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文本领域里的罗宾汉——从巴赫金的体裁诗学看斯特恩的《项狄传》
作者：蔡熙
【内容提要】
文章以巴赫金的体裁诗学为理论视角，从体裁面具、讽刺性模拟，杂语性、小说性等四个方面探析了斯特恩的小说《项狄传》在文本领域里的革命性创新。它颠覆了西方传统的理性思维模式以及强调规范和等级、条理和秩序的诗学体系，把小说从严肃的政治的、道德的、社会的说教模式中解放出来，注入了轻松、幽默的成分，从而革新了审美趣味。
【关键词】
体裁诗学； 体裁面具； 讽刺性模拟； 杂语性； 小说性
美国著名学者丹尼尔·S·伯特在《世界100位文学大师排行榜》中将18世纪爱尔兰作家劳伦斯·斯特恩（Lawence Stern,1743-1768）列入其中。尽管他在该书序言中声明，这个排行榜不排除主观成分，但他为斯特恩作为一个颠覆性的杰出人物进入最令人敬仰的文学伟人行列而感到高兴。当代走红作家米兰·昆德拉曾把《项狄传》（全称《特里斯舛·项狄的生平与见解》）纳入欧洲最伟大的小说行列之中，认为其写作的无序性，散漫的没有主题却具有复调性质的文本，实在是成了西方小说朝意识流方向发展的源泉宝库。确实，250年前的斯特恩就展开了小说写作技巧的革命，他那具有颠覆性的挑战，堪称“文本领域里的罗宾汉。”
俄国著名思想家兼文学理论家巴赫金明确指出，“文学狂欢化问题，是历史诗学，主要是体裁诗学非常重要的课题之一。”[1] 他一贯重视文学体裁，认为文学体裁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诗学“应从体裁出发，因为体裁是整个作品整个言谈的典型形式。作品只有在具有一定体裁形式时才实际存在。每个成分的结构意义只有与体裁联系起来，才能理解。”[2]在巴赫金那里，狂欢化主要是作为文学体裁的传统产生影响的。狂欢化小说最能体现小说体裁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趋势。小说是具有颠覆性的体裁，它能利用其修辞和体裁上的异质性颠覆居统治地位的体裁观念。本文拟从体裁诗学角度探讨《项狄传》在文本领域的创新及其颠覆意义。
一 体裁面具——傻子、愚人形象
在巴赫金看来，小丑、傻瓜、愚人形象是狂欢化小说中经常出现的形象，这种与民间创作有深刻联系但在传统文学批评中却常遭鄙夷的“怪人形象”却是具有世界性的形象。研究这类形象才是小说史极为重要和最为有趣的任务。愚钝“既有贬低和毁灭这种否定性因素，又有更新和真理这种肯定性因素。愚钝这是反面的智慧，反面的真理，这是官方的统治性真理的反面和下部。愚钝首先表现为对官方世界诸种法规和程式的不理解和背离，同样也摆脱了这个世界的关怀和严肃性。”[3]
在《项狄传》中，斯特恩选择了一群疯疯癫癫的人物（不包括特里斯舛），搭起舞台让他们对话与表演。脱庇（Toby）叔叔是一个腹股受了伤的退股军官，他有着成年人的嗜好，要喝酒，要抽烟斗。但却那么愚钝，幼稚，不谙世务，连男女之情都茫然无知，一天到晚只知道在滚木球场操演自己经历过的战役。他是天真、蒙昧、厚道、善良、诚挚单纯的原型，之于哈姆莱特是优柔寡断的原型一样。脱庇叔叔的仆人——下士特灵（Corporal Trim），可谓是他的影子。特灵同样愚钝，他之于脱庇，一如桑丘之于堂吉诃德。为了布置战场，他把主人的长统靴改造成了大炮。如果说脱庇叔叔总是生活在回忆之中。那么我的父亲瓦尔特·项狄（walter Shandy）则生活在对未来的期待中。他学究气十足地试图以种种假设提出一些奇谈怪论，却全然不顾现实和常识。他那关于特里斯舛的出生，关于鼻子和名字的宏论被现实戳穿后，他才痛苦地意识到自己处境的讽刺意味。以傻子、愚人的眼光看世界，能使日常世界陌生化。这类形象以其无私的天真和忠厚，以亵渎偶象和神灵的咒语，使文本话语摆脱了高调的令人窒息的重压，摆脱了僵死而又虚伪的语调，使话语变得轻松幽默起来，并且使形象趋于多义，一如象征，不同时代的读者有着不同的阐释可能性。诚如巴赫金所言，“人的史诗般的完整性在小说中瓦解，人向另外的路线方向发展，人的内在因素与外在特征出现重大的不协调。”[4]
二 讽刺性模拟
在巴赫金看来，狂欢化小说本能地蕴含着讽刺性模拟。“最重要的小说典范及其变体都是在讽刺性模拟地摧毁先前的小说世界的过程中创建的。”他还指出，“所有这些对各种体裁和体裁风格（即不同语言）的讽刺性模拟，都属于嘲笑各种直接的严肃话语（包括所有体裁的变体）的语言形式”[5]。所谓讽刺性模拟，就是把一个人嘴上的话通过另一个人之口说出来，内容依旧，但语气和语调却迥乎不同。讽刺性模拟的语言和叙述带有双重倾向，含有两种声音，且话语里的两种声音明争暗斗，从而造成涵义的“一体双身”。也就是说，作者对本体和讽拟体二者的关系不直接诉诸于文字，不加阐释评论，靠读者自己去玩味，去领味作者的孤心苦旨，调动读者的艺术想象去填充文本的艺术空白。
斯特恩被称之为“英国的拉伯雷”，他创作《项狄传》的本意是“通过嘲讽那些我认为值得嘲讽的事——或者有损严谨学问的东西，为世人做件善事，我将把各行各业、各个阶层的人都拉进来，再用笑声使他们甩掉自己的荒唐。”因此，该书充满了讽刺性模拟。其手法大致如下：
（一） 拉伯雷式的双关语
当了21年神职人员的斯特恩谙熟爱尔兰诙谐的民间文学，他又博览了欧洲文学，因此，常运用语言的双关性，大做文字游戏，并且喜欢暗涉肉体的不登大雅的玩笑，如hobby-horse(游戏木马)在俚语中指妓女，鼻子既与拉丁文中“智慧”一词的词根相近，又暗指男性生殖器，Parts有角色的意思，也指两个城市的淫乱。另外，衣裙叉口，黄油面包，祛火方法，绿长袍，旧帽子都有双关意义。再如，“走”字，报丧的信送到项狄宅，托庇先看了信，说鲍博“他走了”，但正在研究地图思考大儿子出国旅行的瓦尔特·项狄却以为托庇在说他上路了，于是两人就“走”字牛头不对马嘴地扯了一大通。这些双关语的涵义是“一体双身”的，即具有双重声音，二重指向。诚如伊瑟尔所说，《项狄传》中的双关语以触目的方式把“被排除在外的生活从幕后推到了理想的前脸上来。”[6]
（二） 降格
降格指的是在话语或叙述中巧妙地沟通身外那些崇高与卑俗的联系，使崇高降低为卑俗，卑俗上升为崇高，昭示出狂欢式的亵渎不敬，对神圣之物的讽刺性模拟。在《项狄传》中，小说的叙述人兼主人公对重要而“严肃”的事物，如生死，宗教机构，种种学问和理论体系，一概加以嬉戏嘲弄。“在这个世界上机智和判断从来不会合为一体的；它们可是天差地远，截然不同的两码事儿——洛克是这样说的——我说，就像打嗝和放屁一样不同”，这里把“推理”等同于“放屁”，既辛辣又有调侃的味道。相反，对鼻子，胡须之类的东西却采取貌似郑重的态度长篇大论地阐述，冠之以“精神象征”，“讽喻含义”，“神学讨论”。对下士特灵的议论推重之至，对他的演说姿势描绘尽致。柯勒律治认为这是“让渺小成伟大，伟大变渺小，使两者都被贬损。”[7]
斯特恩尽管自称是拉伯雷和斯威夫特的继承人，但与后二者相比却显示出很大的不同。拉伯雷和斯威夫特把讽刺的锋芒对准有重大社会意义的事件，而斯特恩从未涉足重大的思想上的、道德上的、社会上的弊端。他嘲弄的不过是他那个时代已经过时的经院式的思维模式。因此他的讽刺不是出于对世界的一种蔑视，也不是要改变什么，而是出于对生活中滑稽可笑现象的敏感和警觉。所以，斯特恩只是把嘲弄无聊的思想观念——荒谬本身当作目的，而且《项狄传》的文字更显得轻佻，更富于“游戏”意味。
三 杂语性
在巴赫金那里，史诗话语只是单一的作者话语，史诗人物缺乏语言创造性，而小说却是多风格的、杂语的、多声部的。狂欢化程度较高的小说，即最具有小说性的小说是杂语小说。杂语小说是从社会杂语的深处进入的，它抨击独白式的高雅语言以展示其喜剧性，它利用杂语合奏自己的思想；它讽刺性地模拟一切占统治地位的文学语言和高雅的体裁，对那些自诩为绝对真理的语言表示怀疑。因此，杂语小说更能体现小说的本质特点。
通观《项狄传》，斯特恩主要是通过以下方法组织社会杂语，以折射自己的创作意图的。
（一） 语言杂交
为艺术目的而有意识地杂交是塑造文学形象最主要的艺术手段之一。巴赫金说，语言杂交“这是指在一个表述范围内混杂两种社会语言，让由时代或社会差别（或兼而有之）划分的不同的语言意识在这个表述的舞台上相遇。”[8]在《项狄传》中，作者故意混杂了英语、法语、拉丁语、希腊语、意大利语、谚语、、模棱两可的俏皮话、短暂用语、塞万提斯式的语气、拉伯雷式的双关语，还有许多自创的幽默的词语，如按发音拼写出一个让人作呕的拉丁名字福大托利呜斯（phutatorius）来丑化一个人物，有时把拉丁语和英语的音节拼贴起来构成一个合成词，库纳斯托洛鸠斯（kunastrokius）,有时又将英语词音译为拉丁词，如齐撒溲斯（kysarcius）等。斯特恩让不同的语言众声喧哗，互相交锋，从而使单一的语言土崩瓦解。
（二）插入不同的体裁
巴赫金指出，“原则上，任何体裁都能包容在小说结构里”。《项狄传》可以说是包容诸种小说结构成分的典范之作。这里有古代文体，如希腊文，拉丁文，有布道文，有演说，有献辞，有放肆的故事。但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作者在文本中插入了大量的非文学体裁，如第一卷第20章关于分娩的医学知识，有对绘画理论绘画历史的介绍，提到了大量的艺术艺术述评批评标准，罗列了很多艺术大师及其作品，还有对音乐知识的介绍，混杂了传记、历史、政治学、神学、哲学和军事著作。总之，五花八门的知识被斯特恩饶有兴趣地混杂其间。但是插入非文学体裁不是为了使之“高雅”，具有文学性，而恰恰是为了它的非文学性，为了使非文学语言进入小说的殿堂，使不同的语言，不同的体裁相互指涉，以一种新的关系彼此呈现出不同的思想形态。难怪俄国形式主义者什克洛夫斯基说，“在艺术史中，遗产不是从父亲传到儿子，而是从叔父传到侄子”。他强调了对非文学体裁的兼收并蓄是小说创新的源泉。在这方面，斯特恩为后人提供了范例。
简而言之，杂语性使平常难以兼容的因素合到一起，消弭一切界限，使各种文本相互渗透，各种语言众声喧哗，平等对话，使小说文本永远具有开放性。
四 小说性
巴赫金认为，小说不仅是一种文体，而且是一种特殊种类的力量，他称之为“小说性”。小说性具有巨大的颠覆力量，能瓦解和动摇官方的、形而上学的一元权威和话语霸权。因为小说从本质上来说是反规范的。按照巴赫金的说法，《项狄传》是一部极具“小说性”的小说。
《项狄传》问世之初，虽给作者带来了荣誉和喝彩，被认为是特大的文学奇迹之一，但在不友好的评论家那里，《项狄传》只不过是低级下流与多愁善感的混合液，安放在古怪而又有悖常理的艺术形式里。沃浦尔（Horace Walpole）认为它平淡乏味，戈尔德斯密斯（Oliver,Goldsmith）认为它粗俗、唐突、空洞。理查森认为它跑题、不连贯、不得体。大文学家兼词曲家约翰逊博士特别强调“没有什么怪胎会长期存活，《项狄传》没有生命力。”[9]萨克雷指责斯特恩是一个懦弱、虚伪的约瑟夫·瑟菲斯（谢立丹的喜剧《造谣学校》里的伪君子），一个“不中用的老流氓——自负——险恶——诙谐——虚伪。” 斯特恩虽然是个风流才子，然而他之所以赢得了不友好的评价甚至于恶意的攻击，是因为他的小说《项狄传》具有“小说性”，在于他那对传统小说具有颠覆性的挑战。
众所周知，英国小说的起步较晚，它的历史比史诗、诗歌、戏剧要短得多，到18世纪才初步成型。没想到《克拉丽萨》和《汤姆·琼斯》问世才十来年，这种尚处于幼稚状态的新文学样式让斯特恩来了一个地毯式的讽刺模拟，给掀了个地朝天。作为第一部长篇小说写作技巧的实验，《项狄传》展示了以下独到之处：
（一）新颖的版面设计
书中不时出现黑页（第1卷）、白页（第9卷36章）和各种图解，大量的星号，无数的破折号，任意的标点符号和半截的断句，整段整页的希腊文、拉丁文，不合常规的斜体字和黑体字，有的段落全是大写字母，有的段落全是小写字母。
（二）琐碎
在《项狄传》里，我们绝难发现习以为常的戏剧情节，讲述者固执地抵制了条理化的事件组成线索分明的情节，有的只是主人公枝枝节节、妨碍小说向前发展的一页又一页矛盾而又含糊的胡话。斯特恩把斯威夫特的“琐事万岁”变成了自己的写作口号。
（三）精心策划的题外话
第三卷写到特里斯舛的鼻子受伤，叙述由鼻子而一发不可收拾。从项狄家祖父祖母的婚事开始，到瓦尔特从“精神象征和讽喻含义”的层次探讨伊拉斯谟谈鼻子的拉丁文句（第三卷37章），第四卷引入一长段关于陌生人鼻子的寓言故事。再如关于脱屁叔叔和苍蝇的题外话等，也是如此。他的手法是在人物的联合观念中加入自己的话语。斯特恩似乎对题外话情有独钟。第一卷的22章可以说是题外话的专论。“题外话就是阳光——它们是阅读的生命，灵魂。”
（四）古怪的时间顺序
18世纪的英国小说在笛福、理查森、菲尔丁的笔下按时间顺序展开叙事，经渭分明。这一传统在《项狄传》里给颠了个个儿。作者前言在第三卷20章，献辞于第一卷第八章才出现，小说结尾讲的是项狄家庭一伙人的闲谈，与标题毫无关联。收束全书的是约里克牧师一段半开玩笑的话，但该牧师早在第一卷第七章就已经死去。该书题名为《特里斯舛·项狄先生的生平与见解》，但对项狄的描述既无生平亦无见解，直到第四卷他才出生，此时全书已近一半。小说大部分讲述的是别人——他父亲、叔叔、特灵等人的言行和姿态。斯特恩不是从出生开始，而是根据人的意识组合原则来结构小说的。显然，这是对人们已经习惯的过于条理化的18世纪英国小说的抵制，昭示了斯特恩对理性的挑战，对西方传统思维方式的颠覆。
理性曾是人类的一束启蒙之光，在战胜蒙昧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但理性并非万能，它扼杀创造潜力，窒息蓬勃的生机和自由。因此，斯特恩受到传统捍卫者的中伤也就在所难免了。
综上所述，《项狄传》从四个方面展示了卓越的叙事实验，颠覆了亚里斯多德、布瓦洛等人奠定的强调规范和等级、条理和秩序的诗学体系，摒弃了条理化结构故事的方法，代之以一种全新的开放的自由的写作风格，把小说从严肃的政治的、道德的、社会的说教模式中解脱出来，注入了轻松、幽默的笔调，从而革新了文学趣味，在文本领域制造了一场文学革命。斯特恩是地地道道的“文本领域里的罗宾汉”。文学评论家巴巴拉·哈代指出，“称职的作家在其选定的体裁范围内工作，而伟大的作家改造文学体裁。”[9]用这句话来指称斯特恩是恰如其分的。
参考文献：
[1] [俄] 巴赫金.陀斯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白春仁，顾亚铃译，三联书店1998.
[2] [俄] 巴赫金.文学艺术中的形式主义方法[M].李凡辉，张捷译，漓江出版社，1989.174.
[3] [俄] 巴赫金.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M].莫斯科文艺出版社，1990.287.
[4] [俄] 巴赫金.史诗与小说：论小说研究的方法论[M]文学与美学问题，莫斯科文艺出版社，1975.480.
[5] [俄] 巴赫金. 小说话语史前史[M]文学与美学问题，莫斯科文艺出版社，1975.422
[6] Wolfgang Iser.Laurence Stern: Tristram Shandy [M].Cambridge up, 1988.83.
[7] 转引自：Van chent,Dorothy.The English Novel:Form and Function [M].New York:Harper＆Row,1967.118
[8] [俄] 巴赫金.小说话语.[M]文学与美学问题.莫斯科文艺出版社，1975.170
[9] [美]丹尼尔·S·伯特.世界100位文学大师排行榜.序言[M].厦候炳译.海南出版社，2005.
【内容提要】
文章以巴赫金的体裁诗学为理论视角，从体裁面具、讽刺性模拟，杂语性、小说性等四个方面探析了斯特恩的小说《项狄传》在文本领域里的革命性创新。它颠覆了西方传统的理性思维模式以及强调规范和等级、条理和秩序的诗学体系，把小说从严肃的政治的、道德的、社会的说教模式中解放出来，注入了轻松、幽默的成分，从而革新了审美趣味。
【关键词】
体裁诗学； 体裁面具； 讽刺性模拟； 杂语性； 小说性
美国著名学者丹尼尔·S·伯特在《世界100位文学大师排行榜》中将18世纪爱尔兰作家劳伦斯·斯特恩（Lawence Stern,1743-1768）列入其中。尽管他在该书序言中声明，这个排行榜不排除主观成分，但他为斯特恩作为一个颠覆性的杰出人物进入最令人敬仰的文学伟人行列而感到高兴。当代走红作家米兰·昆德拉曾把《项狄传》（全称《特里斯舛·项狄的生平与见解》）纳入欧洲最伟大的小说行列之中，认为其写作的无序性，散漫的没有主题却具有复调性质的文本，实在是成了西方小说朝意识流方向发展的源泉宝库。确实，250年前的斯特恩就展开了小说写作技巧的革命，他那具有颠覆性的挑战，堪称“文本领域里的罗宾汉。”
俄国著名思想家兼文学理论家巴赫金明确指出，“文学狂欢化问题，是历史诗学，主要是体裁诗学非常重要的课题之一。”[1] 他一贯重视文学体裁，认为文学体裁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诗学“应从体裁出发，因为体裁是整个作品整个言谈的典型形式。作品只有在具有一定体裁形式时才实际存在。每个成分的结构意义只有与体裁联系起来，才能理解。”[2]在巴赫金那里，狂欢化主要是作为文学体裁的传统产生影响的。狂欢化小说最能体现小说体裁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趋势。小说是具有颠覆性的体裁，它能利用其修辞和体裁上的异质性颠覆居统治地位的体裁观念。本文拟从体裁诗学角度探讨《项狄传》在文本领域的创新及其颠覆意义。
一 体裁面具——傻子、愚人形象
在巴赫金看来，小丑、傻瓜、愚人形象是狂欢化小说中经常出现的形象，这种与民间创作有深刻联系但在传统文学批评中却常遭鄙夷的“怪人形象”却是具有世界性的形象。研究这类形象才是小说史极为重要和最为有趣的任务。愚钝“既有贬低和毁灭这种否定性因素，又有更新和真理这种肯定性因素。愚钝这是反面的智慧，反面的真理，这是官方的统治性真理的反面和下部。愚钝首先表现为对官方世界诸种法规和程式的不理解和背离，同样也摆脱了这个世界的关怀和严肃性。”[3]
在《项狄传》中，斯特恩选择了一群疯疯癫癫的人物（不包括特里斯舛），搭起舞台让他们对话与表演。脱庇（Toby）叔叔是一个腹股受了伤的退股军官，他有着成年人的嗜好，要喝酒，要抽烟斗。但却那么愚钝，幼稚，不谙世务，连男女之情都茫然无知，一天到晚只知道在滚木球场操演自己经历过的战役。他是天真、蒙昧、厚道、善良、诚挚单纯的原型，之于哈姆莱特是优柔寡断的原型一样。脱庇叔叔的仆人——下士特灵（Corporal Trim），可谓是他的影子。特灵同样愚钝，他之于脱庇，一如桑丘之于堂吉诃德。为了布置战场，他把主人的长统靴改造成了大炮。如果说脱庇叔叔总是生活在回忆之中。那么我的父亲瓦尔特·项狄（walter Shandy）则生活在对未来的期待中。他学究气十足地试图以种种假设提出一些奇谈怪论，却全然不顾现实和常识。他那关于特里斯舛的出生，关于鼻子和名字的宏论被现实戳穿后，他才痛苦地意识到自己处境的讽刺意味。以傻子、愚人的眼光看世界，能使日常世界陌生化。这类形象以其无私的天真和忠厚，以亵渎偶象和神灵的咒语，使文本话语摆脱了高调的令人窒息的重压，摆脱了僵死而又虚伪的语调，使话语变得轻松幽默起来，并且使形象趋于多义，一如象征，不同时代的读者有着不同的阐释可能性。诚如巴赫金所言，“人的史诗般的完整性在小说中瓦解，人向另外的路线方向发展，人的内在因素与外在特征出现重大的不协调。”[4]
二 讽刺性模拟
在巴赫金看来，狂欢化小说本能地蕴含着讽刺性模拟。“最重要的小说典范及其变体都是在讽刺性模拟地摧毁先前的小说世界的过程中创建的。”他还指出，“所有这些对各种体裁和体裁风格（即不同语言）的讽刺性模拟，都属于嘲笑各种直接的严肃话语（包括所有体裁的变体）的语言形式”[5]。所谓讽刺性模拟，就是把一个人嘴上的话通过另一个人之口说出来，内容依旧，但语气和语调却迥乎不同。讽刺性模拟的语言和叙述带有双重倾向，含有两种声音，且话语里的两种声音明争暗斗，从而造成涵义的“一体双身”。也就是说，作者对本体和讽拟体二者的关系不直接诉诸于文字，不加阐释评论，靠读者自己去玩味，去领味作者的孤心苦旨，调动读者的艺术想象去填充文本的艺术空白。
斯特恩被称之为“英国的拉伯雷”，他创作《项狄传》的本意是“通过嘲讽那些我认为值得嘲讽的事——或者有损严谨学问的东西，为世人做件善事，我将把各行各业、各个阶层的人都拉进来，再用笑声使他们甩掉自己的荒唐。”因此，该书充满了讽刺性模拟。其手法大致如下：
（一） 拉伯雷式的双关语
当了21年神职人员的斯特恩谙熟爱尔兰诙谐的民间文学，他又博览了欧洲文学，因此，常运用语言的双关性，大做文字游戏，并且喜欢暗涉肉体的不登大雅的玩笑，如hobby-horse(游戏木马)在俚语中指妓女，鼻子既与拉丁文中“智慧”一词的词根相近，又暗指男性生殖器，Parts有角色的意思，也指两个城市的淫乱。另外，衣裙叉口，黄油面包，祛火方法，绿长袍，旧帽子都有双关意义。再如，“走”字，报丧的信送到项狄宅，托庇先看了信，说鲍博“他走了”，但正在研究地图思考大儿子出国旅行的瓦尔特·项狄却以为托庇在说他上路了，于是两人就“走”字牛头不对马嘴地扯了一大通。这些双关语的涵义是“一体双身”的，即具有双重声音，二重指向。诚如伊瑟尔所说，《项狄传》中的双关语以触目的方式把“被排除在外的生活从幕后推到了理想的前脸上来。”[6]
（二） 降格
降格指的是在话语或叙述中巧妙地沟通身外那些崇高与卑俗的联系，使崇高降低为卑俗，卑俗上升为崇高，昭示出狂欢式的亵渎不敬，对神圣之物的讽刺性模拟。在《项狄传》中，小说的叙述人兼主人公对重要而“严肃”的事物，如生死，宗教机构，种种学问和理论体系，一概加以嬉戏嘲弄。“在这个世界上机智和判断从来不会合为一体的；它们可是天差地远，截然不同的两码事儿——洛克是这样说的——我说，就像打嗝和放屁一样不同”，这里把“推理”等同于“放屁”，既辛辣又有调侃的味道。相反，对鼻子，胡须之类的东西却采取貌似郑重的态度长篇大论地阐述，冠之以“精神象征”，“讽喻含义”，“神学讨论”。对下士特灵的议论推重之至，对他的演说姿势描绘尽致。柯勒律治认为这是“让渺小成伟大，伟大变渺小，使两者都被贬损。”[7]
斯特恩尽管自称是拉伯雷和斯威夫特的继承人，但与后二者相比却显示出很大的不同。拉伯雷和斯威夫特把讽刺的锋芒对准有重大社会意义的事件，而斯特恩从未涉足重大的思想上的、道德上的、社会上的弊端。他嘲弄的不过是他那个时代已经过时的经院式的思维模式。因此他的讽刺不是出于对世界的一种蔑视，也不是要改变什么，而是出于对生活中滑稽可笑现象的敏感和警觉。所以，斯特恩只是把嘲弄无聊的思想观念——荒谬本身当作目的，而且《项狄传》的文字更显得轻佻，更富于“游戏”意味。
三 杂语性
在巴赫金那里，史诗话语只是单一的作者话语，史诗人物缺乏语言创造性，而小说却是多风格的、杂语的、多声部的。狂欢化程度较高的小说，即最具有小说性的小说是杂语小说。杂语小说是从社会杂语的深处进入的，它抨击独白式的高雅语言以展示其喜剧性，它利用杂语合奏自己的思想；它讽刺性地模拟一切占统治地位的文学语言和高雅的体裁，对那些自诩为绝对真理的语言表示怀疑。因此，杂语小说更能体现小说的本质特点。
通观《项狄传》，斯特恩主要是通过以下方法组织社会杂语，以折射自己的创作意图的。
（一） 语言杂交
为艺术目的而有意识地杂交是塑造文学形象最主要的艺术手段之一。巴赫金说，语言杂交“这是指在一个表述范围内混杂两种社会语言，让由时代或社会差别（或兼而有之）划分的不同的语言意识在这个表述的舞台上相遇。”[8]在《项狄传》中，作者故意混杂了英语、法语、拉丁语、希腊语、意大利语、谚语、、模棱两可的俏皮话、短暂用语、塞万提斯式的语气、拉伯雷式的双关语，还有许多自创的幽默的词语，如按发音拼写出一个让人作呕的拉丁名字福大托利呜斯（phutatorius）来丑化一个人物，有时把拉丁语和英语的音节拼贴起来构成一个合成词，库纳斯托洛鸠斯（kunastrokius）,有时又将英语词音译为拉丁词，如齐撒溲斯（kysarcius）等。斯特恩让不同的语言众声喧哗，互相交锋，从而使单一的语言土崩瓦解。
（二）插入不同的体裁
巴赫金指出，“原则上，任何体裁都能包容在小说结构里”。《项狄传》可以说是包容诸种小说结构成分的典范之作。这里有古代文体，如希腊文，拉丁文，有布道文，有演说，有献辞，有放肆的故事。但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作者在文本中插入了大量的非文学体裁，如第一卷第20章关于分娩的医学知识，有对绘画理论绘画历史的介绍，提到了大量的艺术艺术述评批评标准，罗列了很多艺术大师及其作品，还有对音乐知识的介绍，混杂了传记、历史、政治学、神学、哲学和军事著作。总之，五花八门的知识被斯特恩饶有兴趣地混杂其间。但是插入非文学体裁不是为了使之“高雅”，具有文学性，而恰恰是为了它的非文学性，为了使非文学语言进入小说的殿堂，使不同的语言，不同的体裁相互指涉，以一种新的关系彼此呈现出不同的思想形态。难怪俄国形式主义者什克洛夫斯基说，“在艺术史中，遗产不是从父亲传到儿子，而是从叔父传到侄子”。他强调了对非文学体裁的兼收并蓄是小说创新的源泉。在这方面，斯特恩为后人提供了范例。
简而言之，杂语性使平常难以兼容的因素合到一起，消弭一切界限，使各种文本相互渗透，各种语言众声喧哗，平等对话，使小说文本永远具有开放性。
四 小说性
巴赫金认为，小说不仅是一种文体，而且是一种特殊种类的力量，他称之为“小说性”。小说性具有巨大的颠覆力量，能瓦解和动摇官方的、形而上学的一元权威和话语霸权。因为小说从本质上来说是反规范的。按照巴赫金的说法，《项狄传》是一部极具“小说性”的小说。
《项狄传》问世之初，虽给作者带来了荣誉和喝彩，被认为是特大的文学奇迹之一，但在不友好的评论家那里，《项狄传》只不过是低级下流与多愁善感的混合液，安放在古怪而又有悖常理的艺术形式里。沃浦尔（Horace Walpole）认为它平淡乏味，戈尔德斯密斯（Oliver,Goldsmith）认为它粗俗、唐突、空洞。理查森认为它跑题、不连贯、不得体。大文学家兼词曲家约翰逊博士特别强调“没有什么怪胎会长期存活，《项狄传》没有生命力。”[9]萨克雷指责斯特恩是一个懦弱、虚伪的约瑟夫·瑟菲斯（谢立丹的喜剧《造谣学校》里的伪君子），一个“不中用的老流氓——自负——险恶——诙谐——虚伪。” 斯特恩虽然是个风流才子，然而他之所以赢得了不友好的评价甚至于恶意的攻击，是因为他的小说《项狄传》具有“小说性”，在于他那对传统小说具有颠覆性的挑战。
众所周知，英国小说的起步较晚，它的历史比史诗、诗歌、戏剧要短得多，到18世纪才初步成型。没想到《克拉丽萨》和《汤姆·琼斯》问世才十来年，这种尚处于幼稚状态的新文学样式让斯特恩来了一个地毯式的讽刺模拟，给掀了个地朝天。作为第一部长篇小说写作技巧的实验，《项狄传》展示了以下独到之处：
（一）新颖的版面设计
书中不时出现黑页（第1卷）、白页（第9卷36章）和各种图解，大量的星号，无数的破折号，任意的标点符号和半截的断句，整段整页的希腊文、拉丁文，不合常规的斜体字和黑体字，有的段落全是大写字母，有的段落全是小写字母。
（二）琐碎
在《项狄传》里，我们绝难发现习以为常的戏剧情节，讲述者固执地抵制了条理化的事件组成线索分明的情节，有的只是主人公枝枝节节、妨碍小说向前发展的一页又一页矛盾而又含糊的胡话。斯特恩把斯威夫特的“琐事万岁”变成了自己的写作口号。
（三）精心策划的题外话
第三卷写到特里斯舛的鼻子受伤，叙述由鼻子而一发不可收拾。从项狄家祖父祖母的婚事开始，到瓦尔特从“精神象征和讽喻含义”的层次探讨伊拉斯谟谈鼻子的拉丁文句（第三卷37章），第四卷引入一长段关于陌生人鼻子的寓言故事。再如关于脱屁叔叔和苍蝇的题外话等，也是如此。他的手法是在人物的联合观念中加入自己的话语。斯特恩似乎对题外话情有独钟。第一卷的22章可以说是题外话的专论。“题外话就是阳光——它们是阅读的生命，灵魂。”
（四）古怪的时间顺序
18世纪的英国小说在笛福、理查森、菲尔丁的笔下按时间顺序展开叙事，经渭分明。这一传统在《项狄传》里给颠了个个儿。作者前言在第三卷20章，献辞于第一卷第八章才出现，小说结尾讲的是项狄家庭一伙人的闲谈，与标题毫无关联。收束全书的是约里克牧师一段半开玩笑的话，但该牧师早在第一卷第七章就已经死去。该书题名为《特里斯舛·项狄先生的生平与见解》，但对项狄的描述既无生平亦无见解，直到第四卷他才出生，此时全书已近一半。小说大部分讲述的是别人——他父亲、叔叔、特灵等人的言行和姿态。斯特恩不是从出生开始，而是根据人的意识组合原则来结构小说的。显然，这是对人们已经习惯的过于条理化的18世纪英国小说的抵制，昭示了斯特恩对理性的挑战，对西方传统思维方式的颠覆。
理性曾是人类的一束启蒙之光，在战胜蒙昧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但理性并非万能，它扼杀创造潜力，窒息蓬勃的生机和自由。因此，斯特恩受到传统捍卫者的中伤也就在所难免了。
综上所述，《项狄传》从四个方面展示了卓越的叙事实验，颠覆了亚里斯多德、布瓦洛等人奠定的强调规范和等级、条理和秩序的诗学体系，摒弃了条理化结构故事的方法，代之以一种全新的开放的自由的写作风格，把小说从严肃的政治的、道德的、社会的说教模式中解脱出来，注入了轻松、幽默的笔调，从而革新了文学趣味，在文本领域制造了一场文学革命。斯特恩是地地道道的“文本领域里的罗宾汉”。文学评论家巴巴拉·哈代指出，“称职的作家在其选定的体裁范围内工作，而伟大的作家改造文学体裁。”[9]用这句话来指称斯特恩是恰如其分的。
参考文献：
[1] [俄] 巴赫金.陀斯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白春仁，顾亚铃译，三联书店1998.
[2] [俄] 巴赫金.文学艺术中的形式主义方法[M].李凡辉，张捷译，漓江出版社，1989.174.
[3] [俄] 巴赫金.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M].莫斯科文艺出版社，1990.287.
[4] [俄] 巴赫金.史诗与小说：论小说研究的方法论[M]文学与美学问题，莫斯科文艺出版社，1975.480.
[5] [俄] 巴赫金. 小说话语史前史[M]文学与美学问题，莫斯科文艺出版社，1975.422
[6] Wolfgang Iser.Laurence Stern: Tristram Shandy [M].Cambridge up, 1988.83.
[7] 转引自：Van chent,Dorothy.The English Novel:Form and Function [M].New York:Harper＆Row,1967.118
[8] [俄] 巴赫金.小说话语.[M]文学与美学问题.莫斯科文艺出版社，1975.170
[9] [美]丹尼尔·S·伯特.世界100位文学大师排行榜.序言[M].厦候炳译.海南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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