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吉拉•卡特的逃遁
即使在BBC拍摄的纪录片《英国小说家的自白》中,安吉拉•卡特也是格外与众不同的一个。镜头从印有“安吉拉•卡特奇境”字样的铭牌扫起,一个幽树艳花之地,一个繁复雕琢之地,犹如吸引人却也让人不知所终的华丽黑洞。 镜头里的安吉拉•卡特正在朗读《染血之室》,略带口音,声线飘忽,给人一种并不真实之感。事实正是如此,与纪录片中其他了不起的英国作家相比,即便是未曾留下活动影像的弗吉尼亚•伍尔夫都比她更现实更血肉。无论是纪录片中的她,还是《焚舟纪》里呈现异样文字的她,你都会觉得,她离我们所在的地球很远,与她的时代很远。或者说,她根本没有时代,她身处异世。 其实安吉拉•卡特生前备受殊荣,她时常登上电视节目,几乎每一本图书都得到郑重对待,而五十二岁便逝于肺癌更让她声名陡然冲天。然而在英国的文学史上,她的地位又不无尴尬。与马丁•艾米斯、朱利安•巴恩斯和伊安•麦克尤恩这等文坛中流砥柱相比,她早了十年,而且显得太过女性;而与艾丽丝•默多克、多丽思•莱辛以及穆丽尔•斯帕克等早已跻身文学圣殿的大师们相比,她又年轻了二十年。然而这并不妨碍《时代》周刊将她誉为二十世纪最杰出的作家之一,她诡谲波澜的想象力令每一个有幸遇见的读者为之沉湎。 安吉拉•卡特一生的主题似乎都是在逃遁与释放之间纠结。她逃往各种故事,她借用各种故事。她文辞丰富、活色生香的文字里充满了寓言典故,有的你一眼就能认出,像白雪公主;有的则晦暗难明,要追溯至更为久远复杂的意象。正如一匣五卷的《焚舟纪》所示,安吉拉•卡特最钟爱的文学形式是短篇,然而要彻底读透,文艺家要阐释的文字恐怕都会长于她的故事文本。 安吉拉•卡特借以逃遁藏身的故事因此常常具备似曾相识的外貌,让我们很容易获得阅读的认同和快感。比如她最为脍炙人口的《染血之室》,能够弹奏出宛如天籁的“琶音处女”新娘,远嫁给孤岛中的城堡之主。这位贵族富可敌国,理所当然地拥有一串象征着财富的厚重钥匙,可以打开城堡里每一扇门。同样,美丽的新娘如你所料受到了警告,其中有一小间,其貌不扬,但你万万不能打开。这勾起我们童年记忆乃至集体记忆的小故事,其重点并不在于架构,而是它的各种变形。这些变形才是安吉拉•卡特的念念纠缠,是她真正要释放的另类人生。新娘包裹在爱情外表下的微妙虚荣心,民间传说中少见描写的势利眼仆役,淫逸嗜虐的城堡主新郎,还有以救世主面目出现的盲人调音师和新娘那英勇的母亲。安吉拉•卡特显然认为人生不乏恶意与悲剧,虽然最终她还是在这则故事的结尾展示了善的力量。值得注意的是两位“救世主”,男性的盲人调音师只是单纯善良,比起被形容为女骑士的母亲,他显得太过柔弱。而这,恐怕是安吉拉•卡特与社会较为贴近的一点勾连,暗合了当时风生水起的女性主义。 安吉拉•卡特曾经因为与第一任丈夫情变而离开英国,在充满东方风情的东京居住了两年。那是她的另一次逃亡,而这一经历成就了《焚舟纪》中的另一部短篇小说集《烟火》。在经历九年的稳定婚姻后,她发现日本这个国度与她异常吻合,她有了一位日本情人。他很好看,有着“雌雄同体般奇妙情致的优雅身体”。她对他既熟悉又陌生,一如这个国家所传递给她的感觉。她惊讶于这个东方社会的节制和秩序,但却前所未有的为之感到空虚和不能把握,她在小说中写道:“这个国家已经将伪善发扬光大到最高层级,比方你看不出武士其实是杀人凶手,艺妓其实是妓女。”她在遥远异乡,再一次体会到堂皇人生里的荒诞与无稽。 安吉拉•卡特喜欢收集奇人怪事。比如,她曾经记录过这样一则轶闻:某位名叫Tycho Brahe的丹麦天文学家,由于羞于在隆重的宴会上离席如厕,竟至膀胱破裂而死。这样的事情我们当做天大的稀奇,用报纸的版面、用电视的新闻,来津津有味地传播。殊不知,在安吉拉•卡特看来,这些被定义为猎奇的偶然才是人性深处的真实,是必然会浮现的偶然。 安吉拉•卡特让我们恍然领悟,原来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个血淋淋的自我。那样一个自我见不得人,但却充满本动物能,是禁欲中的一点微小但却有力的纵欲,是平静湖面却被一粒小石子激起微澜的颤栗,而这颤栗,有可能波及全部,让你失神,不智。 安吉拉•卡特以幽微来吸引你,却令你不敢光明地承认。而你一生,终有一次要面对这黑暗,梳理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