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历史学家的绝唱
这篇书评可能有关键情节透露
译后记的一段，之前发表在英译本页面上的评论，现在贴过来吧：
佐西莫斯（Ζώσιμος；拉丁语名：Zosimus）大约生活于公元五世纪后半叶的拜占庭帝国，后人除去知道他是传统宗教的捍卫者，且又官至帝王私库度支官及应诉官之外，别的信息就无从知晓了。他仅有一部基本完整的历史著作《罗马新史》（也译成《新历史》）流传至今，所述者为上起奥古斯都时代下至公元410年的罗马帝国的历史。即便是这么一部出自非基督徒作家之手的作品，在后来的著名文献学家、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弗提乌编写的《文献大全》里仍对它作出了如此的评价，称之“虽简洁洗练，但富有表现；虽纯洁无瑕，但不失光彩”[ Photi Bibliotheca，98，1。]。这样的评语直至1814年首度出版英文译本时，还印在了扉页后面作为赞语。
在这部用希腊语撰写的史书中，佐西莫斯一开始就表明了自己的写作目的，即打算走一条和历史学家波利庇乌斯截然相反的道路，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他才为自己的著作冠上“新”这个词。前人波利庇乌斯生活在罗马人君临意大利及地中海的时代，为记下罗马人是如何走向繁荣昌盛的，因而曾撰写通史四十卷。到了佐西莫斯生活的年代，昔日的所谓繁华早已散去，帝国宇内蛮族肆虐、战乱不息，传统的信仰又遭到了颠覆，用他的话说“罗马帝国逐渐走向衰败而成了蛮族的巢穴”[ 佐西莫斯，IV，LIX，3。]，于是他的写作意图转而就变成了记下罗马人是如何在短暂的时间里走向衰落的。[ I，LVII，1：“因为，正如波利庇乌斯告诉过我们，罗马人是如何在短暂的时间内缔造起一座广袤的帝国，而我则在于向世人展示他们是如何因自己的丑恶行经终让它在同样短暂的时间里毁灭殆尽的。”]
佐西莫斯一开头就用整整一段文字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在对波利庇乌斯的通史进行再简单不过的概述之后，他便立即提出：“上述这些以一系列因果事件左右着未来之事，因此它们必将呈现出特定的模式，而这就让智者揭示出人事的安排曾取决于某种神圣的天意。当我们灵魂旺盛的时候，我们就繁荣昌盛；反之当灵魂匮乏占主导之时，我们就会衰落到如现在一样的情形。而我将通过事实本身来印证我的话。”[ I，1，2。]这句统领全文的颇有些神秘的话曾被人拿来用以证明佐西莫斯是斯多葛主义者或更确切的是新柏拉图主义者，因为我们确实在普罗提诺的《九章集》里找到过类似的提法：“万物都有星辰的预示，万物都是根据原因产生的，但因果关系有两类；有些事情是由灵魂产生的，有些事物是由灵魂周围的其他原因产生的。”[ Plotinus，III，1，10；普罗提诺的《九章集》（石敏敏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19页。 ]当然，佐西莫斯这样的表述也许是对前人已有概念的替代，譬如撒路斯特在史学名著《喀提林阴谋》开篇里提出的“崇高的德行”[ Sallusti Bellum Catilinae，1：“事实上，财富方面和相貌方面的荣耀是会变化而非永恒的，只有崇高的德行才是真正永存于世的。”]，因而此处所谓灵魂旺盛和灵魂匮乏，从后面他注重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关系来看其实质内容大概就是古代历史学家常会关注到的个体层面上美德的拥有或丧失。
接下去，佐西莫斯就必须围绕两个主要问题在书里展开全面而充分的阐释：第一、罗马帝国已经衰败；第二、罗马帝国衰败的原因。这就是他提到的所谓左右事件的因和果的关系。
我们看到，佐西莫斯先是对古希腊和罗马共和时代的历史作一番极其简短的回顾，紧接着就抨击起了元首政治，后人历来把这一段作为其铺叙之后的正式开场。他写道：
现在，全部的国事都归于他一人之手了，他们未意识到，这就如同将全体人民的希望听凭投出的骰子一样，而且还置整个广袤帝国于听命一位统治者的喜好和权威的风险之中。这么说是由于，即便适逢以公正得法行其统治之君主，也不能让所有人都感到满意，因为他无法随时眷顾到那些远方的臣民，也不能选出这样的下属：他们把背弃他的信赖当作耻辱，又或者对如此数量而又不尽相同的人民进行统治感到得心应手。另一方面，假如他不顾君主政治的约束，变成了一位暴君，既把政府引入混乱，又纵容极大的罪行、容忍公正遭到出卖、如使唤奴隶一样地使唤臣民——当然会有一些例外的情况，但几乎所有的皇帝都这么做了——那么统治者不受约束的权威势必会成为世界的灾难。在这种情况下，阿谀奉承与攀附权贵之徒被那类皇帝当成了举足轻重之人而得以升迁至显要位置；同时那些做事稳健又不张扬之人出于同阿谀奉承的生活行事格格不入，却只能抱怨起自己享受不到同等的待遇。城市充斥着骚动与不安，而当所有的军政部门都被授给那些意志不坚定的唯利是图者做了长官，如此一来，就使得富足之人在和平时代得不到安乐的生活，士兵们在战争时变得士气低落。[ I，V。]
显然，佐西莫斯一开始就将原因归结为罗马的元首政治或君主政治，并用最浅显、纯粹的语言而非哲学家式的文字“论述”了自己的观点。接下去，便是一长串帝王生平的记载以印证上述观点，其中应注意到，为了突出主题，他只草草提及了所谓五贤帝的记录。直至述及帕尔米拉僭主泽诺庇亚覆灭时，他插入了大量的神谕征兆，由此神迹引出了一段针对传统信仰的解释性的言辞：
只要罗马人祭祀不绝，天国就以这样的方式把对他们的眷顾展现了出来。可是，当罗马帝国蜕化成了一具蛮性十足的躯体，并走向覆灭的时候，我面对这样一个时代，就应指出上述这些灾难的原因，以及对这些事件作出过预言的神谕。[ I，LVIII，4。]
对此，有人或许会以为，佐西莫斯打断通篇历史叙述的顺序，给出这些神迹除去怀念在他看来是美好的旧时的事物以外，无非只是为了阐述诸神的意志对人类之事的影响，正如他在开头提到的“眷顾着我们一举一动的神明的意志”，这么想并不全面。作为一位传统信仰的坚定捍卫者，他的目标必然是为了说明基督教取代传统祭祀是令国家走向衰败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正所谓，神迹背后反映的乃是传统的祭祀仪式，以及在他看来由传统信仰缔造起来的罗马—希腊文化本身。上述引文这一点或许并不明显，但到了第二卷，除去开篇一大段对罗马世纪庆典仪式来龙去脉的详尽描绘之外，他还颇为肯定地强调道：“只要有这些仪式，罗马帝国便能延续不绝。”[ II，V，5。]为了证明自己的论断，他引用了《西比林预言书》，紧接着，再次重申了自己的观点：
因此，正如神谕确确实实说的那样，只要这些祭祀仪式按时举行，那么罗马帝国就能得到庇佑，亦能在寰宇之内几乎每一片已知的土地上行使其权威；否则，一旦上述庆典遭到了忽视（也就是自戴克里先隐退之后），帝国就走向了倾覆，甚至在不知不觉间蜕化到了野蛮的状态。我道出的除了事实之外别无其他，为此我将按时间的顺序加以证明。[ II，VII，1。]
显然，这样的观点直接源于他所谓异教徒的身份，至于说史料的取材，则应当直接取自其借鉴的希腊异教历史学家德克西普斯（Dexippus）、尤纳皮乌斯（Eunapius），以及奥林匹多罗斯（Olympiodorus）的著作，这已是定论。于是，在后面的篇目里，佐西莫斯开始不停地插叙圣事，以及出自众神的非同寻常的神迹和预言。无论后人把它当成是古人固执的迷信，还是传统信仰对当时基督教成为合法信仰之后的回应，佐西莫斯津津乐道于此，是不争的事实。这本书中提到的奇迹有许许多多，具有代表意义的，有以下几则：
第一种，梦境式的，指奇迹出现在梦境或幻境中。当尤利安（背教者）同君士坦提乌斯开战之前，众神托梦给他：
在梦里太阳神显现身形，并把天上星座指给他看，接着便道出了如下的诗行：
当木星行至高贵的水瓶座的边际，而
土星来到处女座的二十五度星域时，皇帝
君士坦提乌斯，亚细亚之王，将在憎恶与悲惨中
结束其甜美的一生。[ III，IX，6。]
第二种，有违常理式的，指奇迹的发生有违客观规律。在帕尔米拉人的僭政行将覆灭之前，佐西莫斯插叙了下面的神迹：
在埃利奥波利斯和比布鲁姆之间有处地方叫阿法卡，在那里有一座献给维纳斯的神庙，在神庙旁边有一片类似人造蓄水池的池塘。在那片与神庙毗邻的地区，每当人们在特定的时候聚集到那里，总能在空气中看到一团像灯火一样的圆形火焰，甚至到了我们现在，它仍旧会出现。过去前往那个地方的人总会将某件献给女神的贡品（或金银制的物品，亚麻、丝织的布料，或其他任何珍贵的东西）放到池塘里。如果女神接受贡品，那么东西无论轻重都会沉入水下，可如果她拒绝了贡品，那些东西则会漂浮在水面上，非但布料那种材质的物体如此，即便像金银这种通常会沉下去的金属也会浮上来。帕尔米拉人在他们覆灭的前一年，就在举行节庆的日子，聚集到了那里。为了向女神表达敬意，他们向池子里放进了金银和布料，所有这些都沉入了池底。到了下一年，就在同样的节庆日里，人们发现，这些贡品全部都浮上了水面，以这样的方式，女神对将要发生的事作出了预言。[ I，LVIII。]
第三种，象征式的，指奇迹的发生具有隐含的意义。瓦伦斯皇帝在从东方赶去色雷斯的路上遇到以下奇迹：
就在途中，他们见到了一幕奇景：一具人形的躯体一动不动地趟在路上，从头到脚看起来曾被鞭笞过，他睁着双眼，且无论谁靠近，他都会以目视之。虽被问到他是谁，从哪里来，又是谁这般严厉地打了他，可他却并未作应答，于是人们把这一幕当成了神启，并在皇帝路过的时候指给他看。皇帝提出了相同的问题，可对方依旧保持着沉默，他既不能被当成活人，因为整个身子都是静止不动的，不过又不能完全被当成是死人，因为两只眼睛看起来仍完好<……>这神启在瞬间就突然消失了。在场的人无法理解这种现象，但是精于解释神谕的人却得出结论说，这预示着国家未来的状况：帝国将会一直遭到挨打和鞭笞，就像一位垂死的人一样，直到被其长官及总督们的不当行为引向覆灭为止。如果我们把每一件事都考虑进去，这样的诠释确确实实不失偏颇。[ IV，XXI。]
第四种，报应式的，指针对亵渎神明者的报复。神明对提奥多西皇帝的侄女塞仑娜的惩罚：
老提奥多西镇压了僭主尤杰尼乌斯之后便来到了罗马，那时他通过拒不向宗教活动拨给公共经费的方式让每一个人都渐渐疏离了神圣的祭仪，男祭司和女祭司遭到了驱逐，神庙不再进行任何祭祀。为了对众神进行取笑，塞仑娜想看看众神之母的神庙。当她在瑞亚神像的脖子上发现绕有一样和这位神明相配的饰物时，便把这样东西从神像上取下来，戴上了自己的脖子。当时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她是维斯塔贞女中的最后一个）当面对她的渎神行径进行了斥责，塞仑娜不仅厉声辱骂了她，还指令自己的随从把她给赶走了。虽然老妇人走了，可她还是为此恶行诅咒了塞仑娜及其丈夫、子女受到应有的惩罚。塞仑娜未注意到什么，还是一边夸耀着自己的饰品一边出了神庙，不过后来她时常在梦中以及醒着的时候看到幻景，并对她发出死亡正在逼近的警告，而别的许多人也都目睹到了相同的景象。正义女神决心通过实施恰当的惩处来报复渎神之罪，结果塞仑娜即使知道会发生什么，也没有采取防范，就让这个戴过女神饰物的脖子上了绞绳。[ V，XXXVIII。]
佐西莫斯不厌其烦地记下这一幕幕神迹，看似在波澜不惊地追忆美好而幸福的古代，并时而对悲惨的现实寄托早已远去的希望，正所谓“来自上天的眷爱我们这一代人不曾得到过一丝一毫”[ I，LVII，3。]。实际上正如我前面提及的，他对神谕奇迹的种种描述，并将诸神的意志加到历史人物和事件之上，这更像是对基督教“奇迹般”崛起的一种回应。
意大利历史学家莫米利阿诺（Momigliano）曾在《公元四世纪异教及基督教历史编纂法》（Pagan and Christian Historiography in the Fourth Century A.D）一文中提到，四世纪基督教在罗马确立了合法性之后，早期教会史家怀着胜利的决心或说胜利的愤怒开始编撰教会的历史。面对咄咄逼人的基督教的攻势，所谓异教历史学家们在之后的岁月里所能流传下来却仅仅只有概述（Epitome）或简史（Breviarium）这样的泛泛之作，以及阿米阿努斯（Ammianus）这样的完全秉承古代政治军事史家传统的长篇巨作。从当时流传下来的作品来看，后人并不能在异教历史学家中找到对早期基督教史家的有力回应，他们更像是在闭门造车，并对基督教史家之事不闻不问。但这绝对不代表当时就没有任何异教历史学家对此作出过回应，因为有一些作家的作品（比如上文提到的德克西普斯、尤纳皮乌斯，和奥林匹多罗斯的著作）没能流传下来，而这类针对教会史家进行回应的著作还必须经历中世纪抄写员之手，它们的命运可想而知。幸运的是，我们还能看到佐西莫斯这部历史书，虽然其年代比四世纪晚了近一个世纪，但至少尽可能多地保存了当时流行于异教史家的种种说法，也让后人更真切地了解到了所谓异教徒在罗马帝国末年的观点。
佐西莫斯对基督教的不屑与控诉除去借用上述种种来自天国的奇迹之外，在其他地方也是不遗余力的。请特别注意他在提及君士坦丁大帝改宗时所用的描述，他认为君士坦丁是因为传统信仰无法替他赎去一身的罪恶而受到某个人的蛊惑，认为基督教能让自己“在转瞬之间就能从背负一身的全部罪恶中得到解脱”，才去信仰它的。[ 参见II，XXIX，3。]这无疑是对君士坦丁本人乃至基督教信仰的嘲讽。与之相反，当佐西莫斯写到异教皇帝尤利安（背教者）时，却是把一切美德都加在了他的身上，既把他当成了勇略超过亚历山大、智慧胜过马可·奥勒利乌斯的难得一见的贤主，甚至还用对比的手法，以突出基督教皇帝君士坦提乌斯的残暴来表现尤利安的贤明。诸如此类的描写，书里还有一些，在此我就不一一例举了。
佐西莫斯的《罗马新史》全著一共分为六卷，其中第一卷末尾至第二卷开头部分散佚，涉及到的历史基本为戴克里先时代，而第六卷只剩下开头部分，直至哥特人首领阿拉里克进攻罗马，及罗马城的僭主阿塔鲁斯被杀嘎然而止。其余的地方则几乎是完整的。弗提乌大主教的评价较为中肯，整部著作文风简洁质朴，但不乏情感流露——特别是通篇都流露着对罗马传统文化丧失（在他看来是被蛮族同化）的痛心。
佐西莫斯（Ζώσιμος；拉丁语名：Zosimus）大约生活于公元五世纪后半叶的拜占庭帝国，后人除去知道他是传统宗教的捍卫者，且又官至帝王私库度支官及应诉官之外，别的信息就无从知晓了。他仅有一部基本完整的历史著作《罗马新史》（也译成《新历史》）流传至今，所述者为上起奥古斯都时代下至公元410年的罗马帝国的历史。即便是这么一部出自非基督徒作家之手的作品，在后来的著名文献学家、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弗提乌编写的《文献大全》里仍对它作出了如此的评价，称之“虽简洁洗练，但富有表现；虽纯洁无瑕，但不失光彩”[ Photi Bibliotheca，98，1。]。这样的评语直至1814年首度出版英文译本时，还印在了扉页后面作为赞语。
在这部用希腊语撰写的史书中，佐西莫斯一开始就表明了自己的写作目的，即打算走一条和历史学家波利庇乌斯截然相反的道路，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他才为自己的著作冠上“新”这个词。前人波利庇乌斯生活在罗马人君临意大利及地中海的时代，为记下罗马人是如何走向繁荣昌盛的，因而曾撰写通史四十卷。到了佐西莫斯生活的年代，昔日的所谓繁华早已散去，帝国宇内蛮族肆虐、战乱不息，传统的信仰又遭到了颠覆，用他的话说“罗马帝国逐渐走向衰败而成了蛮族的巢穴”[ 佐西莫斯，IV，LIX，3。]，于是他的写作意图转而就变成了记下罗马人是如何在短暂的时间里走向衰落的。[ I，LVII，1：“因为，正如波利庇乌斯告诉过我们，罗马人是如何在短暂的时间内缔造起一座广袤的帝国，而我则在于向世人展示他们是如何因自己的丑恶行经终让它在同样短暂的时间里毁灭殆尽的。”]
佐西莫斯一开头就用整整一段文字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在对波利庇乌斯的通史进行再简单不过的概述之后，他便立即提出：“上述这些以一系列因果事件左右着未来之事，因此它们必将呈现出特定的模式，而这就让智者揭示出人事的安排曾取决于某种神圣的天意。当我们灵魂旺盛的时候，我们就繁荣昌盛；反之当灵魂匮乏占主导之时，我们就会衰落到如现在一样的情形。而我将通过事实本身来印证我的话。”[ I，1，2。]这句统领全文的颇有些神秘的话曾被人拿来用以证明佐西莫斯是斯多葛主义者或更确切的是新柏拉图主义者，因为我们确实在普罗提诺的《九章集》里找到过类似的提法：“万物都有星辰的预示，万物都是根据原因产生的，但因果关系有两类；有些事情是由灵魂产生的，有些事物是由灵魂周围的其他原因产生的。”[ Plotinus，III，1，10；普罗提诺的《九章集》（石敏敏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19页。 ]当然，佐西莫斯这样的表述也许是对前人已有概念的替代，譬如撒路斯特在史学名著《喀提林阴谋》开篇里提出的“崇高的德行”[ Sallusti Bellum Catilinae，1：“事实上，财富方面和相貌方面的荣耀是会变化而非永恒的，只有崇高的德行才是真正永存于世的。”]，因而此处所谓灵魂旺盛和灵魂匮乏，从后面他注重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关系来看其实质内容大概就是古代历史学家常会关注到的个体层面上美德的拥有或丧失。
接下去，佐西莫斯就必须围绕两个主要问题在书里展开全面而充分的阐释：第一、罗马帝国已经衰败；第二、罗马帝国衰败的原因。这就是他提到的所谓左右事件的因和果的关系。
我们看到，佐西莫斯先是对古希腊和罗马共和时代的历史作一番极其简短的回顾，紧接着就抨击起了元首政治，后人历来把这一段作为其铺叙之后的正式开场。他写道：
现在，全部的国事都归于他一人之手了，他们未意识到，这就如同将全体人民的希望听凭投出的骰子一样，而且还置整个广袤帝国于听命一位统治者的喜好和权威的风险之中。这么说是由于，即便适逢以公正得法行其统治之君主，也不能让所有人都感到满意，因为他无法随时眷顾到那些远方的臣民，也不能选出这样的下属：他们把背弃他的信赖当作耻辱，又或者对如此数量而又不尽相同的人民进行统治感到得心应手。另一方面，假如他不顾君主政治的约束，变成了一位暴君，既把政府引入混乱，又纵容极大的罪行、容忍公正遭到出卖、如使唤奴隶一样地使唤臣民——当然会有一些例外的情况，但几乎所有的皇帝都这么做了——那么统治者不受约束的权威势必会成为世界的灾难。在这种情况下，阿谀奉承与攀附权贵之徒被那类皇帝当成了举足轻重之人而得以升迁至显要位置；同时那些做事稳健又不张扬之人出于同阿谀奉承的生活行事格格不入，却只能抱怨起自己享受不到同等的待遇。城市充斥着骚动与不安，而当所有的军政部门都被授给那些意志不坚定的唯利是图者做了长官，如此一来，就使得富足之人在和平时代得不到安乐的生活，士兵们在战争时变得士气低落。[ I，V。]
显然，佐西莫斯一开始就将原因归结为罗马的元首政治或君主政治，并用最浅显、纯粹的语言而非哲学家式的文字“论述”了自己的观点。接下去，便是一长串帝王生平的记载以印证上述观点，其中应注意到，为了突出主题，他只草草提及了所谓五贤帝的记录。直至述及帕尔米拉僭主泽诺庇亚覆灭时，他插入了大量的神谕征兆，由此神迹引出了一段针对传统信仰的解释性的言辞：
只要罗马人祭祀不绝，天国就以这样的方式把对他们的眷顾展现了出来。可是，当罗马帝国蜕化成了一具蛮性十足的躯体，并走向覆灭的时候，我面对这样一个时代，就应指出上述这些灾难的原因，以及对这些事件作出过预言的神谕。[ I，LVIII，4。]
对此，有人或许会以为，佐西莫斯打断通篇历史叙述的顺序，给出这些神迹除去怀念在他看来是美好的旧时的事物以外，无非只是为了阐述诸神的意志对人类之事的影响，正如他在开头提到的“眷顾着我们一举一动的神明的意志”，这么想并不全面。作为一位传统信仰的坚定捍卫者，他的目标必然是为了说明基督教取代传统祭祀是令国家走向衰败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正所谓，神迹背后反映的乃是传统的祭祀仪式，以及在他看来由传统信仰缔造起来的罗马—希腊文化本身。上述引文这一点或许并不明显，但到了第二卷，除去开篇一大段对罗马世纪庆典仪式来龙去脉的详尽描绘之外，他还颇为肯定地强调道：“只要有这些仪式，罗马帝国便能延续不绝。”[ II，V，5。]为了证明自己的论断，他引用了《西比林预言书》，紧接着，再次重申了自己的观点：
因此，正如神谕确确实实说的那样，只要这些祭祀仪式按时举行，那么罗马帝国就能得到庇佑，亦能在寰宇之内几乎每一片已知的土地上行使其权威；否则，一旦上述庆典遭到了忽视（也就是自戴克里先隐退之后），帝国就走向了倾覆，甚至在不知不觉间蜕化到了野蛮的状态。我道出的除了事实之外别无其他，为此我将按时间的顺序加以证明。[ II，VII，1。]
显然，这样的观点直接源于他所谓异教徒的身份，至于说史料的取材，则应当直接取自其借鉴的希腊异教历史学家德克西普斯（Dexippus）、尤纳皮乌斯（Eunapius），以及奥林匹多罗斯（Olympiodorus）的著作，这已是定论。于是，在后面的篇目里，佐西莫斯开始不停地插叙圣事，以及出自众神的非同寻常的神迹和预言。无论后人把它当成是古人固执的迷信，还是传统信仰对当时基督教成为合法信仰之后的回应，佐西莫斯津津乐道于此，是不争的事实。这本书中提到的奇迹有许许多多，具有代表意义的，有以下几则：
第一种，梦境式的，指奇迹出现在梦境或幻境中。当尤利安（背教者）同君士坦提乌斯开战之前，众神托梦给他：
在梦里太阳神显现身形，并把天上星座指给他看，接着便道出了如下的诗行：
当木星行至高贵的水瓶座的边际，而
土星来到处女座的二十五度星域时，皇帝
君士坦提乌斯，亚细亚之王，将在憎恶与悲惨中
结束其甜美的一生。[ III，IX，6。]
第二种，有违常理式的，指奇迹的发生有违客观规律。在帕尔米拉人的僭政行将覆灭之前，佐西莫斯插叙了下面的神迹：
在埃利奥波利斯和比布鲁姆之间有处地方叫阿法卡，在那里有一座献给维纳斯的神庙，在神庙旁边有一片类似人造蓄水池的池塘。在那片与神庙毗邻的地区，每当人们在特定的时候聚集到那里，总能在空气中看到一团像灯火一样的圆形火焰，甚至到了我们现在，它仍旧会出现。过去前往那个地方的人总会将某件献给女神的贡品（或金银制的物品，亚麻、丝织的布料，或其他任何珍贵的东西）放到池塘里。如果女神接受贡品，那么东西无论轻重都会沉入水下，可如果她拒绝了贡品，那些东西则会漂浮在水面上，非但布料那种材质的物体如此，即便像金银这种通常会沉下去的金属也会浮上来。帕尔米拉人在他们覆灭的前一年，就在举行节庆的日子，聚集到了那里。为了向女神表达敬意，他们向池子里放进了金银和布料，所有这些都沉入了池底。到了下一年，就在同样的节庆日里，人们发现，这些贡品全部都浮上了水面，以这样的方式，女神对将要发生的事作出了预言。[ I，LVIII。]
第三种，象征式的，指奇迹的发生具有隐含的意义。瓦伦斯皇帝在从东方赶去色雷斯的路上遇到以下奇迹：
就在途中，他们见到了一幕奇景：一具人形的躯体一动不动地趟在路上，从头到脚看起来曾被鞭笞过，他睁着双眼，且无论谁靠近，他都会以目视之。虽被问到他是谁，从哪里来，又是谁这般严厉地打了他，可他却并未作应答，于是人们把这一幕当成了神启，并在皇帝路过的时候指给他看。皇帝提出了相同的问题，可对方依旧保持着沉默，他既不能被当成活人，因为整个身子都是静止不动的，不过又不能完全被当成是死人，因为两只眼睛看起来仍完好<……>这神启在瞬间就突然消失了。在场的人无法理解这种现象，但是精于解释神谕的人却得出结论说，这预示着国家未来的状况：帝国将会一直遭到挨打和鞭笞，就像一位垂死的人一样，直到被其长官及总督们的不当行为引向覆灭为止。如果我们把每一件事都考虑进去，这样的诠释确确实实不失偏颇。[ IV，XXI。]
第四种，报应式的，指针对亵渎神明者的报复。神明对提奥多西皇帝的侄女塞仑娜的惩罚：
老提奥多西镇压了僭主尤杰尼乌斯之后便来到了罗马，那时他通过拒不向宗教活动拨给公共经费的方式让每一个人都渐渐疏离了神圣的祭仪，男祭司和女祭司遭到了驱逐，神庙不再进行任何祭祀。为了对众神进行取笑，塞仑娜想看看众神之母的神庙。当她在瑞亚神像的脖子上发现绕有一样和这位神明相配的饰物时，便把这样东西从神像上取下来，戴上了自己的脖子。当时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她是维斯塔贞女中的最后一个）当面对她的渎神行径进行了斥责，塞仑娜不仅厉声辱骂了她，还指令自己的随从把她给赶走了。虽然老妇人走了，可她还是为此恶行诅咒了塞仑娜及其丈夫、子女受到应有的惩罚。塞仑娜未注意到什么，还是一边夸耀着自己的饰品一边出了神庙，不过后来她时常在梦中以及醒着的时候看到幻景，并对她发出死亡正在逼近的警告，而别的许多人也都目睹到了相同的景象。正义女神决心通过实施恰当的惩处来报复渎神之罪，结果塞仑娜即使知道会发生什么，也没有采取防范，就让这个戴过女神饰物的脖子上了绞绳。[ V，XXXVIII。]
佐西莫斯不厌其烦地记下这一幕幕神迹，看似在波澜不惊地追忆美好而幸福的古代，并时而对悲惨的现实寄托早已远去的希望，正所谓“来自上天的眷爱我们这一代人不曾得到过一丝一毫”[ I，LVII，3。]。实际上正如我前面提及的，他对神谕奇迹的种种描述，并将诸神的意志加到历史人物和事件之上，这更像是对基督教“奇迹般”崛起的一种回应。
意大利历史学家莫米利阿诺（Momigliano）曾在《公元四世纪异教及基督教历史编纂法》（Pagan and Christian Historiography in the Fourth Century A.D）一文中提到，四世纪基督教在罗马确立了合法性之后，早期教会史家怀着胜利的决心或说胜利的愤怒开始编撰教会的历史。面对咄咄逼人的基督教的攻势，所谓异教历史学家们在之后的岁月里所能流传下来却仅仅只有概述（Epitome）或简史（Breviarium）这样的泛泛之作，以及阿米阿努斯（Ammianus）这样的完全秉承古代政治军事史家传统的长篇巨作。从当时流传下来的作品来看，后人并不能在异教历史学家中找到对早期基督教史家的有力回应，他们更像是在闭门造车，并对基督教史家之事不闻不问。但这绝对不代表当时就没有任何异教历史学家对此作出过回应，因为有一些作家的作品（比如上文提到的德克西普斯、尤纳皮乌斯，和奥林匹多罗斯的著作）没能流传下来，而这类针对教会史家进行回应的著作还必须经历中世纪抄写员之手，它们的命运可想而知。幸运的是，我们还能看到佐西莫斯这部历史书，虽然其年代比四世纪晚了近一个世纪，但至少尽可能多地保存了当时流行于异教史家的种种说法，也让后人更真切地了解到了所谓异教徒在罗马帝国末年的观点。
佐西莫斯对基督教的不屑与控诉除去借用上述种种来自天国的奇迹之外，在其他地方也是不遗余力的。请特别注意他在提及君士坦丁大帝改宗时所用的描述，他认为君士坦丁是因为传统信仰无法替他赎去一身的罪恶而受到某个人的蛊惑，认为基督教能让自己“在转瞬之间就能从背负一身的全部罪恶中得到解脱”，才去信仰它的。[ 参见II，XXIX，3。]这无疑是对君士坦丁本人乃至基督教信仰的嘲讽。与之相反，当佐西莫斯写到异教皇帝尤利安（背教者）时，却是把一切美德都加在了他的身上，既把他当成了勇略超过亚历山大、智慧胜过马可·奥勒利乌斯的难得一见的贤主，甚至还用对比的手法，以突出基督教皇帝君士坦提乌斯的残暴来表现尤利安的贤明。诸如此类的描写，书里还有一些，在此我就不一一例举了。
佐西莫斯的《罗马新史》全著一共分为六卷，其中第一卷末尾至第二卷开头部分散佚，涉及到的历史基本为戴克里先时代，而第六卷只剩下开头部分，直至哥特人首领阿拉里克进攻罗马，及罗马城的僭主阿塔鲁斯被杀嘎然而止。其余的地方则几乎是完整的。弗提乌大主教的评价较为中肯，整部著作文风简洁质朴，但不乏情感流露——特别是通篇都流露着对罗马传统文化丧失（在他看来是被蛮族同化）的痛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