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与右，交点

此书写于1999年，改革开发的第二十个年头。作者判断当时的中国改革思维发生僵化，由改革初期的言不必称马列转向了言必不称马列。崔之元认为这是另一种教条主义，而且同样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因此崔之元写下了这本“看不见的手”的范式的悖论。文章整合了作者在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对当时中国改革开放所依靠的基本原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反思。从公司有限责任制，中央银行以及破产重组法三个现实制度出发，作者指出了主流经济学的两难境地，那就是个体的经济行为越来越多地受到来自自身之外的不确定因素（大多数是宏观的）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外部性”再也不能像一个桔子的品色一样被市场所内部化，越来越多的“诚实的”债务人破产，甚至许多“好的”公司也被淘汰出局。现实的世界中构建了上述三个制度以帮助这些经济个体度过难关，但又不可避免的引入了道德风险，即所谓“预算软约束”。
    不同于当时的主流思想，崔认为这种被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常见的“预算软约束”即便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也不是偶一为之的。这是一种对现实世界两难境地的真实的反映。由此他得出结论，“看不见的手”的范式有着先天的缺陷，盲目的彻底私有化不能救中国，必须提倡政治民主。而在此之前，必须有民主的经济，即允许多种经济组织形式的实验。那种认为彻底私有化的资本主义是通往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的想法实际仍是一种僵化，改革需要“第二次思想解放”
    崔的这一思想在当时的知识界引起了巨大的波动。从此，“新左派的标签出现在知识分子中间，赋予了已步入第二十个年头的改革开放一个新的视角。当时正值国企股份制改造的高潮。为避免理论上的混乱，张维迎教授等改革领军人物撰文回应了崔的挑战。因为张看到的是当时国企的另一面，即因缺乏激励机制而带来的严重低效率之弊，这是科尔内认定的社会主义制度痼疾之一。解决的办法只有在产权明晰之后，企业的“剩余所有”归监督委托人。
    各执一词的双方知道多说无益，事实胜于雄辩。于是国企改革继续深化，国退民进，经济形势一片大好；而崔也在中原大地上发现了“南街村”。双方似乎都找到了真实的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因而对自己的主张更加笃定。从而也就陷入了黄宗智所谓的“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的背离，或者是“你说的全部都是事实，但不是事实的全部。”南街村在经历了九十年代的高速发展之后，由于决策机制的极不合理（一长制并且无风险）而带来巨额亏损和银行坏账（这正是张所担心的）；而越来越多的国企管理层无耻地采用了Buy-in 的MBO“恶意收购”手段，在将庞大的失业人口和诸多社保金“外部化”后，终于实现了理论上的“高效率”的私企（而这也正是崔当初所强调的委托人“道德风险”）。人们看到又一个被粗糙的“毛-泽-东思想”春器的泡沫的破灭；而在经历了价格双轨制，土地双轨制之后，人们脆弱的神经也再经不起国企被贱卖的调戏。这一切还能在继续吗？左边和右边的人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探寻。崔找到了“浦东经验”和“重庆模式”，而张则理所当然得宣扬起了企业家（而非资本家）精神并指责*河蟹*后来的政策对民企的不利。
    是“表达性现实”和“客观性现实”在这样一个充斥着意识形态的剧变的时代必然会发生背离还是我们正在靠近左与右之间的那一个有着中国特色的平衡点？我们能找到那个点吗？
    “谨将这本小书献给年轻的在校大学生们，祝愿他们冲破左的和右的教条，在充满悖论，充满生机的世界上奋力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