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书惊梦 ——卡尔•荣格遗稿《红书》漫谈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Carl Gustav Jung，1875-1961），瑞士著名心理学家。
《红书》是荣格所著最为神秘的一本分析心理学实例及解说、猜想专著。作者为全书所赋的拉丁名实为“Liber Novus”也即《新书》。手稿分两卷，首卷包括各篇解说部分计六张半纸，正反共13面；二卷正文计189页。内容为对多年间所遇梦境场景、人物、事件的追忆，以及幻觉图案的收录与分析。
小心打开手头那本因太过沉重而显肃穆的《红书》精装影印本，一直翻到最后、第二卷189页的反面：那里有荣格为本书所撰的后记。左上角标的时间是1959年，离这位分析心理学开创者的辞世，还有两年时间。
大师书写后记时选用的字体，乃是漂亮的德语钢笔草书：和第二卷其它文字内容相似，被限制在以铅笔细勾的方框内，以蓝黑色墨水逐行书写。开始几行的字迹规矩且细密，语风拘谨。自八、九行起，行文逐渐变得潦草、果决，相比之下，行距也拉开更多。这一风格一直持续至文末，并以德语“Möglichkeit（可能性）”一词作为全书的终结，戛然而止（最后并未标上句号）、不作署名，仿佛正与看不见的妖魔赛跑、格斗，且清楚自己时日无多似的。
预知自己的死亡：这一超脱于因果律之外的判断，属于荣格理论中对梦所进行分类考察的最后一种，即“预知梦”。据荣格自称，他一生中共解过约八万个梦，并曾一度对“清醒时的梦境”即幻觉进行过长期、透彻的研究。通过梦境和幻觉这两扇“通往潜意识”之门，荣格提出了“集体潜意识”这一重要心理学概念。《红书》正是荣格直面自己幻觉的产物。
如在第一卷“Höllenfahrt in die Zukunft（未来的地狱之旅）”中，荣格在前节的“次夜”被混沌物所环绕，由来自未知处神祗的喊声呼入地狱一游：作者梦中所见一切迷茫、惊悚，似乎是在召唤但丁《神曲•地狱篇》中的种种原型（接下来即发生“Zerspaltung des Geistes（灵魂分裂）”事件，随后斩杀英雄、诞生上帝……其中叙述多与尼采著作相合）。第二卷中这类来自西方、南美及印度宗教、神秘学、中世纪炼金术的残影出现更多，诸如圣甲虫、耶稣、十字架、神牛、印加图腾、许德拉、该隐、圣母玛利亚的形象，搭配如尼文、古埃及圣书体、苏美尔人楔形文字等众多符号，以及大量难解的斑纹、花饰和图案——这些均被“力图完整再现幻梦图景”的荣格记录了下来。
蛇的意象在《红书》所载的幻觉中多次出现，它并常化为龙、多脚巨蛇，或者缠绕世界之树的几大神兽之一。又如在卷二第119页的梦境图绘中，被列名为Atmavictu的鳄状巨蟒，每斩断其一爪，就又生出新爪，战斗过程血流成河，很容易令人联想到《尼伯龙根的指环》或《迪奥尼西卡》中的相关故事：这也是荣格理论中“原型（Archetype）”概念的雏形。心理分析学创始之初的集大成之作《原型与集体无意识（The Archetypes and the Collevtive Unconscious）》，就是在《红书》完成后逐步创作、整理并出版的。
引后记中开篇所言：“我曾致力于完成本书，前后花去十六年时间”——这里的十六年，指1914年至1930年，也即从荣格与自己最初的学术导师和研究伙伴弗洛伊德决裂的后一年开始撰写。后记中明确写有“1930年，我因对炼金术兴趣日盛，遂将主要精力自此处移开。收笔的开始，起自1928年：当时理查•威廉将《金花》这本东方炼丹术小书的节本给了我，这本书的内容，为我的理论在现实中找到了出路——我不能够再闭门造车了”这段话。
理查•威廉，即德国著名汉学家尉礼贤，他以传教士身份旅居中国达21年之久，并在山东崂山拜师修道。据荣格自传《回忆、梦、思考》中的原话，尉礼贤“有幸遇到一个旧式学院派的圣人”，其“内里修炼已经达到很高的境界，他的名字是劳乃宣，向尉礼贤介绍中国瑜伽中的哲学和易经中的心理学”——这位劳乃宣，乃是同治十年进士、复辟派激进人士、学者、教育家、义和拳研究专家，有《拳案三种》等相关著作存世，并曾协助尉礼贤译出《易经》等书的德文版。《红书》后记中所言的书名《金花》，实为缩称——这本书的德译全名为《金花的秘密》，即传北宋时期全真教创始人王重阳所作的道家内典《太乙金华宗旨》，也是在劳乃宣的慷慨帮助下，才得以译成德文，传入欧洲。
在西方，《太乙金华宗旨》对入静冥想技艺的论述得到了一致公认，尤其尉礼贤书中所提及、修炼者在练功时能够看到各种“曼陀罗”的说法，以及其所绘制的“丹青曼陀罗”图案，恰好与荣格在《红书》中“根据所见意象忠诚记录下来”的各类抽象、斑斓的幻觉图案具有形式上的高度一致性——也正因此，荣格才认定其理论在现实中有所依凭，便暂时终止了《红书》的写作，转而开始对道教、佛教、禅宗进行深入研究。
三十年后，重回《红书》，荣格回顾那段经历，如是说道：
“当时的境遇、写作、生活等等，如何偏差谬乱，本人此刻自是心知肚明。但是，在经过大量研究、观念多次转变之后，我仍对《红书》中所记载的内容完全信赖，（要知道，就当时的情况而言，）除此之外已别无他法……”
荣格在原文中使用了德语词“nie”，相当于英文的“never”，强调否定的意味颇重——初写《红书》时的被动、无奈，细心的读者已可看出端倪。此处的“别无他法”，与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弗洛伊德有关。
起初，在荣格于苏黎世大学任精神病学讲师时，因主讲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及《原始人心理学》这两门大课、并对弗氏巨著《梦的解析》印象深刻的缘故，他主动将自己在字词联想法和精神分裂症方向上的研究成果寄给弗洛伊德。书信来往一段时间后，两人初次见面便畅谈了十三个小时之久。作为当时全球最重要的心理学权威，弗洛伊德原本对荣格相当欣赏，并慷慨委以重任，授命他担任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的主席，且将自己多年来释梦积累的海量资料与荣格分享，协助他在尚处于萌芽期的心理学领域内自由开拓、发展。但是，在对精神分析理论体系的研究逐步深入之后，二人渐渐产生较大分歧。因为荣格坚持自己的主张，使弗洛伊德极为不满，便动用自己的权威地位对荣格施压。1913年，大吵一架之后，两人分道扬镳，盛怒的弗洛伊德更试图将“荣格”这个名字从精神分析学领域彻底抹去。1916年，在其学术著作《分析心理学论文集》第二版序言中，荣格说“在德国，我的著作刚一出版便遭到了沉默的轻视”，即是针对弗洛伊德打压行为的抗议。
弗洛伊德的攻击对荣格本人的打击甚大，既往的友人和同事们大多背弃了他，学术未来似乎也已被完全清零，导致他一度出现严重幻觉，精神接近崩溃。
在这一时期里，专注于《红书》的创作，仿佛是一种独特的精神治疗手段。荣格似乎是无师自通地尝试了类似于《太乙金华宗旨》内玄想、入静的方式，来舒缓潜意识中积累的压力，并以此对幻觉、梦境进行调和。到了1929年，《红书》接近完成，荣格也已能正视自己与弗氏之间的过往纠纷：他在《科隆日报》上发表整版文章《弗洛伊德和荣格之对比》，开篇即指出两人在学术上的比较“需要站在分属我们两人名义下的思想范围之外”来加以点评。在这篇颇具文采的长文中，荣格将自己与弗洛伊德之间的异同逐一清算，并以轻松自在、形如对待路人的态度对弗洛伊德的“偏狭愚昧”加以调侃、指责。《对比》一文标志着荣格已完全走出弗洛伊德对他人生布设的阴影，《红书》的“治疗性”写作，次年亦宣告终结。
览阅《红书》全篇，尽管内容堪称艰涩、离奇，甚至某种程度上而言，称其为艺术或神秘学著作也不为过，但实际上，荣格自始至终都是在为作为一门科学的心理学、为学者和普通读者们写作此书。然而，他最终却选择搁置出版，直到1961年去世时，也没有改变心意。
于是，在之后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本书手稿都被荣格后人们束之高阁。正式出版前，仅有二十余人看过手稿，荣格的数位著名弟子，包括苏黎世荣格学院创办人玛丽-路易丝•弗兰斯，以及在中国国内较为知名的心理分析家维蕾娜•卡斯特，都曾多次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过这本手稿，并肯定了其在心理分析史上所具有的重要价值。
2007年，荣格外孙乌尔里希•赫尔尼正式继承祖父全部著作出版权，学者索努•沙姆达萨尼抓住机会，主动与乌尔里希接洽。经过长达两年多的漫长交涉、谈判、关系协调后，荣格后人终于同意出版《红书》。2009年10月7日，《红书》德文版由Patmos出版社率先在欧洲推出，美国诺顿公司的英文版紧随其后。
与弗洛伊德当初的执念相左，荣格身后越来越多地得到心理学界的认可和全球大众读者的欢迎。属他名下的著作很多，其中《回忆、梦、思考》、《心理类型学》、《人格的发展》、《原型与集体无意识》等书无数次再版、流行不衰。为了忠实还原大师想法、方便学者研究，《红书》在德、法、美、日四国均以原寸影印本搭配每页文字部分译文的方式出版、销售，成本颇高，价格不菲。出人意料的是，这本美国版定价为195美元的奇书，竟在圣诞销售季一举登上《纽约时报》精装非虚构作品销量榜，最高时甚至挺入前20名。在美国经济萧条、非虚构作品经营惨淡、高价书无人问津的时局下，《红书》的意外热销，被举办相应专题演讲会的威斯敏斯特学院兰斯•欧文斯博士称为“荣氏奇迹”。
2012年3月，《红书》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引进出版。在该书策划之初，责任编辑面临许多困难：首先，版权方要求中文版必须从德文翻译，不得从其它版本转译——需知，荣格手稿在形式上类似于泥金手抄本，正文除包含各种手绘插画外，还运用了多种德文字体结合的方式书写，其中不乏连现代德国人都难以辨识的中世纪花体。为了方便书写，荣格本人还使用了大量随自己习惯定义的简写规定（比如在第一卷首页，就有以红字书写的简化对应方案：其中以~表示定冠词词尾之一的en，又以类似制表符的“横撇”表示em。共计十一种简写规定。虽一目了然，阅读上仍会造成困难）。尽管出版方本身提供现成的德文照排文字，译者可绕过手稿、直接从现代印刷体翻译，已然减轻不少负担，可全文形如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般的内容描述方式、支离破碎的幻梦细节讲述、各样梦中场景与曼陀罗雏形的绘制，大量当时的学术专业词汇及简省用法夹杂其间，无疑给翻译工作造成了很大困难。
与此同时，中文版定价也不宜太高，否则必然会将大量读者挡在门外。而在降低成本的几个主要方面即开本、纸张、印刷、装帧上，不论是国外的版权持有者，还是国内出版社方面均不愿轻易迁就、妥协。
编辑考虑再三，采取了影印部分与翻译部分分开出版的方式：影印原稿以大八开全彩印布面精装本的标准首先出版，一切都按照海外版的标准行事；然后再是文字内容翻译版，作为与影印本配套的解说部分单独出版，取三十二开标准精装本的体例，内文可以普通纸张印刷。如此便可兼顾收藏和阅读两个方向上的读者，同时还缩减了成本，算是一招妙棋。
最近，意大利已故电影大师费德里克•费里尼的《梦书》，也已取这一方式率先推出了影印版。《梦书》是费里尼1960至1982年间的梦境记录，同样包含大量绘画及细碎、晦涩的言语表达，手稿出版上也颇费周折。方方面面，倒都与《红书》相映成趣——且借此文收尾之处，聊以寄愿，期待人类多年来对梦境的孜孜研究，在本世纪内，能够有所突破吧。
……
（2013年2月1日更新：因发表故，暂隐去4167字）
（2013年7月25日更新：为给米神看全本，尽数放出）
（之前忙中出错，以为全文已发表，故随之放出全部文本。最近与编辑几番联系后，发现本专题稿其实并未刊登在《东方早报》上，而是半年多前《南方都市报》的约稿，故这里暂时隐去全文，待文章正式发表后再还原，恳请读者诸君原谅。）
《红书》是荣格所著最为神秘的一本分析心理学实例及解说、猜想专著。作者为全书所赋的拉丁名实为“Liber Novus”也即《新书》。手稿分两卷，首卷包括各篇解说部分计六张半纸，正反共13面；二卷正文计189页。内容为对多年间所遇梦境场景、人物、事件的追忆，以及幻觉图案的收录与分析。
小心打开手头那本因太过沉重而显肃穆的《红书》精装影印本，一直翻到最后、第二卷189页的反面：那里有荣格为本书所撰的后记。左上角标的时间是1959年，离这位分析心理学开创者的辞世，还有两年时间。
大师书写后记时选用的字体，乃是漂亮的德语钢笔草书：和第二卷其它文字内容相似，被限制在以铅笔细勾的方框内，以蓝黑色墨水逐行书写。开始几行的字迹规矩且细密，语风拘谨。自八、九行起，行文逐渐变得潦草、果决，相比之下，行距也拉开更多。这一风格一直持续至文末，并以德语“Möglichkeit（可能性）”一词作为全书的终结，戛然而止（最后并未标上句号）、不作署名，仿佛正与看不见的妖魔赛跑、格斗，且清楚自己时日无多似的。
预知自己的死亡：这一超脱于因果律之外的判断，属于荣格理论中对梦所进行分类考察的最后一种，即“预知梦”。据荣格自称，他一生中共解过约八万个梦，并曾一度对“清醒时的梦境”即幻觉进行过长期、透彻的研究。通过梦境和幻觉这两扇“通往潜意识”之门，荣格提出了“集体潜意识”这一重要心理学概念。《红书》正是荣格直面自己幻觉的产物。
如在第一卷“Höllenfahrt in die Zukunft（未来的地狱之旅）”中，荣格在前节的“次夜”被混沌物所环绕，由来自未知处神祗的喊声呼入地狱一游：作者梦中所见一切迷茫、惊悚，似乎是在召唤但丁《神曲•地狱篇》中的种种原型（接下来即发生“Zerspaltung des Geistes（灵魂分裂）”事件，随后斩杀英雄、诞生上帝……其中叙述多与尼采著作相合）。第二卷中这类来自西方、南美及印度宗教、神秘学、中世纪炼金术的残影出现更多，诸如圣甲虫、耶稣、十字架、神牛、印加图腾、许德拉、该隐、圣母玛利亚的形象，搭配如尼文、古埃及圣书体、苏美尔人楔形文字等众多符号，以及大量难解的斑纹、花饰和图案——这些均被“力图完整再现幻梦图景”的荣格记录了下来。
蛇的意象在《红书》所载的幻觉中多次出现，它并常化为龙、多脚巨蛇，或者缠绕世界之树的几大神兽之一。又如在卷二第119页的梦境图绘中，被列名为Atmavictu的鳄状巨蟒，每斩断其一爪，就又生出新爪，战斗过程血流成河，很容易令人联想到《尼伯龙根的指环》或《迪奥尼西卡》中的相关故事：这也是荣格理论中“原型（Archetype）”概念的雏形。心理分析学创始之初的集大成之作《原型与集体无意识（The Archetypes and the Collevtive Unconscious）》，就是在《红书》完成后逐步创作、整理并出版的。
引后记中开篇所言：“我曾致力于完成本书，前后花去十六年时间”——这里的十六年，指1914年至1930年，也即从荣格与自己最初的学术导师和研究伙伴弗洛伊德决裂的后一年开始撰写。后记中明确写有“1930年，我因对炼金术兴趣日盛，遂将主要精力自此处移开。收笔的开始，起自1928年：当时理查•威廉将《金花》这本东方炼丹术小书的节本给了我，这本书的内容，为我的理论在现实中找到了出路——我不能够再闭门造车了”这段话。
理查•威廉，即德国著名汉学家尉礼贤，他以传教士身份旅居中国达21年之久，并在山东崂山拜师修道。据荣格自传《回忆、梦、思考》中的原话，尉礼贤“有幸遇到一个旧式学院派的圣人”，其“内里修炼已经达到很高的境界，他的名字是劳乃宣，向尉礼贤介绍中国瑜伽中的哲学和易经中的心理学”——这位劳乃宣，乃是同治十年进士、复辟派激进人士、学者、教育家、义和拳研究专家，有《拳案三种》等相关著作存世，并曾协助尉礼贤译出《易经》等书的德文版。《红书》后记中所言的书名《金花》，实为缩称——这本书的德译全名为《金花的秘密》，即传北宋时期全真教创始人王重阳所作的道家内典《太乙金华宗旨》，也是在劳乃宣的慷慨帮助下，才得以译成德文，传入欧洲。
在西方，《太乙金华宗旨》对入静冥想技艺的论述得到了一致公认，尤其尉礼贤书中所提及、修炼者在练功时能够看到各种“曼陀罗”的说法，以及其所绘制的“丹青曼陀罗”图案，恰好与荣格在《红书》中“根据所见意象忠诚记录下来”的各类抽象、斑斓的幻觉图案具有形式上的高度一致性——也正因此，荣格才认定其理论在现实中有所依凭，便暂时终止了《红书》的写作，转而开始对道教、佛教、禅宗进行深入研究。
三十年后，重回《红书》，荣格回顾那段经历，如是说道：
“当时的境遇、写作、生活等等，如何偏差谬乱，本人此刻自是心知肚明。但是，在经过大量研究、观念多次转变之后，我仍对《红书》中所记载的内容完全信赖，（要知道，就当时的情况而言，）除此之外已别无他法……”
荣格在原文中使用了德语词“nie”，相当于英文的“never”，强调否定的意味颇重——初写《红书》时的被动、无奈，细心的读者已可看出端倪。此处的“别无他法”，与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弗洛伊德有关。
起初，在荣格于苏黎世大学任精神病学讲师时，因主讲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及《原始人心理学》这两门大课、并对弗氏巨著《梦的解析》印象深刻的缘故，他主动将自己在字词联想法和精神分裂症方向上的研究成果寄给弗洛伊德。书信来往一段时间后，两人初次见面便畅谈了十三个小时之久。作为当时全球最重要的心理学权威，弗洛伊德原本对荣格相当欣赏，并慷慨委以重任，授命他担任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的主席，且将自己多年来释梦积累的海量资料与荣格分享，协助他在尚处于萌芽期的心理学领域内自由开拓、发展。但是，在对精神分析理论体系的研究逐步深入之后，二人渐渐产生较大分歧。因为荣格坚持自己的主张，使弗洛伊德极为不满，便动用自己的权威地位对荣格施压。1913年，大吵一架之后，两人分道扬镳，盛怒的弗洛伊德更试图将“荣格”这个名字从精神分析学领域彻底抹去。1916年，在其学术著作《分析心理学论文集》第二版序言中，荣格说“在德国，我的著作刚一出版便遭到了沉默的轻视”，即是针对弗洛伊德打压行为的抗议。
弗洛伊德的攻击对荣格本人的打击甚大，既往的友人和同事们大多背弃了他，学术未来似乎也已被完全清零，导致他一度出现严重幻觉，精神接近崩溃。
在这一时期里，专注于《红书》的创作，仿佛是一种独特的精神治疗手段。荣格似乎是无师自通地尝试了类似于《太乙金华宗旨》内玄想、入静的方式，来舒缓潜意识中积累的压力，并以此对幻觉、梦境进行调和。到了1929年，《红书》接近完成，荣格也已能正视自己与弗氏之间的过往纠纷：他在《科隆日报》上发表整版文章《弗洛伊德和荣格之对比》，开篇即指出两人在学术上的比较“需要站在分属我们两人名义下的思想范围之外”来加以点评。在这篇颇具文采的长文中，荣格将自己与弗洛伊德之间的异同逐一清算，并以轻松自在、形如对待路人的态度对弗洛伊德的“偏狭愚昧”加以调侃、指责。《对比》一文标志着荣格已完全走出弗洛伊德对他人生布设的阴影，《红书》的“治疗性”写作，次年亦宣告终结。
览阅《红书》全篇，尽管内容堪称艰涩、离奇，甚至某种程度上而言，称其为艺术或神秘学著作也不为过，但实际上，荣格自始至终都是在为作为一门科学的心理学、为学者和普通读者们写作此书。然而，他最终却选择搁置出版，直到1961年去世时，也没有改变心意。
于是，在之后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本书手稿都被荣格后人们束之高阁。正式出版前，仅有二十余人看过手稿，荣格的数位著名弟子，包括苏黎世荣格学院创办人玛丽-路易丝•弗兰斯，以及在中国国内较为知名的心理分析家维蕾娜•卡斯特，都曾多次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过这本手稿，并肯定了其在心理分析史上所具有的重要价值。
2007年，荣格外孙乌尔里希•赫尔尼正式继承祖父全部著作出版权，学者索努•沙姆达萨尼抓住机会，主动与乌尔里希接洽。经过长达两年多的漫长交涉、谈判、关系协调后，荣格后人终于同意出版《红书》。2009年10月7日，《红书》德文版由Patmos出版社率先在欧洲推出，美国诺顿公司的英文版紧随其后。
与弗洛伊德当初的执念相左，荣格身后越来越多地得到心理学界的认可和全球大众读者的欢迎。属他名下的著作很多，其中《回忆、梦、思考》、《心理类型学》、《人格的发展》、《原型与集体无意识》等书无数次再版、流行不衰。为了忠实还原大师想法、方便学者研究，《红书》在德、法、美、日四国均以原寸影印本搭配每页文字部分译文的方式出版、销售，成本颇高，价格不菲。出人意料的是，这本美国版定价为195美元的奇书，竟在圣诞销售季一举登上《纽约时报》精装非虚构作品销量榜，最高时甚至挺入前20名。在美国经济萧条、非虚构作品经营惨淡、高价书无人问津的时局下，《红书》的意外热销，被举办相应专题演讲会的威斯敏斯特学院兰斯•欧文斯博士称为“荣氏奇迹”。
2012年3月，《红书》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引进出版。在该书策划之初，责任编辑面临许多困难：首先，版权方要求中文版必须从德文翻译，不得从其它版本转译——需知，荣格手稿在形式上类似于泥金手抄本，正文除包含各种手绘插画外，还运用了多种德文字体结合的方式书写，其中不乏连现代德国人都难以辨识的中世纪花体。为了方便书写，荣格本人还使用了大量随自己习惯定义的简写规定（比如在第一卷首页，就有以红字书写的简化对应方案：其中以~表示定冠词词尾之一的en，又以类似制表符的“横撇”表示em。共计十一种简写规定。虽一目了然，阅读上仍会造成困难）。尽管出版方本身提供现成的德文照排文字，译者可绕过手稿、直接从现代印刷体翻译，已然减轻不少负担，可全文形如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般的内容描述方式、支离破碎的幻梦细节讲述、各样梦中场景与曼陀罗雏形的绘制，大量当时的学术专业词汇及简省用法夹杂其间，无疑给翻译工作造成了很大困难。
与此同时，中文版定价也不宜太高，否则必然会将大量读者挡在门外。而在降低成本的几个主要方面即开本、纸张、印刷、装帧上，不论是国外的版权持有者，还是国内出版社方面均不愿轻易迁就、妥协。
编辑考虑再三，采取了影印部分与翻译部分分开出版的方式：影印原稿以大八开全彩印布面精装本的标准首先出版，一切都按照海外版的标准行事；然后再是文字内容翻译版，作为与影印本配套的解说部分单独出版，取三十二开标准精装本的体例，内文可以普通纸张印刷。如此便可兼顾收藏和阅读两个方向上的读者，同时还缩减了成本，算是一招妙棋。
最近，意大利已故电影大师费德里克•费里尼的《梦书》，也已取这一方式率先推出了影印版。《梦书》是费里尼1960至1982年间的梦境记录，同样包含大量绘画及细碎、晦涩的言语表达，手稿出版上也颇费周折。方方面面，倒都与《红书》相映成趣——且借此文收尾之处，聊以寄愿，期待人类多年来对梦境的孜孜研究，在本世纪内，能够有所突破吧。
……
（2013年2月1日更新：因发表故，暂隐去4167字）
（2013年7月25日更新：为给米神看全本，尽数放出）
（之前忙中出错，以为全文已发表，故随之放出全部文本。最近与编辑几番联系后，发现本专题稿其实并未刊登在《东方早报》上，而是半年多前《南方都市报》的约稿，故这里暂时隐去全文，待文章正式发表后再还原，恳请读者诸君原谅。）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