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要义之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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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读完梁漱溟先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写完的《中国文化要义》之后，我还认真读了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以便能够更好地比较性地了解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有时候我真的很敬佩梁漱溟先生对于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比较以及他那严谨的逻辑论证和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虽然书中很多是非曲直，以我自己对中国历史与社会生活的有限涉猎与观察，我不是非常赞同，但是却也引发了我对中国文化深一层次的思考，比如老先生在谈及中国文化特征的“怪现象”：“为什么中国文化里面没有自由、民主的概念”“为什么没有逻辑和科学”“为什么没有宗教、没有公共意识……”等问题时，也进一步让我在想一个问题：在当前，在几十年一百年后，我们应该怎么对待传统文化？哪些传统文化应该依然在现实中发挥作用？现在文化和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和中方文化如何才能更好的和谐相处？
马克斯•韦伯将中国社会描述为“家族结构式社会”。钱穆先生也曾这样谈到中国社会：“故欲治中国之政治史，必先通中国之社会史。而欲通中国之社会史，则必先究中国之宗法史。由血统而政统而道统，此则为中国文化之大传统。”（《略论中国社会学》）由此而论，中国人之所以时常挣扎于“忠孝不能两全”这一祖传的两难，无外乎在“血统”与“政统”之间荡“道统”的秋千。在《中国文化要义》这本书中，梁漱溟先生便是从文化的角度分析中国的社会组织结构，认为在不同类型的文化中，社会构造各不相同：由于“西洋”人重集团生活，中国人重家庭生活，于是中国由家庭生活推演出伦理本位，同时走向职业分途，形成了由家族伦理关系构成的社会。作者在第一章到第七章，全为说明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
而在我看来我其实更赞同费孝通“中国是一个熟人社会”的观点。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所指出的，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以亲缘、血缘和地缘为中心构筑的具有封闭特征的熟人社会，一方面培养了农民日常的漫不经心，以及逃逸于国家宏大叙事之外的自由品格；另一方面也使他们更重道德伦理而非法律来调整彼此的交易与关系。一个国家不讲信用，尚能通过暴力机器勉强维持，而一位农民如果长期失信于人，就意味着其在人格上破产，继而将自己推到四面楚歌的地步。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谁要是赖账，谁就会成为人人责备与防范的对象。作为古代中国社会的基础，家庭、家族或宗族的亲族关系在中国文化意义不同。传统中血缘所形成的亲缘关系和家庭家族中的亲情，是相当重要和可以相互依赖的。所谓“血浓于水”、“打虎还需亲兄弟，上阵不离父子兵”，当然并不是说其他文化圈里的人不重视亲情，而是说中国在亲缘和亲情中，不仅表现了个人对家族和家庭的密切关系，而且从中衍生出了整个社会赖以建立的结构和基础，费孝通把它叫做“差序格局”，即中国的父子夫妻兄弟等亲族，不仅在名分上要区别的清楚，同时还要强调不同名分和等级的人们之间，要各安其位，才能和谐相处，和谐相处的前提就是“男女有别，上下有序”,换句话说，就是按照远近亲疏的不同等级，把家庭、家族、宗族甚至不同姓氏的家族的秩序建立起来，而且古代中国还把这种秩序扩大到整个社会，建立了国家和社会的秩序。
在书的第八、第九章老先生主要论述中国有无阶级和国家这两个文化特征，其实在上世纪初，中国在是否存在阶级斗争的问题上有过不少争论。我是宁愿相信梁漱溟的判断的，即中国人只有职业分途，而无阶级斗争；抑或如张东荪所言，是有阶级而无阶级意识。不幸的是，在上一世纪，伴随着大革命时代的到来，阶级斗争的意识“被水涨船高”。时至今日，当我们平心静气、客观公允地回顾这段历史，不难发现，即便是“地主”这个词，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一个配合阶级斗争而被发明的概念。20世纪终究是中国宗族文化日益凋敝的年代。这个革命的世纪刚开始时，乡村相对自治，在同宗同族的温情理想之下，宗族势力及其武装对革命军或政府军还能略作抵抗；至于平时，又像是一个个草莽的NGO。待阶级意识开始瓦解乡村社会，即便是那些没有枪支弹药撑腰的宗族首领与大户也会被当作阶级敌人，很快成为被斗争的对象。土改时期，宗族是非常明确的被打击对象，族长即便没有多少田产，也要被划为“公堂地主”。宗族组织作为阶级压迫的工具更要强行解散。正是这种阶级划分扯断了农村原有的血缘和地缘的纽带，使每个人孤零零地成为了政治运动的附庸，又为之推波助澜。
而对于“中国是否一国家”问题上我却不是很赞同老先生的观点，他主要是从国家功能和中国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构造这两个角度论证中国不像一个国家，更像一个社会。他觉得中国历代相传，“不扰民”是其最大信条；“政简刑清”是其最高理想，老百姓和官员之间的交涉，亦只有纳粮、涉讼两端。并且中国在国家功能上对内松弛，对外亦不紧张，国际对抗性缺乏。同时他还举西汉初年曹参“无为而治”的例子，认为它主要是因为中国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构造。其实在这里我觉得梁漱溟先生有点单纯为了论证而论证，西汉初年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我认为一方面是因为是受黄老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因为西汉初年刚刚经历战乱，社会百废待兴，同时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在政权刚刚建立起来的时候必须制定一些政策来恢复经济、巩固政权和维护社会稳定。而且我觉得中国近百年的落后和失败主要是因为政府的苛捐杂税和贪污、扰乱。在国家功能上，依我看来第一对内不是松弛反而是逐步地加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把人们牢固的束缚在土地上，政治上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严重压制了人性，思想上的八股文和文字狱钳制了人们的思想自由。在军事上中国虽然重文轻武，民不习兵，但是就明朝来说兵力就达到上百万，在世界上排名第一。第二在对外上不是不紧张而是因为内虚没有能力抵抗，导致中国陷入了半殖民半封建社会。
在梁漱溟论述中西方家庭观念对比上，我还想再谈一下自己对中西方家庭的理解。我觉得中国的家是一个事业组织，家庭的大小是依着事业的大小而决定的，现在显而易见的是如果在一个中国大公司里面，超过夫妇两人所能担负时，兄弟伯叔可以集合在一个大家里。而在西方家庭团体中，夫妇是主轴，子女在这团体中是配角，他们长大了就离开了这团体。也就是说我们的家既是一个延续性的事业社群，她的主轴是在父子、婆媳之间，而夫妇却成了配轴。同时很有中国特色的一点是在中国的家庭里面有家法，在夫妇间得相敬，亲子间讲究负责和服从，女子还有着三从四德的标准。而且我觉得中国文化里面虽然缺乏西方文化里面的集团生活和社会组织，以城市为自治，但是家庭仍然在中国社会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如索尔仁尼琴所说的一样，鱼群从不知集体反抗、撕破鱼网，而是各顾各穿梭网眼。中国家庭里面的成员未必是一群被驯化到不能自组织的愚民，但是在一个压力型社会里人人争做“鱼民”各顾各也是无比真实的。由此，这种各顾各的家族救济一方面部分地完成了社会自救，另一方面也将这个社会分裂为两个“鱼民之家”：一是网里之家，二是网外之家。网里的“鱼民”虽劳苦却也因为网外的“鱼民”而看到希望，而自以为逃出生天的网外的“鱼民”同样因为网里“鱼民”的痛苦而知足幸福，不问世事与网事。其结果是，虽然都知道这个国家有很多不公正的事情存在，却也心安理得。大家各怀家事与心事，正义只在五米之内，抬望眼，数万里江湖，看似也波平如镜。
最后我想谈一下我对中国国民性的见解，梁漱溟在这本书中总结中国人的国民性格为自私自利、勤俭、讲礼貌、和平文弱、知足自得、守旧、马虎、坚韧及残忍、韧性及弹性、 圆熟到老。就像鲁迅在在批判中国国民性问题上，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对流氓精神的批判，他认为中国的政治就是流氓政治，政治家就是一群随意杀人的流氓，特别体现在中国历代的农民起义上；第二个方面是对戏子文化的批判，在小说《药》和《祥林嫂》都反复强调中国实际上就是一个大舞台大戏场，每个人都有双重身份和双份角色，既在舞台上表演又坐在下面看表演；第三个方面是对奴隶状态的批判，最为经典的批判就是“中国只有两个时代。一个是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朝代，一个是求做奴隶而不得的朝代。”
但在我看来，其实根本不存在什么国民性问题，也没有必要去讨论什么子虚乌有国民性问题。体现在国民身上的弱点并非中国国民所有，正如体现在中国人身上的弱点并非中国人所有。如果说自私自利、目光短浅、贪生怕死是国民的弱点，谁又能说这不是外国人的弱点，不是全人类的弱点呢？当农民被逼下跪，我看到的不是国民性，而是强权不被遏制；当市民不排队，我看到的不是国民性，而是公民教育缺失；当一位老人摔倒在街上却没有人敢去扶起他，我看到的不是国民性，而是法院此前的裁决没有守住社会正义的底线。在我眼里，从来没有什么国民性，有的只是人性、观念与权力的作为。生而为人，总得有些是非观念。明明是制度性的批评，为何要异化为对国民性的批评？而且现在社会有个现象值得一提——坚持国民劣根性论者，很少会说自己有劣根性，自己做错什么皆情有可原，皆可就事论事。只有抽象到所谓中国人或者具体到其他人时，这些人才会大谈国民劣根性。德国人当年谈国民性，是一种种族优越主义，而在中国更倾向一种反向种族主义，即热衷于讨论本国国民如何之低劣。在这里，国民性与其说是一种反思，不如说是一种势利的宿命论。它的作用更在于自我撇清与他者归罪，客观上更为拒绝制度改造者开脱。而我之所以不承认国民性，还因为一个民族体现于某个时代的特征，既来自古老的人性，如趋利避害，也源于观念之有无，如现代政治伦理，它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否则，若国民性成立，为何同代人之间、几代人之间在对政府理解上有如此大不同？
马克斯•韦伯将中国社会描述为“家族结构式社会”。钱穆先生也曾这样谈到中国社会：“故欲治中国之政治史，必先通中国之社会史。而欲通中国之社会史，则必先究中国之宗法史。由血统而政统而道统，此则为中国文化之大传统。”（《略论中国社会学》）由此而论，中国人之所以时常挣扎于“忠孝不能两全”这一祖传的两难，无外乎在“血统”与“政统”之间荡“道统”的秋千。在《中国文化要义》这本书中，梁漱溟先生便是从文化的角度分析中国的社会组织结构，认为在不同类型的文化中，社会构造各不相同：由于“西洋”人重集团生活，中国人重家庭生活，于是中国由家庭生活推演出伦理本位，同时走向职业分途，形成了由家族伦理关系构成的社会。作者在第一章到第七章，全为说明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
而在我看来我其实更赞同费孝通“中国是一个熟人社会”的观点。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所指出的，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以亲缘、血缘和地缘为中心构筑的具有封闭特征的熟人社会，一方面培养了农民日常的漫不经心，以及逃逸于国家宏大叙事之外的自由品格；另一方面也使他们更重道德伦理而非法律来调整彼此的交易与关系。一个国家不讲信用，尚能通过暴力机器勉强维持，而一位农民如果长期失信于人，就意味着其在人格上破产，继而将自己推到四面楚歌的地步。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谁要是赖账，谁就会成为人人责备与防范的对象。作为古代中国社会的基础，家庭、家族或宗族的亲族关系在中国文化意义不同。传统中血缘所形成的亲缘关系和家庭家族中的亲情，是相当重要和可以相互依赖的。所谓“血浓于水”、“打虎还需亲兄弟，上阵不离父子兵”，当然并不是说其他文化圈里的人不重视亲情，而是说中国在亲缘和亲情中，不仅表现了个人对家族和家庭的密切关系，而且从中衍生出了整个社会赖以建立的结构和基础，费孝通把它叫做“差序格局”，即中国的父子夫妻兄弟等亲族，不仅在名分上要区别的清楚，同时还要强调不同名分和等级的人们之间，要各安其位，才能和谐相处，和谐相处的前提就是“男女有别，上下有序”,换句话说，就是按照远近亲疏的不同等级，把家庭、家族、宗族甚至不同姓氏的家族的秩序建立起来，而且古代中国还把这种秩序扩大到整个社会，建立了国家和社会的秩序。
在书的第八、第九章老先生主要论述中国有无阶级和国家这两个文化特征，其实在上世纪初，中国在是否存在阶级斗争的问题上有过不少争论。我是宁愿相信梁漱溟的判断的，即中国人只有职业分途，而无阶级斗争；抑或如张东荪所言，是有阶级而无阶级意识。不幸的是，在上一世纪，伴随着大革命时代的到来，阶级斗争的意识“被水涨船高”。时至今日，当我们平心静气、客观公允地回顾这段历史，不难发现，即便是“地主”这个词，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一个配合阶级斗争而被发明的概念。20世纪终究是中国宗族文化日益凋敝的年代。这个革命的世纪刚开始时，乡村相对自治，在同宗同族的温情理想之下，宗族势力及其武装对革命军或政府军还能略作抵抗；至于平时，又像是一个个草莽的NGO。待阶级意识开始瓦解乡村社会，即便是那些没有枪支弹药撑腰的宗族首领与大户也会被当作阶级敌人，很快成为被斗争的对象。土改时期，宗族是非常明确的被打击对象，族长即便没有多少田产，也要被划为“公堂地主”。宗族组织作为阶级压迫的工具更要强行解散。正是这种阶级划分扯断了农村原有的血缘和地缘的纽带，使每个人孤零零地成为了政治运动的附庸，又为之推波助澜。
而对于“中国是否一国家”问题上我却不是很赞同老先生的观点，他主要是从国家功能和中国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构造这两个角度论证中国不像一个国家，更像一个社会。他觉得中国历代相传，“不扰民”是其最大信条；“政简刑清”是其最高理想，老百姓和官员之间的交涉，亦只有纳粮、涉讼两端。并且中国在国家功能上对内松弛，对外亦不紧张，国际对抗性缺乏。同时他还举西汉初年曹参“无为而治”的例子，认为它主要是因为中国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构造。其实在这里我觉得梁漱溟先生有点单纯为了论证而论证，西汉初年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我认为一方面是因为是受黄老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因为西汉初年刚刚经历战乱，社会百废待兴，同时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在政权刚刚建立起来的时候必须制定一些政策来恢复经济、巩固政权和维护社会稳定。而且我觉得中国近百年的落后和失败主要是因为政府的苛捐杂税和贪污、扰乱。在国家功能上，依我看来第一对内不是松弛反而是逐步地加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把人们牢固的束缚在土地上，政治上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严重压制了人性，思想上的八股文和文字狱钳制了人们的思想自由。在军事上中国虽然重文轻武，民不习兵，但是就明朝来说兵力就达到上百万，在世界上排名第一。第二在对外上不是不紧张而是因为内虚没有能力抵抗，导致中国陷入了半殖民半封建社会。
在梁漱溟论述中西方家庭观念对比上，我还想再谈一下自己对中西方家庭的理解。我觉得中国的家是一个事业组织，家庭的大小是依着事业的大小而决定的，现在显而易见的是如果在一个中国大公司里面，超过夫妇两人所能担负时，兄弟伯叔可以集合在一个大家里。而在西方家庭团体中，夫妇是主轴，子女在这团体中是配角，他们长大了就离开了这团体。也就是说我们的家既是一个延续性的事业社群，她的主轴是在父子、婆媳之间，而夫妇却成了配轴。同时很有中国特色的一点是在中国的家庭里面有家法，在夫妇间得相敬，亲子间讲究负责和服从，女子还有着三从四德的标准。而且我觉得中国文化里面虽然缺乏西方文化里面的集团生活和社会组织，以城市为自治，但是家庭仍然在中国社会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如索尔仁尼琴所说的一样，鱼群从不知集体反抗、撕破鱼网，而是各顾各穿梭网眼。中国家庭里面的成员未必是一群被驯化到不能自组织的愚民，但是在一个压力型社会里人人争做“鱼民”各顾各也是无比真实的。由此，这种各顾各的家族救济一方面部分地完成了社会自救，另一方面也将这个社会分裂为两个“鱼民之家”：一是网里之家，二是网外之家。网里的“鱼民”虽劳苦却也因为网外的“鱼民”而看到希望，而自以为逃出生天的网外的“鱼民”同样因为网里“鱼民”的痛苦而知足幸福，不问世事与网事。其结果是，虽然都知道这个国家有很多不公正的事情存在，却也心安理得。大家各怀家事与心事，正义只在五米之内，抬望眼，数万里江湖，看似也波平如镜。
最后我想谈一下我对中国国民性的见解，梁漱溟在这本书中总结中国人的国民性格为自私自利、勤俭、讲礼貌、和平文弱、知足自得、守旧、马虎、坚韧及残忍、韧性及弹性、 圆熟到老。就像鲁迅在在批判中国国民性问题上，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对流氓精神的批判，他认为中国的政治就是流氓政治，政治家就是一群随意杀人的流氓，特别体现在中国历代的农民起义上；第二个方面是对戏子文化的批判，在小说《药》和《祥林嫂》都反复强调中国实际上就是一个大舞台大戏场，每个人都有双重身份和双份角色，既在舞台上表演又坐在下面看表演；第三个方面是对奴隶状态的批判，最为经典的批判就是“中国只有两个时代。一个是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朝代，一个是求做奴隶而不得的朝代。”
但在我看来，其实根本不存在什么国民性问题，也没有必要去讨论什么子虚乌有国民性问题。体现在国民身上的弱点并非中国国民所有，正如体现在中国人身上的弱点并非中国人所有。如果说自私自利、目光短浅、贪生怕死是国民的弱点，谁又能说这不是外国人的弱点，不是全人类的弱点呢？当农民被逼下跪，我看到的不是国民性，而是强权不被遏制；当市民不排队，我看到的不是国民性，而是公民教育缺失；当一位老人摔倒在街上却没有人敢去扶起他，我看到的不是国民性，而是法院此前的裁决没有守住社会正义的底线。在我眼里，从来没有什么国民性，有的只是人性、观念与权力的作为。生而为人，总得有些是非观念。明明是制度性的批评，为何要异化为对国民性的批评？而且现在社会有个现象值得一提——坚持国民劣根性论者，很少会说自己有劣根性，自己做错什么皆情有可原，皆可就事论事。只有抽象到所谓中国人或者具体到其他人时，这些人才会大谈国民劣根性。德国人当年谈国民性，是一种种族优越主义，而在中国更倾向一种反向种族主义，即热衷于讨论本国国民如何之低劣。在这里，国民性与其说是一种反思，不如说是一种势利的宿命论。它的作用更在于自我撇清与他者归罪，客观上更为拒绝制度改造者开脱。而我之所以不承认国民性，还因为一个民族体现于某个时代的特征，既来自古老的人性，如趋利避害，也源于观念之有无，如现代政治伦理，它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否则，若国民性成立，为何同代人之间、几代人之间在对政府理解上有如此大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