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粹”是种迷人的危险品

与《地下1》中受访的“被害者一方”相比，《约定的场所》里的“加害者一方”即奥姆信徒（原信徒）们身上的个人性则显得未必那么引人注目。虽然村上极力想为每一个当事人还原出只属于他（她）的精神轨迹，只属于个人的生存状态，可是他们身上的某些共性却毫不费力地浮现了出来。村上自己也说，无法忽视这些人所共有的一种气质或者思维。所以，如果对“被害者”来说，东京地铁沙林事件是一场意外（其实从宏观上来说也未必如此），那对每一个加害者来说，或者对奥姆这一体制来说，这起事件无疑是一种必然。
这些人几乎都带有强烈地非现实性的“问题意识”，一种执拗地“逻辑思维”。在不断运转的社会齿轮中还拿出闲余思考着类似“社会何以如此”“世界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奢侈问题。毋宁说，性格上有着一种不合时宜地使命感，不论是对自身生命还是对世界本身，似乎都不能满足于“就这样安安稳稳走下去”的模式。在自身处理问题的习惯上显然有与社会格格不入之处。
而村上觉得关键是，社会上没有一个机制或者说“托盘”来接受这些“格格不入”的人。虽然谈到这些的时候就扯出什么“童年创伤”“家庭问题”是种老生常谈又偷懒的方式，但村上注意到这些人莫如说都和家人感情梳理，跟周围人保持着乖离感。因此，当面对没有办法接受他们的社会时，便没有周围的“现实性”牵绊来阻碍自己，以至很容易孤注一掷地进入奥姆这种能提供一种“彻底解决问题的方式”的体系中。这种体系就像是一个匣子，可以封闭掉其他回路。在奥姆中所谓“万精油式的答案”就是“这是业障”，遇到什么问题都是一句“这是业障啊，为了修行要跨越”。换个角度想，这无疑是一种极为“纯粹”思维模式。
想想二战时日本的神风特攻队，希特勒的盖世太保，斯大林的肃反，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剩下的联想起来应该不难），这些体系里无疑都深藏着“纯粹”这一因子。
所谓“纯粹”，某一方面的表现就是在意识里对“善恶”的界限清晰做出划分，自己所践行的道路是“善”的，相反，另一条道路则是“恶”的。没有什么相对性的变通。因此为了这一纯粹的善，实行何种形式上的实践都是在所不惜的。事实上，“历史上为了恶而实行的屠杀不见得有多少，而持有善的救赎的思想大开杀戒的例子则多得一塌糊涂”。不是说“善”比“恶”更为拙劣，而是说纯粹化的善恶分界必然导致对待敌人的残忍。本来世界上也没有原意上的“善恶”。尼采在《道德的谱系》里解构了西方人的善恶传统，我们东方人更加没有什么原罪意义上的善恶观了。进入到某一种体系中，全然信仰了那一体系所制造出的善恶分界，并且不遗余力地实践，这种事情历史上简直不胜枚举，我们这里也没少干就是了。
这样看来，“纯粹”这种东西里天生带着某种危险性，在美好外表下包裹着的黑暗之心。这种设定对我来说简直致命，毋宁说我觉得这极为迷人。就像《奔马》里飯昭勋那样的少年，毫无杂质地奔向他眼中的“美”。可这种“美”对别人来说全然是劫难。癫狂本身就连带着牺牲和不屑。
所以村上讨厌三岛其人真是再合理不过了，他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小说家。就像理查德·罗蒂对奥威尔和纳博科夫的解读一样。




最后，这是我读过的译得最差的一本村上。事实上，这种纪实类的作品已经将“还原作者风格”的难度降低了很多，对话体至少得做到自然流畅吧。可这书里的中文有多少语句不顺的地方，日语中的中文词被直接拿过来用的，“指示代词”不加解释照样反正“那样”“这样”的，片假名外来语不加求证和注释一股脑音译的。诸如此类得过且过的，完全不符合中文用语习惯的做法毋宁是对认真进行采访的村上君的失礼，也是对我们这些读不到或者读不懂日文原著的人的轻蔑。