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容忍？

胡适晚年写过一篇文章，名为《容忍与自由》，开篇便提到了史学大师布尔先生的一句话——“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之后他对容忍着墨颇多，认为容忍异见才会带来真正的自由，否则只允许宣讲自己认可的观点，而打压异见，这样仅在一种范围里形成的自由只可能带来独裁。如此温和、尊重的态度让人觉得熨帖，但又不免为其中的天真担忧。胡适告诫我们决不可“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却失掉了对异见的判断，面对那些不合理、压迫性的观念我们要如何容忍呢？胡适没有说。实际上，这种认为容忍异见便能够带来和平革命的思想可以追溯到严复那里，黄克武的《惟适之安——严复与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讲的就是这个。

严复是一个颇复杂的人，传统与现代在他身上交织并陈，修习英文，引进西方新知，主张民主、自由，却又反对白话文、自由恋爱，吸食鸦片，奉信神秘主义，多数观点都认为他是个早年西化、激进，晚年保守、落后的人物，是一个中国传统思维与近代西方思想无法调和的矛盾体。可谁人不矛盾呢？用时代思想来裹挟个人大约只能得出这种无法调和的结论。但在这本书中作者另辟蹊径，着眼于严复的生活轨迹，指出其并非相互矛盾、彼此分歧的两面人，他的思想虽然因应时代的变化而发生改变，然而环绕“自由”的内在理路，以及肯定自由所需要的精神基础是前后一致的。不同于“五四”追求彻底改造的革命心态，严复在变革的同时依然看重传统积累的重要性，希望可以找到历史与现实的折中之道。也不同于洋务派的“中体西用”，严复认为体用本为一体，不可拆分，他所作的努力是在中西文明之中，寻找合流之处，他也确实做到了，比如儒家的絜矩之道与自由观念相同，杨朱哲学与西方个人主义一致等等，如此，他设想了一个重要的文化融合的典范，希望可以创造性的结合部分中国与部分西方理念，形成一个新的文化。最终严复所畅想的自由和民主不是一种解放制度，而是仰赖着道德自律的个人的社会形态。

但这样相信个体的政治主张，连我这个从不关心政治的人，都能看出其中的幼稚之处。宗教也许可以关乎个人，可政治，尤其是现代政治大约都是阶级的，永远是迅速行动起来的极少数人做出决定，其余的大部分人不过跟着盲从罢了。所以在一个社会转型的时期，这样温润、渐进的思想，这样要求耐心的观念如何能取得胜利呢？相信一种彻底的理论，追求一种快速的革命，总比思考和调和他者的矛盾要容易的多。

这本书大约使用了文化史的研究方法，不在执着于宏大的背景，而考察个人境遇、心态与一个时代的关系，书中探讨了严复的婚姻生活、北洋当差的经历以及其时上海灵学会所传播的灵学对于严复的影响，史料很多，可惜分析不够饱满，想要辐射出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目的达到的似乎也有限。但书中所写出的关于严复的思想仍让我有所触动，严复曾对自己的孩子说“人生阅历，实有许多不可纯以科学通者，更不敢将幽冥之端，一概抹杀”，将对于生活的敬畏与困惑融入其中的宽容，比构画完美未来的理论更需要沉静的眼光。所以严复在看到欧战中使用新武器所造成的重大伤亡后，会质疑科学的界限；在看到所谓的爱国思想所造成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后，会发出“爱国一言，殊未足以增进人道也”的感叹。只是不要将这种宽容投入政治之中，否则就会像严复那样同情袁世凯的“开明专制”，像胡适那样相信我们可以“从民主与独裁的讨论里求得一个共同政治信仰”。政治大约只会形成寡头统治的社会，相信人人都会宽容对方的政治观念从来都是乌托邦。薇依曾说必须超越政治才能真正得以自救。的确如此，不然我们的宽容就会永远败下阵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