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摇的中间地带

      《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是拉铁摩尔的代表作品，描写了作为传统中国边疆地区的东北、蒙古、新疆、西藏四个部分的形态及其与中国内陆、中亚草原的关系，其影响不可谓不深。
      在读此书时，有非常强烈的感觉，仿佛这是梅棹忠夫“生态史观”在中国边疆的实践，也有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的那种味道。他们的逻辑是生态环境决定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决定民族特征，民族特征决定文化类型，文化类型决定历史进程。这种说法是对人的历史主体性的一种挑战，坚信“人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学者往往会批评他们陷入了“地理环境决定论”。而实际上，“地理环境决定论”在传统社会也许是正确的。因为在传统社会，人类的发展还没有达到能够从根本上改变自然的程度，在大河旁边农业必定发达，在草原上游牧必定发达，农业社会与游牧社会由于无法调和而形成两个越走越远的世界，最终成了游牧民族与汉族几千年的拉锯战形态。另一方面，游牧民族极有可能本是生活在中国内地落后区的居民，在优势的汉族不断的逼迫下渐渐向边疆移动，最终进入了亚洲内部的草原，成为了一种完全异样的民族。
      梅棹忠夫曾经指出，中国由于在几千年间中不断与游牧民族相对抗，造成了社会财富的极大浪费，无法形成资源的积累，这也是传统中国发展了几千年而始终不能实现近代化的重要原因。
      既然中国的农业文明与中亚的草原文明完全异质，那么两个文明为什么不能找出一条和平共处的道路呢？这就牵扯到东北、蒙古、新疆、西藏这样的中间地带了。这些中间地带既不属于完全的农业文明的范围，也不完全属于草原文明范围。在这一片地带中，中国内地式的精耕农业囿于恶劣的环境而无法开展，必须采取粗耕与放牧混合的一种生活生产方式。这种中间的生活方式对农业文明与草原文明来说都是一种极大的困扰，一方为了防止另一方对这片中间地带的控制，往往要对这片中间地带采取一种防御性占领的姿态。而这种占领必然不是永久性的，因为占领这片中间地带后就必须改变原有的生活方式，草原文明要放弃游牧，农业文明要放弃精耕，生活方式的改变就造成了对主体文明的一种反动而形成一股强烈的离心作用，在这种作用下中间地带会再次独立甚至投入敌对文明的怀抱。由此，可以看出这些中间地带实在是不断挑动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不断战争的”罪魁祸首”。
      在这些中间地带的发展过程中，也经常会出现那些英雄人物，这些英雄人物也许一开始只是想让自己的族人在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生活的自在一点。于是他们带领他们的族人越来越强大，他们强大后就面临一个问题，在新获得的领土上必须要采取相应的生活方式，有的时候他们强行的试图维持原来的生活方式，如蒙元刚刚入主中原后的政策，这种政策必然是失败的，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会迅速的变成彻底的游牧民族或者农耕民族，前者如汉初的匈奴后者如辽、金、满清。
      这些（农耕民族的“华夷观念”也是重要原因）更加深了实现和平的困难，于是历史的发展就成了一部民族对抗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