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简单的谈谈《战争与和平》——我所读到的和所能读到的
花了将近三个星期断断续续读完了这部“史诗般”的巨著，也不过浅尝辄止而已。一直以来大概所谓“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毒太深，因而很难进入托尔斯泰乍一看起来异常琐碎、微弱、大体平淡、甚至无意义的细枝末节。深入分析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两座高峰的对视远超越我智识所及范围；在此便只简单谈谈自己的感受：能读到和读完这部作品实是一件幸事。
也许没有任何人能脱离“叙事”这个主题来谈托尔斯泰。他寥寥几笔就可以把娜塔莎眼神中凝结的生命力的热情感染到每一个罗斯托夫家庭客人的微笑和哀伤里，嵌入到安德烈和皮埃尔对人生意义的“想往”（而不是“拷问”）中，传达到读者心里，成为几代人最钟情的人物之一。托尔斯泰不需要揭露病态狰狞的面容下预示怎样的未来——譬如梅诗金轻轻的断言娜斯塔霞必丧命于罗果仁之手——他笔下的人物更不需要读者根据自己的性格和气质特征来判断其真实性与深刻性。在许多值得陀思妥耶夫斯基下手的地方（例如安德烈公爵夫人遗容上那显现的“唉您为什么这样对待我呀，”例如玛丽亚公爵小姐期待父亲早日去世，例如娜塔莎如何可以从忧伤中重新站立起来）都不是托氏试图关注的地方。但这类忽略并没有让人感到不安，这是另一种真实；这种真实由人类生活的本能，由对生活最坦白、最亲切（甚至最厌恶）的感觉，由对任何时刻在脑海里刚发芽却又立刻被身旁人的话语打断的思绪所组成。借此，玛丽亚公爵小姐同尼古拉结为夫妇，只是经由“他们默默对望了几秒钟，于是那遥远而不可能的事，顿时变得接近、可能、甚至无法避免了…”托尔斯泰并不需要叙述这种“无可避免”包含什么样的“内涵”。它不存在内涵，而只是生活无比明澈的真理可以不言自明的东西。
从这个层面来看，《战争与和平》涵盖的广度，正如陀老的深度一样，给人强烈震撼和疑惑。两者的轮廓和细微之处无不体现对立。我无法从诸多对立中挑出根本性的碰撞或文学原型，但我逐渐觉得他们代表人类生活无法避免的两个维度。我很愿意用莫扎特与贝多芬的对立来释义（虽然我相信这种比较在许多方面来看是浅薄和误解的）：陀氏与贝多芬都体现了人类生存本质里的一种焦灼感，那在无尽的绝望、苦难、罪恶和深渊的恐惧里燃烧着让人时刻禀临痛感的东西；它们赋予人的生存以深沉和厚重。在这深渊里思索和挣扎所得到的幸福，便异常可贵，像光一样纯洁、动人、纯粹，宛如某种幸福的倦意，却又在深处闪烁希望的“柔和的魅力”。而莫札特——我长时间对他产生了误解——他的音乐毫无“浅薄和缺乏深度”，也并非只流于表面（这些词汇通常是理论家们对托尔斯泰说教和哲学议论的指责）；莫扎特的曲子无论快乐或是忧伤，都如天之澄明；它不需要你在某一个特定的时刻和心境达到心有戚戚，不是某种将你带入深渊的必经之路；它本身代表光明里最朴实，最易于体会、却从未被如此简练表达的高尚。听莫扎特和托尔斯泰，就像是面对嬉笑人群沾满沙滩的海边，当把镜头推进到每一个个体时，人物的一颦一笑，与周围人的打闹，看似嘈杂，琐碎，不值一提，不成一体，但却凭借艺术家的刻画，与大海，与甚至招人烦扰的烈日融合在一起。读罢托尔斯泰，我会挖掘那常常受忽视的东西里有太多的变化莫测，那通常被我唾弃的、却又不断在指导人类生活（或者说生活中无法摆脱的桎锆）的联系和“锁链”其实富有重大意义。从这点上我隐约察觉，也许《战争与和平》会因为岁月的积淀而对一个人产生不同层面的影响。而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贝多芬——他们就像深夜里的大海。那儿有远方此起彼伏的山峦和伫立的灯塔，有守夜人静坐在海边聆听深夜里的海声；一切都是幽暗的，沉睡的，甚至停滞的，但绝不死寂。没人知道、没人关注守夜者在做什么；只有他们自己清楚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获得灵魂的坦然，并且视守夜为一生崇高的意义。
人物命运大概是任何一部小说被挖掘的主要部分。有太多值得探讨的话题：安德烈的死，玛丽亚的转变，尼古拉的成熟，皮埃尔时时刻刻的探索，娜塔莎在每一个场景的勾勒以及她嬗变下那颗需要被了解的心，彼嘉在战场上的死。把个体人物分离出来的分析是有意义的、值得的、并且已经被许多敏感、冷静的读者分析的十分透彻。相信也没有人会否认，个体的命运无法脱离一切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这一切关系在十余年来的兴衰。据说托尔斯泰本人在写作之前并无法预测故事的终点和人物的结局：他在叙述的过程中通过天才的感知慢慢把几个家族的命运揭示给自己并娓娓道来，同时尽最大努力（或毫不费力的）让个体挣脱作者语言和思想的干涉而获得独立的声音（即“现实主义”的一大特点吧）。最让人感慨的，是在故事的结尾，娜塔莎、皮埃尔、尼古拉、玛丽亚，连同家里的其他人又像开头一样聚集在一起，却并非流于喧嚣、浮夸、嘈杂，而终于获得内心的平静。很难说这种心灵的平静就意味着幸福——这平静里有让人失落的哀伤和非此即彼的遗憾，有人们自由选择却仍旧出于必然的支配力量，但无论如何，这平静或许是最接近幸福的东西（从这点来看，托尔斯泰不失为继承了普希金的传统）。
也许以上这些特征已经足以宣称《战争与和平》是一部伟大的小说。然而，至此仍未涉及作品中又一个宏大的命题：托尔斯泰的历史观。据说曾有法文版将该书的叙事部分与对历史的议论部分拆开来分别出售，乍一看没过多不妥，但仔细想来倒是破坏了理解这位巨人的途径。托在小说中夹杂哲学议论的行为，以及他论及的内容本身，自发表以来备受攻击和批判。伯林著名的“狐狸与刺猬”一说似乎很好总结了托尔斯泰史观所遭受的冷遇与评价，并且在行文背后挖掘和重塑托尔斯泰这位作者本身的思想历程和悲剧命运。伯林一文给我的最大启发，是引导作为读者的我细心勘察托尔斯泰的叙事天赋与他的历史观、他毕生追寻的意义之间存在的容易被人忽视的关系：这关系的本质，在伯林的眼里，是矛盾和两难。简单来看即所谓“欲做刺猬而不成的狐狸”：“他的天才，就在于善能体悟每一事物本身独具的特性，亦即那种使一对象独特分别于他物，但似乎难以言喻的个别性质。然而他又渴望有一普遍的解释原则，也就是说，在显然多样、彼此排斥，但构成世界内容的点滴碎片里，他渴望察出其相近之处、共同起源、单一目的或者统一性。”围绕着这个纲领，伯林展开了一系列对托尔斯泰的洞察，包括其攻击性的力量，其通过消除非真理的东西达到真理的性格，以及其俄狄浦斯式的悲剧命运。可以说，托尔斯泰的史观里存在着某个复杂的多的个体；这个体不仅仅是战争与和平的作者，而更是某个时代中思想碰撞所诞生的杰出产物；他本身有历史感，本身值得读者借由阅读卢梭、司汤达、狄根斯、迈斯特，借由他在现实生命中的身体力行来深深的感受。在这个时刻，我才突然发觉，其实我所看到的战争与和平，才只是门缝里的一道光。这令人感激和兴奋，因为即使门的后面仍旧一片黑暗，我也将努力走的近一些。
也许没有任何人能脱离“叙事”这个主题来谈托尔斯泰。他寥寥几笔就可以把娜塔莎眼神中凝结的生命力的热情感染到每一个罗斯托夫家庭客人的微笑和哀伤里，嵌入到安德烈和皮埃尔对人生意义的“想往”（而不是“拷问”）中，传达到读者心里，成为几代人最钟情的人物之一。托尔斯泰不需要揭露病态狰狞的面容下预示怎样的未来——譬如梅诗金轻轻的断言娜斯塔霞必丧命于罗果仁之手——他笔下的人物更不需要读者根据自己的性格和气质特征来判断其真实性与深刻性。在许多值得陀思妥耶夫斯基下手的地方（例如安德烈公爵夫人遗容上那显现的“唉您为什么这样对待我呀，”例如玛丽亚公爵小姐期待父亲早日去世，例如娜塔莎如何可以从忧伤中重新站立起来）都不是托氏试图关注的地方。但这类忽略并没有让人感到不安，这是另一种真实；这种真实由人类生活的本能，由对生活最坦白、最亲切（甚至最厌恶）的感觉，由对任何时刻在脑海里刚发芽却又立刻被身旁人的话语打断的思绪所组成。借此，玛丽亚公爵小姐同尼古拉结为夫妇，只是经由“他们默默对望了几秒钟，于是那遥远而不可能的事，顿时变得接近、可能、甚至无法避免了…”托尔斯泰并不需要叙述这种“无可避免”包含什么样的“内涵”。它不存在内涵，而只是生活无比明澈的真理可以不言自明的东西。
从这个层面来看，《战争与和平》涵盖的广度，正如陀老的深度一样，给人强烈震撼和疑惑。两者的轮廓和细微之处无不体现对立。我无法从诸多对立中挑出根本性的碰撞或文学原型，但我逐渐觉得他们代表人类生活无法避免的两个维度。我很愿意用莫扎特与贝多芬的对立来释义（虽然我相信这种比较在许多方面来看是浅薄和误解的）：陀氏与贝多芬都体现了人类生存本质里的一种焦灼感，那在无尽的绝望、苦难、罪恶和深渊的恐惧里燃烧着让人时刻禀临痛感的东西；它们赋予人的生存以深沉和厚重。在这深渊里思索和挣扎所得到的幸福，便异常可贵，像光一样纯洁、动人、纯粹，宛如某种幸福的倦意，却又在深处闪烁希望的“柔和的魅力”。而莫札特——我长时间对他产生了误解——他的音乐毫无“浅薄和缺乏深度”，也并非只流于表面（这些词汇通常是理论家们对托尔斯泰说教和哲学议论的指责）；莫扎特的曲子无论快乐或是忧伤，都如天之澄明；它不需要你在某一个特定的时刻和心境达到心有戚戚，不是某种将你带入深渊的必经之路；它本身代表光明里最朴实，最易于体会、却从未被如此简练表达的高尚。听莫扎特和托尔斯泰，就像是面对嬉笑人群沾满沙滩的海边，当把镜头推进到每一个个体时，人物的一颦一笑，与周围人的打闹，看似嘈杂，琐碎，不值一提，不成一体，但却凭借艺术家的刻画，与大海，与甚至招人烦扰的烈日融合在一起。读罢托尔斯泰，我会挖掘那常常受忽视的东西里有太多的变化莫测，那通常被我唾弃的、却又不断在指导人类生活（或者说生活中无法摆脱的桎锆）的联系和“锁链”其实富有重大意义。从这点上我隐约察觉，也许《战争与和平》会因为岁月的积淀而对一个人产生不同层面的影响。而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贝多芬——他们就像深夜里的大海。那儿有远方此起彼伏的山峦和伫立的灯塔，有守夜人静坐在海边聆听深夜里的海声；一切都是幽暗的，沉睡的，甚至停滞的，但绝不死寂。没人知道、没人关注守夜者在做什么；只有他们自己清楚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获得灵魂的坦然，并且视守夜为一生崇高的意义。
人物命运大概是任何一部小说被挖掘的主要部分。有太多值得探讨的话题：安德烈的死，玛丽亚的转变，尼古拉的成熟，皮埃尔时时刻刻的探索，娜塔莎在每一个场景的勾勒以及她嬗变下那颗需要被了解的心，彼嘉在战场上的死。把个体人物分离出来的分析是有意义的、值得的、并且已经被许多敏感、冷静的读者分析的十分透彻。相信也没有人会否认，个体的命运无法脱离一切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这一切关系在十余年来的兴衰。据说托尔斯泰本人在写作之前并无法预测故事的终点和人物的结局：他在叙述的过程中通过天才的感知慢慢把几个家族的命运揭示给自己并娓娓道来，同时尽最大努力（或毫不费力的）让个体挣脱作者语言和思想的干涉而获得独立的声音（即“现实主义”的一大特点吧）。最让人感慨的，是在故事的结尾，娜塔莎、皮埃尔、尼古拉、玛丽亚，连同家里的其他人又像开头一样聚集在一起，却并非流于喧嚣、浮夸、嘈杂，而终于获得内心的平静。很难说这种心灵的平静就意味着幸福——这平静里有让人失落的哀伤和非此即彼的遗憾，有人们自由选择却仍旧出于必然的支配力量，但无论如何，这平静或许是最接近幸福的东西（从这点来看，托尔斯泰不失为继承了普希金的传统）。
也许以上这些特征已经足以宣称《战争与和平》是一部伟大的小说。然而，至此仍未涉及作品中又一个宏大的命题：托尔斯泰的历史观。据说曾有法文版将该书的叙事部分与对历史的议论部分拆开来分别出售，乍一看没过多不妥，但仔细想来倒是破坏了理解这位巨人的途径。托在小说中夹杂哲学议论的行为，以及他论及的内容本身，自发表以来备受攻击和批判。伯林著名的“狐狸与刺猬”一说似乎很好总结了托尔斯泰史观所遭受的冷遇与评价，并且在行文背后挖掘和重塑托尔斯泰这位作者本身的思想历程和悲剧命运。伯林一文给我的最大启发，是引导作为读者的我细心勘察托尔斯泰的叙事天赋与他的历史观、他毕生追寻的意义之间存在的容易被人忽视的关系：这关系的本质，在伯林的眼里，是矛盾和两难。简单来看即所谓“欲做刺猬而不成的狐狸”：“他的天才，就在于善能体悟每一事物本身独具的特性，亦即那种使一对象独特分别于他物，但似乎难以言喻的个别性质。然而他又渴望有一普遍的解释原则，也就是说，在显然多样、彼此排斥，但构成世界内容的点滴碎片里，他渴望察出其相近之处、共同起源、单一目的或者统一性。”围绕着这个纲领，伯林展开了一系列对托尔斯泰的洞察，包括其攻击性的力量，其通过消除非真理的东西达到真理的性格，以及其俄狄浦斯式的悲剧命运。可以说，托尔斯泰的史观里存在着某个复杂的多的个体；这个体不仅仅是战争与和平的作者，而更是某个时代中思想碰撞所诞生的杰出产物；他本身有历史感，本身值得读者借由阅读卢梭、司汤达、狄根斯、迈斯特，借由他在现实生命中的身体力行来深深的感受。在这个时刻，我才突然发觉，其实我所看到的战争与和平，才只是门缝里的一道光。这令人感激和兴奋，因为即使门的后面仍旧一片黑暗，我也将努力走的近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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