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斯特罗姆的“玻璃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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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是一位诗歌上的禁欲主义者。从实际意义上来说,这是因为特朗斯特罗姆从上个世纪九零年代中风后,诗歌写作已经变成了一种更具象征意味的沉默的言辞;从隐喻意义上来说,诗人的失语可以看作整个时代的写作语境中,诗歌写作已经逐渐被逼迫到了狭路相逢岌岌可危的境遇。
特朗斯特罗姆获奖之前,诺贝尔奖上一次对诗人抛出橄榄枝还是在1996年,颁给了波兰女诗人辛波斯卡。这十几年中,诺奖评委更青睐的还是小说家,因为小说这种形式的写作似乎更能反映我们时代瞬息万变的全貌。译者李笠1987年第一次拜访这位诗人时,提到了这样一个小插曲。他问到了一位瑞典的知名小说家。特朗斯特罗姆回答说:“他去中国三个礼拜,回来写了一部长篇,假如我去中国三年,我会写一首短诗!”这个段子的含义当然是说明诗人是语言的炼金术师,他为了锤炼诗歌的意象可以浓缩所有的时间:“我站在一间容纳所有瞬间的屋里。”(《途中的秘密》)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审视,我们会用实用主义的眼光说,诗歌的重量显然不及小说的影响。小说的作用不但可以是文学的审美的,还可以是政治的国际的,这些年的诺贝尔奖总有争议之处,究其原因,很多人总觉得它已经脱离了一个文学奖项的存在意义,仿佛一个政治风向标。
我们的时代变化太快,这种迅疾的速度需要一种更为贴近现实的表述方式,那种不假思索,信手拈来,洋洋洒洒,就能下笔千言的情绪性书写更为符合这个时代的精神质地。诗人注定会落后于时代的步伐——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其实是超越时代更为合适。诗人在他的诗歌写作中发出的声音,虽然单调、刺耳,甚至伴随咆哮般的呐喊,但往往更更穿透人的心灵。那些简短的言辞所具有的力量,直指人心,拷问人的灵魂,走到了时代的前沿:“风暴推着风车疯狂旋转/在夜的黑暗里碾磨虚无——你/因同样的法则失眠。”(《激愤的冥思》)
我们生活中不需要诗人,他不合时宜的声响,总会让人觉得是个异类存在。在我们的国度中,当各种文化的虚假繁荣蒸蒸日上的时候,诗歌写作反而走向了地下,变成了一种单纯的自我呢喃。帕斯所言的诗歌是介于宗教与革命之间的另一种声音,在我们耳边响起的时候仿佛是一个遥远的神话。诗歌的作用仅存于小圈子,小团体,成了一种专业化写作方式。但在瑞典,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家喻户晓,足球运动员、工程师、家庭妇女、走在街上的普通人都能复述他的诗歌。特朗斯特罗姆全部的诗歌只有二百多首,但如果每首都能被人吟诵,这才是对一个诗人最大的荣耀吧。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永远大于诺贝尔奖。
“我听见我们扔出的石头/跌落,玻璃般透明地穿过岁月。山谷里/瞬息迷惘的举动/叫喊着从树梢飞向树梢”。(《石头》)这样的石头,是言辞的石头,它的重量需要的是时间的秤砣。小说家穆齐尔在他的诗人札记中,把诗人定义为“最强烈地意识到自我在世界上以及在人与人之间是个无可救药的孤独者”。这种存在的孤独感如此强烈,以至于“他在友谊和爱情中都能感觉到厌恶的气息,这一气息使每一个生物与其他生物疏离,构成了个体的那种痛苦虚无的秘密”。诗人与这个浮躁的时代格格不入的原因就在于,他没法与人们交流和沟通,失语似乎是诗人的常态,而特朗斯特罗姆的病症只不过凑巧迎合了这种时代失语的精神隐喻。
诗人总会感觉到孤独:“我长时间在/冰冻的东哥特原野上行走/半天不见人影/而在世界其他地方/人在拥挤中/出生,活着死去。”所以诗人只能生活在精神的荒原中:“我必须孤独/早晨十分钟/晚上十分钟/——无所作为。”(《孤独》)我们似乎能从最后的句子中察觉到一种自我嘲讽,当孤独成为了一种姿态,而不是必须,它的存在也就失去了意义。特朗斯特罗姆似乎有一种特质,总能从自我中观照自我,像照一面有些变形的镜子。换句话说,他似乎有种抽身而退的“特异功能”,当自我感觉到孤独时,又能从这种精神中抽离出来一个自我观看那个孤独的身影。当孤独与对孤独的审视合为一体时,对这种孤独进行的诗歌写作才不会凝练成一种抒情性的表达,反而具有了一种冰冷的意味。正如他在《自1947年冬》中写的:“我读玻璃之书,看到的却是别的/穿过墙纸的污点/那是活着的死人/他们想要自己的肖像!”
特朗斯特罗姆在他的自传性文本中提到过一次自我的迷失,记忆中中的精神创伤。小时候的很多记忆都消散了,但是那次在斯德哥尔摩不小心与母亲的走散,成了他难以忘怀的记忆。一个四五岁的孩子在参加学校的音乐会过程中,与母亲走散了。因为太小没有被发现,直到黑暗降临。他站在音乐厅外的草垛广场,失去了所有安全感,“我周围有人,但是都在忙自己的事。我无依无靠,那是我第一次的死亡经验”。
他暗示自己,走回家是可能,绝对可能。他上了公共汽车,像往常一样贵在座位上看窗外的风景,一条条街道从眼前飘过。他说他要做的事情很简单,顺着原路一站一站走回去。我们能从中察觉到孩子的心理,他要像往常一样,就像自己没有跟妈妈走失一样,他需要这种秩序的安全感指引他寻找到原有的秩序。他的生活没有破裂,没有出轨,没有迷失,一切都像原来一样。他走回了家,一切都那样安全自然。
迷失与孤独,秩序与安全,黑暗与太阳,死亡与囚徒构成了特朗斯特罗姆写作中特有的诗歌意象。瑞典的文学批评家爱莎•贝克曼曾列举了阅读特朗斯特罗姆作品的十大理由,主要有大自然、太阳、梦境、世界、死亡、音乐等等。其中的太阳常常出现在特朗斯特罗姆的作品中,黑暗和夜晚可能看似更常见,但如果你细细品味,那金色的太阳正照耀着人们的生活。他的太阳是温暖而仁慈的,但有时也令人恐惧,它发热、发光、发亮。“我不写上帝,而写太阳。”特朗斯特罗姆曾这样说道。在他的笔端,有“一只非鸟在星星的空虚里叫喊/患白化病的太阳站在翻滚的黑暗湖上”;有“一道立正的闪电看见散发兽味的太阳”;有“冰像天一样蓝,在阳光下破裂/而阳光也在冰被下的一只麦克风里低语”;还有“阳光里的鹿/苍蝇不停地缝着/地上的影子”……
在中译本《特朗斯特罗姆诗歌全集》中,按照年份收录他的诗集与散文的一个好处,我们能从中窥探出一种悄然的变化。比如他早期的作品,尤其是他在1954年,23岁出版的第一部诗集《十七首》中,梦境是一种强烈的意象:“醒,是梦中往外跳伞/摆脱令人窒息的漩涡/漫游者向早晨绿色的地带降落”。(《序曲》)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会宣称自己最难忘的经历是在清醒时发生的。特朗斯特罗姆则不然。对他而言,梦境是同样丰富而重要的。他打破常规,使得我们从梦中跳下,跌落到醒来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似乎是颠倒过来!年复一年,他把梦境融入到所有诗集中。而随着年龄见长,他诗歌中的黑暗与死亡的意象似乎愈来愈多,正如爱莎所言,在特朗斯特罗姆的作品中,死亡常常是鬼鬼祟祟、令人不快的。我们人类在生活,而死亡却在吞噬生命的时间。就像在诗作《黑色明信片》中,他所写的句子:“生活中,死亡有时会登门/丈量人体。拜访被遗忘/生活依然在继续。但尸衣在无声中做成。”《音响》中开篇的诗句,十分惊艳:“乌鸫用自己的歌声吹奏私人的骨头/我们站在树下,感到时间在下沉,下沉。”
还有《自1990年7月》:“这是一次葬礼/我感到死者/比我更好地/在读我的思想。”我们会注意到这个特殊的日期,特朗斯特罗姆正是在这一年因为中风而半身不遂,从此陷入了失语症,写作停滞,他积聚着沉默的言辞。这个时期愈多的死亡意象的出现绝不是偶然,而且也正是在这个沉思代替写作的变化中,他开始关注词语的本质。当然,诗歌写作离不开对词语的关注,某种程度上说,诗歌即词语。诗人会关注词语的变形、陌生、新异的变化和搭配。但是词语并非诗人关注的根本。如果没有经验的所指意义,词语的能指只是一种空壳。他后期的诗歌很多都是俳句,用词愈加简单,意象也很常见,入诗的都是一些日常事物。但是所描绘的意境却与日本的俳句大相径庭,就连那些平素温暖的物体在他的笔端也是带有几分的冰冷。冷冷的海,冷冷的月光,就像那些用餐时的刀叉一样泛着冰冷的光。“死神弯腰,在/海面上书写。教堂/呼吸着黄金。(《俳句》)”“剧场空空。这是午夜/文字在墙上焚烧/未回复的书信之谜/沉入冰冷的月光。(《表层》)”这已经不是冰冷了,仿佛在看一部恐怖电影的场景。
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最早是由北岛翻译成中文。1983年,汉学家马悦然叫北岛把特朗斯特罗姆的新诗集《野蛮的广场》翻译成中文。北岛成了他的第一个中译者。后来的北岛回忆起与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相遇的情景:“我译的9首诗来自他1983年刚出版的诗集《野蛮的广场》,当然是从英文转译的。当时我的英文很差,主要靠字典,我被那些奇特的意象和深层的神秘感震住了。当时我们也读了不少当代外国诗歌,而他的风格是独一无二的。我意识到我正和一位大师相遇。”北岛并非翻译家,特朗斯特罗姆的中文译者主要有两位:李笠和董继平,前者译自从瑞典文,后者转自英文版本。分析比较两位译者的译文,撇开准确性不谈,从语感的角度来看,李笠的译文要比董继平的好太多了。当然从翻译的角度来说,尽管译文上有参差不齐的水平,但是我们希望有更多的译本出现,对诗人来说,译本的丰富方能更好地从多方面诠释诗人的情感与诗歌的语感。
思郁
2012-6-2书
特朗斯特罗姆诗歌全集,【瑞典】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著,李笠译,四川文艺出版社2012年3月第一版,定价:45.00元
特朗斯特罗姆获奖之前,诺贝尔奖上一次对诗人抛出橄榄枝还是在1996年,颁给了波兰女诗人辛波斯卡。这十几年中,诺奖评委更青睐的还是小说家,因为小说这种形式的写作似乎更能反映我们时代瞬息万变的全貌。译者李笠1987年第一次拜访这位诗人时,提到了这样一个小插曲。他问到了一位瑞典的知名小说家。特朗斯特罗姆回答说:“他去中国三个礼拜,回来写了一部长篇,假如我去中国三年,我会写一首短诗!”这个段子的含义当然是说明诗人是语言的炼金术师,他为了锤炼诗歌的意象可以浓缩所有的时间:“我站在一间容纳所有瞬间的屋里。”(《途中的秘密》)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审视,我们会用实用主义的眼光说,诗歌的重量显然不及小说的影响。小说的作用不但可以是文学的审美的,还可以是政治的国际的,这些年的诺贝尔奖总有争议之处,究其原因,很多人总觉得它已经脱离了一个文学奖项的存在意义,仿佛一个政治风向标。
我们的时代变化太快,这种迅疾的速度需要一种更为贴近现实的表述方式,那种不假思索,信手拈来,洋洋洒洒,就能下笔千言的情绪性书写更为符合这个时代的精神质地。诗人注定会落后于时代的步伐——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其实是超越时代更为合适。诗人在他的诗歌写作中发出的声音,虽然单调、刺耳,甚至伴随咆哮般的呐喊,但往往更更穿透人的心灵。那些简短的言辞所具有的力量,直指人心,拷问人的灵魂,走到了时代的前沿:“风暴推着风车疯狂旋转/在夜的黑暗里碾磨虚无——你/因同样的法则失眠。”(《激愤的冥思》)
我们生活中不需要诗人,他不合时宜的声响,总会让人觉得是个异类存在。在我们的国度中,当各种文化的虚假繁荣蒸蒸日上的时候,诗歌写作反而走向了地下,变成了一种单纯的自我呢喃。帕斯所言的诗歌是介于宗教与革命之间的另一种声音,在我们耳边响起的时候仿佛是一个遥远的神话。诗歌的作用仅存于小圈子,小团体,成了一种专业化写作方式。但在瑞典,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家喻户晓,足球运动员、工程师、家庭妇女、走在街上的普通人都能复述他的诗歌。特朗斯特罗姆全部的诗歌只有二百多首,但如果每首都能被人吟诵,这才是对一个诗人最大的荣耀吧。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永远大于诺贝尔奖。
“我听见我们扔出的石头/跌落,玻璃般透明地穿过岁月。山谷里/瞬息迷惘的举动/叫喊着从树梢飞向树梢”。(《石头》)这样的石头,是言辞的石头,它的重量需要的是时间的秤砣。小说家穆齐尔在他的诗人札记中,把诗人定义为“最强烈地意识到自我在世界上以及在人与人之间是个无可救药的孤独者”。这种存在的孤独感如此强烈,以至于“他在友谊和爱情中都能感觉到厌恶的气息,这一气息使每一个生物与其他生物疏离,构成了个体的那种痛苦虚无的秘密”。诗人与这个浮躁的时代格格不入的原因就在于,他没法与人们交流和沟通,失语似乎是诗人的常态,而特朗斯特罗姆的病症只不过凑巧迎合了这种时代失语的精神隐喻。
诗人总会感觉到孤独:“我长时间在/冰冻的东哥特原野上行走/半天不见人影/而在世界其他地方/人在拥挤中/出生,活着死去。”所以诗人只能生活在精神的荒原中:“我必须孤独/早晨十分钟/晚上十分钟/——无所作为。”(《孤独》)我们似乎能从最后的句子中察觉到一种自我嘲讽,当孤独成为了一种姿态,而不是必须,它的存在也就失去了意义。特朗斯特罗姆似乎有一种特质,总能从自我中观照自我,像照一面有些变形的镜子。换句话说,他似乎有种抽身而退的“特异功能”,当自我感觉到孤独时,又能从这种精神中抽离出来一个自我观看那个孤独的身影。当孤独与对孤独的审视合为一体时,对这种孤独进行的诗歌写作才不会凝练成一种抒情性的表达,反而具有了一种冰冷的意味。正如他在《自1947年冬》中写的:“我读玻璃之书,看到的却是别的/穿过墙纸的污点/那是活着的死人/他们想要自己的肖像!”
特朗斯特罗姆在他的自传性文本中提到过一次自我的迷失,记忆中中的精神创伤。小时候的很多记忆都消散了,但是那次在斯德哥尔摩不小心与母亲的走散,成了他难以忘怀的记忆。一个四五岁的孩子在参加学校的音乐会过程中,与母亲走散了。因为太小没有被发现,直到黑暗降临。他站在音乐厅外的草垛广场,失去了所有安全感,“我周围有人,但是都在忙自己的事。我无依无靠,那是我第一次的死亡经验”。
他暗示自己,走回家是可能,绝对可能。他上了公共汽车,像往常一样贵在座位上看窗外的风景,一条条街道从眼前飘过。他说他要做的事情很简单,顺着原路一站一站走回去。我们能从中察觉到孩子的心理,他要像往常一样,就像自己没有跟妈妈走失一样,他需要这种秩序的安全感指引他寻找到原有的秩序。他的生活没有破裂,没有出轨,没有迷失,一切都像原来一样。他走回了家,一切都那样安全自然。
迷失与孤独,秩序与安全,黑暗与太阳,死亡与囚徒构成了特朗斯特罗姆写作中特有的诗歌意象。瑞典的文学批评家爱莎•贝克曼曾列举了阅读特朗斯特罗姆作品的十大理由,主要有大自然、太阳、梦境、世界、死亡、音乐等等。其中的太阳常常出现在特朗斯特罗姆的作品中,黑暗和夜晚可能看似更常见,但如果你细细品味,那金色的太阳正照耀着人们的生活。他的太阳是温暖而仁慈的,但有时也令人恐惧,它发热、发光、发亮。“我不写上帝,而写太阳。”特朗斯特罗姆曾这样说道。在他的笔端,有“一只非鸟在星星的空虚里叫喊/患白化病的太阳站在翻滚的黑暗湖上”;有“一道立正的闪电看见散发兽味的太阳”;有“冰像天一样蓝,在阳光下破裂/而阳光也在冰被下的一只麦克风里低语”;还有“阳光里的鹿/苍蝇不停地缝着/地上的影子”……
在中译本《特朗斯特罗姆诗歌全集》中,按照年份收录他的诗集与散文的一个好处,我们能从中窥探出一种悄然的变化。比如他早期的作品,尤其是他在1954年,23岁出版的第一部诗集《十七首》中,梦境是一种强烈的意象:“醒,是梦中往外跳伞/摆脱令人窒息的漩涡/漫游者向早晨绿色的地带降落”。(《序曲》)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会宣称自己最难忘的经历是在清醒时发生的。特朗斯特罗姆则不然。对他而言,梦境是同样丰富而重要的。他打破常规,使得我们从梦中跳下,跌落到醒来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似乎是颠倒过来!年复一年,他把梦境融入到所有诗集中。而随着年龄见长,他诗歌中的黑暗与死亡的意象似乎愈来愈多,正如爱莎所言,在特朗斯特罗姆的作品中,死亡常常是鬼鬼祟祟、令人不快的。我们人类在生活,而死亡却在吞噬生命的时间。就像在诗作《黑色明信片》中,他所写的句子:“生活中,死亡有时会登门/丈量人体。拜访被遗忘/生活依然在继续。但尸衣在无声中做成。”《音响》中开篇的诗句,十分惊艳:“乌鸫用自己的歌声吹奏私人的骨头/我们站在树下,感到时间在下沉,下沉。”
还有《自1990年7月》:“这是一次葬礼/我感到死者/比我更好地/在读我的思想。”我们会注意到这个特殊的日期,特朗斯特罗姆正是在这一年因为中风而半身不遂,从此陷入了失语症,写作停滞,他积聚着沉默的言辞。这个时期愈多的死亡意象的出现绝不是偶然,而且也正是在这个沉思代替写作的变化中,他开始关注词语的本质。当然,诗歌写作离不开对词语的关注,某种程度上说,诗歌即词语。诗人会关注词语的变形、陌生、新异的变化和搭配。但是词语并非诗人关注的根本。如果没有经验的所指意义,词语的能指只是一种空壳。他后期的诗歌很多都是俳句,用词愈加简单,意象也很常见,入诗的都是一些日常事物。但是所描绘的意境却与日本的俳句大相径庭,就连那些平素温暖的物体在他的笔端也是带有几分的冰冷。冷冷的海,冷冷的月光,就像那些用餐时的刀叉一样泛着冰冷的光。“死神弯腰,在/海面上书写。教堂/呼吸着黄金。(《俳句》)”“剧场空空。这是午夜/文字在墙上焚烧/未回复的书信之谜/沉入冰冷的月光。(《表层》)”这已经不是冰冷了,仿佛在看一部恐怖电影的场景。
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最早是由北岛翻译成中文。1983年,汉学家马悦然叫北岛把特朗斯特罗姆的新诗集《野蛮的广场》翻译成中文。北岛成了他的第一个中译者。后来的北岛回忆起与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相遇的情景:“我译的9首诗来自他1983年刚出版的诗集《野蛮的广场》,当然是从英文转译的。当时我的英文很差,主要靠字典,我被那些奇特的意象和深层的神秘感震住了。当时我们也读了不少当代外国诗歌,而他的风格是独一无二的。我意识到我正和一位大师相遇。”北岛并非翻译家,特朗斯特罗姆的中文译者主要有两位:李笠和董继平,前者译自从瑞典文,后者转自英文版本。分析比较两位译者的译文,撇开准确性不谈,从语感的角度来看,李笠的译文要比董继平的好太多了。当然从翻译的角度来说,尽管译文上有参差不齐的水平,但是我们希望有更多的译本出现,对诗人来说,译本的丰富方能更好地从多方面诠释诗人的情感与诗歌的语感。
思郁
2012-6-2书
特朗斯特罗姆诗歌全集,【瑞典】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著,李笠译,四川文艺出版社2012年3月第一版,定价:4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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