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边的质疑——读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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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洪子诚先生的叙述风格，拧巴，干净，绝无多余的修饰与煽情，却总充满丰富的思辨张力：一方面，他在书中对一些可能遮蔽文学史真相的概念进行了质疑与清理，另一方面，他又没有完全放任质疑的限度，总在纠正着怀疑本身可能带来的诸多问题。理论的紧张与冲突弥漫在这本书里，但用以勾勒这种激烈内在冲撞的文字，却又显得那样举重若轻，甚至几近于一些常识的反复强调，可常识，不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稀缺的资源之一吗？
也正是在这缜密细致的“还原”中，复杂多变的当代文学史，呈现出了颇有几分诡异的镜像。像“左翼文学”、“自由主义作家”两个概念，曾是我们的文学史赖以叙述的关键词，但在洪子诚先生的冷静分析下，不但这两个概念之间的界限充满了模糊，而且每个概念自身，也纠缠于各种复杂的文化构成因素。以单纯概念的划分及其演进，作为文学史叙述的主要手段，这样的学术方法，无疑充满了片面性，在思维观念日趋开放的今天，对这种片面性的指责可以是随意而轻率地，我们也理所当然地以为，文学史的建构，应当遵循独立的艺术审美传统。可是，对于这种看似合理的观点，洪子诚先生同样予以了质疑：“但是，坚持所谓的纯正的艺术信念就没有问题了吗？这种信念的内涵且不去说它，它有足够的力量和可能性来承担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复杂现象和问题吗？”
话说得很尖锐，足以打破不少人脆弱的“纯文学”幻想。应该说，洪子诚的书写得很看，但他笔下的当代文学史本身，却没有那么好看，甚至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残酷，还要面目可憎。似乎更加令人沮丧的是，著者并没有像很多人所期待的那样，责难于那使文学史变得面目可憎的隐秘原因，反而极为冷静，甚至有些冷酷地为其辩护：“在文学领域充分政治结构化对立后，斗争的残酷，可以说是必然的。”
对当代文学和政治关系稍有涉猎的人都会明白，洪先生所坚持的只是一个常识，一个不为我们所喜爱，却真实存在，甚至衍生于当下的常识。我们是太钟情于那些浪漫妩媚，甚至有些滥情的文学想象了，以至于对任何敢于破坏这份才子佳人式美感的东西，都产生了敏感的防御与畏惧，可是，难道仅仅因为我们对艺术独立的坚持，就能让政治或市场的鬼魅从文学现场自动撤离，而安于被驱逐的现状吗？
当然不能。
所以我们必须承认，洪先生笔下的文学史，虽然过于压抑冷静了些，虽然少了一些激烈批判的锋芒，却有可能更接近于历史发生时那种暧昧不明的动荡。用著者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一种“犹豫不决”的写法，但恰恰是带有这质疑中的犹豫，为我们贡献了许多富有价值的真知灼见。
比如，在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分析中，洪先生反问道，假如胡风“掌权”会是怎样？我们对于胡风这些当代受难者的同情，会不会有过分拔高的倾向？再比如，对于新诗艺术成就的质疑，几乎成为当代不少学者，特别是古典学者众口一词的论调，但面对“那么多人的诗人和新诗爱好者，近百年来付出那么多的心血”，那些轻易的贬损与指责，是不是太过主观情绪化了一些？还有当代文学的经典问题。金庸小说地位的升降，已经成为文学研究关注多年的热点，但是否有人像洪先生一样怀疑过，争论双方貌似差距极大的论述，其实都缺乏对通俗小说自身艺术价值的捍卫。为什么对金庸小说价值的判断，就一定要在“雅”与“俗”这样对立的传统中进行呢？“俗”本身难道不是一种价值吗？
至于像“左翼文学”之类时代烙印浓重的文学概念，当我们自作聪明地指责其艺术上的粗糙时，洪先生却给早期的“左翼文学”下了一个十分“惊艳”的定语：先锋。冷静想来，相比于那些书斋文人自我抒情的惯性书写，“左翼”文学最初那些激情澎湃的诗篇，那勇敢地冲决一切的革命之力，那对现实的勇敢直陈，又怎么不是一种先锋的探索呢？只是后来，在多重力量的干预下，在另一种新型文学体制的束缚中，它的确陷入了某种机械复制的可悲中，可是，从反圆熟，反腐朽，最终演变为一种新的腐朽格套，这难道不正是一切先锋难以逃脱的悲剧命运吗？
洪先生的这本书，本是北大课堂的讲稿，出版于2002年，讲学的时间则是在1999年。那是旧世纪与新百年的分水岭，人们充满了世纪末的反思与困惑、憧憬与展望。那时候，当代文学中一些后来被我们形容为重大的事件还没有发生：今天生猛异常的所谓“80”作家尚在青春期的懵懂中，“文化研究”、“当代文学的价值重估”也还蛰伏于空气中酝酿，而高行健则正在通往斯德哥尔摩鲜花簇拥的路上……不少因时间下限之不确定性而质疑当代文学研究价值的人，或许以为十年前的这本书，到如今已然过时。可是，真的是这样吗？十年时间量的积累，是否真的意味着我们的研究与思考已经完成了质的嬗变？抑或，十年间，当代文学许多看似热闹的人与事背后，依旧还只是政治与市场此消彼长的隐形操纵？吾国的历史，其实说到底，也无非是一只被抽动的陀螺，转来转去，却还在原地。此循环往复的宿命，纵是转姿稍显优雅的文学史，又何尝能幸免呢？
也正是在这缜密细致的“还原”中，复杂多变的当代文学史，呈现出了颇有几分诡异的镜像。像“左翼文学”、“自由主义作家”两个概念，曾是我们的文学史赖以叙述的关键词，但在洪子诚先生的冷静分析下，不但这两个概念之间的界限充满了模糊，而且每个概念自身，也纠缠于各种复杂的文化构成因素。以单纯概念的划分及其演进，作为文学史叙述的主要手段，这样的学术方法，无疑充满了片面性，在思维观念日趋开放的今天，对这种片面性的指责可以是随意而轻率地，我们也理所当然地以为，文学史的建构，应当遵循独立的艺术审美传统。可是，对于这种看似合理的观点，洪子诚先生同样予以了质疑：“但是，坚持所谓的纯正的艺术信念就没有问题了吗？这种信念的内涵且不去说它，它有足够的力量和可能性来承担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复杂现象和问题吗？”
话说得很尖锐，足以打破不少人脆弱的“纯文学”幻想。应该说，洪子诚的书写得很看，但他笔下的当代文学史本身，却没有那么好看，甚至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残酷，还要面目可憎。似乎更加令人沮丧的是，著者并没有像很多人所期待的那样，责难于那使文学史变得面目可憎的隐秘原因，反而极为冷静，甚至有些冷酷地为其辩护：“在文学领域充分政治结构化对立后，斗争的残酷，可以说是必然的。”
对当代文学和政治关系稍有涉猎的人都会明白，洪先生所坚持的只是一个常识，一个不为我们所喜爱，却真实存在，甚至衍生于当下的常识。我们是太钟情于那些浪漫妩媚，甚至有些滥情的文学想象了，以至于对任何敢于破坏这份才子佳人式美感的东西，都产生了敏感的防御与畏惧，可是，难道仅仅因为我们对艺术独立的坚持，就能让政治或市场的鬼魅从文学现场自动撤离，而安于被驱逐的现状吗？
当然不能。
所以我们必须承认，洪先生笔下的文学史，虽然过于压抑冷静了些，虽然少了一些激烈批判的锋芒，却有可能更接近于历史发生时那种暧昧不明的动荡。用著者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一种“犹豫不决”的写法，但恰恰是带有这质疑中的犹豫，为我们贡献了许多富有价值的真知灼见。
比如，在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分析中，洪先生反问道，假如胡风“掌权”会是怎样？我们对于胡风这些当代受难者的同情，会不会有过分拔高的倾向？再比如，对于新诗艺术成就的质疑，几乎成为当代不少学者，特别是古典学者众口一词的论调，但面对“那么多人的诗人和新诗爱好者，近百年来付出那么多的心血”，那些轻易的贬损与指责，是不是太过主观情绪化了一些？还有当代文学的经典问题。金庸小说地位的升降，已经成为文学研究关注多年的热点，但是否有人像洪先生一样怀疑过，争论双方貌似差距极大的论述，其实都缺乏对通俗小说自身艺术价值的捍卫。为什么对金庸小说价值的判断，就一定要在“雅”与“俗”这样对立的传统中进行呢？“俗”本身难道不是一种价值吗？
至于像“左翼文学”之类时代烙印浓重的文学概念，当我们自作聪明地指责其艺术上的粗糙时，洪先生却给早期的“左翼文学”下了一个十分“惊艳”的定语：先锋。冷静想来，相比于那些书斋文人自我抒情的惯性书写，“左翼”文学最初那些激情澎湃的诗篇，那勇敢地冲决一切的革命之力，那对现实的勇敢直陈，又怎么不是一种先锋的探索呢？只是后来，在多重力量的干预下，在另一种新型文学体制的束缚中，它的确陷入了某种机械复制的可悲中，可是，从反圆熟，反腐朽，最终演变为一种新的腐朽格套，这难道不正是一切先锋难以逃脱的悲剧命运吗？
洪先生的这本书，本是北大课堂的讲稿，出版于2002年，讲学的时间则是在1999年。那是旧世纪与新百年的分水岭，人们充满了世纪末的反思与困惑、憧憬与展望。那时候，当代文学中一些后来被我们形容为重大的事件还没有发生：今天生猛异常的所谓“80”作家尚在青春期的懵懂中，“文化研究”、“当代文学的价值重估”也还蛰伏于空气中酝酿，而高行健则正在通往斯德哥尔摩鲜花簇拥的路上……不少因时间下限之不确定性而质疑当代文学研究价值的人，或许以为十年前的这本书，到如今已然过时。可是，真的是这样吗？十年时间量的积累，是否真的意味着我们的研究与思考已经完成了质的嬗变？抑或，十年间，当代文学许多看似热闹的人与事背后，依旧还只是政治与市场此消彼长的隐形操纵？吾国的历史，其实说到底，也无非是一只被抽动的陀螺，转来转去，却还在原地。此循环往复的宿命，纵是转姿稍显优雅的文学史，又何尝能幸免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