姐妹走向墙上一道活板：按钮开关控制杆”，“那暗藏的活板弹回去，一把把18寸的死亡之刀切入拉扎的身体，把他斩成碎片，染红的刀尖从他的眼球、喉核、肚脐、腹股沟、嘴等地方露出来。他的舌头被一把横刺而过的刀干净利落地切下，掉在他胸前。他发出奇异的咔嚓声；颤抖；凝固。”
既然官方行使暴力无需负责，那么民众实施暴力也应当免除责任，这成了巴基斯坦恐怖的逻辑——“是因为想到自卫不算违法。还有，你一定也会同意，复仇是甜美的。”三姐妹如此向海德解释。在某种程度上，巴基斯坦层出不穷的暴力事件是由政府一手造成的，全面伊斯兰化加深了宗教的非理性情绪，独裁政府对宪法的僭越导致民众无法通过合法手段寻求正义。于是民众也与政府一样，利用起宗教武器赋予自己的暴力行为以正当性。在他们眼里，政府本来就是最大的恐怖组织。即使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巴基斯坦也算是个极端个案，多名前总理被谋杀，暗杀，或者不顾国际社会的声援而被独裁政府判为绞刑。有人将巴基斯坦的政局与印度的政局作比较，很多印度领导人执政时也有可指摘之处，但纵使他们下台，印度民众仍然敬仰他们，无论是尼赫鲁还是英迪拉•甘地；然而在巴基斯坦情况却恰恰相反。拉什迪自己也谈到过这个问题，他不无感叹地说：“印度的穆斯林是极其特殊的穆斯林。”在印度，至少有一点政府处理得非常小心，印度民众的个人信仰与政治信仰泾渭分明。你可以看见印度教徒，穆斯林，拜火教徒，锡克教徒等等，但他们同时接受自己是印度人，且不论印度人这个身份是否模糊，那是后话；至少印度公民心中清楚，宗教信仰是个人自由。或许基于这个理由，事实上印度的穆斯林在人数上超越了巴基斯坦，并且只有在政府推行带有强烈的偏袒一方的民族政策时，民族危机才有可能爆发。这恰恰是巴基斯坦的问题，虽然穆斯林占据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口，但宗教信仰替代不了国家认同，也替代不了民主法制，强行将一切宗教化的暴力统治只会相应地产生暴力，正如《羞耻》全书的结局——真正的宗教审判日。
“法官也不能豁免受审判”，白豹终于爬上新婚之床，将老迈的丈夫撕成碎片。“接着是爆炸声，冲击波摧毁大宅，她燃烧的火球尾随冲击波，像大海一样滚向天边；最后是那团云，它升起，扩散，悬挂在现场的虚无之上，直到我再也看不到再也不在那里的东西；那团寂静的云，状如一个灰白、无头的巨人，一个梦的形影，一个鬼魅，抬起一只手臂，作出告别的姿态。”
这个血腥残忍的结局自然是骇人的，好像全书的基调，但倘若巴基斯坦没有办法走出伊斯兰化独裁的怪圈，恐怖封闭仍将是巴基斯坦留给世人的唯一印象。
结语
《羞耻》开篇不久叙述者跳出来说了这样一段话：“这部小说中的国家，并不是巴基斯坦，或者说不完全是。有两个国家，真实的和虚构的，占据着同一个空间，或几乎同一个空间。我的故事、我的虚构像我自己一样，存在于从一个纤小的角度看现实的位置。我发现这种远离中心的位置是必要的，当然，它的价值可以商榷。我的看法是，我写的不只是巴基斯坦。”
确实，发生在巴基斯坦的一切又不只发生在巴基斯坦。伊斯兰世界的很多国家都可以在巴基斯坦身上照出镜子来，民主与法制的落后，军事独裁三番五次的介入，发生在2011年全年的中东危机某种程度上就是这种模式的危机。卡扎菲身上既有阿尤布•汗又有阿里•布托的影子，闭关发展核武器掩盖不了国内危机了，就将希望寄托在西方国家身上，修补关系出卖石油换来经济发展向民众交代，然而长期以来的钱权垄断太久了，他的悔过也来得太迟。问题是独裁者死后如何，国家和民众要何去何从？
推倒重来，每个中东国家都宣布进行大选，问题是选上来的会不会又是戴着假面具的阿里•布托？纵然历史重来，阿里•布托下台，上台的会不会又是那个彬彬有礼，口蜜腹剑的齐亚•哈克？民众怨恨了，难道让他们再掉转枪头，跪拜在布托家族绵延千里的土地上？政治进程像抛绣球一样在虚假的民主与无耻的独裁之间传递，有时候他们甚至背地里结为姻亲，民众一次次被赶出门外，大门紧闭。
何去何从，不是文学作品的责任，小说只负责抛出问题，不负责解答。小说对巴基斯坦走向悲观的预言就是警醒。叙述者怀着质疑的口吻干预叙述也是拉什迪的惯用手法，拉什迪常常说，他最欣赏英国社会的一点就是那里容许有不同真理，不同声音并存。他在小说中也同样希望读者能够看到不同真理，这也正是巴基斯坦所缺失的。小说中流淌着窸窸窣窣的流言，流言并不是真理。在巴基斯坦，流言往往被后一位独裁者用来推翻前任，阿里•布托对叶海亚•汗，齐亚•哈克对阿里•布托皆是如此。齐亚•哈克利用民众的声音“先厘清真相，再进行大选”几次三番拖延他允诺的选举，后来民众终于知晓了，他从来没有打算组织大选。巴基斯坦民众没有得到真相，阿里•布托是神是鬼，都凭当权者一人裁决，由此你可以理解他们直到今天对于布托家族两极分化的感情，有人崇拜有人憎恨。同样的，面对信仰，他们没有办法理性，因为理性的前提也建立在得知真相的基础上，盲人只能拄着自己的拐杖四处乱敲，摸索方向。政府给他们灌入的是一股股浓烈奔放的宗教热情，非理性的宗教热情只能转化为暴力，而这暴力也只有两个出口，要么顺应政府的高压统治，要么颠覆政府的恐怖袭击，两个出口都要见血封喉。
至少拉什迪告诉了我们另一种真相，无论这种真相是否为巴基斯坦民众所接受。但不同声音，不同思想的兼容确实是伊斯兰这个以一神崇拜为传统的世界需要接受的新事物，只有如此，极端情绪才有可能被释放，暴力冲突有可能缓和；也只有如此，理智的判断才有可能恢复，那些林林总总打着民主名义实则维护个人利益的反对党不会被迎接为西方式的民主；也只有如此，推行宪法的人不会同时是制定宪法的人，民众真正有机会通过法律监督他们选举出的领导人。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