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期待、让人失望的译注-评沈默译注《居鲁士的教育》
《居鲁士的教育》 [古希腊] 色诺芬 著 沈默 译注
华夏出版社 2007年6月第一版 502页，49.00元
文作者—成慕维
沈默先生近年在注疏西方经典方面用力颇勤，除了已经出版的色诺芬《会饮》、《居鲁士的教育》之外，网上流传的尚有柏拉图Politeia注疏，并且据说即将出版厚达六百页的索福克勒斯《埃阿斯》注疏。已出版的文本中，《会饮》译注存在的严重问题，网友已略有议论，但关于《居鲁士的教育》一书，笔者尚未见严肃书评，这里便尝试略述一二。
本书作为刘小枫、甘阳主编的《色诺芬注疏集》之一，长达五百余页。色诺芬此书尽管影响了西塞罗与马基雅维利等大家，但截至目前，欧美学界似乎并无对此书系统的历史-语文学注释（目前最为详尽的Budé协会版也仅仅是简注）。与荷马史诗、柏拉图对话录，甚至色诺芬其他作品的际遇（比如《希腊志》或《远征记》）相比，显然本书在学界颇受冷遇。考虑到这点，汉语学界全本的“语文学译注”就尤其令人期待。沈译本书前刊有刘小枫与甘阳合序以及后者特别撰写的导言《从色诺芬到马基雅维利》，随后是译者前言和Ambler为本书英译本所做的导言（The Education of Cyru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1），书后附有人名与主题索引。可惜索引部分仅涵盖色诺芬的原文，并不包括更为重要的注疏部分。正文部分，每节前有百余字的内容概述，并且以脚注方式给出篇幅巨大的释义。
沈译本将色诺芬的标题Gyropaedia时而翻译为《居鲁士的教育》（见封面、甘阳导言和译者前言），时而翻译为《居鲁士劝学录》（见甘阳与刘小枫合撰前言，见Ambler导言中译），不知究竟取何种译法。不过就后一种译名而言，值得补充的是，古典传统并不缺乏“劝学录”这一文类，其名为 Protreptikos，亚里士多德等人便撰有相关作品。色诺芬此书不仅标题与导言中并无protreptikos出现，而且从内容上看，更应该属于 politeia（政教类）或bios（传记类）传统，而非“劝学”，从而应当根据字面统一译为《居鲁士的教育》或《居鲁士之教化》。
甘阳的导言中，突出了马基雅维利与施特劳斯及其学派对色诺芬的接受，强调这一维度中对现实政治与政治谎言的强调。但同样强烈为色诺芬影响的斯多亚哲人、西塞罗、维兰等人或一笔带过，或未置一词。译者前言较为简短，介绍了色诺芬相关生平以及译注使用版本情况。Ambler的导言尽管更为详尽，但似乎也对此书本身并无兴趣，而更多地关注于它的现实政治意义。他从联邦党人的议论开篇，以马基雅维利结尾，最终的结论也十分的现代：“《居鲁士劝学录》通篇是在说明：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中译，Ambler前言页18）这样，从本书的三个导言中，我们仅仅能够得到一个经过“精心拣选”的接受史，而无法获知本书写作的历史背景、编年、框架结构、语言特点、研究现状等译注本应该包含的基本信息。因此笔者不得不冒昧进言，作者若无心或无力撰写一个合格的导读，而且也不排斥翻译西人成果，那么，与其推介施特劳斯派的一家之言，不若直接翻译Bizos为Budé协会本 Cyroédie（Paris: Belles Lettres, 1972-1978）所写的详尽导言，尽管此文已经不能完全反映晚近三十年研究之进展。
根据译者的自述，中译本所据的底本正是Bizos所校的希腊文，除此之外，还根据很多其他版本进行了校订（参译者前言页2）。Bizos本于 1972-1978年推出，可惜中译本未标明原书初版年代，易让人误解为此本成于2003年。另外，虽然这一校本确实对Marchant的Oxford版和Gemoll的Teubner版有所推进，但并非完美无瑕，因此并没有压倒性地取代上述两个版本。比如Bizos当时未能考虑Paap于1970年在 Brill出版社编著的The Xenophon Papyri，从而遗憾地掠过了并非没有价值的稿本系统x。又比如段落1.2.4.9处Bizos在 gymnetikois与gymnikois之间，误选了gymnikois稿本系统的读法，而这在Marchant和Gemoll两书那里则并无问题（关于Bizos稿本的问题，特别参 Conomis在Gnomon 48, 1976年的书评， pp. 123-128）。我们当然不必强求译者彻底梳理整个稿本系统，但至少应该参照Paap、Marchant和Gemoll三书，对原文进行基本的校订，必要时给出异读以及依据。然而，除去选译 Bizos的注释，作者本人不仅没有明确给出自己具体根据那些版本进行了校订，并且从全书的翻译与注释出发，我们根本看不到任何学术上有价值的文本考订痕迹。仍旧以之前提及的1.2.4.8-9为例，原文为 hoi de ephéboi kai koimóvtai peri ta archaia syn tois gymnétikois hoplois，意思是“年轻人携着他们的轻兵器在王宫附近过夜”，如果按照Bizos错误的文本，而不加校订，则应该翻译为“年轻人携着他们的训练用的兵器在王宫附近过夜”，但是我们的中译本则为不知所云的“而年轻人则有义务在夜间到那些公共建筑里去睡觉，睡觉时还要双手背在身后”。从这一例我们可以看到基本的文意尚不能保证，更不用说作者自谓的校订了。
本文的注疏，据作者言大体分为两部分，除作者自撰外，分别来自Bizos、Ambler两书以及Loeb版。令人困惑的是，在说明中，作者一方面称其“笺注多在语文诂证方面加以说明”（页2），另一方面又认为法文Bizos的注释“多注意语文学疏证，此类疏证对于研究色诺芬修辞与文体颇多助益，但对一般读者意义不大”（同上），因此大半略去了。首先，我们很难理解一个不考虑修辞与文体的语文学注疏是什么，甚至本书的注解是不是语文学的都由于自相矛盾的陈述而变得难以确定。最后，本书是写给专业读者还是普通读者，也不甚明了。
当然，这设定的含混尚不是注释存在严重缺陷的主要原因，现在让我们回到作者具体的译注。毫不夸张地说，除去沈默先生翻译Bizos的注释，他本人的注解大多数没有学术与参考的价值。略而言之，古典作品的注疏可以分为写给普通读者、学生与专业读者三种，尽管三者界限未必决然清晰。写给普通读者的注本，需要译者对不常见的名物制度、历史典章给予简短的解释，通常并不预设读者把握原文，也未必给出文献来源，仅仅为了方便读者理解文本，罗念生、周作人先生翻译的希腊悲剧所附注解多属此类。写给学生的注释，以十九到二十世纪初德国人文中学的Schulkommentar为典范，需要以原文知识为前提，简注作者特殊的特殊用词或句法，给出难词的原型或难句的结构分析，间或给出相关文本少量的平行段落，以帮助初学者读通原文与粗解历史和文学语境。就《居鲁士的教育》而言，伦敦大学的Holden对本书卷6-8的注释便属于此类（Cambridge, 1890年）。与之相较，专业性的注疏则更为多元，根据文本与作者风格，或者偏重语文学考订，或者偏重思想源流的探究，或者偏重哲学论证的重构，或结合多种因素。无论选取何种风格，它们通常需要给出建立在原始文献之上的严格论证，并且尽可能地反映写作时的学术现状。此类注本的代表作既包括Eduard Fraenkel浩瀚宏伟的《阿伽门农》（Agamemnon，Oxford，1950年第一版），也可能是Dodds精简扼要的《酒神狂女》（Bacchae，Oxford，1960年第二版）。由于古典教育目前在西方的普遍衰落，多数学生在大学教育前并未接触过古典语言，特别是古希腊文，因此如今一些新注本尝试将后两种注释结合起来，在不损害注本学术性的基础上，增加其普及与教学价值。比如Latacz主持的巴塞尔《伊利亚特》注本，以不同的字号区分基础性的注释与考订性的注释，与之类似，Parker在Oxford新近出版的欧里彼得斯的Alcestis注解则将专业考订类的文字均放入括号之内。
然而以上述标准来考察沈默先生的译注，我们发现是难以将之归类的。如果他是写给普通读者的注释，本书的篇幅过于庞大，预设了过度的希腊语知识，而不少需要注释的人文、地理、典故等又未著一言。若是写给部分掌握了希腊语的学生，这本书对于难词、特殊的语法现象、语言风格、文学传统等几乎一字不提，多给出诸如“幸福”、“正义”、“人”这类常见词的解释。这对试图利用注释的学生而言，一方面缺乏必要的提示，一方面又有太多冗余的信息。
从本书的形式来看，笔者更倾向于沈先生将自己的译注视为专业的语文学注疏，那么此书是否能满足这一注释体例的最低要求呢？首先，我们可以看到，除了上文提及的三部译注，作者对经典的色诺芬研究未著一字，更基本没有利用晚近的研究成果，比如Christian Mueller-Goldingen的 Untersuchungen zu Xenophons Kyrupdie （Stuttgart & Leipzig 1995）， Beborah Levine Gera 的 Xenophon' s Cyropaedia: Style, Genere, and Literary Technique （1993）， James Tatum 的Xenophon' s Imperial Fiction（1989）等，因此本书全然无法反映目前色诺芬研究的进展。其次，本文的译注除却原始文献之外，偶尔提及研究界观点的段落，仅给出意见，既缺乏论证，也缺乏原始文献出处。比如本书结尾部分常常被部分学者视为伪书或增补，中译本认为：“我们在这里仅根据本书的文本以及色诺芬特定的行文方式也可且得出[与Ambler]同样的结论，认为这一章的确是色诺芬所著。”（页480）然而究竟哪些学者分别出于怎样的理由认为这一部分文字可疑，什么是“色诺芬特定的行文方式”，我们均无法从译注中看到。
我们对历史考订语文学的注释的期待是什么？笔者试图以《居鲁士的教育》略作说明。首先这一注本应该通过考订与训诂提供一个可靠的原文或译文。中文的注释本未必需要重新完成一个权威校本，但至少应参考权威版本给出可信的译文。而令人失望的是，我们的中译本错误百出，无法指望其在校勘、考订上有所收获（也参前），更不用说以优美的汉语反映出色诺芬本人清新明晰的阿提卡文风。比如 hós anthrópói pephykoti pantón tón tón allón raion eié zóión é anthrópón archein（1.1.3. 2-3），意为：就人的本性而言，统治所有其他动物都比统治人更容易。而沈译本则写道：“除了他的伙伴，人在本性上是要统治其他所有的动物。”（页3）这里，程度上的比较就全然的失去了。
其次，我们需要通过色诺芬的其他文本更好地理解目的文本，同时也通过这一文本更好地理解色诺芬。它的措辞、文体、思想观念尽量利用本文与相关文本得到澄清。比如《居鲁士的教育》以政制形态的讨论开头，有必要讨论这一开端的独特性，特别给出《斯巴达政制》相关的段落。由于色诺芬笔下的居鲁士，与他笔下的苏格拉底、Agesilaus形象有着极大的类似性，注释时不能忽略这一因素。如当居鲁士进行苏格拉底式的对话时，应该给出色诺芬《回忆录》或《会饮》等文本中的相关段落。
再者，在一个更大的历史语境下，色诺芬的居鲁士形象有必要与希罗多德、Antisthenes等人笔下的居鲁士进行比较，特别同一事件的不同叙述需要给予关注和讨论。影响了色诺芬的Isokrates与柏拉图等人的相关论述也应尽力寻出。如果力图达到最前沿的研究，那么在Martin West 与Walter Burkert对希腊与东方关系的出色研究之后，对色诺芬的居鲁士形象的探讨，也应该关注和介绍东方的史料。因为色诺芬即使没有接触古波斯的官方文献，也显然有机会了解大量的口传史料。就此而言，Knauth（参其《古伊朗的君主理想：从色诺芬到菲尔多希》，Das altiranische Fürstenideal von Xenophon bis Ferdousi, Wiesbaden, 1975）等伊朗学家已经对伊朗史诗《列王纪》（āh nāmah）与《居鲁士教育》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尽管不乏争议，但在做注本时不可忽视。
通过上述并不全面的列举，我们可以看到沈注本没有实现我们的任何一处期待。本书未依循传统典籍的注疏体例（无论是西学还是国学），而常常采取模板如下：“(a)某词（希腊语）字面意思为某某，(b) 它的引申义为某某，(c)在色诺芬这里我翻译为某某，(d)相关参某部典籍，随后给出这一典籍前后几行的中译。”这里的(a)(b)(c)(d)常常会颠倒顺序，甚至不断循环、搅拌出现，而给出的典籍译文又与色诺芬的文本缺乏联系。即使暂且不提这一形式下的具体内容常常错漏百出（比如页2，应该为单数阳性定冠词ho，误写为复数hoi；页19将表示抽象概念“正义”的dikaiosyne误解释为 “研习公正的”），这种对译名漫无目的的讨论也难以赋予充分的意义。注释似乎比较偏爱“知识”、“律法”等抽象名词，但这些概念在色诺芬这一文本中的独特性，译者并没有清晰明澈的讨论。而要随机地了解某一词语的多种义项，我们可以利用释义更为准确的、文献来源更为丰富的Greek- English Lexikon（Liddell, Scott, Jones编纂，简称LJS），而不需要注释者提供给我们释义含混、行文臃肿的词条。如果译者乐于转译辞书，不如扎扎实实地将LJS词典译为中文。只要保证释义的基本准确，定为对汉语学界的一大贡献。
综上所述，既然《居鲁士的教育》是了解古典世界不可或缺的经典文本之一，汉语世界不得不重新期待一个准确的新译本，如果条件成熟，也包括一个真正可用的新注本。不过，这里不必苛责沈默先生，他录入海量文本的勤劳是有目共睹的。更需要强调的是，这一译注只是汉语学界不断上演悲剧的折射之一而已。为了尽量避免这样的悲剧，笔者冒昧建议学术性的出版社至少为部分重要的研究系列，设立匿名审稿制度，由相关领域的专家为待出版的专著提供书面审查意见，这样在理想情况下，一方面可以提高合格稿件的质量，另一方面也减少不合格稿件（至少在本社或本系列）的出版。
华夏出版社 2007年6月第一版 502页，49.00元
文作者—成慕维
沈默先生近年在注疏西方经典方面用力颇勤，除了已经出版的色诺芬《会饮》、《居鲁士的教育》之外，网上流传的尚有柏拉图Politeia注疏，并且据说即将出版厚达六百页的索福克勒斯《埃阿斯》注疏。已出版的文本中，《会饮》译注存在的严重问题，网友已略有议论，但关于《居鲁士的教育》一书，笔者尚未见严肃书评，这里便尝试略述一二。
本书作为刘小枫、甘阳主编的《色诺芬注疏集》之一，长达五百余页。色诺芬此书尽管影响了西塞罗与马基雅维利等大家，但截至目前，欧美学界似乎并无对此书系统的历史-语文学注释（目前最为详尽的Budé协会版也仅仅是简注）。与荷马史诗、柏拉图对话录，甚至色诺芬其他作品的际遇（比如《希腊志》或《远征记》）相比，显然本书在学界颇受冷遇。考虑到这点，汉语学界全本的“语文学译注”就尤其令人期待。沈译本书前刊有刘小枫与甘阳合序以及后者特别撰写的导言《从色诺芬到马基雅维利》，随后是译者前言和Ambler为本书英译本所做的导言（The Education of Cyru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1），书后附有人名与主题索引。可惜索引部分仅涵盖色诺芬的原文，并不包括更为重要的注疏部分。正文部分，每节前有百余字的内容概述，并且以脚注方式给出篇幅巨大的释义。
沈译本将色诺芬的标题Gyropaedia时而翻译为《居鲁士的教育》（见封面、甘阳导言和译者前言），时而翻译为《居鲁士劝学录》（见甘阳与刘小枫合撰前言，见Ambler导言中译），不知究竟取何种译法。不过就后一种译名而言，值得补充的是，古典传统并不缺乏“劝学录”这一文类，其名为 Protreptikos，亚里士多德等人便撰有相关作品。色诺芬此书不仅标题与导言中并无protreptikos出现，而且从内容上看，更应该属于 politeia（政教类）或bios（传记类）传统，而非“劝学”，从而应当根据字面统一译为《居鲁士的教育》或《居鲁士之教化》。
甘阳的导言中，突出了马基雅维利与施特劳斯及其学派对色诺芬的接受，强调这一维度中对现实政治与政治谎言的强调。但同样强烈为色诺芬影响的斯多亚哲人、西塞罗、维兰等人或一笔带过，或未置一词。译者前言较为简短，介绍了色诺芬相关生平以及译注使用版本情况。Ambler的导言尽管更为详尽，但似乎也对此书本身并无兴趣，而更多地关注于它的现实政治意义。他从联邦党人的议论开篇，以马基雅维利结尾，最终的结论也十分的现代：“《居鲁士劝学录》通篇是在说明：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中译，Ambler前言页18）这样，从本书的三个导言中，我们仅仅能够得到一个经过“精心拣选”的接受史，而无法获知本书写作的历史背景、编年、框架结构、语言特点、研究现状等译注本应该包含的基本信息。因此笔者不得不冒昧进言，作者若无心或无力撰写一个合格的导读，而且也不排斥翻译西人成果，那么，与其推介施特劳斯派的一家之言，不若直接翻译Bizos为Budé协会本 Cyroédie（Paris: Belles Lettres, 1972-1978）所写的详尽导言，尽管此文已经不能完全反映晚近三十年研究之进展。
根据译者的自述，中译本所据的底本正是Bizos所校的希腊文，除此之外，还根据很多其他版本进行了校订（参译者前言页2）。Bizos本于 1972-1978年推出，可惜中译本未标明原书初版年代，易让人误解为此本成于2003年。另外，虽然这一校本确实对Marchant的Oxford版和Gemoll的Teubner版有所推进，但并非完美无瑕，因此并没有压倒性地取代上述两个版本。比如Bizos当时未能考虑Paap于1970年在 Brill出版社编著的The Xenophon Papyri，从而遗憾地掠过了并非没有价值的稿本系统x。又比如段落1.2.4.9处Bizos在 gymnetikois与gymnikois之间，误选了gymnikois稿本系统的读法，而这在Marchant和Gemoll两书那里则并无问题（关于Bizos稿本的问题，特别参 Conomis在Gnomon 48, 1976年的书评， pp. 123-128）。我们当然不必强求译者彻底梳理整个稿本系统，但至少应该参照Paap、Marchant和Gemoll三书，对原文进行基本的校订，必要时给出异读以及依据。然而，除去选译 Bizos的注释，作者本人不仅没有明确给出自己具体根据那些版本进行了校订，并且从全书的翻译与注释出发，我们根本看不到任何学术上有价值的文本考订痕迹。仍旧以之前提及的1.2.4.8-9为例，原文为 hoi de ephéboi kai koimóvtai peri ta archaia syn tois gymnétikois hoplois，意思是“年轻人携着他们的轻兵器在王宫附近过夜”，如果按照Bizos错误的文本，而不加校订，则应该翻译为“年轻人携着他们的训练用的兵器在王宫附近过夜”，但是我们的中译本则为不知所云的“而年轻人则有义务在夜间到那些公共建筑里去睡觉，睡觉时还要双手背在身后”。从这一例我们可以看到基本的文意尚不能保证，更不用说作者自谓的校订了。
本文的注疏，据作者言大体分为两部分，除作者自撰外，分别来自Bizos、Ambler两书以及Loeb版。令人困惑的是，在说明中，作者一方面称其“笺注多在语文诂证方面加以说明”（页2），另一方面又认为法文Bizos的注释“多注意语文学疏证，此类疏证对于研究色诺芬修辞与文体颇多助益，但对一般读者意义不大”（同上），因此大半略去了。首先，我们很难理解一个不考虑修辞与文体的语文学注疏是什么，甚至本书的注解是不是语文学的都由于自相矛盾的陈述而变得难以确定。最后，本书是写给专业读者还是普通读者，也不甚明了。
当然，这设定的含混尚不是注释存在严重缺陷的主要原因，现在让我们回到作者具体的译注。毫不夸张地说，除去沈默先生翻译Bizos的注释，他本人的注解大多数没有学术与参考的价值。略而言之，古典作品的注疏可以分为写给普通读者、学生与专业读者三种，尽管三者界限未必决然清晰。写给普通读者的注本，需要译者对不常见的名物制度、历史典章给予简短的解释，通常并不预设读者把握原文，也未必给出文献来源，仅仅为了方便读者理解文本，罗念生、周作人先生翻译的希腊悲剧所附注解多属此类。写给学生的注释，以十九到二十世纪初德国人文中学的Schulkommentar为典范，需要以原文知识为前提，简注作者特殊的特殊用词或句法，给出难词的原型或难句的结构分析，间或给出相关文本少量的平行段落，以帮助初学者读通原文与粗解历史和文学语境。就《居鲁士的教育》而言，伦敦大学的Holden对本书卷6-8的注释便属于此类（Cambridge, 1890年）。与之相较，专业性的注疏则更为多元，根据文本与作者风格，或者偏重语文学考订，或者偏重思想源流的探究，或者偏重哲学论证的重构，或结合多种因素。无论选取何种风格，它们通常需要给出建立在原始文献之上的严格论证，并且尽可能地反映写作时的学术现状。此类注本的代表作既包括Eduard Fraenkel浩瀚宏伟的《阿伽门农》（Agamemnon，Oxford，1950年第一版），也可能是Dodds精简扼要的《酒神狂女》（Bacchae，Oxford，1960年第二版）。由于古典教育目前在西方的普遍衰落，多数学生在大学教育前并未接触过古典语言，特别是古希腊文，因此如今一些新注本尝试将后两种注释结合起来，在不损害注本学术性的基础上，增加其普及与教学价值。比如Latacz主持的巴塞尔《伊利亚特》注本，以不同的字号区分基础性的注释与考订性的注释，与之类似，Parker在Oxford新近出版的欧里彼得斯的Alcestis注解则将专业考订类的文字均放入括号之内。
然而以上述标准来考察沈默先生的译注，我们发现是难以将之归类的。如果他是写给普通读者的注释，本书的篇幅过于庞大，预设了过度的希腊语知识，而不少需要注释的人文、地理、典故等又未著一言。若是写给部分掌握了希腊语的学生，这本书对于难词、特殊的语法现象、语言风格、文学传统等几乎一字不提，多给出诸如“幸福”、“正义”、“人”这类常见词的解释。这对试图利用注释的学生而言，一方面缺乏必要的提示，一方面又有太多冗余的信息。
从本书的形式来看，笔者更倾向于沈先生将自己的译注视为专业的语文学注疏，那么此书是否能满足这一注释体例的最低要求呢？首先，我们可以看到，除了上文提及的三部译注，作者对经典的色诺芬研究未著一字，更基本没有利用晚近的研究成果，比如Christian Mueller-Goldingen的 Untersuchungen zu Xenophons Kyrupdie （Stuttgart & Leipzig 1995）， Beborah Levine Gera 的 Xenophon' s Cyropaedia: Style, Genere, and Literary Technique （1993）， James Tatum 的Xenophon' s Imperial Fiction（1989）等，因此本书全然无法反映目前色诺芬研究的进展。其次，本文的译注除却原始文献之外，偶尔提及研究界观点的段落，仅给出意见，既缺乏论证，也缺乏原始文献出处。比如本书结尾部分常常被部分学者视为伪书或增补，中译本认为：“我们在这里仅根据本书的文本以及色诺芬特定的行文方式也可且得出[与Ambler]同样的结论，认为这一章的确是色诺芬所著。”（页480）然而究竟哪些学者分别出于怎样的理由认为这一部分文字可疑，什么是“色诺芬特定的行文方式”，我们均无法从译注中看到。
我们对历史考订语文学的注释的期待是什么？笔者试图以《居鲁士的教育》略作说明。首先这一注本应该通过考订与训诂提供一个可靠的原文或译文。中文的注释本未必需要重新完成一个权威校本，但至少应参考权威版本给出可信的译文。而令人失望的是，我们的中译本错误百出，无法指望其在校勘、考订上有所收获（也参前），更不用说以优美的汉语反映出色诺芬本人清新明晰的阿提卡文风。比如 hós anthrópói pephykoti pantón tón tón allón raion eié zóión é anthrópón archein（1.1.3. 2-3），意为：就人的本性而言，统治所有其他动物都比统治人更容易。而沈译本则写道：“除了他的伙伴，人在本性上是要统治其他所有的动物。”（页3）这里，程度上的比较就全然的失去了。
其次，我们需要通过色诺芬的其他文本更好地理解目的文本，同时也通过这一文本更好地理解色诺芬。它的措辞、文体、思想观念尽量利用本文与相关文本得到澄清。比如《居鲁士的教育》以政制形态的讨论开头，有必要讨论这一开端的独特性，特别给出《斯巴达政制》相关的段落。由于色诺芬笔下的居鲁士，与他笔下的苏格拉底、Agesilaus形象有着极大的类似性，注释时不能忽略这一因素。如当居鲁士进行苏格拉底式的对话时，应该给出色诺芬《回忆录》或《会饮》等文本中的相关段落。
再者，在一个更大的历史语境下，色诺芬的居鲁士形象有必要与希罗多德、Antisthenes等人笔下的居鲁士进行比较，特别同一事件的不同叙述需要给予关注和讨论。影响了色诺芬的Isokrates与柏拉图等人的相关论述也应尽力寻出。如果力图达到最前沿的研究，那么在Martin West 与Walter Burkert对希腊与东方关系的出色研究之后，对色诺芬的居鲁士形象的探讨，也应该关注和介绍东方的史料。因为色诺芬即使没有接触古波斯的官方文献，也显然有机会了解大量的口传史料。就此而言，Knauth（参其《古伊朗的君主理想：从色诺芬到菲尔多希》，Das altiranische Fürstenideal von Xenophon bis Ferdousi, Wiesbaden, 1975）等伊朗学家已经对伊朗史诗《列王纪》（āh nāmah）与《居鲁士教育》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尽管不乏争议，但在做注本时不可忽视。
通过上述并不全面的列举，我们可以看到沈注本没有实现我们的任何一处期待。本书未依循传统典籍的注疏体例（无论是西学还是国学），而常常采取模板如下：“(a)某词（希腊语）字面意思为某某，(b) 它的引申义为某某，(c)在色诺芬这里我翻译为某某，(d)相关参某部典籍，随后给出这一典籍前后几行的中译。”这里的(a)(b)(c)(d)常常会颠倒顺序，甚至不断循环、搅拌出现，而给出的典籍译文又与色诺芬的文本缺乏联系。即使暂且不提这一形式下的具体内容常常错漏百出（比如页2，应该为单数阳性定冠词ho，误写为复数hoi；页19将表示抽象概念“正义”的dikaiosyne误解释为 “研习公正的”），这种对译名漫无目的的讨论也难以赋予充分的意义。注释似乎比较偏爱“知识”、“律法”等抽象名词，但这些概念在色诺芬这一文本中的独特性，译者并没有清晰明澈的讨论。而要随机地了解某一词语的多种义项，我们可以利用释义更为准确的、文献来源更为丰富的Greek- English Lexikon（Liddell, Scott, Jones编纂，简称LJS），而不需要注释者提供给我们释义含混、行文臃肿的词条。如果译者乐于转译辞书，不如扎扎实实地将LJS词典译为中文。只要保证释义的基本准确，定为对汉语学界的一大贡献。
综上所述，既然《居鲁士的教育》是了解古典世界不可或缺的经典文本之一，汉语世界不得不重新期待一个准确的新译本，如果条件成熟，也包括一个真正可用的新注本。不过，这里不必苛责沈默先生，他录入海量文本的勤劳是有目共睹的。更需要强调的是，这一译注只是汉语学界不断上演悲剧的折射之一而已。为了尽量避免这样的悲剧，笔者冒昧建议学术性的出版社至少为部分重要的研究系列，设立匿名审稿制度，由相关领域的专家为待出版的专著提供书面审查意见，这样在理想情况下，一方面可以提高合格稿件的质量，另一方面也减少不合格稿件（至少在本社或本系列）的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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