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作家的真相

2006年，土耳其作家帕慕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此前不久，他的长篇《我的名字叫红》在中国出版，获奖使书大卖，岂止红，简直火。我在农贸市场见到一个骑电瓶车的中年男人打手机，扯着大嗓门：“我的名字叫红！……我的名字还是老名字，我说的是一本书……”

但我要说的，不是这本书。这本书太丰富，但也太琐碎，评论家阐释出许多东西，也未必不牵强。总之，作为一部“历史小说”，我说不上很佩服。我要说的，也不是帕慕克身处的位置——亚欧分界线上的伊斯坦布尔，这个，人们说得已经很多了。这城市的确是让人羡慕的，但并不是身处伊斯坦布尔的作家都成得了帕慕克。

帕慕克最值得我一说的，是他作为作家的姿态：孤独。

他出版过一部细腻描述作家孤独的散文集，这就是我今年读到的《别样的色彩》。

他和别的作家去澳大利亚访问，主人为客人举办了一个盛大晚会，但他只是站在阳台上透过树丫去观赏。他写到，“我是个作家……对我而言，从远处观看晚会，表明了一个作家对生活的态度。”帕慕克获诺奖后，曾有人回忆说，多年前在爱荷华国际写作中心，一些刚从文革中走出来的中国作家在那儿喝酒、交友、高谈阔论，但有一个年青作家却闭门谢客，默默写作，这个人就是帕慕克，这本书就是他的成名作《白色城堡》。

我想起多年前曾与一群文学才子比邻而居，入夜之后，他们常常欢声笑语，酒之、歌之、舞之，问他们何以如此快活？他们说，世上有两种人，即便在玩，也在工作，这就是侦探和作家。多年之后，他们中没有一个成为作家（或侦探）。他们是电影看多了。电影中的作家、侦探和生活中的不是一回事，当生活去模仿电影时，结果不是喜剧，就是杯具。

回到《别样的色彩》。在这本书中，帕慕克透露了自己三十年来的日常状态：平均每天在书房中写作十个小时，平均每天的成果不超过半页。他说，在他眼里，每天必须服用胰岛素的糖尿病人是半死之人，而他自己对文学的依赖，也如半死之人、半个幽灵。那，为什么还要对自己苦苦相逼呢？因为，“我已经死了，而只有文学才能使我重生。”重生、复生、生生不息，在有限的一生中，获得生生世世的体验，以至于不朽，只有文学做得到。我想起张继，他一生只留下一首诗，《枫桥夜泊》，可就这28个字，却足以给他、给那座他歌吟的寺庙，带来了永恒。

帕慕克在这部36万字的散文集中，还解读了许多作家，雨果、陀思妥耶夫斯基、纳博科夫、加缪……但，他解读得最让我动情的，是他的父亲，一个做过文学梦的失败者。他的父亲富有、英俊、聪明、爱热闹、呼朋唤友，梦想成为诗人，却不能为写作而忍受寂寞。父亲去世前两年，把装满了早年文稿的手提箱送给了儿子——如果印出来，可以叫做“失败之书”吧——儿子接受了父亲的梦想，却背叛了家族的天性，他在孤独中一个字一个字向前走，一直走上斯德哥尔摩蓝色大厅的领奖台。帕慕克的受奖演说就叫《我父亲的手提箱》。在我读过的诺奖受奖辞中，这是最具个人化的一篇。他以这样（或别样）的方式告诉人们，一个作家的真相是：

“我放弃了其他一切，把自己关在一个房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