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拉斯《情人》中的叙事艺术初探
一、 叙事结构——意识流式的文本组合
有人说《情人》是一部拒绝读者的作品,只有知音才可以接近。作品描述的故事很简单,一个年老的女人回忆过去,回想起她年轻时在西贡生活,某一天在渡船上和来自中国的富家少爷邂逅,在家庭、种族、文化、年龄的差异下,两人在性与爱中度过了一段无望又热烈的时光,直到男人娶妻,女孩离开西贡回到法国,这段感情他们都一辈子刻骨铭心。这段故事概括对于整部小说来说,显得十分稀薄,因为虽然是这样一个故事,读者却会在阅读中感到,杜拉斯想表达的比故事本身要更多。
许多人都有和我一样的体验,初读《情人》时觉得混乱不解,兴味索然,它的写作方法跳出了我们平常的阅读习惯,每一段话都是独立的,段与段之间又仿佛是不相干的。杜拉斯似乎在创作的过程中随心所欲,想到哪写到哪:
“我的生命的历史并不存在。那是不存在的,没有的。并没有什么中心。也没有什么道路,线索。只有某些广阔的场地,处所,人们总是要你相信在那些地方曾经有过怎样一个人,不,不是那样,什么人也没有。我青年时代的某一小段历史,我过去在书中或多或少曾经写到过,总之,我是想说,从那段历史我也隐约看到了这件事,在这里,我要讲的正是这样一段往事,就是关于渡河的那段故事。这里讲的有所不同,不过,也还是一样。以前我讲的是关于青年时代某些明确的,已经显示出来的时期。这里讲的是同一个青年时代一些还隐蔽着不曾外露的时期,这里讲的某些事实,感情,事件也许是我原先有意将之深深埋葬不愿让它表露于外的。那时我是在硬要我顾及羞耻心的情况下拿起笔来写作的。写作对于他们来说仍然是属于道德范围内的事。现在,写作似乎已经成为无所谓的事了,事情往往就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也知道,不把各种事物混为一谈,不是去满足虚荣心,不是随风倒,写作就什么也不是了。我知道,每次不把各种事情混成一团,归结为唯一的极坏的本质性的东西,那么写作除了可以是广告以外,就什么也不是了。不过,在多数场合下,我也并无主见,我不过是看到所有的领域无不是门户洞开,不再受到限制,写作简直不知到哪里去躲藏,在什么地方成形,又在何处被人阅读,写作所遇到的这种根本性的举措失当再也不可能博得人们的尊重……
现在,我看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在十八岁,十五岁,就已经有了以后我中年时期内饮酒过度而有的那副面孔的先兆了。烈酒可以完成上帝也不具备的那种功能,也有把我杀死,杀人的效力…… 我才十五岁半。就是那一次渡河。我从外面旅行回来,回西贡,主要是乘汽车回来……也像往常一样,司机仍然把我安置在前座他身边专门留给白人乘客坐的位子上。 ”
这种颇为意识流的叙事方式,一会儿表达自我,一会儿又叙述故事,这样反反复复地把读者推向纯粹的虚构,再带回自传性的现实,导致小说在自传与虚构之间摇摆。
读王小波时,他在书中多次提到自己对《情人》的喜爱,称其为现代小说的典型代表,他自己的写作风格也深受其影响。他说《情人》最值得称道的就是它的叙事方式:
“我认为这篇小说的每一个段落都经过精心的安排:第一次读时,你会感到极大的震撼;但再带着挑剔的眼光重读几遍,就会发现没有一段的安排经不起推敲……叙事没有按时空的顺序展开,但有另一种逻辑作为线索,这种逻辑我把它叫做艺术——这种写法本身就是种无与伦比的创造。我对这件事很有把握,是因为我也这样写过,把小说的文件调入电脑,反复调动每一个段落,假如原来的小说足够好的话,逐渐就能找到这种线索,花上比写原稿多三到五倍的时间就能得到一篇新小说,比旧的好得没法比……”
按照这种“重组”的逻辑,大致可以将《情人》散文式结构的叙述分为三个部分:故事情节描写、“我”的心理活动、作者对过去的回忆,最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三部分互相组合的文本。这种写法贯穿全文,组合成为小说,又将小说分解,把一个完整的故事变得支离破碎,读者在阅读中需要有丰富的感知力和耐心,去捕捉作者创作过程中的思绪和情感波动。一旦掌握方法理清思路,读者将会了解到比故事本身更多的信息,关于杜拉斯的家庭,创作过程和对殖民地、种族文化差异的描写,都在《情人》中有所体现。
二、 叙事语言——电影镜头般的语言
“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为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 ”这是王道乾先生翻译的《情人》第一段话,也是全书最广为人知的一段话。
没有华丽的修辞和复杂的语句铺张,全书呈现出的都是口语化的叙述口吻。“太晚了,太晚了。在我这一生中,这未免来得太早,也过于匆匆。”就像一个老人坐在炉火边,嚷嚷自语地说着年轻时的故事。“漫长的黄昏,相对无言。在送她回寄宿学校的黑色汽车里,她头靠在她的肩上。 ”时而因为回忆年轻时的爱情而面泛红光,露出甜蜜的笑容;“听到这颤抖的声音,她猛然在那语音中听出那种中国口音。她知道她已经在写作,他曾经在西贡见到她母亲,从她那里知道她在写作。对于小哥哥,既为他,也为她,他深感悲戚。后来他不知和她再说什么了。 ”时而因为物是人非,青春难再而叹惋。但一切都已过去,她已经老了,所以没有大悲大痛,只有往事如烟的淡淡忧伤。
杜拉斯的语言就像是王家卫电影中的独白,平实无奇,却带有一种迷离的感染力。她善于将景物和声音、气味、颜色联系到一起,文笔如电影镜头般精准而刁钻,《情人》中大量使用如电影镜头般的全景式描写,三两笔勾画出作者脑海中的场景画面,简洁生动的描述仿佛带领读者亲临其境。
“这样一个戴呢帽的小姑娘,伫立在泥泞的河水的闪光之中,在渡船的甲板上孤零零一个人,臂肘支在船舷上。那顶浅红色的男帽形成这里的全部景色。是这里唯一仅有的色彩。在河上雾蒙蒙的阳光下,烈日炎炎,河两岸仿佛隐没不见,大河像是与远天相接。河水滚滚向前,寂无声息,如同血液在人体里周流。在河水之上,没有风吹动。渡船的马达是这片景色中发出的唯一声响,是连杆损坏的赤膊旧马达发出的噪音。还有各种不同的声音从远处阵阵传送过来。其次是犬吠声,从隐藏在薄霭后面的村庄传出来的。 ”
这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段描写,东南亚的热带乡村风光和伫立在渡船上的白人小姑娘构成一幅遥远宁静的画面。为什么说杜拉斯的语言具有电影镜头的张力,从这段话中可以获得颜色、声音、温度多个感官的体验,重叠在一起形成通感,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就像在观看一部电影,同时被吸引到这种文字缓慢的节奏和优雅的韵律中去。
三、 叙事视角——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叙述结合
视角是作品中对故事内容进行观察和讲述的角度,传统的叙事视角研究一般根据叙述人称来划分。第一人称叙述作者作为其中人物从内在角度讲述故事,通常称为“内聚焦叙述”,比如鲁迅的《狂人日记》;第三人称是叙述者以旁观者的口吻从外部讲故事,即“外聚焦叙述”;此外还有无固定视角的全知型“零聚焦叙述”。传统的小说一般采用一种叙事视角贯穿始终,如19世纪大家耳熟能详的法国小说《茶花女》和《巴黎圣母院》中的第三人称叙述,而《情人》中则结合了多种叙事方式:
“她上了黑色的小汽车。车门关上。恍惚间,一种悲戚之感,一种倦怠无力突然出现,河面上光色也暗了下来,光线稍稍有点发暗。还略略有一种听不到声音的感觉,还有一片雾气正在弥漫开来。
从此以后我就再也不需搭乘本地人的汽车出门了。从此以后我就算是有了一部小汽车,坐车去学校上课,坐车回寄宿学校了。以后我就要到城里最讲究的地方吃饭用餐。…… ”
风度翩翩的中国男人在渡船上见到了女孩,被她的美貌和独特气质所吸引,小心翼翼地来向她搭讪,提出要送她回家。女孩同意并坐上了车,这是他们初次相识并且对彼此产生爱意的过程。杜拉斯先用第三人称的视角描绘了从男人向女孩搭讪到女孩上车的过程,值得一提的是,在《情人》的电影的这一场景里,运用特写和全景镜头对车上的气氛进行了细腻的刻画。然后在下一段,毫无征兆地换成了第一人称,把自己变成了那个坐在车里的女孩,“我”的心理活动就是女孩的心理活动,“我”的虚荣是坐在车里的女孩和男人相处的理由。
当杜拉斯试图描绘某一具体的场景和气氛时,她使用第三人称来获得更客观的叙述;当沉溺于回忆时,她用第一人称将人物内心的心理活动娓娓道来。这种一三人称视角互换的写法,在小说中十分常见。奇妙的是这种打破常规的叙事方式,并不像是出于对叙述规则的玩弄,更像是作者在写作中感情自然流露的不自觉习惯,我把它看成一种近乎坦诚的创作方式。
时而带入时而抽离的叙事角度使《情人》在自传与一般作品间徘徊。“作者-人物的同一,这就是鼓励读者决心接受融于叙事整体,即文本与文本外,写出的与生活过的、作品与作家的交融中某种情感通过再现与表现所形成的幻象,这正是有准备的读者理由当然的期待。 ”《情人》将写作过程中的情感体验带入文本,甚至在有些地方直接表达了杜拉斯个人的写作态度和创作过程,使写作变成了一件外化的事,写作过程和文本结合在一起。这也从侧面反映了现代小说追求的不仅仅是故事性,更着重对创作的体验和探索。
结语
初读杜拉斯的《情人》如囫囵吞枣,大段意识流式的文字晦涩难懂,只能狼狈地去掉枝叶留下故事的脉络。查阅相关资料和重读文本后,通过对《情人》叙事艺术进行分析,在梳理脉络的同时,文本的意义也慢慢得到展现。这种类似解谜的过程,像是和作者玩了一场文字游戏。我想这或许正是现代小说的意义所在,不再拘泥于讲什么故事,故事的内容结局如何,而是将关注点集中于怎样讲故事。《情人》是一个简单的故事,按传统的套路去写,它会显得平淡无奇,但是杜拉斯把它变成了极具代表性的现代小说,这是怎么讲故事的重要性,也就是叙事的重要性。杜氏小说中的结构设置,语言风格和视角选择,对于现代小说创作,都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有人说《情人》是一部拒绝读者的作品,只有知音才可以接近。作品描述的故事很简单,一个年老的女人回忆过去,回想起她年轻时在西贡生活,某一天在渡船上和来自中国的富家少爷邂逅,在家庭、种族、文化、年龄的差异下,两人在性与爱中度过了一段无望又热烈的时光,直到男人娶妻,女孩离开西贡回到法国,这段感情他们都一辈子刻骨铭心。这段故事概括对于整部小说来说,显得十分稀薄,因为虽然是这样一个故事,读者却会在阅读中感到,杜拉斯想表达的比故事本身要更多。
许多人都有和我一样的体验,初读《情人》时觉得混乱不解,兴味索然,它的写作方法跳出了我们平常的阅读习惯,每一段话都是独立的,段与段之间又仿佛是不相干的。杜拉斯似乎在创作的过程中随心所欲,想到哪写到哪:
“我的生命的历史并不存在。那是不存在的,没有的。并没有什么中心。也没有什么道路,线索。只有某些广阔的场地,处所,人们总是要你相信在那些地方曾经有过怎样一个人,不,不是那样,什么人也没有。我青年时代的某一小段历史,我过去在书中或多或少曾经写到过,总之,我是想说,从那段历史我也隐约看到了这件事,在这里,我要讲的正是这样一段往事,就是关于渡河的那段故事。这里讲的有所不同,不过,也还是一样。以前我讲的是关于青年时代某些明确的,已经显示出来的时期。这里讲的是同一个青年时代一些还隐蔽着不曾外露的时期,这里讲的某些事实,感情,事件也许是我原先有意将之深深埋葬不愿让它表露于外的。那时我是在硬要我顾及羞耻心的情况下拿起笔来写作的。写作对于他们来说仍然是属于道德范围内的事。现在,写作似乎已经成为无所谓的事了,事情往往就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也知道,不把各种事物混为一谈,不是去满足虚荣心,不是随风倒,写作就什么也不是了。我知道,每次不把各种事情混成一团,归结为唯一的极坏的本质性的东西,那么写作除了可以是广告以外,就什么也不是了。不过,在多数场合下,我也并无主见,我不过是看到所有的领域无不是门户洞开,不再受到限制,写作简直不知到哪里去躲藏,在什么地方成形,又在何处被人阅读,写作所遇到的这种根本性的举措失当再也不可能博得人们的尊重……
现在,我看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在十八岁,十五岁,就已经有了以后我中年时期内饮酒过度而有的那副面孔的先兆了。烈酒可以完成上帝也不具备的那种功能,也有把我杀死,杀人的效力…… 我才十五岁半。就是那一次渡河。我从外面旅行回来,回西贡,主要是乘汽车回来……也像往常一样,司机仍然把我安置在前座他身边专门留给白人乘客坐的位子上。 ”
这种颇为意识流的叙事方式,一会儿表达自我,一会儿又叙述故事,这样反反复复地把读者推向纯粹的虚构,再带回自传性的现实,导致小说在自传与虚构之间摇摆。
读王小波时,他在书中多次提到自己对《情人》的喜爱,称其为现代小说的典型代表,他自己的写作风格也深受其影响。他说《情人》最值得称道的就是它的叙事方式:
“我认为这篇小说的每一个段落都经过精心的安排:第一次读时,你会感到极大的震撼;但再带着挑剔的眼光重读几遍,就会发现没有一段的安排经不起推敲……叙事没有按时空的顺序展开,但有另一种逻辑作为线索,这种逻辑我把它叫做艺术——这种写法本身就是种无与伦比的创造。我对这件事很有把握,是因为我也这样写过,把小说的文件调入电脑,反复调动每一个段落,假如原来的小说足够好的话,逐渐就能找到这种线索,花上比写原稿多三到五倍的时间就能得到一篇新小说,比旧的好得没法比……”
按照这种“重组”的逻辑,大致可以将《情人》散文式结构的叙述分为三个部分:故事情节描写、“我”的心理活动、作者对过去的回忆,最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三部分互相组合的文本。这种写法贯穿全文,组合成为小说,又将小说分解,把一个完整的故事变得支离破碎,读者在阅读中需要有丰富的感知力和耐心,去捕捉作者创作过程中的思绪和情感波动。一旦掌握方法理清思路,读者将会了解到比故事本身更多的信息,关于杜拉斯的家庭,创作过程和对殖民地、种族文化差异的描写,都在《情人》中有所体现。
二、 叙事语言——电影镜头般的语言
“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为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 ”这是王道乾先生翻译的《情人》第一段话,也是全书最广为人知的一段话。
没有华丽的修辞和复杂的语句铺张,全书呈现出的都是口语化的叙述口吻。“太晚了,太晚了。在我这一生中,这未免来得太早,也过于匆匆。”就像一个老人坐在炉火边,嚷嚷自语地说着年轻时的故事。“漫长的黄昏,相对无言。在送她回寄宿学校的黑色汽车里,她头靠在她的肩上。 ”时而因为回忆年轻时的爱情而面泛红光,露出甜蜜的笑容;“听到这颤抖的声音,她猛然在那语音中听出那种中国口音。她知道她已经在写作,他曾经在西贡见到她母亲,从她那里知道她在写作。对于小哥哥,既为他,也为她,他深感悲戚。后来他不知和她再说什么了。 ”时而因为物是人非,青春难再而叹惋。但一切都已过去,她已经老了,所以没有大悲大痛,只有往事如烟的淡淡忧伤。
杜拉斯的语言就像是王家卫电影中的独白,平实无奇,却带有一种迷离的感染力。她善于将景物和声音、气味、颜色联系到一起,文笔如电影镜头般精准而刁钻,《情人》中大量使用如电影镜头般的全景式描写,三两笔勾画出作者脑海中的场景画面,简洁生动的描述仿佛带领读者亲临其境。
“这样一个戴呢帽的小姑娘,伫立在泥泞的河水的闪光之中,在渡船的甲板上孤零零一个人,臂肘支在船舷上。那顶浅红色的男帽形成这里的全部景色。是这里唯一仅有的色彩。在河上雾蒙蒙的阳光下,烈日炎炎,河两岸仿佛隐没不见,大河像是与远天相接。河水滚滚向前,寂无声息,如同血液在人体里周流。在河水之上,没有风吹动。渡船的马达是这片景色中发出的唯一声响,是连杆损坏的赤膊旧马达发出的噪音。还有各种不同的声音从远处阵阵传送过来。其次是犬吠声,从隐藏在薄霭后面的村庄传出来的。 ”
这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段描写,东南亚的热带乡村风光和伫立在渡船上的白人小姑娘构成一幅遥远宁静的画面。为什么说杜拉斯的语言具有电影镜头的张力,从这段话中可以获得颜色、声音、温度多个感官的体验,重叠在一起形成通感,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就像在观看一部电影,同时被吸引到这种文字缓慢的节奏和优雅的韵律中去。
三、 叙事视角——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叙述结合
视角是作品中对故事内容进行观察和讲述的角度,传统的叙事视角研究一般根据叙述人称来划分。第一人称叙述作者作为其中人物从内在角度讲述故事,通常称为“内聚焦叙述”,比如鲁迅的《狂人日记》;第三人称是叙述者以旁观者的口吻从外部讲故事,即“外聚焦叙述”;此外还有无固定视角的全知型“零聚焦叙述”。传统的小说一般采用一种叙事视角贯穿始终,如19世纪大家耳熟能详的法国小说《茶花女》和《巴黎圣母院》中的第三人称叙述,而《情人》中则结合了多种叙事方式:
“她上了黑色的小汽车。车门关上。恍惚间,一种悲戚之感,一种倦怠无力突然出现,河面上光色也暗了下来,光线稍稍有点发暗。还略略有一种听不到声音的感觉,还有一片雾气正在弥漫开来。
从此以后我就再也不需搭乘本地人的汽车出门了。从此以后我就算是有了一部小汽车,坐车去学校上课,坐车回寄宿学校了。以后我就要到城里最讲究的地方吃饭用餐。…… ”
风度翩翩的中国男人在渡船上见到了女孩,被她的美貌和独特气质所吸引,小心翼翼地来向她搭讪,提出要送她回家。女孩同意并坐上了车,这是他们初次相识并且对彼此产生爱意的过程。杜拉斯先用第三人称的视角描绘了从男人向女孩搭讪到女孩上车的过程,值得一提的是,在《情人》的电影的这一场景里,运用特写和全景镜头对车上的气氛进行了细腻的刻画。然后在下一段,毫无征兆地换成了第一人称,把自己变成了那个坐在车里的女孩,“我”的心理活动就是女孩的心理活动,“我”的虚荣是坐在车里的女孩和男人相处的理由。
当杜拉斯试图描绘某一具体的场景和气氛时,她使用第三人称来获得更客观的叙述;当沉溺于回忆时,她用第一人称将人物内心的心理活动娓娓道来。这种一三人称视角互换的写法,在小说中十分常见。奇妙的是这种打破常规的叙事方式,并不像是出于对叙述规则的玩弄,更像是作者在写作中感情自然流露的不自觉习惯,我把它看成一种近乎坦诚的创作方式。
时而带入时而抽离的叙事角度使《情人》在自传与一般作品间徘徊。“作者-人物的同一,这就是鼓励读者决心接受融于叙事整体,即文本与文本外,写出的与生活过的、作品与作家的交融中某种情感通过再现与表现所形成的幻象,这正是有准备的读者理由当然的期待。 ”《情人》将写作过程中的情感体验带入文本,甚至在有些地方直接表达了杜拉斯个人的写作态度和创作过程,使写作变成了一件外化的事,写作过程和文本结合在一起。这也从侧面反映了现代小说追求的不仅仅是故事性,更着重对创作的体验和探索。
结语
初读杜拉斯的《情人》如囫囵吞枣,大段意识流式的文字晦涩难懂,只能狼狈地去掉枝叶留下故事的脉络。查阅相关资料和重读文本后,通过对《情人》叙事艺术进行分析,在梳理脉络的同时,文本的意义也慢慢得到展现。这种类似解谜的过程,像是和作者玩了一场文字游戏。我想这或许正是现代小说的意义所在,不再拘泥于讲什么故事,故事的内容结局如何,而是将关注点集中于怎样讲故事。《情人》是一个简单的故事,按传统的套路去写,它会显得平淡无奇,但是杜拉斯把它变成了极具代表性的现代小说,这是怎么讲故事的重要性,也就是叙事的重要性。杜氏小说中的结构设置,语言风格和视角选择,对于现代小说创作,都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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