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一个帝国的背影》#读书笔记#
读者按：O(∩_∩)O~这个是历史读物，非历史，但很好玩。读读者们自取所需哈~
《1901年—一个帝国的背影》
作者: 王树增
出版社: 海南出版社
出版年: 2004-03
【摘录1】公元1500年前后，相对于中国是明朝成化至嘉靖年间，西方开始了海外冒险和殖民扩张 。随着跨越大西洋的贸易的展开，世界范围内的财富流入欧洲，这些财富培养起来的是一个 新兴的阶层，这就是暴富起来之后敢于与长期占统治地位的王室、教士和贵族阶层抗衡的市 民 阶层。社会财富的膨胀为这个阶层带来了相应的政治要求，近代民主和民权的观念随之在西 方产生，欧洲各国相继爆发了由市民阶层为主力军的资产阶级革命，市场经济的直接利益获 得者通过革命建立起以扩大再生产和赚取利润为目的、以全球扩张为需求的资本主义社会体制。原始积累的完成和殖民扩张的成功使资金加上市场都已万事俱备，于是更新技术的要求 成为当务之急，欧洲的工业革命应运而生。从古怪的机器里喷出的大团大团的蒸汽给这个世 界带来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欧洲近代政治制度和近代工业的诞生成为资产阶级的双重武 装。
具有双重武装优势的西方，继续市场的扩张是必须的。
19世纪中叶，西方的扩张触角越过马六甲海峡，进入远东。
中华帝国，这个平静了数千年的国度，它的痛苦由此开始了。
1831年，在广州的英国商人写信给英国皇帝，提出尽快打开中国市场的要求，办法是： "用一支武装力量便可以轻而易举地封闭中国的全部沿海贸易"。而早在1660年，法国 就在中华帝国内设立了名为"中国公司"的贸易据点。当英、法等国的商品在中国销路不畅 的时候，美国在中国销售的商品似乎更符合中国市场的需求，其中大部分商品至今还是中国 人喜欢的东西：可以提高情绪的北美西洋参、显示风度和富贵的珍贵动物毛皮以及中国人日 常生活绝对离不开的廉价棉花。巨大的经济利润和世界政治的需要使美国政府声言："中国是一个不可限量的销售市场。"
中华帝国长期自给自足的经济"对大工业产品进行了最顽固的抵抗"。据史料记载，早期的中国对外贸易一直处于顺差状态。仅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前，英国平均每年从中国广州运 出茶叶近26万担，生丝8000担，而英国人却苦于没有什么对路的商品和中国人进行交 换。英国商人说他们的毛织品是"一种非常难卖的商品"，而印花洋布"往往要亏本60% 才能出手"，可见"销售英国商品的时代还没有到来"。
这一切的根源是中华帝国的社 会结构不适合资本主义的扩张需求；而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来讲，打不开世界市场就无异等待死亡。能使一个封闭的国家的社会结构发生动摇的办法并非战争，而只能是这个国家市场的开放。
于是，西方各国都在如何打开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上颇费心思：既然一般的商品打不 开中国市场，中国人没有外国商品照样能够生存下去，那么就必须出现一种特殊的商品，这 是打开中华帝国坚固堡垒的最后的武器了--洋人选择了鸦片。
【花生评】呵呵，这个好玩，可以用来对付垄断
【摘录2】19世纪后半叶，中华帝国除了由一色的洋枪洋炮装备起来的皇家精锐部队和在与太平军作 战中组建锻炼出来的湘军、淮军、甘军、毅军等陆军部队之外，因为开明的官僚发起的洋务 运动，帝国用大笔的银子又建起了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海军，其舰只数量、吨位和火炮口径， 已经位居世界第六。
由排水量7000吨、钢铁船甲14英寸厚、装备有12英寸巨炮的两 艘主力舰和各式巡洋舰、鱼雷艇数十艘舰只组成的庞大舰队，堂堂之阵，猎猎之旗，曾经威 风凛凛地"访问"过高丽、日本和新加坡的海面，消息传出，让远方的欧洲人都听着心慌。 只是，帝国海军的举动和明代的郑和下西洋差不多，仅仅是体恤的"访问"。
而当时的日本 ，陆军总兵力不过10万余人，海军实力位居世界的第16位。
关于清帝国海军在 世 界各国海军实力的排位问题，是根据当时世界海军年鉴等资料和现代研究者的观点相比较而 成，没有绝对标准。一般的说法是：当时清帝国海军实力在第六位至第八位之间，日本海军 实力在第十一位至十六位之间。转引自《晚清七十年》，（美）庞德刚著，岳麓书院1999年 9月第一版，第191页。所以，当日本人表示要与中华帝国进行一场战争的时候，少 数主张议和的人立即遭到嘲笑，中华帝国举国上 下主战派的意见占了绝对上风，坚决要"以大清帝国的神威教训一下日本人"。
【花生评】苦逼的结局 o(╯□╰)o 还有许多“奇闻”：
“整整一天，日军死伤七百多人，远远超出中国军队死伤的数字。黄昏的时候，日军口粮和弹药已经告罄，天又突降大雨，日军冒雨露宿，处境艰难，人心浮动。已无心再战的日军正处于是否退兵的矛盾中，这时候，令他们都不敢相信的情形发生了：在中国军队顽强防守的城墙上，树起了一面表示投降的白旗！没过一会儿，中国前线将领叶志超派来乞求投降的军使到达日军指挥部。 叶志超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从一开始他就主张不战而退。日方没有接受中国军队投降的思想准备，正不知道如何是好，一个消息又传来了：中国军队已经弃城而去。中国军队辉煌战斗的一天终于在逃跑的命令中演变成一场真正的大混乱。叶志超带领的逃亡部队没跑多远就遇到日军的伏击，大雨滂沱中，被日军杀死的中国官兵达两千多人。”
【摘录3】就在北洋海军在威海海战中面临覆灭之灾的时候，1895 年1月23日，丁汝昌，帝国海军的高级军官收到了日本海军司令伊东佑亨的一封劝降书。
此书收到19天后，丁汝昌自杀，因此寻找不到有关丁提督看完这封劝降书之后的表情和言 论的记载。
这份日本人写的劝降书可谓一篇千古奇文，虽写于百年前，但是值得百年后的所 有中国人在夜深人静之时灯下细读：
大日本海军总司令官中将伊东佑亨，致书与大清国北洋水师提督丁军门汝昌 麾下：
时局之变，仆与阁下从事于疆场，抑何不幸之甚耶？
然今日之事，国事也，非私仇也 ；则仆与阁下友谊之温，今犹如昨，仆之此书岂徒为劝降清国提督而作哉？
大凡天下事，当局者迷，旁观者审……
清国海陆二军，连战连败之因，苟能虚心平气以察之，不难立睹其致 败之由。以阁下之英明，固已知之审矣。
至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谙通变之所由致也。
夫取士必由考试，考试必由文艺，于是乎执政之大臣， 当道之达宪，比由文艺以相升擢；文艺乃为显荣之阶梯耳，岂足济夫实效？当今之时，犹如古昔，虽亦非不美，然使清国果能独立孤往，无能行于今日乎？
前三十载，我日本之国事，遭若何之辛酸，厥能免于垂危者，度阁下之所深悉也。
当此之时，我国实以急去旧治 ，因时制宜，更张新政，以为国可存立之一大要图。
今贵国亦不可以不去旧谋为当务之急 ，亟从更张。苟其遵之，则国可相安；不然，岂能免于败亡之数乎？
与我日本相战，其必至于败之局，殆不待龟卜而已定之久矣……
原函汉译全文见王芸生编《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民国二十年，大公报出版，第二册，第197～198页。
无法得知这位日本军人为什么会在这样的时刻与自己的战争对手谈论主题如此重大的国家政治问题。
这不是一封通常意义上的劝降书，从内容上看，它根本不是一份劝说敌人放弃抵抗立即投降的战场文件。这个日本军人从中华帝国的科举制度开始说起，比照日本曾经经历过 的辛酸历史，解剖中华帝国衰败的原因。
奇特的是，这些关于国家变革的理论竟然出自日本 的一介武夫之口，由此可见日本人对自己国家的崛起有着多么深刻的感受和认识，它确实需要中国人"虚心平气"地深思，思"墨守常经不谙通变"之痼。
在世界政治格局发生巨变的时代，对于封闭的中华帝国来说，"更张新政"已是"国可存立之一大要图"，否则，这个 巨大的帝国即使再买多少军舰也难逃覆没的厄运。
【花生评】现在当下，我觉得跟一百多年前没有什么两样。国人仍须"虚心平气"地深思，思"墨守常经不谙通变"之痼。你们说呢？
【摘录4】同样“热心”的官员与洋人
“公车上书”一直是中国近代史开篇中笔墨特别浓重的篇章，通常的叙述是：由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企图和行动越来越明显，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中国于甲午年间的战败，使中国陷入极大的危机之中。为反对《马关条约》的签订，揭露腐败政治和挽救危亡，中国文人们发起了一嘲反对帝国主义瓜分”和向“封建专制制度开火”的伟大运动。
在“公车上书”这段动荡的日子里，有三个“细节”似乎被许多历史书籍忽视了：
一、“公车”们的“书”根本没有上成；
二、虽然“公车”们在街面上嚷得很是热闹，但“上书”最积极的却是在“紊乱之官方”中任职的一群帝国政府的官员；
三、也是最被“忽视”的，那些“帝国主义”们竟然以极大的热情支持了帝国文人们以“打倒帝国主义”为主要口号的上书，其中最积极者，就是对中华帝国危害最早最烈的英国和正在吞噬中国这头“巨象”的那只“乳虎”——日本。
首先上书的竟是都察院的官员。
当“公车”们上书的混乱结束之后，这个机构打破了凡接上书必须严格审查、删除中间“未尽检点之处”、重新抄写整齐才能递交皇帝的规定，而将那些盖着京官印结的请愿书全部原封不动地“恭呈御览”。实际上，在5月2日这一天，即使帝国的大部分“公车”们没敢在松筠庵再次露面，经过都察院递交上去的“书”也达15件之多，其中忧国的官员写的占了近一半，他们是：选用道李光汉原呈候补道易顺鼎原呈内阁中书陈嘉铭等原呈吏部主事洪嘉舆等原呈礼部主事罗凤华等原呈广西京官及编修李骥年等原呈福建京官及主事方家澍等原呈……这确实令人难以解释和难以置信。
生活在皇权高压下和官场黑暗中的朝廷官员们，不顾在专制制度下显得极其脆弱的官职以及由官职带来的稳定生活甚至荣华富贵可能瞬间丧失的后患，如此挺身而出舍己爱国，其精神和影响绝不亚于“公车”们打算“抬着棺材”上哪一位官员的家去——历史的真实是：官员上书在先，文人上书在后。
这一点值得正视和深思的重要前提是：在中华帝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为国家危亡而冲动的政府官员极其罕见。
帝国主义们对帝国的变革所表现出来的关心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值得深思的现象之一——当洋人们的举动被笼统地定义为“瓜分中国”的罪恶行径的时候，相互矛盾的现状使得中华帝国的某一段历史如同一幅风化严重的图画，无论如何修补也无法窥其真实的全貌了。
洋人们对中华帝国体制的优劣判断，经过了一个从肯定到否定的过程。明末清初之际，在中国活动的洋人主要是商人和传教士，而那时中国政体之稳定曾达到极致：明至清，几乎看不出改朝换代的变化，400年间社会变动不大。教士们的评论说，中华帝国的体制是最稳固和最合理的，它具有坚固的维系能力，即使不是世界上最好的，也是符合中国社会实际的。
但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华帝国先挫于中英鸦片之战，复挫于中法甲申之战，再挫于中日甲午之战。中华帝国稳固的社会形态开始瓦解，洋人们在先进的洋枪洋炮的掩护下，开始了对这个东方帝国的全面批判。
中国人对洋人们如此热心于中国的变革始终不安，认定洋人必是有险恶野心，至少是为了获得实际利益。中国人很难理解洋人们为什么“不避河海之险，不惮跋涉之劳”来到中国。
其实，洋人们鼓吹和支持中国的“变革”并不虚伪，关于这一点，英国驻华使馆参赞威特马说得明白：中国如果进行全面变革，对洋人有三方面的好处：
一、中国要学习西方的技术，必须要购买洋人的技术成果；
二、中国人要发展经济，必须向洋人购买器材；
三、中国要进行变革性的建设，就需要借用外资。威特马说的只是经济利益上的好处，而洋人们对中国知识分子“上书”的支持还有其更深的目的，那就是从文化上切入这个古老的帝国，以影响帝国的知识分子和大部份由文人脱出的帝国官员的对外政策，然后，巩固自己在中国的立脚点——这个立脚点仅仅靠洋枪洋炮是不能长久维持的。
【花生评】这种我们不能理解的矛盾多次在历史中重现，其实，细品这百年，回首我天朝基本实现当初“帝国主义”们设想的一些改造了。只是，这片土地上面的民众走的弯路和付出的似乎太远太多了些。
唉~
《1901年—一个帝国的背影》
作者: 王树增
出版社: 海南出版社
出版年: 2004-03
【摘录1】公元1500年前后，相对于中国是明朝成化至嘉靖年间，西方开始了海外冒险和殖民扩张 。随着跨越大西洋的贸易的展开，世界范围内的财富流入欧洲，这些财富培养起来的是一个 新兴的阶层，这就是暴富起来之后敢于与长期占统治地位的王室、教士和贵族阶层抗衡的市 民 阶层。社会财富的膨胀为这个阶层带来了相应的政治要求，近代民主和民权的观念随之在西 方产生，欧洲各国相继爆发了由市民阶层为主力军的资产阶级革命，市场经济的直接利益获 得者通过革命建立起以扩大再生产和赚取利润为目的、以全球扩张为需求的资本主义社会体制。原始积累的完成和殖民扩张的成功使资金加上市场都已万事俱备，于是更新技术的要求 成为当务之急，欧洲的工业革命应运而生。从古怪的机器里喷出的大团大团的蒸汽给这个世 界带来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欧洲近代政治制度和近代工业的诞生成为资产阶级的双重武 装。
具有双重武装优势的西方，继续市场的扩张是必须的。
19世纪中叶，西方的扩张触角越过马六甲海峡，进入远东。
中华帝国，这个平静了数千年的国度，它的痛苦由此开始了。
1831年，在广州的英国商人写信给英国皇帝，提出尽快打开中国市场的要求，办法是： "用一支武装力量便可以轻而易举地封闭中国的全部沿海贸易"。而早在1660年，法国 就在中华帝国内设立了名为"中国公司"的贸易据点。当英、法等国的商品在中国销路不畅 的时候，美国在中国销售的商品似乎更符合中国市场的需求，其中大部分商品至今还是中国 人喜欢的东西：可以提高情绪的北美西洋参、显示风度和富贵的珍贵动物毛皮以及中国人日 常生活绝对离不开的廉价棉花。巨大的经济利润和世界政治的需要使美国政府声言："中国是一个不可限量的销售市场。"
中华帝国长期自给自足的经济"对大工业产品进行了最顽固的抵抗"。据史料记载，早期的中国对外贸易一直处于顺差状态。仅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前，英国平均每年从中国广州运 出茶叶近26万担，生丝8000担，而英国人却苦于没有什么对路的商品和中国人进行交 换。英国商人说他们的毛织品是"一种非常难卖的商品"，而印花洋布"往往要亏本60% 才能出手"，可见"销售英国商品的时代还没有到来"。
这一切的根源是中华帝国的社 会结构不适合资本主义的扩张需求；而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来讲，打不开世界市场就无异等待死亡。能使一个封闭的国家的社会结构发生动摇的办法并非战争，而只能是这个国家市场的开放。
于是，西方各国都在如何打开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上颇费心思：既然一般的商品打不 开中国市场，中国人没有外国商品照样能够生存下去，那么就必须出现一种特殊的商品，这 是打开中华帝国坚固堡垒的最后的武器了--洋人选择了鸦片。
【花生评】呵呵，这个好玩，可以用来对付垄断
【摘录2】19世纪后半叶，中华帝国除了由一色的洋枪洋炮装备起来的皇家精锐部队和在与太平军作 战中组建锻炼出来的湘军、淮军、甘军、毅军等陆军部队之外，因为开明的官僚发起的洋务 运动，帝国用大笔的银子又建起了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海军，其舰只数量、吨位和火炮口径， 已经位居世界第六。
由排水量7000吨、钢铁船甲14英寸厚、装备有12英寸巨炮的两 艘主力舰和各式巡洋舰、鱼雷艇数十艘舰只组成的庞大舰队，堂堂之阵，猎猎之旗，曾经威 风凛凛地"访问"过高丽、日本和新加坡的海面，消息传出，让远方的欧洲人都听着心慌。 只是，帝国海军的举动和明代的郑和下西洋差不多，仅仅是体恤的"访问"。
而当时的日本 ，陆军总兵力不过10万余人，海军实力位居世界的第16位。
关于清帝国海军在 世 界各国海军实力的排位问题，是根据当时世界海军年鉴等资料和现代研究者的观点相比较而 成，没有绝对标准。一般的说法是：当时清帝国海军实力在第六位至第八位之间，日本海军 实力在第十一位至十六位之间。转引自《晚清七十年》，（美）庞德刚著，岳麓书院1999年 9月第一版，第191页。所以，当日本人表示要与中华帝国进行一场战争的时候，少 数主张议和的人立即遭到嘲笑，中华帝国举国上 下主战派的意见占了绝对上风，坚决要"以大清帝国的神威教训一下日本人"。
【花生评】苦逼的结局 o(╯□╰)o 还有许多“奇闻”：
“整整一天，日军死伤七百多人，远远超出中国军队死伤的数字。黄昏的时候，日军口粮和弹药已经告罄，天又突降大雨，日军冒雨露宿，处境艰难，人心浮动。已无心再战的日军正处于是否退兵的矛盾中，这时候，令他们都不敢相信的情形发生了：在中国军队顽强防守的城墙上，树起了一面表示投降的白旗！没过一会儿，中国前线将领叶志超派来乞求投降的军使到达日军指挥部。 叶志超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从一开始他就主张不战而退。日方没有接受中国军队投降的思想准备，正不知道如何是好，一个消息又传来了：中国军队已经弃城而去。中国军队辉煌战斗的一天终于在逃跑的命令中演变成一场真正的大混乱。叶志超带领的逃亡部队没跑多远就遇到日军的伏击，大雨滂沱中，被日军杀死的中国官兵达两千多人。”
【摘录3】就在北洋海军在威海海战中面临覆灭之灾的时候，1895 年1月23日，丁汝昌，帝国海军的高级军官收到了日本海军司令伊东佑亨的一封劝降书。
此书收到19天后，丁汝昌自杀，因此寻找不到有关丁提督看完这封劝降书之后的表情和言 论的记载。
这份日本人写的劝降书可谓一篇千古奇文，虽写于百年前，但是值得百年后的所 有中国人在夜深人静之时灯下细读：
大日本海军总司令官中将伊东佑亨，致书与大清国北洋水师提督丁军门汝昌 麾下：
时局之变，仆与阁下从事于疆场，抑何不幸之甚耶？
然今日之事，国事也，非私仇也 ；则仆与阁下友谊之温，今犹如昨，仆之此书岂徒为劝降清国提督而作哉？
大凡天下事，当局者迷，旁观者审……
清国海陆二军，连战连败之因，苟能虚心平气以察之，不难立睹其致 败之由。以阁下之英明，固已知之审矣。
至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谙通变之所由致也。
夫取士必由考试，考试必由文艺，于是乎执政之大臣， 当道之达宪，比由文艺以相升擢；文艺乃为显荣之阶梯耳，岂足济夫实效？当今之时，犹如古昔，虽亦非不美，然使清国果能独立孤往，无能行于今日乎？
前三十载，我日本之国事，遭若何之辛酸，厥能免于垂危者，度阁下之所深悉也。
当此之时，我国实以急去旧治 ，因时制宜，更张新政，以为国可存立之一大要图。
今贵国亦不可以不去旧谋为当务之急 ，亟从更张。苟其遵之，则国可相安；不然，岂能免于败亡之数乎？
与我日本相战，其必至于败之局，殆不待龟卜而已定之久矣……
原函汉译全文见王芸生编《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民国二十年，大公报出版，第二册，第197～198页。
无法得知这位日本军人为什么会在这样的时刻与自己的战争对手谈论主题如此重大的国家政治问题。
这不是一封通常意义上的劝降书，从内容上看，它根本不是一份劝说敌人放弃抵抗立即投降的战场文件。这个日本军人从中华帝国的科举制度开始说起，比照日本曾经经历过 的辛酸历史，解剖中华帝国衰败的原因。
奇特的是，这些关于国家变革的理论竟然出自日本 的一介武夫之口，由此可见日本人对自己国家的崛起有着多么深刻的感受和认识，它确实需要中国人"虚心平气"地深思，思"墨守常经不谙通变"之痼。
在世界政治格局发生巨变的时代，对于封闭的中华帝国来说，"更张新政"已是"国可存立之一大要图"，否则，这个 巨大的帝国即使再买多少军舰也难逃覆没的厄运。
【花生评】现在当下，我觉得跟一百多年前没有什么两样。国人仍须"虚心平气"地深思，思"墨守常经不谙通变"之痼。你们说呢？
【摘录4】同样“热心”的官员与洋人
“公车上书”一直是中国近代史开篇中笔墨特别浓重的篇章，通常的叙述是：由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企图和行动越来越明显，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中国于甲午年间的战败，使中国陷入极大的危机之中。为反对《马关条约》的签订，揭露腐败政治和挽救危亡，中国文人们发起了一嘲反对帝国主义瓜分”和向“封建专制制度开火”的伟大运动。
在“公车上书”这段动荡的日子里，有三个“细节”似乎被许多历史书籍忽视了：
一、“公车”们的“书”根本没有上成；
二、虽然“公车”们在街面上嚷得很是热闹，但“上书”最积极的却是在“紊乱之官方”中任职的一群帝国政府的官员；
三、也是最被“忽视”的，那些“帝国主义”们竟然以极大的热情支持了帝国文人们以“打倒帝国主义”为主要口号的上书，其中最积极者，就是对中华帝国危害最早最烈的英国和正在吞噬中国这头“巨象”的那只“乳虎”——日本。
首先上书的竟是都察院的官员。
当“公车”们上书的混乱结束之后，这个机构打破了凡接上书必须严格审查、删除中间“未尽检点之处”、重新抄写整齐才能递交皇帝的规定，而将那些盖着京官印结的请愿书全部原封不动地“恭呈御览”。实际上，在5月2日这一天，即使帝国的大部分“公车”们没敢在松筠庵再次露面，经过都察院递交上去的“书”也达15件之多，其中忧国的官员写的占了近一半，他们是：选用道李光汉原呈候补道易顺鼎原呈内阁中书陈嘉铭等原呈吏部主事洪嘉舆等原呈礼部主事罗凤华等原呈广西京官及编修李骥年等原呈福建京官及主事方家澍等原呈……这确实令人难以解释和难以置信。
生活在皇权高压下和官场黑暗中的朝廷官员们，不顾在专制制度下显得极其脆弱的官职以及由官职带来的稳定生活甚至荣华富贵可能瞬间丧失的后患，如此挺身而出舍己爱国，其精神和影响绝不亚于“公车”们打算“抬着棺材”上哪一位官员的家去——历史的真实是：官员上书在先，文人上书在后。
这一点值得正视和深思的重要前提是：在中华帝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为国家危亡而冲动的政府官员极其罕见。
帝国主义们对帝国的变革所表现出来的关心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值得深思的现象之一——当洋人们的举动被笼统地定义为“瓜分中国”的罪恶行径的时候，相互矛盾的现状使得中华帝国的某一段历史如同一幅风化严重的图画，无论如何修补也无法窥其真实的全貌了。
洋人们对中华帝国体制的优劣判断，经过了一个从肯定到否定的过程。明末清初之际，在中国活动的洋人主要是商人和传教士，而那时中国政体之稳定曾达到极致：明至清，几乎看不出改朝换代的变化，400年间社会变动不大。教士们的评论说，中华帝国的体制是最稳固和最合理的，它具有坚固的维系能力，即使不是世界上最好的，也是符合中国社会实际的。
但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华帝国先挫于中英鸦片之战，复挫于中法甲申之战，再挫于中日甲午之战。中华帝国稳固的社会形态开始瓦解，洋人们在先进的洋枪洋炮的掩护下，开始了对这个东方帝国的全面批判。
中国人对洋人们如此热心于中国的变革始终不安，认定洋人必是有险恶野心，至少是为了获得实际利益。中国人很难理解洋人们为什么“不避河海之险，不惮跋涉之劳”来到中国。
其实，洋人们鼓吹和支持中国的“变革”并不虚伪，关于这一点，英国驻华使馆参赞威特马说得明白：中国如果进行全面变革，对洋人有三方面的好处：
一、中国要学习西方的技术，必须要购买洋人的技术成果；
二、中国人要发展经济，必须向洋人购买器材；
三、中国要进行变革性的建设，就需要借用外资。威特马说的只是经济利益上的好处，而洋人们对中国知识分子“上书”的支持还有其更深的目的，那就是从文化上切入这个古老的帝国，以影响帝国的知识分子和大部份由文人脱出的帝国官员的对外政策，然后，巩固自己在中国的立脚点——这个立脚点仅仅靠洋枪洋炮是不能长久维持的。
【花生评】这种我们不能理解的矛盾多次在历史中重现，其实，细品这百年，回首我天朝基本实现当初“帝国主义”们设想的一些改造了。只是，这片土地上面的民众走的弯路和付出的似乎太远太多了些。
唉~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