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垣退助与桂太郎的悲剧

“《日本四书》：《菊与刀》本尼迪克特著；《武士道》新渡户稻造著；《日本论》戴季陶著；《日本人》蒋百里著。号称洞察日本民族特性的四个文本。”看完这本日本论之前已经看了菊与刀和武士道，总的来说这三本书所述内容多有重合，但也有一些差别——武士道所述内容较为局限但论证较充分，写得较深；菊与刀与日本论均是着眼于日本民族各种方面的特性，但前者更多以一种探索与疑惑的态度，后者则在欣赏的感情基调下，强调对日学习。

在论及日本民族特性时，本书在日本特色的宗教发展历程，武士道，町人品性，官商合流的传统，政经军事化等处有较多的着笔。其中，在论及军国主义时，本书对武力在民族与国家的发展历程中的作用，以及武力对个体发展和相互凝聚的积极意义有较多的论述，值得注意。的确，只要国家这一机制仍然存在，或只要民族聚居的传统尚未消失，武力就是社会存在的粘合剂和社会发展的驱动因素——当然，如若可以推翻前两个假定，则一切都可以两说。在中央集权的框架下，的确必须将武德放在核心位置，否则就会导致封建中国后期的一个困局——武德败坏，文官政治僵化，民众素质（非狭义）低下。

在描写民族特性的同时，书中也对个体人物（多是当时或近世的实权人物）有过一些描写与评价。
板垣退助是土佐出身的志士，与龙马和西乡都曾经并肩作战，但他活得比龙马长太多，因此其主要的活动集中在明治初期。与龙马相似，板垣也是自由派，龙马无缘得见幕府的最终倒台，而板垣在明治政府组建完毕之后，投入到了政党政治的建设中。比起龙马和西乡，板垣的才能明显逊色，其行动大多是“不断妥协中的冒险”——当然在近世日本的政治环境下，这一路线也并非错误。遗憾的是，板垣自身人格魅力的缺少和其一些行为的自利，导致他并不具备支撑起自由派使之与大久保伊藤一派抗衡的素质，日本的政党政治，最终也只能沦为官商合流的一滩浊水。
桂太郎则是中山先生的合作伙伴，其人在日俄战争时期立下功勋，并且主导完成了英日同盟。但按照书中所述，桂太郎其人的思想本原却是一个深刻的东方主义者——颇具大局观与合作意识。可惜桂太郎还没有板垣退助走得远，即使其主张泛东亚主义属实，这一主张也没有任何实质上的落实。而桂太郎本人的声名，在中国的风评也沦为与殖民主义者无异的可悲境地。
至于秋山真之与田中义一，尽管作者一褒一贬，但都不足以篇幅专门论之，至少应不具备凭借个人调整历史走向的素质。


当然不得不说戴季陶此书有较强的目的性，在书中他也多处宣传了中山先生的理念，在对日方人物的评价上，也一定很大程度上受该人物与中山先生方面的个人关系影响。戴本人对自杀很是批判，然而最后其人生结局却是服毒身亡——不是日本武士式壮烈的剖腹，而是在他看来很是可鄙的服毒——即逃避。惟有感叹时局变幻，自他写就此书到KMT逐渐在中国全境覆亡的20年，的确可以极大地改变一个个体的品性，或让一个个体周边的环境翻天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