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兮余兮奈若何 ——重读《山居笔记》
“虞兮虞兮奈若何”是楚霸王《垓下歌》里的末句，有人将之翻译为“小虞呀小虞呀，我可拿你怎么办哪？！”现在改换一个字，用来形容我重读《山居笔记》后的感觉。
《山居笔记》算不得余秋雨的新作，因为《收获》发过，台湾出过，盗版盗过，早已失了新鲜。但书中新增的自序《可怜的正本》却很值得一读。余秋雨在这篇自序里哀而不怨地历数了他的著作被可耻地盗版的经过，并且根据传闻将对他的部分批评宣判为盗版者的鬼域伎俩，另外一些批评则一一指出它们的幼稚可笑，断定为“看不惯”他的“文化生态方式”。精彩极了，必将再次诱发读者的同情和敬意。
如今再来批评余秋雨，要不要先申明自己与不法书商绝无牵连？我不知道。但是我重读《山居笔记》后，确实有话想说。我想说的是：余秋雨并没有直面他的散文中的某些已经为批评者指出的问题。当然，他太忙了，几乎不看报纸杂志，他的拥护者也只会给他寄阅那些最恶毒的如“情绪化生物”一类的玩艺儿。在泥沙俱下的批评中，余秋雨呈现出了一种受侮辱和受伤害者的姿态（参看《山居笔记》附录《依稀心境》）。这种姿态将引导喜爱余秋雨的读者，使他们坚决唾弃所有的批评。可是，对于余秋雨，对于文化散文，有些问题并不能就此遮蔽，仍然需要作者和读者共同面对。
我不想再列举所谓“学术硬伤”，余秋雨说得对：散文不是论文，不能那么严格地要求作者。当年鲁迅写杂文，也曾经因为误记《颜氏家训》而冤枉了颜之推，人毕竟不是书橱。可是鲁迅不久就专门在报纸上承认了自己的误记，以正视听。而余秋雨在《山居笔记•自序》里举出的，却全是批评者浅陋无知的例子。我希望他还是能就《文化苦旅》中将娥皇女英称为舜的女儿，和《山居笔记》里将雨果放在了法国大革命时期，向无数敬仰他的读者作一个说明。
我还要向余秋雨教授的拥趸们说几句，为了不重蹈覆辙。前两年我也曾撰文批评《文化苦旅》，结果受到众多“余迷”的抗议和质疑，一位女读者在电话愤愤地说：比起充斥世面的《厚黑学大全》、《性爱技巧》之类，难道《文化苦旅》不是一本有很好社会效应的书吗？为什么还要这样批评它？为什么不去批评那些坏的，却老是去要求好的更好？我当时的回答是：如果《文化苦旅》仅仅是文化普及读物，那它就很不错了。即使如此，某些偏误的文化常识仍需纠正。何况作者在前言后记里，往往号称是要通过这些文字，觅得安身立命之处或拯救传统的路径哪！
在进行了这么多说明后，我终于可以说出我对《山居笔记》的印象了，那就是：它并没有比《文化苦旅》有所进步，它的核心概念在前一本书中已经全部出现了：对文明盛衰的感慨，对尊崇文化的呼吁，对健全人格的向往。它的写作模式也没有什么变化：先由一件什么事起头，在巧合和偶遇中，发现了一根什么线索，然后“目光遥遥地投向历史的深处”，一篇文化散文诞生了。
而《山居笔记》发扬的，是《文化苦旅》中的根本性缺失：在文化单一前提下的文化决定论。这是余秋雨的一贯思路。在《文化苦旅》中，借助山水的记叙，还不那么显眼，到了《山居笔记》，这层依傍没有了，这点便愈发见得分明。《天涯故事》，作者随便拈出几个历史人物，就敢断言海南文明是“女性文明”，从此便洋洋洒洒议论开去。我相信，要在几千年的海南历史中找出骁勇善战、剽悍迅捷的例证，决非难事。所以我还可以比余秋雨更全面地说海南岛是“两性文明”。《遥远的绝响》，劈头一句话就判定了魏晋名士多被杀是因为他们有能力辅佐各个“统治集团”，但这样的情况何代无之？“文人成批被杀”，何代无之？这与“魏晋风范”何关系之有？这个问题不解决，后面的文字就成了为议论而议论，为抒情而抒情。然而不管，径自写开去。试参看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才能知道什么叫做史家眼光。
再来看作者颇为自得的《十万进士》，如果科举史实叙述还大致不差的话，最后的一句问话充分显现了余秋雨的思维方式：“灿烂的中国文明，繁密的华夏人才，究竟中了什么邪，要一头钻进这种鬼火、呻吟和恶臭里边？”在他眼里，科举制度就成了中国文明的代表，考举者也就囊括了华夏人才。经过余秋雨一解剖，我们才发现，原来中国文明史就是如此简单，简单到一篇散文就可以总结出一个文化命题！
我要批评的，不是余秋雨史料的错误，不是《山居笔记》煽情的写法，甚至不是余秋雨喜欢标举的文化高调，而是它们背后的思考进路。史料到了余秋雨手中，往往成了随意拿捏的泥团；抒情议论对于文化散文，通通是朱红青紫的颜料，一篇文字旁征博引，花团锦簇，还有“文化”的光环，可是作者的结论靠这些东西是推不出的。一次两次不觉得，读多了就能感觉到。
这里我要引用一位父执写给我的信中的话：“他（余秋雨）写到的别的地方，如道士塔，没有去过，不好评说。但如都江堰，太熟了，就不免觉得他有点‘洒狗血’……”“洒狗血”是京剧术语，意指造作、不真实的作派。《霸王别姬》里程蝶衣骂从花满楼赤脚逃出来的段小楼的相好，就是：“那就别在这儿洒狗血了！”汪曾祺在《泰山片石》里称扬杜甫的“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说李白的“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就有点洒狗血。为什么？读读余秋雨。
我颇疑心余秋雨的走红，是因为他的文化姿态而不是散文成就。是啊，谁不说俺家乡好？一篇《抱愧山西》，山西人时常称引；一篇《千年庭院》，湖南人自然大悦；《乡关何处》更是算得造福桑梓。更重要的是，他给了读者一个可以轻易感知、简单把握的“文化”。本世纪谈中国文化者，往往陷入非褒即贬的怪圈，但余秋雨不。余秋雨颂扬文化，是以反思的姿态颂扬；余秋雨批评传统，是以继承者的身份批评。所以余秋雨的文化散文是那么的容易为国人接受，在海外流行。我想任何批评者的喋喋不休都改变不了什么，第三本换汤不换药的文化散文又将出版，且被盗印。呜呼，余兮余兮，奈若何？
（原载《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试刊第九期98/11/27）
《山居笔记》算不得余秋雨的新作，因为《收获》发过，台湾出过，盗版盗过，早已失了新鲜。但书中新增的自序《可怜的正本》却很值得一读。余秋雨在这篇自序里哀而不怨地历数了他的著作被可耻地盗版的经过，并且根据传闻将对他的部分批评宣判为盗版者的鬼域伎俩，另外一些批评则一一指出它们的幼稚可笑，断定为“看不惯”他的“文化生态方式”。精彩极了，必将再次诱发读者的同情和敬意。
如今再来批评余秋雨，要不要先申明自己与不法书商绝无牵连？我不知道。但是我重读《山居笔记》后，确实有话想说。我想说的是：余秋雨并没有直面他的散文中的某些已经为批评者指出的问题。当然，他太忙了，几乎不看报纸杂志，他的拥护者也只会给他寄阅那些最恶毒的如“情绪化生物”一类的玩艺儿。在泥沙俱下的批评中，余秋雨呈现出了一种受侮辱和受伤害者的姿态（参看《山居笔记》附录《依稀心境》）。这种姿态将引导喜爱余秋雨的读者，使他们坚决唾弃所有的批评。可是，对于余秋雨，对于文化散文，有些问题并不能就此遮蔽，仍然需要作者和读者共同面对。
我不想再列举所谓“学术硬伤”，余秋雨说得对：散文不是论文，不能那么严格地要求作者。当年鲁迅写杂文，也曾经因为误记《颜氏家训》而冤枉了颜之推，人毕竟不是书橱。可是鲁迅不久就专门在报纸上承认了自己的误记，以正视听。而余秋雨在《山居笔记•自序》里举出的，却全是批评者浅陋无知的例子。我希望他还是能就《文化苦旅》中将娥皇女英称为舜的女儿，和《山居笔记》里将雨果放在了法国大革命时期，向无数敬仰他的读者作一个说明。
我还要向余秋雨教授的拥趸们说几句，为了不重蹈覆辙。前两年我也曾撰文批评《文化苦旅》，结果受到众多“余迷”的抗议和质疑，一位女读者在电话愤愤地说：比起充斥世面的《厚黑学大全》、《性爱技巧》之类，难道《文化苦旅》不是一本有很好社会效应的书吗？为什么还要这样批评它？为什么不去批评那些坏的，却老是去要求好的更好？我当时的回答是：如果《文化苦旅》仅仅是文化普及读物，那它就很不错了。即使如此，某些偏误的文化常识仍需纠正。何况作者在前言后记里，往往号称是要通过这些文字，觅得安身立命之处或拯救传统的路径哪！
在进行了这么多说明后，我终于可以说出我对《山居笔记》的印象了，那就是：它并没有比《文化苦旅》有所进步，它的核心概念在前一本书中已经全部出现了：对文明盛衰的感慨，对尊崇文化的呼吁，对健全人格的向往。它的写作模式也没有什么变化：先由一件什么事起头，在巧合和偶遇中，发现了一根什么线索，然后“目光遥遥地投向历史的深处”，一篇文化散文诞生了。
而《山居笔记》发扬的，是《文化苦旅》中的根本性缺失：在文化单一前提下的文化决定论。这是余秋雨的一贯思路。在《文化苦旅》中，借助山水的记叙，还不那么显眼，到了《山居笔记》，这层依傍没有了，这点便愈发见得分明。《天涯故事》，作者随便拈出几个历史人物，就敢断言海南文明是“女性文明”，从此便洋洋洒洒议论开去。我相信，要在几千年的海南历史中找出骁勇善战、剽悍迅捷的例证，决非难事。所以我还可以比余秋雨更全面地说海南岛是“两性文明”。《遥远的绝响》，劈头一句话就判定了魏晋名士多被杀是因为他们有能力辅佐各个“统治集团”，但这样的情况何代无之？“文人成批被杀”，何代无之？这与“魏晋风范”何关系之有？这个问题不解决，后面的文字就成了为议论而议论，为抒情而抒情。然而不管，径自写开去。试参看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才能知道什么叫做史家眼光。
再来看作者颇为自得的《十万进士》，如果科举史实叙述还大致不差的话，最后的一句问话充分显现了余秋雨的思维方式：“灿烂的中国文明，繁密的华夏人才，究竟中了什么邪，要一头钻进这种鬼火、呻吟和恶臭里边？”在他眼里，科举制度就成了中国文明的代表，考举者也就囊括了华夏人才。经过余秋雨一解剖，我们才发现，原来中国文明史就是如此简单，简单到一篇散文就可以总结出一个文化命题！
我要批评的，不是余秋雨史料的错误，不是《山居笔记》煽情的写法，甚至不是余秋雨喜欢标举的文化高调，而是它们背后的思考进路。史料到了余秋雨手中，往往成了随意拿捏的泥团；抒情议论对于文化散文，通通是朱红青紫的颜料，一篇文字旁征博引，花团锦簇，还有“文化”的光环，可是作者的结论靠这些东西是推不出的。一次两次不觉得，读多了就能感觉到。
这里我要引用一位父执写给我的信中的话：“他（余秋雨）写到的别的地方，如道士塔，没有去过，不好评说。但如都江堰，太熟了，就不免觉得他有点‘洒狗血’……”“洒狗血”是京剧术语，意指造作、不真实的作派。《霸王别姬》里程蝶衣骂从花满楼赤脚逃出来的段小楼的相好，就是：“那就别在这儿洒狗血了！”汪曾祺在《泰山片石》里称扬杜甫的“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说李白的“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就有点洒狗血。为什么？读读余秋雨。
我颇疑心余秋雨的走红，是因为他的文化姿态而不是散文成就。是啊，谁不说俺家乡好？一篇《抱愧山西》，山西人时常称引；一篇《千年庭院》，湖南人自然大悦；《乡关何处》更是算得造福桑梓。更重要的是，他给了读者一个可以轻易感知、简单把握的“文化”。本世纪谈中国文化者，往往陷入非褒即贬的怪圈，但余秋雨不。余秋雨颂扬文化，是以反思的姿态颂扬；余秋雨批评传统，是以继承者的身份批评。所以余秋雨的文化散文是那么的容易为国人接受，在海外流行。我想任何批评者的喋喋不休都改变不了什么，第三本换汤不换药的文化散文又将出版，且被盗印。呜呼，余兮余兮，奈若何？
（原载《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试刊第九期98/11/27）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