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隐微与显白的教诲

自从施特劳斯学派被引入中国，产生最大反响的就在于施特劳斯本人所提倡的隐微写作和显白写作，这个问题曾经被国人用传统中的微言大义所取代，但并没有合适的文章探讨施特劳斯这两种写作方式，究竟具体指的是什么，这两种写作跟中国文化传统有什么关系？当然了，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施特劳斯的隐微和显白，就是中国微言大义，因此《春秋》中就一定含有所谓的隐微和显白的教诲。但是，我们发现如此的就很清楚了，因为微言大义并非一个学术传统，而仅仅是某一部著作中特有的写作风格，但是我们反思施特劳斯的著作的时候，就不是那么简单了。尤其是他对于迈蒙尼德、莱辛等人文本的分析，很明显的告诉我们隐微和显白的写作，是一个文化传统，而并非一部著作写作风格，因此《春秋》微言大义还并不能完全与隐微显白相对应。
那么，应该从那个角度理解隐微和显白问题呢？我想，这两者之间并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写作问题，而是跟古典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古典政治哲学中哪些问题跟隐微和显白有关呢？我们先从苏格拉底谈起，由于那场著名的审判，柏拉图失去了他挚爱的老师苏格拉底，这个事件深深刺激了柏拉图，并对其写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苏格拉底受迫害致死和柏拉图的写作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只能退到苏格拉底还没有死之前那堂关于生死的最后一课，在监狱中苏格拉底向各位同学和朋友们讲解了生与死的秘密，并由此推导出人是由肉体和灵魂两部分组成的，肉体习惯于物欲的生活，而灵魂则喜好沉思的生活。死亡只是对于肉体而言，灵魂是不可能死亡的。在这里，我们很容易发现，苏格拉底通过论述，而将哲学与灵魂的生活联系在了一起，而将物欲的生活归于世俗。与这两种生活形成鲜明对比的，恰恰就是哲人与大众生活的对立。我们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苏格拉底通过不断用哲学论辩，企图使雅典人民放弃物欲的生活，而重新反思人生，从而刺激到了早习惯了物欲生活的大众，所以才会被雅典城邦判处死刑。好了，我们似乎明白了，苏格拉底之死源于哲学生活与大众生活的冲突，那么受到苏格拉底教诲的柏拉图，又该选择怎么样的生活呢？这时候，迫害与写作问题对于柏拉图来说才真正凸显出来。
就像怀特海所说，欧洲哲学史是柏拉图一系列的注脚。那么，也就是说柏拉图也是像苏格拉底一样的哲人。这一点就非常奇怪了，为什么作为哲人的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而他的学生却安然无恙呢？于是，我们就必须思考，柏拉图的写作是否帮助他免于城邦的起诉了。众所周知，柏拉图并没有一本像后世一样的哲学著作，他所写的都是苏格拉底的对话录，是一种戏剧文体。我们很难了解到，我们可以了解到苏格拉底的言辞，但是很难了解到那句话是柏拉图所说。但是，我们知道柏拉图并没有放弃苏格拉底的哲学企图，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所了解的苏格拉底一多半的功劳都要归功于柏拉图的写作。那么，正是这样的写作，才使得苏格拉底的教诲保留了下来。甚至今天，我们无法区分苏格拉底思想与柏拉图思想之间的区别。而恰恰就是这样的写作，才使得师徒二人的命运如此不同。
在这个时候，我们不妨思考一下，苏格拉底所受到的政治迫害与柏拉图所进行的戏剧写作之间的关系。假如说，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两人对于城邦进行哲学教诲的目的都是相同的，而只是采取的手段有所区别，前者是通过上街与城邦中的智者进行论辩，而后者是在学园里进行喜剧写作，前者因为论辩而得罪了城邦中堕落了的公民，而后者通过戏剧化的写作，一方面为苏格拉底辩护，另一方面进行着哲学教诲。我想，如果没有苏格拉底审判这个事件，柏拉图并不会如此安心写作。正是柏拉图安心写作，才使得苏格拉底的教诲得以保存，哲学教诲才流传至今。那么，我不妨认为，柏拉图因为政治迫害这一事件，改变了苏格拉底原有的教诲方式，而选择了更为曲折的教诲方式，即通过戏剧化写作，从而避免直接与城邦中公众生活产生冲突，从而在学院内保留哲学教诲的火种。
在这一个意义上，柏拉图深知语言比文字更加显白，而文字比语言更加深奥，因此选择通过写作，本身就能避免无知者对于哲学生活的诋毁，而文字写作也能为有阅读能力的人提供更进一步的哲学教诲，从而使之脱离低级趣味，而上升到更高的心灵境界。
这个时候，我通过对比苏格拉底与柏拉图不同的哲学教诲方式和不同的教诲结果，认为显白的教诲是通过语言对于大众进行道德性的指导，而更高的教诲则藏身于浩如烟海的著作之中。就正如施特劳斯曾将有教养与受教育等同起来一样，其主要目的就在于阅读能够使人们摆脱时下人们由语言所形成环境，而能够聆听古圣先贤的哲学教诲，从而变化气质、脱胎换骨。有些人一定会问，那么经典中的隐微和显白教诲，岂不是不存在了。只要区分口头教诲和文本书写不就好了，为何还要对于经典文本进行隐微和显白的区分呢？
这一点，我想跟后来的教育普及息息相关，也就是说随着教育的普及，识文断字的人与追求灵魂生活的人不完全合拍了，就是小人也能够学文了，这个时候文本中自然要对于不同的人进行不同的教诲。这种如，孔夫子虽然会在春秋时期，教学的时候是“有教无类”，扩大教育人群的质量和数量，但另一方面却又“因材施教”，换句话说是根据不同人的性情，实行教育。比如，我们经常在《论语》中，看到孔子让自己的学生谈论自己的志趣，从中为之点评。根据不同学生的性情，为其进行点评，这正是因材施教，或者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的原因。因此，孔夫子在教育的过程中通过哲学教诲，启发如颜回、曾皙等心性高的学生，使其追求更高的生活方式；而通过道德教诲，来刺激和引导如子路、子贡等心性不足的学生，使其追求道德性的生活方式。因此，孔门的教诲分为四科分别为文、行、忠、信，可以看出孔门的教诲，主要还是在道德教诲，因而子贡曾对夫子的教诲如此评论道：“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这就意味着，孔子对于性命与天道，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哲学教诲，往往是引而不发的。但这句话，也恰恰反证了，夫子对于性命与天道是有所教诲的，但是对于子路、子贡之徒，是无缘耳闻的。
我们还可以据另外一个例子，如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参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在这个例子中，孔子当着诸多门人的面，直接对于曾参讲，大道一以贯之。这个时候，就是非常典型的因材施教，而并非对于其他门人设教。因此，曾参能够理解孔子的教诲，但其他人并不理解，因此就追问曾参，孔子所说究竟何意。曾参所言，显然并非孔子之意，似有敷衍众门人之感。不过，从此我们可以发现孔子的确有因材施教的案例，孔子讲授“性命与天道”之说并非空穴来风，只是因为根器不同，因此不能够理解而已。在这层意义上讲，我认为双重教诲，自然有写作本身的技巧与艺术在其中，但是不同根器的人，在面对相同文本时的不同理解能力，也是造成经典出现显晦不同理解的重要原因。
在这个意义上讲，在阅读古典文本中，因为根器不同，因此卓越之士就会根据文本中的提示，而会选择阅读经典中引导的走向追求哲学真理的道路；而另一部分阅读者，则会选择经典中有益于自己的部分，从而走向道德的生活。因此，阅读经典是会因不同的人阅读，而产生不同的阅读效果。在这层意义上讲，经典中是存在着双重教诲。而因为避免道德败坏者的迫害，而进行密码式的写作，在中国文字狱盛行的年代，是有过这样写作的方式的。但这种写作似乎并非常态，但是宗教之中，却的确有这样的问题，因为争道统，派系之间会产生谋杀和迫害，这在《坛经》中有所体现，但并不属于本文所探讨的范围。传统中并不将此点明出来，而在传统的科举考试中，我想考试官是可以通过文章的写作，看出人性的差异。在这一点上，传统的学者清一色保持了沉默，我想是为了考试的公平起见，而并非是有所隐瞒。本文的写作已经溢出施特劳斯隐微和显白写作的范畴许多了，因此也该打住了，对这个问题我想中国学人不应该纠缠其中，毕竟中国传统少有文化迫害的风气，而考察迫害与写作之间的关系的话，未免就会缘木求鱼，买椟还珠了，而阅读经典还是根据自己的性情来阅读，不要对阅读进行统一标准，才能凸显出经典阅读所产生的效果，否则就不免于使人的心智走向单一化和枯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