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主义不诉苦

徐晓的《半生为人》，已是听说多时，最近才读，却是看过一篇，就不想再读，再拿起来又看过，又放下。不愿再读，是因为太沉重，总又拿起来，是因为想不通。

　　徐晓曾在《今天》做过编辑，《半生为人》里有一篇专写她与这份诗刊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诗人悲情的多，以致让徐晓这本书的文字受到熏染，从头到尾，写得怎一个“苦”字能够形容。不管是写她的丈夫周郿英，还是赵一凡、史铁生等人或者她自己的小传，无不与死亡、病痛、监狱这样的字眼联系在一起。文章读到第七篇，她的爱人朋友中，已有三个身患重病，其中两位是因误诊导致，自身若屡有烦心事不能理顺的人，还是别读这样的书，容易产生愤怒感，有时将这感觉迁到作者身上，直想把书掼出去。

　　为什么，你要写？无数次想问徐晓。

　　是因为这些人有太多的委屈？是，他们有理由委屈。这是一群理想主义者，都是文化精英，不乏当年如雷贯耳之人，但命运送来各样的幻灭，肉体上的，精神上的，对于抱有信仰的人来说，其中任何一种，都足以使其怨恚终日。

　　但我读到的不是这样。我有位长辈，精于烹调，对食材、手法、口味等等极为挑剔，为此在饮食上投入良多，甚至要借钱度日。事情发生在许多年前，物质还并不丰富的年月，他为何如此着实令人费解。马斯洛的心理层级理论说，人只有在低级需求得到满足后，才能有更高级的追求，温饱尚且不能满足，何来口腹的奢侈？

　　徐晓写丈夫周郿英时，我隐约看到了这种要命的精致，有时在物质生活中，有时在精神世界里。周郿英一身病痛，家中被拖累得一塌糊涂，徐晓活得自然最是艰难。然而周郿英有他的处世观，坚持起来的时候，哪管徐晓难不难？但是，你说他过逾，他偏生节俭，你说他自私，他却又是绝对的利他主义者。

　　这种形象似曾相识，回忆良久，忽地想起《编辑部的故事》里，濮存昕扮演的那位诗人田桥，他发起诗人的性子看戈玲时，好像整个编辑部甚或整个天地都不存在，说走就走，说死也就死了，始终在自己的世界里，不去理会旁人如何那个形象，用世间的眼光去看，何尝又不是矛盾的？思来想去，能解此疑难的，唯有性情两个字。在我那位长辈身上如是，在田桥如是，在徐晓笔下的周郿英、赵一凡、史铁生等等而言，亦如是。因为活在性情里，便更加达观、通透，便更容易成为理想主义者，不管上世纪七十年代有着怎样的波澜，不管他们自己有怎样的遭际，只是面对、承受、思考。

　　《半生为人》就是一本理想主义之书，只不过，徐晓的文字给了它一层有迷惑性的外衣，尤其当她自身的遭际、感慨与那些群像重叠的时候，更使人有种错觉：他们真不易。然而，他们何曾说过苦？或者他们是否根本就未曾以此为苦？唯一描述并倾诉这种苦的，反倒只有徐晓一人。

　　有人推荐这本书时说，徐晓把他们写鲜活了，我同意；有人评价时说，徐晓是悲悯的，我就不喜欢这个词。悲悯带着同情的意味，同情就带有臆断的视角。

　　对一些人来说，若命运赠予其幻灭的理由，他便坍塌了，或可配得上这同情，但若不视之为幻灭，反而活得更加坚持，那便是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他们自有其尊严，自有其理由，是不需要悲悯的。

　　徐晓为什么要写他们？我想，最好的解释，是为一些在精神世界里立于天地间的大丈夫存照，留下理想主义的范本。然而窃以为，作者只是接近了他们很近，但并未和他们一样，并不能全然理解他们，否则也不会这样念叨她所看来的那些“苦楚”。但也该庆幸，唯此，才能让我这样并未出尘的人读到他们的理想，尽管始终不解，且觉得那是遥不可及的生存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